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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是一代英雄，军事与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当然更是符合中国道统的人生典范。去仪陇的车上，我就这样想。在近代，特别是诸多战神战将之间，朱德可能是最近乎完美的。一个人能够在激荡的社会现实中懂得顺势而为、适可而止、团结合作、宽怀为本、独善其身，就是一种美德。
从1992年到现在，我一直是一名军人。任何人事和团体都是有传承的。尽管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于军队的缔造先驱，我始终能够想起来，并且脑海里迅速出现一些关于他的诸多画面。那些画面，大都是幼时所得，或从电影电视，或从年画和书籍。尤其是乡村，至今还盛行领袖和元帅们的年画。
我去儀陇，也抱着瞻仰的心思。沿途都是低丘，在川东北，这样的地貌显然异于成都及川西北地区。这样的地貌，不用惧怕较大级别的地震，种田不需要太多的体力，由于土质肥沃，随便撒一把种子，就是一片苍郁的庄稼；人在一个山坳或者一块平地，就可以修房盖屋，繁衍生息。如此环境，自然灾害和人祸肯定会少一些。到仪陇新县城，处处高楼，美轮美奂，蓦然觉得，这些年来的城市建设已经深入骨髓，对人的影响和渗透不仅前所未有，且无以伦比，深刻如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剧烈变革，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瞠目结舌，以及今夕如此明朝不知何为与何往的时代境域之内。
同行的诗人梁平、龚学敏在川地多年，也都曾为仪陇这块县域或者这片土地上的先贤们写过诗歌。我则是第一次来到，满目新鲜和惊奇。观看《鲜于氏离堆记》的时候，在颜真卿的书法前，觉得了一种蓬勃的文化张力。也觉得，古人真是有福，去一个地方，总是要走很长的路，身体和灵魂一并在路上不说，还与自然、同类密切相关，行程中一阵风、一滴水、一声鸟鸣或者一声隔着河岸的呼喊或叹息，都能够惊醒和感染对方，使得人在天地之间、独我之中，忽然就有了感应与共鸣。而现在，飞机和车子飞速而过，不仅无风，而且只听到奔行的怒吼，身体和灵魂掠地而过，甚至不与大地人文发生一点纠葛。
《鲜于氏离堆记》是颜真卿被贬途中所书，现存碑文大部分已难以确认。但从中可以得知，仪陇原名新政，也叫过仪隆等名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战国时期。颜真卿不仅书法冠绝千年，独步艺苑，且还是血勇、忠贞之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大军半个月内即从范阳杀至洛阳，河北沦陷，多数将领和州县官府望风而降，唯独颜真卿与其堂兄颜杲卿，一在德州，一在正定，首尾呼应，与安禄山史思明所部抗战数月。后配合郭子仪和李光弼，逐步取得在河东、河北战场的胜利。就是这样的一个名臣与书法家，最终却被藩镇李希烈杀死。
所有的瞻仰都是崇敬和怀念。一个人能在世上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和事迹，当是无上荣耀。即使途经仪陇如颜真卿者，也以艺术的存留，在遥远的川渝之地得到了后世的回应与拜谒。而相对于颜真卿，朱德乃至张思德，后者由于其将行不远，更使得仪陇这一县域无论是精神还是文化上，都凭空跃升了几个高度，并且四散漫溢、气韵扩张。使得所有来这里的人，必然会心怀敬畏。
拾级而上，内心沉穆。人们通常用台阶来决定或者比喻某个人和事物所达到的某种高度和影响力。这种思维，源于古老的传统，也是人们用来纪念自身之中杰出人物的普遍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显然是带有某种强烈寓意的。在很多时候，人是被同类抬高的，也是被自己抬高的。对于朱德这样一个近代史上重量级甚至主角之一的先驱和领袖，他去世后，后人怎么祭奠和尊敬都不为过。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份子，无论是缔造者还是参与者、顺从者和反抗者，其共同的一点便是，谁也无法真正脱离时代的局限与种种掣肘，也无法达到超凡入圣的完美境界。
记得小时候学课文《朱德的扁担》甚为动容，一个高至云端的人，一个开国领袖与军事战略家，居然也有平凡的一面，也有凡俗的情感与庸常的生活表现，觉得不可思议。但进入朱德故居之后，我很快就明白，再伟大的人，也出身于草木之间，都与泥土大地根脉相连。据说，朱德的祖辈是从外地迁徙到这里的客家人。从此地到彼地，人永远在大地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养之地。客家人的迁徙虽然是从农耕到农耕，但也和游牧民族的迁徙性质相同。
1886年12月1日，一个孩子在琳琅山下来到人世，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在东方偏远之地的老旧形态。人群总是会有富裕的和贫穷的，有高贵的，也有卑贱的。这不是两极对立，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按照现在的说法，朱德出生在一个佃农家中，母亲生他的房屋，还是租住地主家的。一个人出身微贱不要紧，重要的是他的成长。我注意到，朱德过继给其大伯为养子后，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无论在什么样的年代，客家人“耕读传家”家风不仅是农耕文明中汉民族的一种精神传统和现实自觉要求，也是构成中国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传统之所以传承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及至长大，朱德进入一山之隔的丁氏私塾读书。这个丁氏，也是客家人，住在琳琅山南面，朱德家在西。《周易》上说，西主贵，南主富。经过多年奋斗，丁氏富甲一方，家中所开设的染坊、油坊、织锦等产业，构成了他们财富的来源。朱德到丁家私塾读书，当然也是受益者。一个山村穷孩子，有地方读书，还有人供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当然非常幸运。可当他学有所成，他所在的庞大帝国已经日暮西山，积贫积弱，百般受辱于西方列强，自身的问题已经无法根治，到处都是衰败与没落。
1908年，先爆发了广州“二辰丸”抵制日货事件，稍后，孙中山、黄兴、黄明堂等人起义失败；全国兴起请愿立宪运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差一天死于中南海。在此情势下，清政府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末日，循常制度废弛，科举当然也在此列。这对于读书人来说，一定是一个灭顶打击。此时的朱德，先后考入南充小学堂、中学堂并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后在南充高等小学堂任体育老师。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是朱德真正人生的开端。
导游指着旁边一座水库说：朱德小时，这水库还是一个池塘。几乎每个夏天，朱德都在里面游泳。有一天中午，他父亲朱世林忽然看到，一只白色小老虎在水中游泳。顿时惊呆，迟疑很久，才喊了一声朱德的小名“狗娃子”。没想到，那只老虎居然答应了。父亲一看，果真是自己的儿子。 这则传说，可能是牵强附会，但传说总是极其美好的。尤其是在大地乡野之间，美好的传说不仅是人们想象力的体现，也是慰藉我们苦难生活的强力精神剂。长期以来，人们相信万物有灵，世上的人那么多，但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也都有着自己的某种先天性使命。
向朱德塑像三鞠躬，心里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先辈，除了盖世功业，他和这世上无数的逝者没有不同，生命绝无高低贵贱之分，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与敬仰。举头仰望的时候，满心的钦敬之外，脑海中还有着嘚嘚的马蹄声、隆隆的炮火、鲜血与尸体的战场等等场景。朱德不仅生逢其时，参与了伟大的时代变革，也是时代的缔造者。英雄的经历有很多雷同之处，诸如没落之后困苦与反抗，反抗过程中的艰难困苦甚至自我矛盾与失败、牺牲，也总是正道沧桑，胜者居上。每一代英雄都用相同的方式，在浩浩世事與众生之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我但却又彪炳千秋的道路。
1911年，朱德参与了“重九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后又当了两年军事教官，再任连长、营长、团长。1915年，参加反袁战争；次年，又任滇军旅长，时年30岁。像他这样的年龄，有如此多的作战经验，且荣升旅长，在和平时期是难以见到的。不过，1922年当是朱德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年，他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殊不知，前两年被驱逐的唐继尧返回昆明主政，朱德觉得不能再留下，遂赴北京与孙炳文等人会合。8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拒绝后，前往欧洲，在柏林会见周恩来。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种年谱式的罗列好像无趣，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轨迹也颇蹊跷。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在国民革命军中已经有了根基，任谁都不会轻易舍弃；再者，加入中国共产党遭拒绝，也匪夷所思。也可能是因为陈独秀的书生意气，乃至其当时的政治主张等因素。从这个方面看，周恩来是富有远见的人。无论在何时，识人用人，不仅是气度问题，也是眼光问题。尔后，朱德才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其中，在北伐战争中回川说服川军杨森所部策应、在万县和陈毅一起组织反抗英军屠杀国人运动，在泸州、顺庆等地组织武装起义等，都是果敢且颇有成效的。
南昌起义被认为是人民解放军的起点，朱德当时所做的工作，以及他率麾下红九军南下广东，又转战赣粤湘边境，旋即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他和他的部队，构成了红军的主力部分，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记得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朱德前往井冈山，是以党代表身份去的，劝阻毛泽东打游击战，进而实施夺取大城市战略。殊不知，毛泽东与朱德深谈一夜，两人取得了深度共识，并付诸实施，几个月时间，采取游击战法，先后在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地挫败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继而，在赣南、闽西等地开辟了多个红色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失败。可能是当时党内意见不统一，倘若能够从朱德和毛泽东反围剿的胜利实践中得出正确结论，红军方面可能会损失得小一些。
长征是被迫的，也是战略转移，当然也是一个奇迹。这一个奇迹，是朱德和毛泽东及其战友所共同创造的。朱德的部队基础、游击战和指挥艺术，在彼时，对于全党全军来说至关重要，不仅是当时的方向，也是根本保证。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朱德始终保持了谦逊的处事风格，也坚持了他个人的一种正确判断。
所有这些史迹，已经在多个展馆陈设，供后人仰望和思索。我从中看出了曲折，也看出了伟大，看出了荣耀，也看出了惊险。但军事终究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是政治的暴力手段，政治则是军事的至高目的。抗战期间，在太行山，领导八路军组织的战争，也体现出了朱德的政治智慧；在解放战争中的运筹帷幄，则进一步证实了朱德善于指挥大规模作战，依据形势调适战争进度的智慧和能力。步出展馆的时候，很唐突地想到，朱德这样的伟人与统帅，可能就是为战争、为缔造新政权而生。因为，在历史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必定会有几位横刀立马的元帅与将军全程参与，这好像是一种历史和人类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必需程式”。
古朴的房子，在山的怀中。导游说，这就是琳琅山，航拍照片显示，山顶为鲜明的五星形状；山脚下有一块巨石，一面居然重叠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朱德当年的卧室在堂屋左侧楼上，一桌一椅一油灯，一张床，别无他物。坐在他当年坐过的椅子上，觉得有一种古雅的气息。也能够想象，当年的朱德，祖辈就是在这里生活，他本人的很多日子也是在这间房子里慢慢消磨的。
院子里种满了樱桃树，正是结果时节，一颗颗的果实，隐在叶子中间，不容易被人发现。吃饭时，当地散文家何永康和诗人黎杰说了几件趣事，都是有关朱德的。
一个说朱德为人宽怀，度量大，使得他在很多艰险的时候能够化险为夷，也是他操守持正，人生颇为圆满的根本要素；一个说，当年，蒋中正曾搞过一件荒唐事，即民间传说的“杀猪拔毛”，下令地方挖朱德和毛泽东的祖坟。朱德祖上共有八座坟墓，七座被挖开烧毁。只有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坟墓完好。其中的故事或传说也很有意思，曰：当年，某国民党官员带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个坟不能挖。挖掉的话，如同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稍后，又找一个风水先生。此风水先生也说，挖掉这座坟，便会火烧赤野，更不得了。如此几次，这座坟墓才得以保存。
这些民间的传说，不入正史，俨然是乡野民众的一种说法，有趣。挖坟掘墓历来为人痛恨，也是不入流的手段。逝者已逝，无论其子孙后代是怎样的一些人，都与故去的人无关。朱德故居一侧，有山名叫马鞍山，山后一座山岭，名叫关刀岭，岭上长有一棵数百年的柏树，独独一棵，形似关羽所用的青龙偃月刀。奇怪的是，朱德逝世，树即枯死。不过，前些年，那棵树居然又复活了。
朱德故居和他父亲的坟墓，正对的是一座形似官帽的独山，山上全是柏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总也长不大，但树冠一律朝向朱德父亲朱世林的坟墓。当地人说，这些柏树是在用鞠躬的姿势替朱德尽孝。
如此种种，都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一个人超群绝伦，必然会被赋予诸多的传说。民众总是喜欢赋予英雄俊杰神意和浪漫，借以证实这些人的不同凡响与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然性。人们还以为，一个人的造化不仅仅来自于时势和个人修为，还有天地自然乃至列祖列宗的护佑。
这其实也是一种教化，只是比那些大而笼统的说法更加委婉和富有唯心色彩罢了。
次日一早，在越来越猛烈的雨中，去到仪陇老县城金城，据说这是西南地区第一大镇。在镇子外，看到新开的石刻。朋友介绍说，这是新建的，只要愿意，就可以请书法家把自己的诗词写出来，请人刻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高大壁立的石崖，任其自然受风吹雨打，未必就是真的好，今人效仿古人，刻字于上，起码是一种向上的文化行为。
就着淅沥的雨，仰望巨大的“德”字，忽然有肃穆之感。德，大致是一个人的内在质地，是天地自然在人身上乃至灵魂中的体现。“德”强调的是人的自我觉悟和修为，更是一种处世态度、方法、良心、品性的综合反映。
斯人已去，音容当年。可以说，朱德已经是仪陇的一部分了，也是川东北民众一个精神的和现实的偶像与标杆。在细雨之中，再次向朱德塑像躬身致敬的时候，我似乎听到雨滴敲击头顶的清脆之声，觉到了雨水淌进胸脯的细微动作，平缓且迅疾，自由而规则。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飞天》《解放军文艺》《天涯》《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刊。已出版著作有《中国的匈奴》《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沙漠之书》《生死故乡》《匈奴秘史》《南太行民间叙事》《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历史的乡愁》及诗集《命中》等。）
编辑：刘亚荣
从1992年到现在，我一直是一名军人。任何人事和团体都是有传承的。尽管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于军队的缔造先驱，我始终能够想起来，并且脑海里迅速出现一些关于他的诸多画面。那些画面，大都是幼时所得，或从电影电视，或从年画和书籍。尤其是乡村，至今还盛行领袖和元帅们的年画。
我去儀陇，也抱着瞻仰的心思。沿途都是低丘，在川东北，这样的地貌显然异于成都及川西北地区。这样的地貌，不用惧怕较大级别的地震，种田不需要太多的体力，由于土质肥沃，随便撒一把种子，就是一片苍郁的庄稼；人在一个山坳或者一块平地，就可以修房盖屋，繁衍生息。如此环境，自然灾害和人祸肯定会少一些。到仪陇新县城，处处高楼，美轮美奂，蓦然觉得，这些年来的城市建设已经深入骨髓，对人的影响和渗透不仅前所未有，且无以伦比，深刻如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剧烈变革，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瞠目结舌，以及今夕如此明朝不知何为与何往的时代境域之内。
同行的诗人梁平、龚学敏在川地多年，也都曾为仪陇这块县域或者这片土地上的先贤们写过诗歌。我则是第一次来到，满目新鲜和惊奇。观看《鲜于氏离堆记》的时候，在颜真卿的书法前，觉得了一种蓬勃的文化张力。也觉得，古人真是有福，去一个地方，总是要走很长的路，身体和灵魂一并在路上不说，还与自然、同类密切相关，行程中一阵风、一滴水、一声鸟鸣或者一声隔着河岸的呼喊或叹息，都能够惊醒和感染对方，使得人在天地之间、独我之中，忽然就有了感应与共鸣。而现在，飞机和车子飞速而过，不仅无风，而且只听到奔行的怒吼，身体和灵魂掠地而过，甚至不与大地人文发生一点纠葛。
《鲜于氏离堆记》是颜真卿被贬途中所书，现存碑文大部分已难以确认。但从中可以得知，仪陇原名新政，也叫过仪隆等名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战国时期。颜真卿不仅书法冠绝千年，独步艺苑，且还是血勇、忠贞之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大军半个月内即从范阳杀至洛阳，河北沦陷，多数将领和州县官府望风而降，唯独颜真卿与其堂兄颜杲卿，一在德州，一在正定，首尾呼应，与安禄山史思明所部抗战数月。后配合郭子仪和李光弼，逐步取得在河东、河北战场的胜利。就是这样的一个名臣与书法家，最终却被藩镇李希烈杀死。
所有的瞻仰都是崇敬和怀念。一个人能在世上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和事迹，当是无上荣耀。即使途经仪陇如颜真卿者，也以艺术的存留，在遥远的川渝之地得到了后世的回应与拜谒。而相对于颜真卿，朱德乃至张思德，后者由于其将行不远，更使得仪陇这一县域无论是精神还是文化上，都凭空跃升了几个高度，并且四散漫溢、气韵扩张。使得所有来这里的人，必然会心怀敬畏。
拾级而上，内心沉穆。人们通常用台阶来决定或者比喻某个人和事物所达到的某种高度和影响力。这种思维，源于古老的传统，也是人们用来纪念自身之中杰出人物的普遍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显然是带有某种强烈寓意的。在很多时候，人是被同类抬高的，也是被自己抬高的。对于朱德这样一个近代史上重量级甚至主角之一的先驱和领袖，他去世后，后人怎么祭奠和尊敬都不为过。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份子，无论是缔造者还是参与者、顺从者和反抗者，其共同的一点便是，谁也无法真正脱离时代的局限与种种掣肘，也无法达到超凡入圣的完美境界。
记得小时候学课文《朱德的扁担》甚为动容，一个高至云端的人，一个开国领袖与军事战略家，居然也有平凡的一面，也有凡俗的情感与庸常的生活表现，觉得不可思议。但进入朱德故居之后，我很快就明白，再伟大的人，也出身于草木之间，都与泥土大地根脉相连。据说，朱德的祖辈是从外地迁徙到这里的客家人。从此地到彼地，人永远在大地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养之地。客家人的迁徙虽然是从农耕到农耕，但也和游牧民族的迁徙性质相同。
1886年12月1日，一个孩子在琳琅山下来到人世，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在东方偏远之地的老旧形态。人群总是会有富裕的和贫穷的，有高贵的，也有卑贱的。这不是两极对立，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按照现在的说法，朱德出生在一个佃农家中，母亲生他的房屋，还是租住地主家的。一个人出身微贱不要紧，重要的是他的成长。我注意到，朱德过继给其大伯为养子后，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无论在什么样的年代，客家人“耕读传家”家风不仅是农耕文明中汉民族的一种精神传统和现实自觉要求，也是构成中国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传统之所以传承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及至长大，朱德进入一山之隔的丁氏私塾读书。这个丁氏，也是客家人，住在琳琅山南面，朱德家在西。《周易》上说，西主贵，南主富。经过多年奋斗，丁氏富甲一方，家中所开设的染坊、油坊、织锦等产业，构成了他们财富的来源。朱德到丁家私塾读书，当然也是受益者。一个山村穷孩子，有地方读书，还有人供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当然非常幸运。可当他学有所成，他所在的庞大帝国已经日暮西山，积贫积弱，百般受辱于西方列强，自身的问题已经无法根治，到处都是衰败与没落。
1908年，先爆发了广州“二辰丸”抵制日货事件，稍后，孙中山、黄兴、黄明堂等人起义失败；全国兴起请愿立宪运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差一天死于中南海。在此情势下，清政府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末日，循常制度废弛，科举当然也在此列。这对于读书人来说，一定是一个灭顶打击。此时的朱德，先后考入南充小学堂、中学堂并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后在南充高等小学堂任体育老师。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是朱德真正人生的开端。
导游指着旁边一座水库说：朱德小时，这水库还是一个池塘。几乎每个夏天，朱德都在里面游泳。有一天中午，他父亲朱世林忽然看到，一只白色小老虎在水中游泳。顿时惊呆，迟疑很久，才喊了一声朱德的小名“狗娃子”。没想到，那只老虎居然答应了。父亲一看，果真是自己的儿子。 这则传说，可能是牵强附会，但传说总是极其美好的。尤其是在大地乡野之间，美好的传说不仅是人们想象力的体现，也是慰藉我们苦难生活的强力精神剂。长期以来，人们相信万物有灵，世上的人那么多，但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也都有着自己的某种先天性使命。
向朱德塑像三鞠躬，心里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先辈，除了盖世功业，他和这世上无数的逝者没有不同，生命绝无高低贵贱之分，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与敬仰。举头仰望的时候，满心的钦敬之外，脑海中还有着嘚嘚的马蹄声、隆隆的炮火、鲜血与尸体的战场等等场景。朱德不仅生逢其时，参与了伟大的时代变革，也是时代的缔造者。英雄的经历有很多雷同之处，诸如没落之后困苦与反抗，反抗过程中的艰难困苦甚至自我矛盾与失败、牺牲，也总是正道沧桑，胜者居上。每一代英雄都用相同的方式，在浩浩世事與众生之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我但却又彪炳千秋的道路。
1911年，朱德参与了“重九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后又当了两年军事教官，再任连长、营长、团长。1915年，参加反袁战争；次年，又任滇军旅长，时年30岁。像他这样的年龄，有如此多的作战经验，且荣升旅长，在和平时期是难以见到的。不过，1922年当是朱德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年，他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殊不知，前两年被驱逐的唐继尧返回昆明主政，朱德觉得不能再留下，遂赴北京与孙炳文等人会合。8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拒绝后，前往欧洲，在柏林会见周恩来。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种年谱式的罗列好像无趣，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轨迹也颇蹊跷。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在国民革命军中已经有了根基，任谁都不会轻易舍弃；再者，加入中国共产党遭拒绝，也匪夷所思。也可能是因为陈独秀的书生意气，乃至其当时的政治主张等因素。从这个方面看，周恩来是富有远见的人。无论在何时，识人用人，不仅是气度问题，也是眼光问题。尔后，朱德才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其中，在北伐战争中回川说服川军杨森所部策应、在万县和陈毅一起组织反抗英军屠杀国人运动，在泸州、顺庆等地组织武装起义等，都是果敢且颇有成效的。
南昌起义被认为是人民解放军的起点，朱德当时所做的工作，以及他率麾下红九军南下广东，又转战赣粤湘边境，旋即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他和他的部队，构成了红军的主力部分，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记得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朱德前往井冈山，是以党代表身份去的，劝阻毛泽东打游击战，进而实施夺取大城市战略。殊不知，毛泽东与朱德深谈一夜，两人取得了深度共识，并付诸实施，几个月时间，采取游击战法，先后在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地挫败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继而，在赣南、闽西等地开辟了多个红色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失败。可能是当时党内意见不统一，倘若能够从朱德和毛泽东反围剿的胜利实践中得出正确结论，红军方面可能会损失得小一些。
长征是被迫的，也是战略转移，当然也是一个奇迹。这一个奇迹，是朱德和毛泽东及其战友所共同创造的。朱德的部队基础、游击战和指挥艺术，在彼时，对于全党全军来说至关重要，不仅是当时的方向，也是根本保证。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朱德始终保持了谦逊的处事风格，也坚持了他个人的一种正确判断。
所有这些史迹，已经在多个展馆陈设，供后人仰望和思索。我从中看出了曲折，也看出了伟大，看出了荣耀，也看出了惊险。但军事终究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是政治的暴力手段，政治则是军事的至高目的。抗战期间，在太行山，领导八路军组织的战争，也体现出了朱德的政治智慧；在解放战争中的运筹帷幄，则进一步证实了朱德善于指挥大规模作战，依据形势调适战争进度的智慧和能力。步出展馆的时候，很唐突地想到，朱德这样的伟人与统帅，可能就是为战争、为缔造新政权而生。因为，在历史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必定会有几位横刀立马的元帅与将军全程参与，这好像是一种历史和人类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必需程式”。
古朴的房子，在山的怀中。导游说，这就是琳琅山，航拍照片显示，山顶为鲜明的五星形状；山脚下有一块巨石，一面居然重叠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朱德当年的卧室在堂屋左侧楼上，一桌一椅一油灯，一张床，别无他物。坐在他当年坐过的椅子上，觉得有一种古雅的气息。也能够想象，当年的朱德，祖辈就是在这里生活，他本人的很多日子也是在这间房子里慢慢消磨的。
院子里种满了樱桃树，正是结果时节，一颗颗的果实，隐在叶子中间，不容易被人发现。吃饭时，当地散文家何永康和诗人黎杰说了几件趣事，都是有关朱德的。
一个说朱德为人宽怀，度量大，使得他在很多艰险的时候能够化险为夷，也是他操守持正，人生颇为圆满的根本要素；一个说，当年，蒋中正曾搞过一件荒唐事，即民间传说的“杀猪拔毛”，下令地方挖朱德和毛泽东的祖坟。朱德祖上共有八座坟墓，七座被挖开烧毁。只有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坟墓完好。其中的故事或传说也很有意思，曰：当年，某国民党官员带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个坟不能挖。挖掉的话，如同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稍后，又找一个风水先生。此风水先生也说，挖掉这座坟，便会火烧赤野，更不得了。如此几次，这座坟墓才得以保存。
这些民间的传说，不入正史，俨然是乡野民众的一种说法，有趣。挖坟掘墓历来为人痛恨，也是不入流的手段。逝者已逝，无论其子孙后代是怎样的一些人，都与故去的人无关。朱德故居一侧，有山名叫马鞍山，山后一座山岭，名叫关刀岭，岭上长有一棵数百年的柏树，独独一棵，形似关羽所用的青龙偃月刀。奇怪的是，朱德逝世，树即枯死。不过，前些年，那棵树居然又复活了。
朱德故居和他父亲的坟墓，正对的是一座形似官帽的独山，山上全是柏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总也长不大，但树冠一律朝向朱德父亲朱世林的坟墓。当地人说，这些柏树是在用鞠躬的姿势替朱德尽孝。
如此种种，都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一个人超群绝伦，必然会被赋予诸多的传说。民众总是喜欢赋予英雄俊杰神意和浪漫，借以证实这些人的不同凡响与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然性。人们还以为，一个人的造化不仅仅来自于时势和个人修为，还有天地自然乃至列祖列宗的护佑。
这其实也是一种教化，只是比那些大而笼统的说法更加委婉和富有唯心色彩罢了。
次日一早，在越来越猛烈的雨中，去到仪陇老县城金城，据说这是西南地区第一大镇。在镇子外，看到新开的石刻。朋友介绍说，这是新建的，只要愿意，就可以请书法家把自己的诗词写出来，请人刻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高大壁立的石崖，任其自然受风吹雨打，未必就是真的好，今人效仿古人，刻字于上，起码是一种向上的文化行为。
就着淅沥的雨，仰望巨大的“德”字，忽然有肃穆之感。德，大致是一个人的内在质地，是天地自然在人身上乃至灵魂中的体现。“德”强调的是人的自我觉悟和修为，更是一种处世态度、方法、良心、品性的综合反映。
斯人已去，音容当年。可以说，朱德已经是仪陇的一部分了，也是川东北民众一个精神的和现实的偶像与标杆。在细雨之中，再次向朱德塑像躬身致敬的时候，我似乎听到雨滴敲击头顶的清脆之声，觉到了雨水淌进胸脯的细微动作，平缓且迅疾，自由而规则。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飞天》《解放军文艺》《天涯》《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刊。已出版著作有《中国的匈奴》《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沙漠之书》《生死故乡》《匈奴秘史》《南太行民间叙事》《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历史的乡愁》及诗集《命中》等。）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