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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林文月是能够与张爱玲、余光中相提并论的知名女作家。《三月曝书》亦是她在大陆出版的首部知性而纯粹的散文集。林文月的笔下，曝书是一件多么古雅的事儿，层层叠叠，娓娓道来，读来好像与记忆做了一次长谈，更像是与时间进行了一场温婉的周旋。此篇正是散文集的同名文章，也是最能代表其文风的作品之一。
台北的冬季，阴雨连绵时居多，今年冬季雨水尤多，开春以来几乎就没有爽朗晴天过。
今日难得忽然放晴，太阳熙暖而无风。我看到院中的一方，春草细柔，另一方，红砖干净，红绿对比相映，心境不觉地也明朗起来，遂兴曝书的念头。
这无意间兴起的“曝书”念头，自觉十分古雅。
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
其实，现在的读书人已经用不着曝书了，原因有二：其一是出版业的兴隆，许多古书已改为精装印刷本，而现代的纸张与装订都十分牢靠耐潮，不必曝书也不致生霉蠹坏；其二是都市的生活空间愈来愈小，读书人偶尔到阳光下去晒一下自己已属不易，更遑论曝书!
可是，我仍然挂虑右侧书橱最高处的一批线装书。那些古旧的线装书重重堆叠，有些又外加函套，难免会固执地藏匿着湿气吧?所以，习惯上每年总要晒一次书，只是，我并没有遵循《四民月令》的记载。亚热带初秋的阳光太热，曝书未必合宜，薄薄的纸张酥脆过度，反而有害于书，而旧式的书箧不堪艳阳，也容易晒翘。初冬或春天若逢有阳光的日子——像今天，是最宜于曝书的。
说做就做吧，否则台北的3月，谁预料得准明天是晴是雨?
我开始借那一只取书用的高脚木凳，上陟下降，分成好几回，才把放在平时伸手不及处的一堆线装书搬下来。
我不是藏书家，我的线装书不多，也没有甚么名贵的版本。不过，耐心地将成叠的及包裹在书箧内的书一本本摊开来，竟也覆满了半个红砖地的院子。
平日生活忙碌，琐务缠身，难得有这样好的兴致逐册摩挲，何况熙日在背；我索性就蹲下来，和书一起晒晒太阳吧。
册数最多的一套线装书是《东周列国志》，计有24册。这一套也是我的线装书中最老的一套，是乾隆年间的版本，纸张已呈浅褐色，订书的丝线也多断绝，致有一册残缺失页，另一册的封面也不知去向，却难得全套书都没有受到蠹鱼之害。我略略翻览，觉有书香扑鼻。那书香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清朝，遂不免有历史的联想。仿宋的字体紧密排列，朴拙可爱。至于首册中的几张插画，更透露着俚俗的趣味。严格说来，这些人物图像线条松散乏力，恐怕连“匠气”都谈不上，但每个人物依其个性、背景，倒也看得出煞费苦心用意。比如褒姒与西施画得都不美，但衣饰繁富，颇见其衬托美人之旨。董狐执笔，范蠡泛舟，荆轲手握匕首诸图，也都能表现他们的故事。
《古文辞类纂》共16册，仅次于《东周志》，是我所有线装书中，面貌最完整的一套。这是民国初年在上海石印的。虽然纸张难免也有一些斑驳的褐黄痕渍，但整齐的欧体，字与字间的密度也较松，看来甚是宜人；尤其可贵的是眉批也都排印整齐。这是集合众先贤智慧的《百大家批评新体注释》版，书面有钮君宜署书。
我从前遇着研究版本学的人，见他们翻书，每每不太注意书的内容而偏于字体、版面、序跋等等年代印处之考查，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今日曝书，在书房之外翻弄这些旧籍，竟也有类似的好奇。大概线装书的迷人处即在此，总是令人分心。
其实，这些线装书大部分是1912年的上海石印本，其中尤以扫叶山房发行者居多：《诗经集传》、《郭注尔雅》、《孙子十家注》、《亭林诗文集》、《烟霞万古楼诗集》、《仲瞿诗录》及《壮悔堂文集》均属此。印行的时间，则自1913年到1926年不等。我是如何得到这些线装书的呢?
是母亲十余年前送给我的。
我猜测：母亲这些线装书，又大部分获自外祖父连雅堂先生。至于外祖父于何时购得这些书，如何赠与母亲，则非我所能解释。如今倒有些后悔，母亲生前为何不追问一些事情；其实，没有追问的事情，也不止于这些线装书的由来，遂令后悔永远留为后悔……
外祖父选购这些书的时间有两个可能：一是他老人家著史立言完成后，晚年移居上海，住在家父的“公园坊”八号时期；一是1927年，他在台北的大稻埕区开设“雅堂书局”时期，当时日人占领台湾，推行日文教育，但外祖父的书店却专售中文书籍，以示反抗。所采购的书籍即以上海的扫叶山房、广益书店、商务印书馆等为主要对象。
我猜测，还是以后一种可能性为大。因为，在这一堆线装书当中，《亭林诗文集》竟有两套。极有可能于“雅堂书局”结束营业后，外祖父选携其中若干书籍赴上海；而他在上海去世时，母亲继承了他老人家的一些遗物，这些线装书是其中的一种。当时舅父连震东先生园住在西安，路遥不便于携带书籍，所以仅保留一些字画等墨宝。
有一套也是扫叶山房石印的《庄子》4册，杂陈众书间，貌不惊人，却为我所最珍爱。因为这套书里面有外祖父的朱笔圈点阅读的痕迹，又有一些眉批，可以令人想见他当目的感慨与心得。例如在外篇《渺箧》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益跖也。”有眉批：“愤言，痛言，至精之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云云。”不仅每字旁边都有朱圈，上又有盾批：“一部二十四史皆作如是观。”外祖父身为史家，于此当有深刻感慨无疑。至如《在宥》上的眉批：“在宥即自由，意相近。在宥者，天然也；自由者，人为也。人为之患，障以法律；天然之极，放于德性。不治而有治矣。”可以看出他于著述《台湾通史》之余又兼治文字声韵之学。《雅言》一书，分析台湾语言与古音古义的关系，可为证明。
外祖父去世时，我年仅4岁，懵懵无知。虽然也曾写过一本他的传记，资料却绝大部分来自后日的阅读，对于外祖父的记忆几乎没有。这4册线绝、纸张泛黄的老书，一度曾在他的掌中翻展摩挲过，当时圈点眉批之际的心境仿佛可以想见：则书籍在握，已不仅上于版本年代之好奇与关心，而依稀有血肉亲情的温暖感受了。
这些线装书之中，只有一本是我自己在大约10年前于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三谢诗》。虽然是影印本，但系印自宋代善本，而且有蓝底散碎金箔的封面，又有藏青布制的书箧包里，所以也是我自己十分喜欢的。我曾经请台先生题字，那函套上有毛笔字迹：“景宋本三谢诗文月女弟藏乙卯冬初静农题”。
三大本《离骚图》的影印线装书，是若干年前静农师见赠的。除了屈原诸篇的文字，这套书的精华是在每篇前面的插图。计卷端合绘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为一图，又有《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清人萧云从画天上人间诸形象，有极丰富的想象力。风格虽也保留俚俗的民间趣味，却较《东周列国志》为可赏。
我一边铺排书册，一边随手翻阅，身体也跟着一本本的书移动，不觉地已在院子里来回过几度，背后感觉到暖洋洋舒畅极了。
曝书的末端是两种日本的线装书：一是3册一套的《富岳百景》，另外一本是日本的《变态刑罚史》。都是多年前静农师所赠送。其实，他送的书不止这些，另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旧书，但因这两种是线装本，所以与我其他线装书归类在一起，平时也冷藏“高阁”间。
百景图以图为主，每一幅仅有题目，少则二字，多则数字；《变态刑罚史》则以文为主以图为辅，是一本详述太古以来到德川时代的刑罚史。未知作者泽田抚松为何人，但其著书态度十分谨严，应视为分类史的一种吧。只是那些拷问、示众、斩首、切腹等插图，令人在阳光下仍不免于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实在未忍卒睹，赶紧合书为上策。
久蹲着翻弄书籍，忽然起身，竟觉有轻微的目眩头晕，但片刻而愈。
我看到眼前院中是红砖、绿车与微黄的书皮覆地，三色相间，甚可欣赏。而台北居大不易，虽非大庭广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庭院，已足堪安慰，又有线装书若干，未必善本名版，能这般偶尔玩赏，更是何等幸运。
举首，正见白云悠悠，三月的阳光熙和温暖。今日无风，正宜曝书。
台北的冬季，阴雨连绵时居多，今年冬季雨水尤多，开春以来几乎就没有爽朗晴天过。
今日难得忽然放晴，太阳熙暖而无风。我看到院中的一方，春草细柔，另一方，红砖干净，红绿对比相映，心境不觉地也明朗起来，遂兴曝书的念头。
这无意间兴起的“曝书”念头，自觉十分古雅。
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
其实，现在的读书人已经用不着曝书了，原因有二：其一是出版业的兴隆，许多古书已改为精装印刷本，而现代的纸张与装订都十分牢靠耐潮，不必曝书也不致生霉蠹坏；其二是都市的生活空间愈来愈小，读书人偶尔到阳光下去晒一下自己已属不易，更遑论曝书!
可是，我仍然挂虑右侧书橱最高处的一批线装书。那些古旧的线装书重重堆叠，有些又外加函套，难免会固执地藏匿着湿气吧?所以，习惯上每年总要晒一次书，只是，我并没有遵循《四民月令》的记载。亚热带初秋的阳光太热，曝书未必合宜，薄薄的纸张酥脆过度，反而有害于书，而旧式的书箧不堪艳阳，也容易晒翘。初冬或春天若逢有阳光的日子——像今天，是最宜于曝书的。
说做就做吧，否则台北的3月，谁预料得准明天是晴是雨?
我开始借那一只取书用的高脚木凳，上陟下降，分成好几回，才把放在平时伸手不及处的一堆线装书搬下来。
我不是藏书家，我的线装书不多，也没有甚么名贵的版本。不过，耐心地将成叠的及包裹在书箧内的书一本本摊开来，竟也覆满了半个红砖地的院子。
平日生活忙碌，琐务缠身，难得有这样好的兴致逐册摩挲，何况熙日在背；我索性就蹲下来，和书一起晒晒太阳吧。
册数最多的一套线装书是《东周列国志》，计有24册。这一套也是我的线装书中最老的一套，是乾隆年间的版本，纸张已呈浅褐色，订书的丝线也多断绝，致有一册残缺失页，另一册的封面也不知去向，却难得全套书都没有受到蠹鱼之害。我略略翻览，觉有书香扑鼻。那书香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清朝，遂不免有历史的联想。仿宋的字体紧密排列，朴拙可爱。至于首册中的几张插画，更透露着俚俗的趣味。严格说来，这些人物图像线条松散乏力，恐怕连“匠气”都谈不上，但每个人物依其个性、背景，倒也看得出煞费苦心用意。比如褒姒与西施画得都不美，但衣饰繁富，颇见其衬托美人之旨。董狐执笔，范蠡泛舟，荆轲手握匕首诸图，也都能表现他们的故事。
《古文辞类纂》共16册，仅次于《东周志》，是我所有线装书中，面貌最完整的一套。这是民国初年在上海石印的。虽然纸张难免也有一些斑驳的褐黄痕渍，但整齐的欧体，字与字间的密度也较松，看来甚是宜人；尤其可贵的是眉批也都排印整齐。这是集合众先贤智慧的《百大家批评新体注释》版，书面有钮君宜署书。
我从前遇着研究版本学的人，见他们翻书，每每不太注意书的内容而偏于字体、版面、序跋等等年代印处之考查，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今日曝书，在书房之外翻弄这些旧籍，竟也有类似的好奇。大概线装书的迷人处即在此，总是令人分心。
其实，这些线装书大部分是1912年的上海石印本，其中尤以扫叶山房发行者居多：《诗经集传》、《郭注尔雅》、《孙子十家注》、《亭林诗文集》、《烟霞万古楼诗集》、《仲瞿诗录》及《壮悔堂文集》均属此。印行的时间，则自1913年到1926年不等。我是如何得到这些线装书的呢?
是母亲十余年前送给我的。
我猜测：母亲这些线装书，又大部分获自外祖父连雅堂先生。至于外祖父于何时购得这些书，如何赠与母亲，则非我所能解释。如今倒有些后悔，母亲生前为何不追问一些事情；其实，没有追问的事情，也不止于这些线装书的由来，遂令后悔永远留为后悔……
外祖父选购这些书的时间有两个可能：一是他老人家著史立言完成后，晚年移居上海，住在家父的“公园坊”八号时期；一是1927年，他在台北的大稻埕区开设“雅堂书局”时期，当时日人占领台湾，推行日文教育，但外祖父的书店却专售中文书籍，以示反抗。所采购的书籍即以上海的扫叶山房、广益书店、商务印书馆等为主要对象。
我猜测，还是以后一种可能性为大。因为，在这一堆线装书当中，《亭林诗文集》竟有两套。极有可能于“雅堂书局”结束营业后，外祖父选携其中若干书籍赴上海；而他在上海去世时，母亲继承了他老人家的一些遗物，这些线装书是其中的一种。当时舅父连震东先生园住在西安，路遥不便于携带书籍，所以仅保留一些字画等墨宝。
有一套也是扫叶山房石印的《庄子》4册，杂陈众书间，貌不惊人，却为我所最珍爱。因为这套书里面有外祖父的朱笔圈点阅读的痕迹，又有一些眉批，可以令人想见他当目的感慨与心得。例如在外篇《渺箧》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益跖也。”有眉批：“愤言，痛言，至精之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云云。”不仅每字旁边都有朱圈，上又有盾批：“一部二十四史皆作如是观。”外祖父身为史家，于此当有深刻感慨无疑。至如《在宥》上的眉批：“在宥即自由，意相近。在宥者，天然也；自由者，人为也。人为之患，障以法律；天然之极，放于德性。不治而有治矣。”可以看出他于著述《台湾通史》之余又兼治文字声韵之学。《雅言》一书，分析台湾语言与古音古义的关系，可为证明。
外祖父去世时，我年仅4岁，懵懵无知。虽然也曾写过一本他的传记，资料却绝大部分来自后日的阅读，对于外祖父的记忆几乎没有。这4册线绝、纸张泛黄的老书，一度曾在他的掌中翻展摩挲过，当时圈点眉批之际的心境仿佛可以想见：则书籍在握，已不仅上于版本年代之好奇与关心，而依稀有血肉亲情的温暖感受了。
这些线装书之中，只有一本是我自己在大约10年前于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三谢诗》。虽然是影印本，但系印自宋代善本，而且有蓝底散碎金箔的封面，又有藏青布制的书箧包里，所以也是我自己十分喜欢的。我曾经请台先生题字，那函套上有毛笔字迹：“景宋本三谢诗文月女弟藏乙卯冬初静农题”。
三大本《离骚图》的影印线装书，是若干年前静农师见赠的。除了屈原诸篇的文字，这套书的精华是在每篇前面的插图。计卷端合绘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为一图，又有《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清人萧云从画天上人间诸形象，有极丰富的想象力。风格虽也保留俚俗的民间趣味，却较《东周列国志》为可赏。
我一边铺排书册，一边随手翻阅，身体也跟着一本本的书移动，不觉地已在院子里来回过几度，背后感觉到暖洋洋舒畅极了。
曝书的末端是两种日本的线装书：一是3册一套的《富岳百景》，另外一本是日本的《变态刑罚史》。都是多年前静农师所赠送。其实，他送的书不止这些，另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旧书，但因这两种是线装本，所以与我其他线装书归类在一起，平时也冷藏“高阁”间。
百景图以图为主，每一幅仅有题目，少则二字，多则数字；《变态刑罚史》则以文为主以图为辅，是一本详述太古以来到德川时代的刑罚史。未知作者泽田抚松为何人，但其著书态度十分谨严，应视为分类史的一种吧。只是那些拷问、示众、斩首、切腹等插图，令人在阳光下仍不免于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实在未忍卒睹，赶紧合书为上策。
久蹲着翻弄书籍，忽然起身，竟觉有轻微的目眩头晕，但片刻而愈。
我看到眼前院中是红砖、绿车与微黄的书皮覆地，三色相间，甚可欣赏。而台北居大不易，虽非大庭广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庭院，已足堪安慰，又有线装书若干，未必善本名版，能这般偶尔玩赏，更是何等幸运。
举首，正见白云悠悠，三月的阳光熙和温暖。今日无风，正宜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