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9年，是“70后”的尾巴。出生于70年代末的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70后”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冲击与碰撞的时代成长起来。
　　那是一个“请进来”的时代。80年代，西方的思想和文明大规模涌入。记忆里，有很多看得懂或看不懂的世界经典名著；电视机里的外国电视剧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大量英语词汇进入我们的语言，甚至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在那个中国打开国门的时代，中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接触并碰撞。人们开始对中西方文化、价值观、行为方式的差异津津乐道：西方人不以谦虚为美德；西方人吃饭不争着付账；西方人成人后必须离开家庭独立；西方人直截了当、就事论事、不讲关系和面子……围墙内的人们在讨论围墙外的世界时，也带着对身边现实的不自觉的折射。这使青少年时期的我心中的西方印象，像是蒙上了一层糖做的外衣：看得见而摸不着，朦胧中散发着诱惑力。怀着对未知文化进行探索的渴望，德语成为我大学本科的专业，去德国留学也成了大学毕业后的一个重要目标。
　　2000年前后，随着中德关系深入发展，自费留学的资金门槛大幅降低，我也踏上了去德国的留学之路，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新世纪首批“走出去”的留学生。
　　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人，“文化震撼”是最切身的体验。到德国后不久，我就糊里糊涂地上了一次电视。那时我家浴室下水道堵塞，当修理工按时上门后，我发现登门的“客人”远不止这一位。原来当天电视台在做一个真人秀节目，内容就是跟拍这位修理工的一天，而我则是他最后一位上门服务的顾客。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上门的都是客”。我拿出所有点心、茶叶，在斗室中热情招待这些不速之客，生怕有失礼仪。直到节目播出时我才发现，在修理工这一天打交道的人当中，我这个中国人是唯一一个把他当作客人看的顾客。在镜头下，修理工的德国客户只顾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对大汗淋漓的工人视若无睹。而我这个异乡人的热情，反倒令德国观众感到诧异。
　　来德国前，我认为西方人所谓的独立自主生活，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因此，我对自费留学生活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到达德国以后，我一边独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专业“德语教学法”，一边马上开始寻找兼职工作养活自己，过上了我认为的西方式独立自主的生活。不久后我发现，身边的德国同学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像我一样完全“独立”的，他们无不依靠助学金、贷款或父母资助来维持学业。而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外乡人，我却稀里糊涂地成了唯一的、自己想象中的 “西方”人。
　　最初的“文化震撼”让我对中德人际交往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持续高涨，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我们因为不了解而对彼此产生兴趣，也同样因为不够了解而对彼此产生误解。如何消除主观认知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中国与西方在过去10年里一直努力探索的问题。
　　今年年初，我接受一家德国国家电台的采访，话题是中德关系，席间忽然想起了自己刚到德国时的那一段“触电”经历。而如今的我，已经能够在德国电台侃侃而谈，向德国人指出了解中国当前的现状、客观认知中国青年一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的重要性。此时的我已不再年轻，或许在国内的“80后”、“90后”眼中，已经是个不算洋气、也不够西化的“70后”前辈。然而在我身上，从求知的渴望到文化震撼后的茫然，再到找到自身和未来的方向——这个“从求知到求是”的过程，用了整整10年。
　　留德10年，虽没有季羡林先生经历的惊涛骇浪，却也经历了大时代的转折。过去1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10年。在很多人眼中，我们这些留学生错过了国内黄金10年的发展历程，在“求实”面前，似乎有些追赶不上的遗憾。但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走出国门“求知”的经历，才能在“求实”面前更看重那一份“求是”的情怀。谁说“求实”与“求是”不可共存呢？在我看来，以所学“求是”，以创新开拓，才可求到真正的“实”——自我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