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我曾去一所希望小学支教。班里有个稍显孤僻的小女孩，她从不跟人接触，一下课就躲在角落里自己玩，或者看其他人玩。我曾问别的孩子为什么不带她，他们都说她太脏了。这个小女孩的确有些不讲卫生，每天都穿同一套衣服，袖口因为擦鼻涕已经变得发油发亮了。我知道这不是她的问题，但也不好凭借自以为是的好意擅自帮她换一套新的，因为这有可能让她的父母尴尬。
　　可我总想为她做点什么，于是准备了一些大小不同的果冻，作为课堂提问的奖品。那节课上，我特意提问了那个小女孩好几次，她很聪明，每一次都答对了，甚至在后半堂课上主动举手了。下课后，我便将最大的那颗奖励给了她。
　　她捧着那碗比她的手还要大的果冻，很开心，就在她被所有小朋友围在中间，准备在大家的注视下独自享用胜利果实的时候，我说了句不该说的话。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她融入集体，便学着卡通人物的声音对她说：“要不要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呀？”她抬起头瞪了我一眼，一把将那碗果冻打翻在地，说：“那我不要了。”
　　五年过去了，我依旧无法释怀。那时的我凭什么就认为她应该分享用实力赢来的奖品，凭什么就认为躲在角落自己玩、看别人玩的她，是不开心的呢？这是一个“子非鱼”式的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只不过我隐约觉得，作为旁人的我，似乎是没有资格给出答案的。
　　很令人无奈的是，我虽然有了这个意识，却还是会不自觉对一些人、一些事妄下断语。工作以后，我结识了一位后来跟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那种淡淡的人，喜欢猫，喜欢无印良品，喜欢是枝裕和的那种安静舒缓的电影。
　　我年少无知时总爱借用五月天的歌词“约你你说不来，来了你又不嗨”来嘲笑局上那些面无表情、事不关己、低头玩手机，和集体保持距离的人，那时我武断地认为，既然选择出来和大家一起玩，就要照顾到大家的情绪。
　　第一次带他和大家一起唱歌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穿了一件白衬衣，毕恭毕敬地对着大家鞠了一躬，抬起头时，脸上换了一副他从未有过的欢快神情，一看就是对着镜子练习了很多遍的那种。接着，他用极度不自然的俏皮语气说：“大家好，我是小北的朋友某某某，我就像我穿的白衬衣一样，安静又美好。”那个场面已经不能用冷场来形容，我们足足冷了有半分鐘，简直像是在为什么事情默哀。
　　更让人伤神的是，和我预想的一样，他并不会主动唱歌，全程坐在角落里面带微笑，和着音乐轻轻晃动。我最怕这种场面，总担心自己照顾不周。因此，我不断和他互动。他倒是不拒绝，点给他的歌会拿起话筒轻轻唱，丢给他的骰子也会举在手里轻轻摇。可歌一停，酒一多，他就又坐在一旁不作声了。
　　我悄悄过去，小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和大家出来。他很纳闷，问我为什么这么问。在那之后，大家唱歌时总希望我能叫上他。因为叫他去有很多好处：他可以坐在点歌台前帮别人点歌，也可以站在桌前帮大家拍集体照。
　　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愧疚，可他每次都自告奋勇。有次我实在忍不了那伙人，便对他提议说其实可以不用理他们的。他说，他喜欢帮他们点歌和拍照，相对于自己唱，他更喜欢看大家在那里又唱又跳的。
　　认识他之前，我以为我无法理解有人会喜欢帮人点歌和拍照，就像我无法理解有人会喜欢在饭桌上帮大家夹菜和烤肉一样。我太享受被照顾了，因此，希望场合里的人都能互相照顾，不希望有人被冷落。但在认识他之后，我终于了解了，原来对有些人来说，在一旁安静地照顾大家，看着大家，比跟大家一起嬉笑打闹更享受。
　　最终能够让我完全理解他特别之处的，是我自己遭遇的一些让我不好受的事。我曾为某个久未谋面的朋友的一句话，耿耿于怀了好多天。那是她时隔多年后再次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在我准备落座时，她翘起二郎腿，微笑着说：“我觉得你活得不快乐。”我愣了，半弓着腰在空中悬停了好久才慢慢坐下。
　　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位在操场一角跟自己玩的小姑娘，那个小姑娘正在我内心深处恶狠狠地瞪着我：“你凭什么觉得我不快乐？”等我回过神来，便开始讪笑着帮自己打圆场：“可能是最近太忙了，气色不好。”她不依不饶，摇着脑袋说：“不是气色，怎么说呢？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你知道吗？一个人快不快乐，看眼神就知道了。”
　　我就是在那时终于确定了，原来自己曾经是这样可恶的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对别人的生活以及人生进行评判指点甚至横加干涉，人世间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吗？对别人的生活和人生妄下断语、横加干涉的这群人当中，出于恶意的并不多，而大部分是因为关怀和善意。而这份善意却使他们忘记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
　　在我后来的人生当中，我又有幸结识了很多人。这些人当中，又有很多是特别的人。甚至在有些人眼里，我也很幸运地被视为特别的人。基于我并不开阔的眼界和我并不通达的世界观，这些特别的人，有些是我可以理解的，有些是我不能理解的，但不论我是否理解，也不论我是否接受，我都不会打扰他们，正如他们没有打扰我一样。
　　（李昭瑾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万物和你一样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