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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强,实践中贿赂案件的贿赂形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典型的赤裸裸的金钱贿赂逐渐减少,而不能直接用金钱计算的实物、精神享受型贿赂越来越多。因刑法对金钱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理论与实践中争议不大,但对新形式的贿赂犯罪因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其规定尚存不完善之处,对如何认定数额争议则较大。本文试提出用“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来分析认定贿赂犯罪中的香烟卡贿赂数额。
关键词贿赂犯罪 即时期待付出利益 香烟卡 数额认定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063-02
一、即时期待付出利益
(一)概念的提出
1.概念定义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涉案物品实际控制权发生转移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一般自然人身份在当地购买同种物品时需要付出的市场价格。
2.理论基础
(1)犯罪嫌疑人主观认识。对于受贿人接受贿赂物品时的主观认识与故意,可参照盗窃案件对于主观故意的认识。理论与实践中对于盗窃案件的主观故意认识较为一致,即犯罪嫌疑人进入某处行窃,除盗窃某一特定物品外,其主观故意均是无论盗得什么物品,均在其意志范围之内,即呈现的是一种概括性故意。在案件的审查、审判过程中,不可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称其盗得的物品的价值超出其认识的范围,就不以物品的实际价值认定。因此,笔者认为,在贿赂案件中,受贿人收受了某件物品,即便其称收受该物品时,以为是“赝品”不值钱,亦或辩解称“以为不值这么多钱”,也不能因此简单地以“主客观相符”,“便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以较低的数额予以认定。因为,任何一犯罪嫌疑人在供述过程中,均有“争取把自己的罪行‘说’到最小,从而争取少判刑或不判刑”的心理,故犯罪嫌疑人本人对于主观故意的供述是不可靠的。既然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所送的物品,对于物品的价值的认识也如盗窃罪一样,是一种概括性的认识,不论价值高低,均在其主观故意之内;同时如果以较低的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也不利于预防、打击贿赂犯罪。
(2)差额利益享有者:在办理贿赂案件的实践中,往往行贿人取得该物品时的价格与将该物品“送”给受贿者时的市场价格是不相符的。如,行贿人以较低的价格(如5000元)购买了某件收藏品,半年后送给受贿人时,该收藏品升值,市场价已达到10000元;亦或者行贿人依靠个人关系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某件物品后将之送与受贿人。在此类案件办理中,就涉及到以何种价格认定犯罪数额问题。笔者认为,正确认定犯罪数额就要明确差额利益的受益者,即谁应当享有这种差额利益?如上所述,如差额产生时间在物品转移前,应归属于行贿人;如差额产生时间在物品转移后,应以物品转移时的市价认定,对于差额应认定为孳息。第二,和其它刑事案件一样,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贿赂案件涉案物品均应以物品转移时的市场价格计算。
3.实践基础
在贿赂案件数额认定过程中,计算依据不统一,会导致同罪、同情节不同罚。为此,有必要对某类犯罪数额计算依据提出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以规范刑事司法。
(二)应用与意义
1.与价格鉴定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1997年共同颂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各自管辖的刑事案件,对于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需要估价的,应当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的基准日除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应当由委托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因此笔者认为,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概念为估价机关估价提供了基准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为,司法机关为估价机构提供鉴定依据的“基准日”,然后估价机构依靠专门知识进行价格鉴定。即,时间提出的依据是法学理论知识,价格鉴定是依据专门知识与技能。
2.应用
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概念可应用在不能直接以金钱计算犯罪数额的贿赂犯罪中。
3.意义
(1)规范贿赂犯罪数额认定,维护法制统一。
(2)有利于预防、打击贿赂犯罪。
二、香烟卡价格认定与即时期待付出利益
实践中以香烟卡为媒介的贿赂案件越来越多。对于涉案香烟卡,经查明可能存在以下几种价格:1、行贿人取得香烟卡时的价格为410元一条;2、香烟卡从行贿人转移到受贿人时烟草公司的市场零售价格是420元一条;3、香烟卡从行贿人转移到受贿人时烟草公司批发价格是380元一条;4、当受贿人将香烟卡退回到香烟店兑换金钱时的价格往往比购买时的价格要低(香烟店拿所谓“手续费”),如400元一条。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受物价波动影响,受贿人没有及时去兑换香烟或金钱,而是过一段时间再去兑换,就存在涨价与跃价的两种可能:如果涨价,行贿人如兑换金钱的数额可能就比较高,甚至高出行贿人购买时的价格;如果跌价,那么其换得的金钱就要比400元还要少。如此,一张香烟卡就有至少四种可能性来计算价值,如何取舍,就(下转第87页)(上接第63页)是司法实践中值得探讨的一件事。对此,理论与实践中比较统一的意见是对批发价格和退回兑换金钱价格不宜采用,但对适用另外哪一种价格来计算则存在争议。本文以“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来认定香烟卡香烟卡贿赂犯罪,可解决了此问题,即以行贿人将香烟卡送给受贿人时,受贿人以一般的自然人身份购买同类物品的价格,即市场零售价格计算。试析如下:
(一)主观认识与客观行为方面
香烟卡代表着等额的香烟,即持此卡即可到特定香烟店兑换等额的香烟,既然受贿人客观上接受了香烟卡,主观上也就等于接受了等额的香烟。此时其对该类香烟的市场价格系明知。
(二)正确理解《刑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载法律的特权。对此条的理解,除同罪同罚外,还应包括不同犯罪之间的数额认定标准也应该一致、平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下列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算:1、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格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因此笔者认为,贪污贿赂犯罪与盗窃罪对于涉案物品的价格认定依据也应一致,不能因犯罪主体的不同而不一致。既然盗窃数物品价格认定以市场零售价格计算,那么贿赂犯罪也应以当时、当地的同类犯罪的市场零售价格计算。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的差额计算”。因此,笔者认为,香烟卡贿赂犯罪以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格计算法律依据充分。
(三)差额利益受益者
在香烟卡贿赂犯罪中,如行贿人在购买香烟卡时,因批量购买或购买时间较早等因素影响,其取得价格可能要比将香烟卡送给送贿人时的市场零售价格要低。此时根据民法的受益原则,该差额的产生系由于行贿人的个人因素(如,批量购买)或在其占有期间的升值,故该差额利益应由行贿人享有。相反,如果贿赂行为发生时,香烟卡代表的香烟受价格下跃等因素影响,导致行贿人购买时的价格比香烟卡转移给受贿人时的价格高,此时,这种差额“损失”也应由行贿人“承担”。
(四)关于兑换香烟卡的损失或受益
同上所述,如果受贿人取得香烟卡后将之兑换成金钱。此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就存在兑换的金额比贿赂行为发生时的市场零售价格高或低两种可能性。笔者认为,此时香烟卡所有或占有权已转移给受贿人,故该受益或损失应由受贿人享有或承担。如果是“受益”应按孳息处理,如果是“损失”也应如同一般盗窃案件销赃数额较低一样,由受贿人承担。
综上,笔者认为,在贿赂案件中,以贿赂物品转移时当地的市场零售价格计算犯罪数额,不仅符合立法精神,同时有利于维护司法统一,有利于预防、打击贿赂犯罪。
注释:
特殊情况指,对于某类贿赂犯罪数额认定有明确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
《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第二条与第十九条.
关键词贿赂犯罪 即时期待付出利益 香烟卡 数额认定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063-02
一、即时期待付出利益
(一)概念的提出
1.概念定义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涉案物品实际控制权发生转移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一般自然人身份在当地购买同种物品时需要付出的市场价格。
2.理论基础
(1)犯罪嫌疑人主观认识。对于受贿人接受贿赂物品时的主观认识与故意,可参照盗窃案件对于主观故意的认识。理论与实践中对于盗窃案件的主观故意认识较为一致,即犯罪嫌疑人进入某处行窃,除盗窃某一特定物品外,其主观故意均是无论盗得什么物品,均在其意志范围之内,即呈现的是一种概括性故意。在案件的审查、审判过程中,不可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称其盗得的物品的价值超出其认识的范围,就不以物品的实际价值认定。因此,笔者认为,在贿赂案件中,受贿人收受了某件物品,即便其称收受该物品时,以为是“赝品”不值钱,亦或辩解称“以为不值这么多钱”,也不能因此简单地以“主客观相符”,“便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以较低的数额予以认定。因为,任何一犯罪嫌疑人在供述过程中,均有“争取把自己的罪行‘说’到最小,从而争取少判刑或不判刑”的心理,故犯罪嫌疑人本人对于主观故意的供述是不可靠的。既然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所送的物品,对于物品的价值的认识也如盗窃罪一样,是一种概括性的认识,不论价值高低,均在其主观故意之内;同时如果以较低的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也不利于预防、打击贿赂犯罪。
(2)差额利益享有者:在办理贿赂案件的实践中,往往行贿人取得该物品时的价格与将该物品“送”给受贿者时的市场价格是不相符的。如,行贿人以较低的价格(如5000元)购买了某件收藏品,半年后送给受贿人时,该收藏品升值,市场价已达到10000元;亦或者行贿人依靠个人关系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某件物品后将之送与受贿人。在此类案件办理中,就涉及到以何种价格认定犯罪数额问题。笔者认为,正确认定犯罪数额就要明确差额利益的受益者,即谁应当享有这种差额利益?如上所述,如差额产生时间在物品转移前,应归属于行贿人;如差额产生时间在物品转移后,应以物品转移时的市价认定,对于差额应认定为孳息。第二,和其它刑事案件一样,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贿赂案件涉案物品均应以物品转移时的市场价格计算。
3.实践基础
在贿赂案件数额认定过程中,计算依据不统一,会导致同罪、同情节不同罚。为此,有必要对某类犯罪数额计算依据提出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以规范刑事司法。
(二)应用与意义
1.与价格鉴定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1997年共同颂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各自管辖的刑事案件,对于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需要估价的,应当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的基准日除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应当由委托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因此笔者认为,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概念为估价机关估价提供了基准时间。我们可以理解为,司法机关为估价机构提供鉴定依据的“基准日”,然后估价机构依靠专门知识进行价格鉴定。即,时间提出的依据是法学理论知识,价格鉴定是依据专门知识与技能。
2.应用
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概念可应用在不能直接以金钱计算犯罪数额的贿赂犯罪中。
3.意义
(1)规范贿赂犯罪数额认定,维护法制统一。
(2)有利于预防、打击贿赂犯罪。
二、香烟卡价格认定与即时期待付出利益
实践中以香烟卡为媒介的贿赂案件越来越多。对于涉案香烟卡,经查明可能存在以下几种价格:1、行贿人取得香烟卡时的价格为410元一条;2、香烟卡从行贿人转移到受贿人时烟草公司的市场零售价格是420元一条;3、香烟卡从行贿人转移到受贿人时烟草公司批发价格是380元一条;4、当受贿人将香烟卡退回到香烟店兑换金钱时的价格往往比购买时的价格要低(香烟店拿所谓“手续费”),如400元一条。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受物价波动影响,受贿人没有及时去兑换香烟或金钱,而是过一段时间再去兑换,就存在涨价与跃价的两种可能:如果涨价,行贿人如兑换金钱的数额可能就比较高,甚至高出行贿人购买时的价格;如果跌价,那么其换得的金钱就要比400元还要少。如此,一张香烟卡就有至少四种可能性来计算价值,如何取舍,就(下转第87页)(上接第63页)是司法实践中值得探讨的一件事。对此,理论与实践中比较统一的意见是对批发价格和退回兑换金钱价格不宜采用,但对适用另外哪一种价格来计算则存在争议。本文以“即时期待付出利益”来认定香烟卡香烟卡贿赂犯罪,可解决了此问题,即以行贿人将香烟卡送给受贿人时,受贿人以一般的自然人身份购买同类物品的价格,即市场零售价格计算。试析如下:
(一)主观认识与客观行为方面
香烟卡代表着等额的香烟,即持此卡即可到特定香烟店兑换等额的香烟,既然受贿人客观上接受了香烟卡,主观上也就等于接受了等额的香烟。此时其对该类香烟的市场价格系明知。
(二)正确理解《刑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载法律的特权。对此条的理解,除同罪同罚外,还应包括不同犯罪之间的数额认定标准也应该一致、平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下列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算:1、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格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因此笔者认为,贪污贿赂犯罪与盗窃罪对于涉案物品的价格认定依据也应一致,不能因犯罪主体的不同而不一致。既然盗窃数物品价格认定以市场零售价格计算,那么贿赂犯罪也应以当时、当地的同类犯罪的市场零售价格计算。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的差额计算”。因此,笔者认为,香烟卡贿赂犯罪以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格计算法律依据充分。
(三)差额利益受益者
在香烟卡贿赂犯罪中,如行贿人在购买香烟卡时,因批量购买或购买时间较早等因素影响,其取得价格可能要比将香烟卡送给送贿人时的市场零售价格要低。此时根据民法的受益原则,该差额的产生系由于行贿人的个人因素(如,批量购买)或在其占有期间的升值,故该差额利益应由行贿人享有。相反,如果贿赂行为发生时,香烟卡代表的香烟受价格下跃等因素影响,导致行贿人购买时的价格比香烟卡转移给受贿人时的价格高,此时,这种差额“损失”也应由行贿人“承担”。
(四)关于兑换香烟卡的损失或受益
同上所述,如果受贿人取得香烟卡后将之兑换成金钱。此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就存在兑换的金额比贿赂行为发生时的市场零售价格高或低两种可能性。笔者认为,此时香烟卡所有或占有权已转移给受贿人,故该受益或损失应由受贿人享有或承担。如果是“受益”应按孳息处理,如果是“损失”也应如同一般盗窃案件销赃数额较低一样,由受贿人承担。
综上,笔者认为,在贿赂案件中,以贿赂物品转移时当地的市场零售价格计算犯罪数额,不仅符合立法精神,同时有利于维护司法统一,有利于预防、打击贿赂犯罪。
注释:
特殊情况指,对于某类贿赂犯罪数额认定有明确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
《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第二条与第十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