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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儿女》是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部战争片。该片由武兆堤执导，毛烽编剧。影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
影片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同上战场，王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王芳在师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以哥哥为榜样，为战士演出服务。王文清当年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女儿王芳由王成的父亲王复标抚养。最终，她与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了。
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成为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视作品。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揭开这部红色经典影片幕后的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没有巴金的小说《团圆》就没有影片《英雄儿女》，有了《英雄儿女》使《团圆》更加为读者所喜愛。”这应该是影片《英雄儿女》第一个幕后故事。
小说《团圆》的问世，是与巴金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分不开的。
巴金（左）与志愿军后勤部副参谋长罗文在朝鲜的合影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2年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受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
1952年3月，全国文联安排巴金率领一个由17人组成的访问团前往朝鲜前线。访问团在朝鲜停留的7个月中，巴金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与指战员们一起生活。为了能多搜集些生活中的素材，他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普通的战士身上。巴金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很快与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1953年7月，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巴金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次出行的时间为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
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他的身影穿梭在硝烟中。在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6连，他体验了钻防空洞的险境以及“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
1952年10月，6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的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有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有和通信员刘顺武两人。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炮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有和刘顺武壮烈牺牲。
巴金到6连所在团采访时，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这为塑造《团圆》中王成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巴金在某连队采访时，发现那些战士在学习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时候，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连队自己的“黄继光”——谌木春。于是，他的笔下又多了一位舍生忘死的英雄。
1953年7月，该连3排副排长谌木春率领一个班作为前锋，在进攻时遇到敌人地堡火力的阻击。谌木春看到情况紧急，为使后续大部队减少伤亡，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枪口。听到这个英雄事迹时，巴金落泪了。他后来说：“即使写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写不完这些日子里堆积在我心中的爱，也表达不出这些日子里激动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感谢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个志愿军。”
在两次赴朝鲜共约一年的时间里，巴金的足迹遍及平壤、开城等地和前沿阵地的潮湿坑道，采访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特等功臣”赵先有所在连队、“钢铁战士”张渭良等，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回国后，经过七八年的沉淀，1961年，巴金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团圆》。在这部小说中，巴金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感人故事。1961年8月，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小说发表后，反响很好。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看过《团圆》后很受感动，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电影，作为文化部年度重点影片搬上银幕。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经研究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导演武兆堤。
武兆堤接到改编《团圆》的任务后，想到了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秘书的毛烽，并给其打电话谈及此事。
武兆堤从长春给毛烽打电话，让他帮忙改编巴金的小说《团圆》。第二天，武兆堤就从长春赶到了北京。在宾馆，毛烽看了小说《团圆》后，也为其中的情节所感动，下决心和武兆堤共同改编这部小说。
武兆堤找到夏衍，请求其为毛烽请假。夏衍径直找到傅钟，说明了情况。傅钟答应让毛烽去改编剧本。当时，正值夏季，傅钟去北戴河休养。毛烽和武兆堤也到了北戴河，两人躲进宾馆开始正式改编剧本。
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作为整个剧本的主线。小说《团圆》只有3万多字，要把它搬上银幕，绝非易事，改编成剧本的难度较大。但经过他们28天的艰苦奋战，《英雄儿女》剧本终于在北戴河宣告完成。当时没有打印机，武兆堤和毛烽连夜抄写。抄写完剧本后，武兆堤返回长春，把剧本交给长影厂副厂长胡苏。看完后，胡苏连连叫好。
剧本送到夏衍那里，他看后非常高兴，当面对武兆堤和毛烽说：“你们真有本事啊！这么快就改编成这么好的剧本。”夏衍指示主管电影工作的领导：“重点拍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
剧本送到巴金那里，他很快回话：“没有意见，同意拍电影。”
1964年，由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一天晚上，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后，出现了4个英雄王成的原型，分别是于树昌、杨根思、蒋庆泉、赵先有。那么，他们谁是真正的王成原型呢？
影片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同上战场，王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王芳在师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以哥哥为榜样，为战士演出服务。王文清当年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女儿王芳由王成的父亲王复标抚养。最终，她与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了。
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成为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视作品。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揭开这部红色经典影片幕后的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著名作家巴金与《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没有巴金的小说《团圆》就没有影片《英雄儿女》，有了《英雄儿女》使《团圆》更加为读者所喜愛。”这应该是影片《英雄儿女》第一个幕后故事。
小说《团圆》的问世，是与巴金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分不开的。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2年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受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
1952年3月，全国文联安排巴金率领一个由17人组成的访问团前往朝鲜前线。访问团在朝鲜停留的7个月中，巴金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与指战员们一起生活。为了能多搜集些生活中的素材，他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普通的战士身上。巴金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很快与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1953年7月，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巴金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次出行的时间为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
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他的身影穿梭在硝烟中。在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6连，他体验了钻防空洞的险境以及“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
1952年10月，6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的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有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有和通信员刘顺武两人。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炮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有和刘顺武壮烈牺牲。
巴金到6连所在团采访时，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这为塑造《团圆》中王成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巴金在某连队采访时，发现那些战士在学习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时候，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连队自己的“黄继光”——谌木春。于是，他的笔下又多了一位舍生忘死的英雄。
1953年7月，该连3排副排长谌木春率领一个班作为前锋，在进攻时遇到敌人地堡火力的阻击。谌木春看到情况紧急，为使后续大部队减少伤亡，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枪口。听到这个英雄事迹时，巴金落泪了。他后来说：“即使写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写不完这些日子里堆积在我心中的爱，也表达不出这些日子里激动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感谢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个志愿军。”
在两次赴朝鲜共约一年的时间里，巴金的足迹遍及平壤、开城等地和前沿阵地的潮湿坑道，采访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特等功臣”赵先有所在连队、“钢铁战士”张渭良等，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回国后，经过七八年的沉淀，1961年，巴金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团圆》。在这部小说中，巴金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感人故事。1961年8月，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小说发表后，反响很好。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看过《团圆》后很受感动，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电影，作为文化部年度重点影片搬上银幕。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经研究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导演武兆堤。
武兆堤接到改编《团圆》的任务后，想到了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秘书的毛烽，并给其打电话谈及此事。
武兆堤从长春给毛烽打电话，让他帮忙改编巴金的小说《团圆》。第二天，武兆堤就从长春赶到了北京。在宾馆，毛烽看了小说《团圆》后，也为其中的情节所感动，下决心和武兆堤共同改编这部小说。
武兆堤找到夏衍，请求其为毛烽请假。夏衍径直找到傅钟，说明了情况。傅钟答应让毛烽去改编剧本。当时，正值夏季，傅钟去北戴河休养。毛烽和武兆堤也到了北戴河，两人躲进宾馆开始正式改编剧本。
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作为整个剧本的主线。小说《团圆》只有3万多字，要把它搬上银幕，绝非易事，改编成剧本的难度较大。但经过他们28天的艰苦奋战，《英雄儿女》剧本终于在北戴河宣告完成。当时没有打印机，武兆堤和毛烽连夜抄写。抄写完剧本后，武兆堤返回长春，把剧本交给长影厂副厂长胡苏。看完后，胡苏连连叫好。
剧本送到夏衍那里，他看后非常高兴，当面对武兆堤和毛烽说：“你们真有本事啊！这么快就改编成这么好的剧本。”夏衍指示主管电影工作的领导：“重点拍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
剧本送到巴金那里，他很快回话：“没有意见，同意拍电影。”
1964年，由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一天晚上，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英雄儿女》四个王成原型背后的故事
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后，出现了4个英雄王成的原型，分别是于树昌、杨根思、蒋庆泉、赵先有。那么，他们谁是真正的王成原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