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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从而接受了漫长的27年改造。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1948年夏天,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9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1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17年之后。
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那一次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
那一年父亲61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身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幸福太短暂了。
母亲原名叫蔡维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当地名流,父亲在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毕业后就去了南方,经过杭州时,到外公家做客,认识了我的妈妈。
妈妈很少向外泄露她内心的情感。那时候,她已经去功德林监狱看过父亲,劝他听政府的话,却屡屡被父亲拒绝。妈妈回来后很伤心,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等着他,多少风浪、多少运动,组织、朋友都劝她离婚,但她根本就没考虑过。
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没有爸爸。这对妈妈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6批特赦名单,都没有父亲的名字。妈妈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跌入伤心失望的深渊。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去北京接父亲之前,我记得妈妈曾经长长舒了口气,对我说:“你终于有爸爸了……”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她好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使命,要把我交给父亲。
父亲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结束了在吉林的插队生活。与父亲的第二面,又隔了10年。之后再见到他,他头发也白了,变成一个清瘦的老头。
以父亲为代表的11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身体不好,说不在就不在了,这钱留着给你们备用。”
其实,爸爸出来后,妈妈的状态并未减轻,相反,她的精神负担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时,妈妈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时间提前到楼下等,稍微晚几分钟就受不了,觉得出了大事,幻听更严重了,总觉得有人要把爸爸从她身边带走。那段时间妈妈一直在吃药,那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对妈妈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妈妈也很自责,经常说自己拖累了一家人。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任何预兆。爸爸看到妈妈躺下,以为她睡着了,于是到隔壁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他再回来一看,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他楼上楼下地找,没发现,这时,有人告诉他说:“刚才有个老太太投河了。”爸爸并不会游泳,一着急,跟着跳进河里,幸亏经过的一个学生下河救了他。
妈妈的离去,对爸爸打击很大,他大病一场,母亲的遗体告别会他也没有办法参加,只是躺在病床上伤心地掉眼泪。我们让他题写挽联,他上来就写“难妻”,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太好,劝他改过来,他最后也同意了。
谁也没有想到,在终于把父亲等回来之后,妈妈最终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未竟的心愿
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父亲的晚年也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作息时间一成不变,自己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桌子上的书也撂得整整齐齐的。平时散步也像军人走正步一样,眼睛从不往两边看。一直到去世,他的腰都挺得笔直。
但是我深深体会到,在严肃甚至略显刻板的外表下:父亲却有一颗善良而温柔的心。两岸关系松动以后,他和一些老战友恢复了通信,我后来看到那些信,信里都饱含了对他们的感情;他还给战死的旧部做墓地、寄抚恤金;还有很多境遇很不好的老部下找到父亲,父亲尽量给写证明、寄钱寄粮票,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
后来,父亲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被第一次得到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后来,我特地把它带到八宝山,对父亲“念叨”了这件事。我想,他如果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摘自《各界》2010年第4期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1948年夏天,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9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1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17年之后。
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那一次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
那一年父亲61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身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幸福太短暂了。
母亲原名叫蔡维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当地名流,父亲在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毕业后就去了南方,经过杭州时,到外公家做客,认识了我的妈妈。
妈妈很少向外泄露她内心的情感。那时候,她已经去功德林监狱看过父亲,劝他听政府的话,却屡屡被父亲拒绝。妈妈回来后很伤心,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等着他,多少风浪、多少运动,组织、朋友都劝她离婚,但她根本就没考虑过。
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没有爸爸。这对妈妈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6批特赦名单,都没有父亲的名字。妈妈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跌入伤心失望的深渊。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去北京接父亲之前,我记得妈妈曾经长长舒了口气,对我说:“你终于有爸爸了……”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她好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使命,要把我交给父亲。
父亲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结束了在吉林的插队生活。与父亲的第二面,又隔了10年。之后再见到他,他头发也白了,变成一个清瘦的老头。
以父亲为代表的11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身体不好,说不在就不在了,这钱留着给你们备用。”
其实,爸爸出来后,妈妈的状态并未减轻,相反,她的精神负担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时,妈妈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时间提前到楼下等,稍微晚几分钟就受不了,觉得出了大事,幻听更严重了,总觉得有人要把爸爸从她身边带走。那段时间妈妈一直在吃药,那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对妈妈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妈妈也很自责,经常说自己拖累了一家人。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任何预兆。爸爸看到妈妈躺下,以为她睡着了,于是到隔壁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他再回来一看,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他楼上楼下地找,没发现,这时,有人告诉他说:“刚才有个老太太投河了。”爸爸并不会游泳,一着急,跟着跳进河里,幸亏经过的一个学生下河救了他。
妈妈的离去,对爸爸打击很大,他大病一场,母亲的遗体告别会他也没有办法参加,只是躺在病床上伤心地掉眼泪。我们让他题写挽联,他上来就写“难妻”,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太好,劝他改过来,他最后也同意了。
谁也没有想到,在终于把父亲等回来之后,妈妈最终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未竟的心愿
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父亲的晚年也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作息时间一成不变,自己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桌子上的书也撂得整整齐齐的。平时散步也像军人走正步一样,眼睛从不往两边看。一直到去世,他的腰都挺得笔直。
但是我深深体会到,在严肃甚至略显刻板的外表下:父亲却有一颗善良而温柔的心。两岸关系松动以后,他和一些老战友恢复了通信,我后来看到那些信,信里都饱含了对他们的感情;他还给战死的旧部做墓地、寄抚恤金;还有很多境遇很不好的老部下找到父亲,父亲尽量给写证明、寄钱寄粮票,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
后来,父亲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被第一次得到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后来,我特地把它带到八宝山,对父亲“念叨”了这件事。我想,他如果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摘自《各界》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