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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这些文章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作为亲历者,中共中央办公厅退休老干部,原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参加了第二组。11月25日,我们乘车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江青。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我够老实的了”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六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江青被指控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邀访问,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谈了六个小时。可江青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七次,达60多个小时。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被指控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江青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我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
1971年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四个大西瓜。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四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给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恩来。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周恩来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周恩来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中央通知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
江青辩驳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
第六,迫害毛泽东。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的住处,这时毛泽东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泽东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泽东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他看。9月8日,毛泽东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毛泽东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毛泽东翻了身,结果毛泽东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泽东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X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想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
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摘自《人物周报》第196期)B⑧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参加了第二组。11月25日,我们乘车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江青。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我够老实的了”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六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江青被指控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邀访问,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谈了六个小时。可江青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七次,达60多个小时。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被指控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江青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我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
1971年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四个大西瓜。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四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给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恩来。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周恩来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周恩来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中央通知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
江青辩驳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
第六,迫害毛泽东。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的住处,这时毛泽东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泽东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泽东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他看。9月8日,毛泽东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毛泽东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毛泽东翻了身,结果毛泽东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泽东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X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想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
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摘自《人物周报》第196期)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