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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狭义层面的“街头政治”危及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其生成的背后有内外因素，就内部因素方面，一国的政治生态系统的良性与否与“街头政治”的产生有一定关联，政治系统自身的良性运作及政治系统与经济、文化系统的生态联动是构建政治生态体系的基石，是保障政治安全的前提。政治系统运行失调、政治与经济、文化的非良性互动酝酿着“街头政治”爆发的各类促发因素，本文立足于政治生态视角阐释防范“街头政治”的对策，从政治权力约制、平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推动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三个层面构筑国家的政治生态系统，防范“街头政治”发生。
关键词 政治生态 “街头政治” 原因
基金项目：江西警察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青年）（2015NQ006）《政治生态视角下“街头政治”原因及预防对策研究》研究成果；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ZZ1501）《政治生态视角下“街头政治”生成原因及预防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丹，江西警察学院侦查系教师，研究方向：国内安全保卫、犯罪学。
中图分類号：D7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1.296
一、“街头政治”的内涵
街头政治，从广义层面来理解，是指在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民众以集会、游行、示威的形式向政府表达特定利益诉求的一种政治活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是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一种民主监督手段。在法治轨道内进行的街头政治具有制度意涵和理性价值，但脱离了法律制度框架则会演化成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活动，成为非理性的集群性政治抗争行为。“街头政治”蕴含着潜在的动员力和情绪推动力，若“街头政治”中的个别参与主体脱离制度约束，发动集群性非理性抗争，煽动政治狂热，“街头政治”的合法属性则极易发生转向，滑向非法边缘，挑战既有秩序与权威。
近年来，发生在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运动具有挑战既有政治秩序和权力主体的性质，对所在国政治体系稳定带来了冲击，一些国家在“街头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政权更迭，执政者下台，国家政治安全受到威胁。如：2011年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及2014年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的“街头政治”运动，一些民众在反对派支持下大规模上街游行、示威、抗议，以要求执政者下台，最后当权者抵抗不住民意压力而倒台。可以说，“街头政治”运动的煽动性潜质若被一些政治势力利用则会成为危及一国政权安全，扰乱政治秩序的一股颠覆性力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并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势力策动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政治”运动，扶持亲美政治势力上台，这无疑给“街头政治”赋予上了极强的杀伤力，使其成为一些别有用心势力颠覆一国政权的得力工具。因此，从狭义层面来理解“街头政治”内涵，具体是指一国内某些势力发动的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集体性抗争活动，活动方式具体表现为：与境外势力联系密切，获取境外支持与资助；发动民众上街游行静坐，围攻政府机关，暴力抵抗军警执法；进行打砸抢烧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等。而本文探讨的“街头政治”是从狭义层面来理解，即探究给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直接负面影响的街头集体抗争运动。
二、 “街头政治”生成的原因
“街头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多次发生，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街头抗争活动频繁，给所在国家及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隐患。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发起了“街头政治”运动，催促了本·阿里政权的倒台，究其政变原因，一方面与本·阿里政权的政治腐败积淀了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有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矛盾的交织并存使突尼斯民众对执政主体权威认同大大减弱。加之，网络技术对煽动性信息的扩散式传播，及境外势力的插手干预，诸多因素的叠加促成了突尼斯本·阿里政权的快速瓦解。而在2014年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也有民众上街游行抗议的影子，其导火线是乌克兰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同时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此举引起乌克兰国内反对派及亲欧盟势力的强烈不满 ，在亲欧反对派势力的鼓动下，大批民众在首都基铺游行示威，发起街头政治抗议，要求执政者下台。乌克兰政治危机爆发不是一蹴而就，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交织，其中，乌克兰经济发展滞后引发的社会问题累积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乌克兰政治体制自身的弊端使其政治体系缺少稳定性，加之乌克兰国内缺少核心文化体系的价值支撑，呈现出民族文化割裂格局，乌东部民众信奉东正教，受俄罗斯影响深厚，西部民众则更追捧西欧文化，再加上俄罗斯、美国等大国插手干预，乌国家内部裂痕更加明显，政治权力主体威权形象树立受到影响，执政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使乌克兰政局动荡。
“街头政治”给国家的政权稳定带来极强的破坏力，归根结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2011年突尼斯政变及2014年乌克兰政治危机中可以看出，“街头政治”生成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内部因素含有国家政治体系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文化的不成熟，外部因素主要来自大国政治势力的插手干预。而“街头政治”产生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联。“街头政治”的爆发折射出所在国家政权稳固与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是一国经济社会非良性发展的产物，反映出发生国政治生态体系的不和谐。
三、“街头政治”生成原因背后的政治生态问题
政治生态，是把政治体系放到社会、自然等生态系统中予以整体性、系统性考察。 而良性政治生态体系的生成更大程度上是与政治体系自身的运作及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演进密切相关。从政治生态视角下研究政治现象强调要从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层面入手 ，研究政治系统内部因素间的互动及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如何构筑国家的政治生态体系。而政治生态的良性构建又是由政治内生态与政治外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 。政治内生态强调政治系统内政治制度、政治客体、政治主体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政治外生态则主要指政治系统自身与社会中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生态联动。发生在突尼斯、乌克兰的以颠覆政权为目的街头抗争政治行为的生成反映出所在国政治生态系统的失衡。具体表现为： （一） 政治系统内的不和谐
保障政治系统的良性运作需以政治系统内各要素的有机整合与联动为条件，政治系统要素的有机耦合是在以权力要素为核心的基础上实现执政主体、执政客体、政治制度要素的良性整合。政治实践的实质是权力的实践与实现 ，权力的运作是政治系统运行的主导逻辑与行动价值。在政治体系的实践化过程中，权力诉诸与制度规约的二元张力构塑，执政主体的权威树立与执政客体的权力认同构建的不一致，会给政治体系的实践化带来诸多问题。稳定与发展是政治系统良性实践的主要议题。脱离制度规约的权力行使，及失去民众认同根基的政治权威树立是影响并破坏政治体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政治实践中，权力的非制度化运作会使权力沦为主体意志的工具，丧失理性规约，成为主体情感滥用的媒介，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压缩了政治认同空间。而权力腐败是权力非制度化运作的突出体现，以谋取主体私利为目的在制度轨道之外运转权力是权力腐化的本质。权力的腐败化直接影响政治系统的稳定存续，对权力腐败规制的失效则会动摇执政主体的执政根基，也会催促政治系统的无序变更。发生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政治”运动所在国均存在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互动失衡的情形，缺乏制度建制与权力规约，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执政合法性存有质疑，对政治系统运作的正当性缺乏认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中倒台的本·阿里政权内部存在执政权过度集中，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的问题，本·阿里在执政期间，强化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在监督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利用权力手段谋取私利，打压其他政治势力，挤压政治民主空间，其强权政治手腕滋生出的政治腐败给突尼斯的政体稳固注入了不安定成分。而在2014年乌克兰政局危机爆发中政治腐败是重要因素之一。政党间对政治利益的无序争夺，政治权力的越轨滥用以及经济寡头对政治的资本渗透与腐蚀编织出了乌克兰社会不和谐的政治生态图景。
（二）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非生态联动
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互动是政治生态构建的前提条件。经济系统的和谐发展是政治安全的基础，政治的安全与稳定又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政治与经济生态互动的演进需要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各自价值目标的正当实现，经济系统的价值目标体现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政治系统的价值诉求表现为权力引导下的政治秩序与安全价值的实现。构建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生态联动关键在于协调好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规整好经济利益实现的价值取向。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层面，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全方位介入容易使政治权力附上了经济利益属性，这为滋生政治腐败提供了温床。而经济资本主动靠拢政治权力，寻求权力的庇护，容易出现资本的权力化，正所谓经济利益一旦与政治权力走向聯合，权力必然导致邪恶。 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层面，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表现为经济的有效增长，若经济增长的收益仅为少数人所受惠，那么此种经济增长只是为少数利益群体服务，在此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利益有失对公平价值的考量。而不公平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来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政治权力与资本的媾和及经济利益分配的非公平性是制约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生态互动的重要因素。
在爆发“街头政治”从而导致政权更迭的国家中，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非生态关系演绎是常态。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延伸至政治领域，经济的停滞不前或发展不均衡削弱着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突尼斯政权更迭前期其本国经济存在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诸问题，这些因素导致突尼斯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并侵蚀着突尼斯执政者执政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政治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极易催生出权贵经济，权贵经济主导下的利益分配往往偏离公正化的轨道，使经济资本附庸上了权力资本，经济利益成为少数权力者享有的惠果；突尼斯经济实体的另一特点是经济资本的权贵属性，执政者本·阿里的家族掌控着突尼斯全国经济命脉，家族式的经济垄断使突尼斯经济腐败问题突出。
再一方面经济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渗入加剧权力的腐化，从而引起权力认同危机和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质疑。2014年乌克兰政变的背后同样存在经济发展不畅影响政治稳定的问题，其背后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相互渗入折射出资本与权力联合的恶果一方面危害了乌克兰社会经济体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也阻扰了乌克兰政治系统的有序与稳定。
（三）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非生态联动
文化系统是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智力支柱与精神动力源，政治系统的稳固离不开文化系统强大的智识基础。在政治生态体系构建过程中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生态互构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促成政治与文化的生态联动需要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积极有益的互动。而文化系统的思想整合、价值引导功能的发挥是促进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生态互动的重要因素。文化系统通过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来消解社会对抗与矛盾，整合多元的社会思想，创造智识条件以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同时，文化系统还通过价值引导规整社会行为，以创立一套价值观念体系来弥合社会中不同观念的对立与分裂，文化系统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辐射功能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多样，化解困惑，尊重差异，为社会的政治稳定铺垫价值基础。 发生以推翻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抗争活动所在国均存在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失衡互动的情形。文化系统思想整合、价值指引功能的失效使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难以构建，若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缺乏主流价值体系的支撑，社会易走向分裂，政治稳定的智识基础也难以存续，政治安全没有保障。
突尼斯和乌克兰两国在主流文化价值构建方面均存在不足，突尼斯临近欧洲，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输入有着天然的地理空间条件，且突尼斯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受阻使民众转向对西方社会的向往，这为西方文化价值的输入创造了民意条件。而乌克兰在文化价值体系整合方面面临“东西分离”问题，乌克兰西部靠近欧洲，颇受西欧文化影响，东部接壤俄罗斯，受俄罗斯影响为多，乌克兰本国构建整合式的文化体系存在困境，对于发挥文化系统的思想整合和价值引导方面，其与突尼斯面临相似问题，符合本国文化安全利益的整体性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没有建立，加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渗透，本国主流意识形态“西化”显著，文化价值观的“均质性”较弱，政治系统缺乏共识性稳固的文化价值体系，使政权运作的文化智识基础薄弱，文化系统内部基于认同削弱情况下的文化的整合、引导功用缺失会促使政治系统运作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加剧政治安全危机。 四、 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街头政治”防预
“街头政治”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其是一国政治系统良性运作失灵及功能畸变的“爆发性”产物。突尼斯和乌克兰两国发生“街头政治”的因素有相似之处，在非生态的治政环境下，政治系统自身及其与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非良性运作与互动迸发出的“危害因子”侵蚀着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突尼斯和乌克兰爆发“街头政治”催使本国政权的更迭对我国的政治安全维护有警示之义，我国已步入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正在经历从中等水平收入国家向中高等水平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仍是发展主题，但现代化过程孕育着社会风险。亨廷顿指出，对于任何推进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推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易诱发各类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若缺乏生态化的治政环境化解、吸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展中风险因素的累积，当释放风险的制度渠道被堵塞，增加了风险的非可控性，促使其以非理性方式进行非制度化释放，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危及政权安全的“街头政治”是诸多社会风险因素长期叠加并恶性转化促成的结果，从根本上防预“街头政治”应着眼于生态化的治政视角，从政治系统自身内部的良性构建及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的生态互动维度出发构筑综合性的预防体系。
（一） 完善权力制约制度促进政治系统良性运作
促成基于政治系统良性运作情形下的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整合互动需以对政治权力的规约为核心，防范权力的非制度化行使带来权力的腐化以影响执政主体的权威树立及执政客体政治认同感的构建。突尼斯执政者的独裁专政及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均出现了权力监督弱化带来的权力滥用、缺位等腐败问题，权力具有自主扩张性，没有规约的权力滋生权力腐败，而权力腐败吞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基石，制造社会不稳定，影响政治安全。我国已建立了一套政治权力监督体系，从议政、执政等多方面对权力合法合规的运作过程予以监督。但在权力规约实践中，对政治权力监督不力的现实问题仍然存在。现有的防腐体系中，权力监督机构多、体系全、覆盖广，但他们都缺乏独立性和权威，制约监督力较弱，效果不佳。 完善权力制约制度是规范权力运作的必然途径，除发挥现有的纪委监督、行政监督再到司法机关监督这一套体制内的监督体系作用外，还应重视社会组织、公众等体制外的监督力量。从体制内外两个层面完善政治权力的受约制机制，促使政治权力运作的透明性与公开化，增强政治权力的行使的“阳光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治权力的自我审视能力，促进基于权力理性运作的政治权威树立，以保障政治系统运作的秩序建立。
（二）平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因素是导致“街头政治”爆发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阶层两级分化严重是诱发社会动荡、危及政治稳定的直接促因，突尼斯、乌克兰两国发生“街头政治”的背后均存在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问题，在突尼斯、乌克兰爆发的“街头政治”运动中，由于贫富分化巨大，人们产生强烈不满；又或是由于人们生活极其艰辛，生存状况极其恶劣，甚至难以维系生命，最终走上街头进行革命。 从两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政治权力过度干预经济体的运行会带来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扰乱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并演化出权贵经济等“畸变”的经济发展形式，权力主宰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阻扰经济利益的均衡分配，资本向权力聚拢，财富向权贵阶层聚集，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界定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行使的边界，平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能促使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的转型调整是新常态的重要体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需保障经济发展按照自身规律进行，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力，理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防范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规制权力在经济领域的行使边界，给予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发展空间，推进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缩小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促进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基于此，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生态联动，夯实政治稳定的物质基础，以有效防范危及政治系统有序运行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三）推动主流文化价值传播，构筑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文化是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润滑剂”，构建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就是要发挥文化思想整合、价值引领功能，促进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生态联动，实现文化对政治体系的价值规整及引领，需要文化系统自身的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通过推动主流文化价值的传播，以建立牢固的思想防线，构筑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屏障。突尼斯和乌克兰政权颠覆发生在文化价值分崩离析，政治意识形态不够牢固的情形下。对于我国而言，确保政治系统的良性运作，保障政治体系的有序性与稳定性，构建符合国家安全需求的文化价值体系尤为重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已构筑，但文化价值的时代性诠释还有待强化，结合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阶段的新问题、新情況进行基于主流文化价值的思想解读和内涵诠释是充分发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整合、引领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政治系统稳定运行，防范政治失序的必要前提。
注释：
郭芊芊.发展中国家街头政治研究.吉林：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5.24-25.
夏美武、金太军.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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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治生态 “街头政治” 原因
基金项目：江西警察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青年）（2015NQ006）《政治生态视角下“街头政治”原因及预防对策研究》研究成果；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ZZ1501）《政治生态视角下“街头政治”生成原因及预防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丹，江西警察学院侦查系教师，研究方向：国内安全保卫、犯罪学。
中图分類号：D7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1.296
一、“街头政治”的内涵
街头政治，从广义层面来理解，是指在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民众以集会、游行、示威的形式向政府表达特定利益诉求的一种政治活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是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一种民主监督手段。在法治轨道内进行的街头政治具有制度意涵和理性价值，但脱离了法律制度框架则会演化成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活动，成为非理性的集群性政治抗争行为。“街头政治”蕴含着潜在的动员力和情绪推动力，若“街头政治”中的个别参与主体脱离制度约束，发动集群性非理性抗争，煽动政治狂热，“街头政治”的合法属性则极易发生转向，滑向非法边缘，挑战既有秩序与权威。
近年来，发生在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运动具有挑战既有政治秩序和权力主体的性质，对所在国政治体系稳定带来了冲击，一些国家在“街头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政权更迭，执政者下台，国家政治安全受到威胁。如：2011年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及2014年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的“街头政治”运动，一些民众在反对派支持下大规模上街游行、示威、抗议，以要求执政者下台，最后当权者抵抗不住民意压力而倒台。可以说，“街头政治”运动的煽动性潜质若被一些政治势力利用则会成为危及一国政权安全，扰乱政治秩序的一股颠覆性力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并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势力策动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政治”运动，扶持亲美政治势力上台，这无疑给“街头政治”赋予上了极强的杀伤力，使其成为一些别有用心势力颠覆一国政权的得力工具。因此，从狭义层面来理解“街头政治”内涵，具体是指一国内某些势力发动的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集体性抗争活动，活动方式具体表现为：与境外势力联系密切，获取境外支持与资助；发动民众上街游行静坐，围攻政府机关，暴力抵抗军警执法；进行打砸抢烧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等。而本文探讨的“街头政治”是从狭义层面来理解，即探究给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直接负面影响的街头集体抗争运动。
二、 “街头政治”生成的原因
“街头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多次发生，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街头抗争活动频繁，给所在国家及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隐患。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发起了“街头政治”运动，催促了本·阿里政权的倒台，究其政变原因，一方面与本·阿里政权的政治腐败积淀了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有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矛盾的交织并存使突尼斯民众对执政主体权威认同大大减弱。加之，网络技术对煽动性信息的扩散式传播，及境外势力的插手干预，诸多因素的叠加促成了突尼斯本·阿里政权的快速瓦解。而在2014年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也有民众上街游行抗议的影子，其导火线是乌克兰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同时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此举引起乌克兰国内反对派及亲欧盟势力的强烈不满 ，在亲欧反对派势力的鼓动下，大批民众在首都基铺游行示威，发起街头政治抗议，要求执政者下台。乌克兰政治危机爆发不是一蹴而就，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交织，其中，乌克兰经济发展滞后引发的社会问题累积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乌克兰政治体制自身的弊端使其政治体系缺少稳定性，加之乌克兰国内缺少核心文化体系的价值支撑，呈现出民族文化割裂格局，乌东部民众信奉东正教，受俄罗斯影响深厚，西部民众则更追捧西欧文化，再加上俄罗斯、美国等大国插手干预，乌国家内部裂痕更加明显，政治权力主体威权形象树立受到影响，执政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使乌克兰政局动荡。
“街头政治”给国家的政权稳定带来极强的破坏力，归根结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2011年突尼斯政变及2014年乌克兰政治危机中可以看出，“街头政治”生成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内部因素含有国家政治体系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文化的不成熟，外部因素主要来自大国政治势力的插手干预。而“街头政治”产生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联。“街头政治”的爆发折射出所在国家政权稳固与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是一国经济社会非良性发展的产物，反映出发生国政治生态体系的不和谐。
三、“街头政治”生成原因背后的政治生态问题
政治生态，是把政治体系放到社会、自然等生态系统中予以整体性、系统性考察。 而良性政治生态体系的生成更大程度上是与政治体系自身的运作及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演进密切相关。从政治生态视角下研究政治现象强调要从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层面入手 ，研究政治系统内部因素间的互动及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如何构筑国家的政治生态体系。而政治生态的良性构建又是由政治内生态与政治外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 。政治内生态强调政治系统内政治制度、政治客体、政治主体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政治外生态则主要指政治系统自身与社会中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生态联动。发生在突尼斯、乌克兰的以颠覆政权为目的街头抗争政治行为的生成反映出所在国政治生态系统的失衡。具体表现为： （一） 政治系统内的不和谐
保障政治系统的良性运作需以政治系统内各要素的有机整合与联动为条件，政治系统要素的有机耦合是在以权力要素为核心的基础上实现执政主体、执政客体、政治制度要素的良性整合。政治实践的实质是权力的实践与实现 ，权力的运作是政治系统运行的主导逻辑与行动价值。在政治体系的实践化过程中，权力诉诸与制度规约的二元张力构塑，执政主体的权威树立与执政客体的权力认同构建的不一致，会给政治体系的实践化带来诸多问题。稳定与发展是政治系统良性实践的主要议题。脱离制度规约的权力行使，及失去民众认同根基的政治权威树立是影响并破坏政治体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政治实践中，权力的非制度化运作会使权力沦为主体意志的工具，丧失理性规约，成为主体情感滥用的媒介，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基础，压缩了政治认同空间。而权力腐败是权力非制度化运作的突出体现，以谋取主体私利为目的在制度轨道之外运转权力是权力腐化的本质。权力的腐败化直接影响政治系统的稳定存续，对权力腐败规制的失效则会动摇执政主体的执政根基，也会催促政治系统的无序变更。发生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政治”运动所在国均存在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互动失衡的情形，缺乏制度建制与权力规约，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执政合法性存有质疑，对政治系统运作的正当性缺乏认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中倒台的本·阿里政权内部存在执政权过度集中，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的问题，本·阿里在执政期间，强化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在监督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利用权力手段谋取私利，打压其他政治势力，挤压政治民主空间，其强权政治手腕滋生出的政治腐败给突尼斯的政体稳固注入了不安定成分。而在2014年乌克兰政局危机爆发中政治腐败是重要因素之一。政党间对政治利益的无序争夺，政治权力的越轨滥用以及经济寡头对政治的资本渗透与腐蚀编织出了乌克兰社会不和谐的政治生态图景。
（二）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非生态联动
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互动是政治生态构建的前提条件。经济系统的和谐发展是政治安全的基础，政治的安全与稳定又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政治与经济生态互动的演进需要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各自价值目标的正当实现，经济系统的价值目标体现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政治系统的价值诉求表现为权力引导下的政治秩序与安全价值的实现。构建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生态联动关键在于协调好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规整好经济利益实现的价值取向。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层面，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全方位介入容易使政治权力附上了经济利益属性，这为滋生政治腐败提供了温床。而经济资本主动靠拢政治权力，寻求权力的庇护，容易出现资本的权力化，正所谓经济利益一旦与政治权力走向聯合，权力必然导致邪恶。 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层面，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表现为经济的有效增长，若经济增长的收益仅为少数人所受惠，那么此种经济增长只是为少数利益群体服务，在此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利益有失对公平价值的考量。而不公平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来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政治权力与资本的媾和及经济利益分配的非公平性是制约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生态互动的重要因素。
在爆发“街头政治”从而导致政权更迭的国家中，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非生态关系演绎是常态。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延伸至政治领域，经济的停滞不前或发展不均衡削弱着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突尼斯政权更迭前期其本国经济存在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诸问题，这些因素导致突尼斯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并侵蚀着突尼斯执政者执政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政治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极易催生出权贵经济，权贵经济主导下的利益分配往往偏离公正化的轨道，使经济资本附庸上了权力资本，经济利益成为少数权力者享有的惠果；突尼斯经济实体的另一特点是经济资本的权贵属性，执政者本·阿里的家族掌控着突尼斯全国经济命脉，家族式的经济垄断使突尼斯经济腐败问题突出。
再一方面经济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渗入加剧权力的腐化，从而引起权力认同危机和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质疑。2014年乌克兰政变的背后同样存在经济发展不畅影响政治稳定的问题，其背后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相互渗入折射出资本与权力联合的恶果一方面危害了乌克兰社会经济体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也阻扰了乌克兰政治系统的有序与稳定。
（三）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非生态联动
文化系统是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智力支柱与精神动力源，政治系统的稳固离不开文化系统强大的智识基础。在政治生态体系构建过程中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生态互构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促成政治与文化的生态联动需要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积极有益的互动。而文化系统的思想整合、价值引导功能的发挥是促进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生态互动的重要因素。文化系统通过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来消解社会对抗与矛盾，整合多元的社会思想，创造智识条件以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同时，文化系统还通过价值引导规整社会行为，以创立一套价值观念体系来弥合社会中不同观念的对立与分裂，文化系统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辐射功能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多样，化解困惑，尊重差异，为社会的政治稳定铺垫价值基础。 发生以推翻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抗争活动所在国均存在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失衡互动的情形。文化系统思想整合、价值指引功能的失效使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难以构建，若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缺乏主流价值体系的支撑，社会易走向分裂，政治稳定的智识基础也难以存续，政治安全没有保障。
突尼斯和乌克兰两国在主流文化价值构建方面均存在不足，突尼斯临近欧洲，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输入有着天然的地理空间条件，且突尼斯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受阻使民众转向对西方社会的向往，这为西方文化价值的输入创造了民意条件。而乌克兰在文化价值体系整合方面面临“东西分离”问题，乌克兰西部靠近欧洲，颇受西欧文化影响，东部接壤俄罗斯，受俄罗斯影响为多，乌克兰本国构建整合式的文化体系存在困境，对于发挥文化系统的思想整合和价值引导方面，其与突尼斯面临相似问题，符合本国文化安全利益的整体性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没有建立，加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渗透，本国主流意识形态“西化”显著，文化价值观的“均质性”较弱，政治系统缺乏共识性稳固的文化价值体系，使政权运作的文化智识基础薄弱，文化系统内部基于认同削弱情况下的文化的整合、引导功用缺失会促使政治系统运作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加剧政治安全危机。 四、 政治生态视角下的“街头政治”防预
“街头政治”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其是一国政治系统良性运作失灵及功能畸变的“爆发性”产物。突尼斯和乌克兰两国发生“街头政治”的因素有相似之处，在非生态的治政环境下，政治系统自身及其与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非良性运作与互动迸发出的“危害因子”侵蚀着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突尼斯和乌克兰爆发“街头政治”催使本国政权的更迭对我国的政治安全维护有警示之义，我国已步入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正在经历从中等水平收入国家向中高等水平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仍是发展主题，但现代化过程孕育着社会风险。亨廷顿指出，对于任何推进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推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易诱发各类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若缺乏生态化的治政环境化解、吸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展中风险因素的累积，当释放风险的制度渠道被堵塞，增加了风险的非可控性，促使其以非理性方式进行非制度化释放，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危及政权安全的“街头政治”是诸多社会风险因素长期叠加并恶性转化促成的结果，从根本上防预“街头政治”应着眼于生态化的治政视角，从政治系统自身内部的良性构建及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的生态互动维度出发构筑综合性的预防体系。
（一） 完善权力制约制度促进政治系统良性运作
促成基于政治系统良性运作情形下的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整合互动需以对政治权力的规约为核心，防范权力的非制度化行使带来权力的腐化以影响执政主体的权威树立及执政客体政治认同感的构建。突尼斯执政者的独裁专政及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均出现了权力监督弱化带来的权力滥用、缺位等腐败问题，权力具有自主扩张性，没有规约的权力滋生权力腐败，而权力腐败吞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基石，制造社会不稳定，影响政治安全。我国已建立了一套政治权力监督体系，从议政、执政等多方面对权力合法合规的运作过程予以监督。但在权力规约实践中，对政治权力监督不力的现实问题仍然存在。现有的防腐体系中，权力监督机构多、体系全、覆盖广，但他们都缺乏独立性和权威，制约监督力较弱，效果不佳。 完善权力制约制度是规范权力运作的必然途径，除发挥现有的纪委监督、行政监督再到司法机关监督这一套体制内的监督体系作用外，还应重视社会组织、公众等体制外的监督力量。从体制内外两个层面完善政治权力的受约制机制，促使政治权力运作的透明性与公开化，增强政治权力的行使的“阳光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治权力的自我审视能力，促进基于权力理性运作的政治权威树立，以保障政治系统运作的秩序建立。
（二）平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因素是导致“街头政治”爆发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阶层两级分化严重是诱发社会动荡、危及政治稳定的直接促因，突尼斯、乌克兰两国发生“街头政治”的背后均存在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问题，在突尼斯、乌克兰爆发的“街头政治”运动中，由于贫富分化巨大，人们产生强烈不满；又或是由于人们生活极其艰辛，生存状况极其恶劣，甚至难以维系生命，最终走上街头进行革命。 从两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政治权力过度干预经济体的运行会带来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扰乱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并演化出权贵经济等“畸变”的经济发展形式，权力主宰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阻扰经济利益的均衡分配，资本向权力聚拢，财富向权贵阶层聚集，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界定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行使的边界，平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能促使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的转型调整是新常态的重要体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需保障经济发展按照自身规律进行，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力，理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关系，防范政治权力对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规制权力在经济领域的行使边界，给予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发展空间，推进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缩小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促进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基于此，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生态联动，夯实政治稳定的物质基础，以有效防范危及政治系统有序运行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三）推动主流文化价值传播，构筑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文化是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润滑剂”，构建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就是要发挥文化思想整合、价值引领功能，促进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生态联动，实现文化对政治体系的价值规整及引领，需要文化系统自身的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通过推动主流文化价值的传播，以建立牢固的思想防线，构筑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屏障。突尼斯和乌克兰政权颠覆发生在文化价值分崩离析，政治意识形态不够牢固的情形下。对于我国而言，确保政治系统的良性运作，保障政治体系的有序性与稳定性，构建符合国家安全需求的文化价值体系尤为重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已构筑，但文化价值的时代性诠释还有待强化，结合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阶段的新问题、新情況进行基于主流文化价值的思想解读和内涵诠释是充分发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整合、引领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政治系统稳定运行，防范政治失序的必要前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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