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的最新著作《末世·2012》获得了榕树下网络原创大赛特等奖，并被北京某出版机构以100万元的天价买断。”得知此消息，记者对作家殷谦进行了专访。其新作《末世·2012》对目前流传甚广的“2012世界末日论”进行了深入分析。2012真的会来吗？相信本书能给广大读者一个明确的答复。
　　
　　70后作家殷谦在2009年以一部长篇小说《天廷秘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不但显示出这位青年作家的文学才华，更让他有了一种鲜为人知的神秘感。
　　近年来，殷谦不断发表犀利激昂的文字棒喝时代，抨击中国文坛堕落，批评知识分子“不作为”“没有真知灼见”，甚至退出中国作协以示其独醒之志。这些文字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学界的大地震。北大教授夏业良通过媒体批评他说话“不负责任”“一竿子打倒一片”。而有媒体称殷谦是敢说真话的“精神卫士”，亦有媒体称其为“文坛酷吏”。
　　殷谦不断向学术界和知识界“发难”，其文章《“作家”这个头衔》《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从两会“代表”看当今中国文学》《中国还有多少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等都在批评现在文学界有着严重的“媚西”倾向。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弹赞不一，有人认为，向西方学习并不意味着文化姿态上的“媚西”。夏业良教授说：“这样的文章和观点只是纯粹的情绪发泄。”
　　
　　记者观察：你怎么看夏教授的这种说法？
　　殷谦：1919年以来，“五四”先驱们引进西方文化，我们对此不存在任何怀疑，即使在今天，“五四”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弥足珍贵的。我想这里需要分清一个概念，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以及民主思想，这和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我个人不认为在文化渊源上中国文明低于西方文明，所以我说全部接受西方价值观就是彻底的“媚西”，而且这种“媚西”倾向在当前中国非常严重，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西方一些国家奉行“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学习他们就不得不谨慎。“文化帝国主义”是以强国的富饶打压弱国的贫穷为原则的，当强国的富饶受到威胁时，他们是没有人道主义可言的。中国向西方国家有选择性地学习是好事，但我们拒绝那种彻底的“媚西”，更不能容忍“媚西”成为一个国家知识分子主流的文化姿态。一些知识分子一味地尾随西方，所以我说，他们从没有和底层的人道主义结合过，他们的学术生涯也没有意义。他们可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却没有获得过真知灼见。
　　
　　记者观察：有人认为，你的观点是在应和近年兴起的“国学热”，并说你是国学的“卫道士”，对此你怎么认为？
　　殷谦：我对所谓的“国学热”一直是冷眼旁观的，在我看来，中国倘要进步，首先要完成现代启蒙，而要完成这个事业，就需要继续对传统文化进行冷静的批判和反思，将儒学中不人道、压制人民、伪善、腐朽的成分和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分开。对前者更要进行严厉、尖锐的批评——要批判那种缺乏责任意识的“混世哲学”；批判那种缺乏个性尊严和公民意识的“奴隶主义”；批判那种缺乏平等意识的“拜权教”；批判传统文化中“反现代性”的观念；甚至批判当代生活中的“反现代性”事象。在一个文化拔根、价值失序的时代，人们倒是很容易做传统文化的“卫道者”。目前，很多学者热衷“文化考古”，研究古人的比研究今人的还要多。一大批学者和教授加入到了传统文化“卫道者”的行列，似乎都变成了“死人”的奴隶，陷入到“死人拖住活人”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比如，“国学热”的兴起。说白了，他们只是“古人狗仔队”，只是挖掘一些古代名人的八卦典故，与国学并无太大关系。至于弘扬国学，根本谈不上。所以，与其说我是如他们一般的“卫道士”，不如说我只是想做一个现代文化的“卫道士”。在当下文化领域缺乏创造力和活力的沉闷时期，我其实更愿意做一个开道者和启蒙者。
　　
　　记者观察：你曾批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事的是“盈利的学术”，而你被认为是从不介入任何盈利性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你是怎么考虑这种独立不群的艺术选择的？
　　殷谦：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过去的“政治型”过渡到“艺术型”，现在又过渡到“盈利型”。在选择方面，人各有志，我无须苛责别人的选择，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只选择艺术。并且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这是原则和立场，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责任。中国文化的母体很大，而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似乎不愿意触摸到她的脉搏，亦无兴趣甚至无视其中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走的是利己主义道路。从目前来看，他们似乎打算永远将“盈利”的学术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再来看看我们时代的文学，我们时代的“作家”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也是最高产的，甚至有些还是最有“名”的，但我们时代的“作家”是最无知的、最悲哀的，每天似乎都有“大作家”的大作问世，动辄上排行榜，动辄一鸣惊人，但是那些所谓的大作读来很乏味。这些物本主义作家缺乏信心和热情，所以导致他们的作品缺乏意义感，以及主题深度。拜金主义横行之下的文学，作家似乎只记得金钱，而忘却了艺术。他们没有信仰却有迷信，他们缺乏稳定可靠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秩序，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却崇拜世俗权力。所以，需要精神食粮的人们误食“毒品”却不觉察。那些缺乏信仰支撑的人只能无力和虚幻地感叹“人生如梦”，这一叹，叹出的是他们对拯救信仰的无力感和对现实的绝望，除了名利，他们似乎别无所求。当然对于这些，我捍卫不了别人的理想，但捍卫自己的绰绰有余。
　　
　　记者观察：你的新作《末世·2012》出炉后，引发文艺界和批评界的种种猜疑、误解甚至责难。有人认为你大谈宗教和信仰，否定科学进步，是彻头彻尾的“有神论者”，甚至是“宣教者”。
　　殷谦：是的，有这样的观点。我承认我有信仰，但不是宗教。作为一个研究神学的人，我是否为有神论者并不重要。我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是否为有神论者，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有信仰的人不能出版作品吗？所以，拿我的作品指责我的信仰，是不道德的，也不是《宪法》所允许的。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想对全世界说，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在谈到有些人对我的误解方面，我想说明一下，虽然在著作中根据需要引用了一些《圣经》中的原话来作为论述元素，但这与一切宗教毫无关系，而是在宣扬深植于其中的信仰精神。我写《末世·2012》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教”，更不是让大家信仰某个宗教，而是渴望在中国人人都有一种信仰的精神，并且赞美信仰的精神。《末世·2012》讲述的主体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地球母亲，呼唤人们对大自然要心存敬畏，要热爱和保护大自然，这样才可以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得以长久。
　　近年来关于“世界末日”的话题讨论或传言比较多，尤其是在网络上对此的争议非常普遍，大部分人认为“末日”之说的源头是“玛雅预言”，当然也包括基督教的《圣经》。这是本书写作的第一个背景。我想应该让读者正确认识玛雅文化以及这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古老民族所遗留下来的“预言”，在这部作品中，我对玛雅文明以及玛雅人的神秘历法作了分析和解释，虽是一家之言，却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是否科学客观，还要留给读者去判断。第二，近两年频发的天灾让“末世论”的传播有加强之势。对此，我的观点是，天灾和末日与玛雅人以及《圣经》中的任何“末日”预言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两个重大问题上。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有“末日”的一天，这是自然规律，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爱护大自然，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让“末日”不会提前到来。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自然灾害的频发，这不是偶然的，当自然结构以及它的规律被扰乱后，灾难的发生是必然的。
　　这部作品对各种“预言”以及世界很多未解之谜所联系到的“预言”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宗旨上是反末世论，开宗明义：2012不会是“世界末日”。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人类信仰的真空导致了物欲的泛滥，只图现世的享受，而忽略了未来，我们只关心自身或许会经历“世界末日”，而忽略我们的子孙后代必然要经历的客观现实。人有欲望是正常的，但是物质意义上的欲望是永远都满足不了的，也只有在精神王国才能遏制那些不断膨胀的欲望。人类的世界是依靠情感来维系的，地球可以选择人类，但人类别无选择。如果人类“不敬天，不爱人”，在不断膨胀的物欲方面不加以节制，一味地让这种情感冰结的时代继续延续下去，总有一天，当资源耗尽，人类就会尝到自掘坟墓的恶果。
　　《末世·2012》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目前无法知道。但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一种被讨论以及被检验的命运，并且接受历史的审视，这总比那些欺世盗名、高高在上的作家更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