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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制的最大问题是，间接税比例过大，这导致“收入越低税负越重”的逆向调节。
中国目前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15大税类，不管是什么税，最后都由居民承担，人活着就要消费，有消费就要纳税，人一生下来就是纳税人。
我们直接交给政府的税叫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有的税不是我们直接交给政府的，而是由企业这个“中间人”先替我们交给政府，然后再把税款追加到商品价格里，当我们购买商品付款时，里面就有企业追缴的税款，这就是间接税。
先看看中国的税收结构。2011年，中国人均纳税6900元，其中只有690元是直接交给政府的，其余6210元则是通过企业交给政府的。可见，要想真正减轻百姓税负，必须从间接税上做文章。
政府一般都倾向于征收间接税，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遭到抵制。征收间接税，百姓感觉不到是对自己征税，不会抵制，而企业也认为这笔税款要转嫁给消费者，也不会抵制。这就是法国政治家让一巴蒂斯特·科尔贝所说的“税收技巧恰似拔鹅毛，在拔毛的时候不要让鹅叫”。
间接税最大的弊端是，收入越低，税负越重。中国的商品价格里，隐含着大约50％的间接税，买100元的物品，就要纳税50元。一个年收入5万元的家庭，可能把这些钱都花在日常生活开支上，就要纳税2.5万元，税负率为50％。而另一个家庭年收入100万元，日常生活开支10万元，需纳税5万元，税负率仅为5％。
中国税制改革目前还是没有找准方向，不应该增加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相反，应该尽快废除增值税。
增值税本质上就是一种消费税。企业最清楚，增值税不是由企业自己负担，而是推给下家，流通环节越多，税额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一直滚下去，最后滚到消费者那里就没有下家了，增值税最后还是落到消费者头上。我们所承受的高物价，增值税也在其中作祟。
对企业来讲，只有把产品销售出去才能从消费者那里追缴增值税的税款，这必然要占用企业的大量资金，影响企业的生产周转。同时，增值税抬高物价，也不利于产品的销售。还有，增值税不管企业有没有利润都要交纳，让亏损企业很难翻身，阻碍新开办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创办初期主要是投入，一般不会产生利润。
目前，国内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占税收总额的27％。废除增值税带来的财政损失，可通过提高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和增设财产转让税(遗产税)以及全面开征房产税等直接税来弥补。
总之，中国的税制改革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经验，进行彻底改革。税制改革总的框架应该是：个税按家庭年收入计征，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废除增值税。
依靠权力的分配实现不了共同富裕
戴志勇
当下，社会财富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已是既成事实。学者估算，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5。中国收入分配天悬地殊，令人忧虑。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曾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把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归咎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常见的错误归因。为什么在一些奉行自由市场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追问两极分化的祸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国作为转型国家这一“特殊国情”。
毋庸讳言，在30多年改革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权力变现的潜流存在。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来垄断重要行业，不受限的权力以此获得了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权利缺失者，随之以物质贫乏；权力强大者，要积蓄财富则易如反掌。这已是社会共识，并成为很多人进退取舍的内在标准。
其实，只看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比例，也能发现贫富日益悬殊的秘密所在。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6％，而且这几年继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则一路上升。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万亿有余，继续保持近30％的增速。如此快速的财政增速，配之以极不相称的公共服务，使二次分配的矫正作用基本沦为空谈。
国强民弱，使追求共富不得不靠政府的自省与善心。但仅靠政府善心，显然并不足以实现共富。改革前，权力全面配置资源，无法形成灵敏的价格体系，中国人只好共同贫穷。现在虽然加入市场要素，权力改革却依然任重道远，国民财富分配还是得屈从于权力逻辑。主政者施仁政，则民众得实惠。运气不好时，遇上一个不靠谱的地方官，一方百姓就只能艰难度日。
政府也有利害计算，这本是常识。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走向共同富裕，初次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必须要由纳税人说了算。
所以对民众来说，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一定要告别对“父爱主义”的幻想。惟有权利明确无误，并有法律保障，农民土地才会真正值钱。市民才不会连房带地被“无偿收回”。
为达成可持续的良治，政府则要深化改革，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共富是财富分配向正义原则的回归，更是社会经济权利的落地，是民众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扩展。
中国目前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15大税类，不管是什么税，最后都由居民承担，人活着就要消费，有消费就要纳税，人一生下来就是纳税人。
我们直接交给政府的税叫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有的税不是我们直接交给政府的，而是由企业这个“中间人”先替我们交给政府，然后再把税款追加到商品价格里，当我们购买商品付款时，里面就有企业追缴的税款，这就是间接税。
先看看中国的税收结构。2011年，中国人均纳税6900元，其中只有690元是直接交给政府的，其余6210元则是通过企业交给政府的。可见，要想真正减轻百姓税负，必须从间接税上做文章。
政府一般都倾向于征收间接税，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遭到抵制。征收间接税，百姓感觉不到是对自己征税，不会抵制，而企业也认为这笔税款要转嫁给消费者，也不会抵制。这就是法国政治家让一巴蒂斯特·科尔贝所说的“税收技巧恰似拔鹅毛，在拔毛的时候不要让鹅叫”。
间接税最大的弊端是，收入越低，税负越重。中国的商品价格里，隐含着大约50％的间接税，买100元的物品，就要纳税50元。一个年收入5万元的家庭，可能把这些钱都花在日常生活开支上，就要纳税2.5万元，税负率为50％。而另一个家庭年收入100万元，日常生活开支10万元，需纳税5万元，税负率仅为5％。
中国税制改革目前还是没有找准方向，不应该增加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相反，应该尽快废除增值税。
增值税本质上就是一种消费税。企业最清楚，增值税不是由企业自己负担，而是推给下家，流通环节越多，税额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一直滚下去，最后滚到消费者那里就没有下家了，增值税最后还是落到消费者头上。我们所承受的高物价，增值税也在其中作祟。
对企业来讲，只有把产品销售出去才能从消费者那里追缴增值税的税款，这必然要占用企业的大量资金，影响企业的生产周转。同时，增值税抬高物价，也不利于产品的销售。还有，增值税不管企业有没有利润都要交纳，让亏损企业很难翻身，阻碍新开办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创办初期主要是投入，一般不会产生利润。
目前，国内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占税收总额的27％。废除增值税带来的财政损失，可通过提高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和增设财产转让税(遗产税)以及全面开征房产税等直接税来弥补。
总之，中国的税制改革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经验，进行彻底改革。税制改革总的框架应该是：个税按家庭年收入计征，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废除增值税。
依靠权力的分配实现不了共同富裕
戴志勇
当下，社会财富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已是既成事实。学者估算，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5。中国收入分配天悬地殊，令人忧虑。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曾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把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归咎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常见的错误归因。为什么在一些奉行自由市场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没有中国这么大?追问两极分化的祸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国作为转型国家这一“特殊国情”。
毋庸讳言，在30多年改革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权力变现的潜流存在。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来垄断重要行业，不受限的权力以此获得了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权利缺失者，随之以物质贫乏；权力强大者，要积蓄财富则易如反掌。这已是社会共识，并成为很多人进退取舍的内在标准。
其实，只看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比例，也能发现贫富日益悬殊的秘密所在。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6％，而且这几年继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则一路上升。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万亿有余，继续保持近30％的增速。如此快速的财政增速，配之以极不相称的公共服务，使二次分配的矫正作用基本沦为空谈。
国强民弱，使追求共富不得不靠政府的自省与善心。但仅靠政府善心，显然并不足以实现共富。改革前，权力全面配置资源，无法形成灵敏的价格体系，中国人只好共同贫穷。现在虽然加入市场要素，权力改革却依然任重道远，国民财富分配还是得屈从于权力逻辑。主政者施仁政，则民众得实惠。运气不好时，遇上一个不靠谱的地方官，一方百姓就只能艰难度日。
政府也有利害计算，这本是常识。缺乏社会的异体监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走向共同富裕，初次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必须要由纳税人说了算。
所以对民众来说，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一定要告别对“父爱主义”的幻想。惟有权利明确无误，并有法律保障，农民土地才会真正值钱。市民才不会连房带地被“无偿收回”。
为达成可持续的良治，政府则要深化改革，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共富是财富分配向正义原则的回归，更是社会经济权利的落地，是民众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