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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取舍，积累了丰富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根据时代问题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概括起来有三种重要模式：“阶级分析”模式，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階级斗争的立场来对待旧的文化;“生产力分析”模式，依据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物质技术进步来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建构”模式，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精神传承、民族精神的建构着眼来认识和评价传统文化，给予传统文化以本质性和总体性肯定。三种模式的演变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坚持辩证思维科学方法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4-0037-09
[收稿日期]2021-03-21
[作者简介]林国标（1965—），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渊源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0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BKS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尊重、继承并弘扬的立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取舍，积累了丰富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经验。
如果深入考察我们党借鉴和运用传统文化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我们党对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弘扬的总基调下，表现出因现实中所要解决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就决定了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下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在政策取向和制度操作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本文借用“模式”这一概念来表示这种差异化的处理问题所遵循的规范和方法。这也就是说，历史上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根据时代问题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抑或是改革开放以及新的时代，每个历史时期不仅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形成了适合那个时代需要的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实践操作模式。本文大致把它们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阶级分析”模式、“生产力分析”模式和“民族精神建构”模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总结和概括我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经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阶级分析”模式
所谓“阶级分析”模式，是指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立场来对待旧的文化。该模式是革命时期的主流模式。
在毛泽东有关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有很多经典的段落与语句，如：“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P70。“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3“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P707“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P1083。这些名言名句，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依循的基本模式的直接注解。
对于传统文化，毛泽东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立场和分析方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方面，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因此，中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就产生了诸如奴化思想、尊孔读经、提倡礼教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新文化则是在中国社会有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之后产生的。另一方面需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也就是说，一定时代的文化包括旧时代的文化，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上产生，一经产生之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决定了一定时期的文化可以相对地脱离原来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而对历史产生积极的作用。旧文化在脱离原来的旧经济之后，有可能经过转化而进入新文化的行列，对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产生作用。所以，对这种旧文化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要尊重历史，不割断历史，但也不宜一味颂古非今，更不能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任何一个时期，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都要解决两大问题：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决定了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即辩证地分析和批判地继承的方法。
什么是传统文化？准确地说，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的笔下很少提“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他一般是用“中国古代的历史”“封建的旧文化”“历史的中国”等概念来表述。如果在毛泽东的话语中勉强找出对等于当今“优秀传统文化”概念，那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在他看来，旧的文化体系中只有人民大众的文化才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化，才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文化。毛泽东笔下没有当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只有旧文化和旧文化中所包含的进步的、革命的、大众的文化。正因为旧文化中包含了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与先进的革命的文化，所以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就应该是包含批判与肯定、继承与抛弃、赞扬与唾弃的辩证批判的态度。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在旧的社会即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旧的文化。旧的文化是在旧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维护着旧的封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就它与旧的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性质而言，它是腐朽的、落后的文化。但是即便在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最进步的变革社会的力量。在旧的文化体系中，也有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化。所以，对于旧的文化体系必须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分析和解剖，把反映生产力进步要求的革命文化从旧的文化体系剥离出来，继承革命的文化因素而抛弃腐朽的落后的旧的文化因素。旧社会的广大劳苦大众，即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才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予以继承。其他的则是糟粕，应予抛弃。“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P708很显然，毛泽东强调要尊重历史，不割断历史，就是因为“历史”中有优秀的人民文化存在，那是“多少带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东西”。于是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精华”即古代优秀的人民的文化，也即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内容的文化。“糟粕”即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文化。这也就能解释清楚毛泽东为什么有时要批判“历史”，有时又要尊重“历史”。当其批判的时候，批判的对象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的文化。当其尊重历史的时候，这种“历史”指的是人民大众的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和定位，决定了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处理方式。当社会基本矛盾被定位为剥削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传统文化也就被分析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即代表人民大众的文化和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当然指的是历史上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文化。 既然历史上人民大众创造的文化才是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厘清“人民大众”的内涵。对此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先后多次作过阐述。“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是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2]P855-856“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的劳动人民为主体。”[3]P1272“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3]P1287
“人民大众”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劳动者，是从事着生产的人，是创造财富的人（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相近的脑力劳动者。第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
人民大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才是旧的文化体系中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的部分。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收录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有一大段文字对中华民族发展史进行介绍，这段文字属于该文的第一章，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反映了同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段话分两部分介绍中华文明的发展。一部分介绍中华文明史，即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诞生的无数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及发明家，有丰富的文化经典，还有许多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指南针、造纸法、印刷术、火药，是“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另一部分则介绍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的传统。如，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等。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P623。依此推论，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革命”的传统，这是崇尚自由、勇于斗争的传统，是从精神方面说的。一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这是从文化成果方面说的。然而，不管是哪一方面，归根结蒂，都来自于人民大众。文明成果是人民大众劳动的创造，精神传统是人民大众反抗剥削压迫、追求光明与自由的斗争精神的凝结。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大众的文化亦是优秀传统文化。即便是封建统治阶级创造的文化，只要多少具有人民性，就应肯定和继承。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4]P398。只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或者颂扬反抗，或者为人民说话，或者提出的思想对人民有益，或者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等，都是具有人民性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值得肯定。
可见，“阶级分析”范式的实际运用，就是对于古代的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照搬。首先分清人民性和封建性，然后继承人民性，抛弃封建性，这叫“有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P1083。对传统文化之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和辨识的标准是“人民大众”，凡具有人民性的则是精华，反人民性的则是糟粕。
以“人民”的标准来测量传统文化，它注重的是人民基于被压迫地位的反抗与斗争精神，和基于劳动者身份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產品以及科技发明。“斗争”与“劳动”是人民标准中的两个关键指标和选项。所以，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及其思想因不符这些标准而被当作糟粕予以批判，如老子、庄子的哲学。还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思想流派都是依据“人民”的名义进行裁断与取舍。
“阶级分析”范式是我们党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批判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模式、立场与方法，与现实中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相呼应。这种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形成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破除了把传统学术奉若圭臬的旧学思维和五四以来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形成的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极端性思维，建立了一分为二、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都能得到较好地发掘和保存。特别是长期被忽视和掩盖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更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和弘扬。我们党不但实践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在历史理论领域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而且激发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变革社会、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豪情。因而优秀传统文化只能是历史创造者的文化。
“阶级分析”模式曾在很长一段时期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主流模式，尽管它产生于革命时期，但发挥作用并不限于此一时期，时至今日，它仍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它是首先形成的模式;从重要性来讲，它是一种基础性模式，因而具有思想奠基的作用。
二、“生产力分析”模式
所谓“生产力分析”模式，就是依据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和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的模式，也就是依据是否反映历史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技术进步的标准，来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行为原则、操作模式及基本方法。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们党虽然没有完全摒弃“阶级分析”模式，但在政策的取向、实践方法上亦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做了相应的调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式。
如果说，革命时代是以“人民”的名义，运用阶级分析法进行传统文化的辨识与取舍，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代，则是以“生产力”的名义，运用是否促进物质技术进步的标准来对传统文化进行辨识与取舍。“人民”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不同点在于，“人民”有更多的政治寓意，突出以“阶级”的视角来分析和看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以阶级属性来评判传统文化。“生产力”标准更注重从经济和发展意义上来评价和取舍传统文化。当然，它们之间更有本质上的相同点，即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人民跟劳动联系在一起，而劳动又跟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劳动群众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人民群众中的主体部分。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最终由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来决定，而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人民大众就是生产力的代表。 一个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定位，取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而对文化的认识与定位又取决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的判断，进而取决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定位与判断。在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被定义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责任就是带领广大人民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2]P1027他还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P1083所以，在革命年代，只能以“人民”为最高标准。在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建设，我国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社會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然建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但已经不再占据社会发展的主导方面，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不存在。随之而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有了重大的变化，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来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所要解决的最大的实际问题。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都要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力”来做，对待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认识亦是如此。邓小平说：“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5]P312还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5]P311这里，邓小平把“革命”分为两种：阶级革命和生产力的革命，而且强调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因为归根结蒂阶级革命是为了扫除旧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当旧的生产关系已被扫除，旧的上层建筑已被推翻，我们评价事物的价值标准当然要回归到生产力标准。
以“生产力”为中心，就意味着工作的重点放在积累物质财富、发展经济、谋求发展上面。许多实际工作如思想工作、文化工作、政治工作，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经济工作上，落脚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要以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文化的发展，相应地，也要以经济标准、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估文化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转化。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评估传统文化，首先无疑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实用性，要注重开掘传统文化的应用性价值，注意发挥传统文化对时代的工具性作用，注重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型文化以及发展经济和国家治理的经验。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文化、文艺的多样性问题，提出过很重要的意见，在对文化、文艺包括传统文化的评判上，邓小平明显淡化了政治挂帅而选择了多样性标准。多样性标准，也就是有“用”性标准。所以，对于文艺、文化发展的方针，他要求：一方面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5]P210。因而对于传统文化不管属于哪个阶级的创造物，只要能够古为今用，就应该学习和借鉴。
邓小平在儒家“小康”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构想，这固然使时代的发展战略具有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文化的特色，也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深深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基本方式的转换。与革命时代早期革命家喜欢用儒家大同理想来譬喻和诠释共产主义理想不同，古代“小康”概念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意象更适合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想来映照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发展实际。具体言之，“大同”更具理想色彩，“小康”则包含了更多的现实隐喻，它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状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战略需求等多方面信息含摄其中，展现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时代风尚。
江泽民1997年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他介绍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特别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的独特贡献。如记录哈雷彗星，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提出勾股定理，算出圆周率，首创十二平均率，建立中医药学，还有四大发明以及丝织、制瓷、冶金、造船技术。第二部分，则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四大精神传统：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6]P58-65
比照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阐述，此时对传统文化的阐释略有不同，即关注重点转移到对生产力发展有直接关系或本身就体现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等应用型文化，而对古代文化四大精神传统的总结和阐释，则是对古代某种政治传统和治理能力的阐释和弘扬，而政治传统和治理能力，正是建立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并对二者起维护作用的上层建筑。与革命时代人们倾向于从“人民”与“革命”方面来理解传统文化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则倾向于从知识科技传统和治理传统方面来理解民族传统文化，也就是倾向于从“物”和“技”的方面把握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党在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话语表述也逐渐走向成熟和全面，总体上我们建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框架的总体逻辑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目标，要求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比较突出位置。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7]P37“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7]P168这里虽然提到了三种文明的协调发展，但它仍然属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叙事框架，因为这种叙事框架并非凸显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而是强调各种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叙事仍然依循着“生产力分析”模式，其对传统文化的叙事除了延续改革开放初期注重开发历史中的经济和科技传统，增加了对传统道德资源的发掘和闡扬。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作为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因素也被推到了突出的位置。“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8]P621
胡锦涛于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列举了我国历史上产生的有关社会和谐思想，如“和为贵”“兼相爱”“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以及《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理想，这些思想有的属于伦理规范，有的属于理想社会方案，有的属于道德原则，但最终指向的是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养成。我们宣扬传统道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7]P145而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和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最终目的是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是说，更注重发挥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道德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的实际作用，注重传统道德在塑造精神文明中的资源性和技术性作用。
总之，“生产力分析”范式下，传统文化被安置在物质与精神二元协调发展的框架内被评估和采用，它与“国外优秀文化”“时代的文化”一起共同支撑“精神文明”大厦。是精神文明“三足”中的一“足”。人们着眼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建设精神文明，再在精神文明的格局中安置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只有作为精神文明一部分，对现时代物质文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实效，才具有意义。既而人们更倾向于从知识与科技的贡献以及通过历史上国家的硬实力来确立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基于快速追赶和发展经济的现实，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寄托，人们更倾向于从技术和资源的意义上来把握和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既是这个时期内我们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也是一种带有时代特点的实际操作模式。
本文把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期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与方法概括为“生产力分析”范式，并非为了批判曾经一段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物质主义的取向。“生产力分析”范式是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相匹配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发展方针相联系，在基于各种条件的约束而不得不选择粗放式增长的时代里，在传统文化里寻找硬实力资源和发展经济的历史经验本身无可厚非。它不仅唤醒了国民对传统中国的“富强”的历史记忆和想象，更使新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明晰的具体目标。“生产力分析”范式相对于“阶级分析”范式而言，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也体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越来越趋于理性与客观。
三、“民族精神建构”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这种前提下，国家的发展方略也作了重大调整，从过去注重规模的增长转变为内涵和质量的增长。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与此相应，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运用，从理念到方法都有重大的变化和创新。本文把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习惯和特征称为“民族精神建构”模式。
所谓“民族精神建构”模式，系以一种总体的视角，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从而清楚而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意义。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背景下，放到中华文化总体的发展与演进大逻辑中来展开叙事。要从国家发展的基础、历史渊源、发展动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着眼，特别是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精神传承、民族精神的建构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把传统文化看作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源头，对之作总体的把握和肯定。以这样的方法和策略来对待传统文化，本文称为“民族精神建构”模式。前两种模式偏重于分析，该种模式则偏重于整合与建构。
以往理论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叙事大都倾向于“小”，就是说都倾向于碎片化的理解和吸取，只见局部不见总体。没有通过一种历史的大视野，通过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等方法的运用，把传统文化放在国家发展、民族精神的重构等战略地位来考察。对传统文化容易从微观的视角进行技术性取舍。人们要么把传统文化看作供审视的对象，要么把之看作是一种可以满足某种特定需要的具体的资源。无论是“资源”论者，还是“对象”论者，都是以一种技术主义的视角来处理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方法的特点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割裂为两个部分，或者说，分割为两种异质性的系统，即便是考察他们彼此的紧密联系，也以它们之间的差异和隔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看不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接，看不到传统与现代的同构性，看到的只是文化的碎片和文化的断裂。当然，这与各个阶段的具体历史任务和文化语境有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意味着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我们需要以总体的视野和系统的方法来审视和应对重大问题。对待传统文化亦是如此，要把传统文化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背景下，放到中华文化总体的发展与演进大逻辑中来展开叙事。
首先，从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历史渊源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作用首先当然就表现在它是先在性的、基础性的。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用“根基”“源泉”来表达传统文化的这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9]
这段话清楚地讲明了中华文化源与流的关系。我们民族的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固有的逻辑，有它自身的起点和发展方式，无论是5000多年的文明史，还是近代以来180多年的斗争史亦或是70多年的共和国史，其实它们总体属于同一个历史，它们源于同一起点，来自于共同的传统。
在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源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0]P155-156。这里，“植根于”“历史渊源”等字眼就点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头。
另外，在讲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他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0]P164。这里的“根本”“根基”同样说明了传统文化的根源性意义。
其次，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動力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这些作用表现为提供滋养、提供精神支撑等等。这是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来揭示传统文化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式是提供“养分”，提供“燃料”，使中华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向前发展。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主要通过“文化基因”“文化沃土”“滋养”“涵养”等词语来表达。他说：“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0]P170-171这就点出了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作用方式，它的作用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是“春风化雨”的，是“润物无声”的。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0]P155。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1]。传统文化沃土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而构成了独树一帜的区别于它种文化的基本标志。所以，他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0]P164。
再次，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精神传承，民族精神的建构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除了获取物质财富、壮大硬实力之外，还应该进行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国自王朝解体以来，民族精神的重建一直没有完成。建国之初，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摆在突出的位置;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摆在了优先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且更进一步强调传统文化对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他是以“精神标志”“精神命脉”“精神支撑”来表达的。他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10]P106“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0]P164所以，“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0]P164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传统文化在树立精神标识，延续精神命脉，建构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他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勇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1]
第四，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特别是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着眼来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爱国主义的培育、民族精神的培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社会主义道德的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养成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品德的培育，都强调了传统文化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10]P406他还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德治主张、民本思想、平等观念、正义追求、道德操守、改革精神、邦交之道、和平理念等，甚至有较先进的国家制度和治理经验，“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2]。 总之，习近平从历史文化的原点，到历史文化演变的过程，再到民族精神的培育，再到具体的治国理政和人生修养实践，都强调了传统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他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3]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则“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10]P170-171。
如果我们把十八大以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和具体做法总结为一套模式和方法体系的话，可以把之称为“民族精神建构”模式，即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进行总体的把握和全面的研究，并给予本质性、总体性的肯定。总体性肯定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对其内在精神实质、文化体系、文化精髓进行肯定，从而坚定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总之，新时代对待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原则，同样是分清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但具体的实践措施却有不同。以前是“具体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也就是在旧的文化体系中分出精华部分、糟粕部分，然后确定取舍。现在则是“总体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就是基于精神命脉、文化基因、精神家园、民族精神等文化建构，对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总体特征持肯定的态度并努力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对其某些局部内容进行批判性剔除。
因此，随着时代发展，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方式和侧重面都有不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固有之义。这也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高扬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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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Important Modes of the CPC’s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LIN Guo-biao
（School of Marxism，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Hainan，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the CPC has persisted in the dialectical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ccumulated enriched experiences in critically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ulture.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blems of the times，the CPC has formed different modes of deal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modes in summary：the “class analysis” mode，which treats the old culture with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and the standpoint of class struggle;the “productivity analysis” mode，which chooses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whether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the mode of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which recognizes and evaluates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for nation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and giv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 essential and overall affirmation.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odels reflect the CPC’s character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fine tradition of adhering to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CPC;traditional culture;mode
（责任编辑：朱文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取舍，积累了丰富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根据时代问题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概括起来有三种重要模式：“阶级分析”模式，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階级斗争的立场来对待旧的文化;“生产力分析”模式，依据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物质技术进步来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建构”模式，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精神传承、民族精神的建构着眼来认识和评价传统文化，给予传统文化以本质性和总体性肯定。三种模式的演变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坚持辩证思维科学方法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4-0037-09
[收稿日期]2021-03-21
[作者简介]林国标（1965—），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渊源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0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BKS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尊重、继承并弘扬的立场，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取舍，积累了丰富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经验。
如果深入考察我们党借鉴和运用传统文化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我们党对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弘扬的总基调下，表现出因现实中所要解决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就决定了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下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在政策取向和制度操作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本文借用“模式”这一概念来表示这种差异化的处理问题所遵循的规范和方法。这也就是说，历史上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根据时代问题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抑或是改革开放以及新的时代，每个历史时期不仅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形成了适合那个时代需要的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实践操作模式。本文大致把它们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阶级分析”模式、“生产力分析”模式和“民族精神建构”模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总结和概括我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经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阶级分析”模式
所谓“阶级分析”模式，是指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立场来对待旧的文化。该模式是革命时期的主流模式。
在毛泽东有关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有很多经典的段落与语句，如：“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P70。“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3“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P707“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P1083。这些名言名句，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依循的基本模式的直接注解。
对于传统文化，毛泽东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立场和分析方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方面，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因此，中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就产生了诸如奴化思想、尊孔读经、提倡礼教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新文化则是在中国社会有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之后产生的。另一方面需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也就是说，一定时代的文化包括旧时代的文化，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上产生，一经产生之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决定了一定时期的文化可以相对地脱离原来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而对历史产生积极的作用。旧文化在脱离原来的旧经济之后，有可能经过转化而进入新文化的行列，对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产生作用。所以，对这种旧文化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要尊重历史，不割断历史，但也不宜一味颂古非今，更不能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任何一个时期，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都要解决两大问题：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决定了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即辩证地分析和批判地继承的方法。
什么是传统文化？准确地说，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的笔下很少提“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他一般是用“中国古代的历史”“封建的旧文化”“历史的中国”等概念来表述。如果在毛泽东的话语中勉强找出对等于当今“优秀传统文化”概念，那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在他看来，旧的文化体系中只有人民大众的文化才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化，才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文化。毛泽东笔下没有当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只有旧文化和旧文化中所包含的进步的、革命的、大众的文化。正因为旧文化中包含了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与先进的革命的文化，所以对待旧文化的态度就应该是包含批判与肯定、继承与抛弃、赞扬与唾弃的辩证批判的态度。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在旧的社会即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旧的文化。旧的文化是在旧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维护着旧的封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就它与旧的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性质而言，它是腐朽的、落后的文化。但是即便在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最进步的变革社会的力量。在旧的文化体系中，也有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化。所以，对于旧的文化体系必须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分析和解剖，把反映生产力进步要求的革命文化从旧的文化体系剥离出来，继承革命的文化因素而抛弃腐朽的落后的旧的文化因素。旧社会的广大劳苦大众，即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才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予以继承。其他的则是糟粕，应予抛弃。“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P708很显然，毛泽东强调要尊重历史，不割断历史，就是因为“历史”中有优秀的人民文化存在，那是“多少带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东西”。于是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精华”即古代优秀的人民的文化，也即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内容的文化。“糟粕”即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文化。这也就能解释清楚毛泽东为什么有时要批判“历史”，有时又要尊重“历史”。当其批判的时候，批判的对象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的文化。当其尊重历史的时候，这种“历史”指的是人民大众的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和定位，决定了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处理方式。当社会基本矛盾被定位为剥削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传统文化也就被分析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即代表人民大众的文化和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当然指的是历史上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文化。 既然历史上人民大众创造的文化才是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厘清“人民大众”的内涵。对此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先后多次作过阐述。“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是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2]P855-856“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的劳动人民为主体。”[3]P1272“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3]P1287
“人民大众”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劳动者，是从事着生产的人，是创造财富的人（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相近的脑力劳动者。第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
人民大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才是旧的文化体系中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的部分。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收录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有一大段文字对中华民族发展史进行介绍，这段文字属于该文的第一章，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反映了同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段话分两部分介绍中华文明的发展。一部分介绍中华文明史，即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诞生的无数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及发明家，有丰富的文化经典，还有许多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指南针、造纸法、印刷术、火药，是“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另一部分则介绍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的传统。如，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等。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P623。依此推论，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革命”的传统，这是崇尚自由、勇于斗争的传统，是从精神方面说的。一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这是从文化成果方面说的。然而，不管是哪一方面，归根结蒂，都来自于人民大众。文明成果是人民大众劳动的创造，精神传统是人民大众反抗剥削压迫、追求光明与自由的斗争精神的凝结。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大众的文化亦是优秀传统文化。即便是封建统治阶级创造的文化，只要多少具有人民性，就应肯定和继承。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4]P398。只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或者颂扬反抗，或者为人民说话，或者提出的思想对人民有益，或者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等，都是具有人民性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值得肯定。
可见，“阶级分析”范式的实际运用，就是对于古代的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照搬。首先分清人民性和封建性，然后继承人民性，抛弃封建性，这叫“有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P1083。对传统文化之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和辨识的标准是“人民大众”，凡具有人民性的则是精华，反人民性的则是糟粕。
以“人民”的标准来测量传统文化，它注重的是人民基于被压迫地位的反抗与斗争精神，和基于劳动者身份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產品以及科技发明。“斗争”与“劳动”是人民标准中的两个关键指标和选项。所以，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及其思想因不符这些标准而被当作糟粕予以批判，如老子、庄子的哲学。还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思想流派都是依据“人民”的名义进行裁断与取舍。
“阶级分析”范式是我们党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批判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模式、立场与方法，与现实中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相呼应。这种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形成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破除了把传统学术奉若圭臬的旧学思维和五四以来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形成的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极端性思维，建立了一分为二、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都能得到较好地发掘和保存。特别是长期被忽视和掩盖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更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和弘扬。我们党不但实践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在历史理论领域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而且激发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变革社会、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豪情。因而优秀传统文化只能是历史创造者的文化。
“阶级分析”模式曾在很长一段时期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主流模式，尽管它产生于革命时期，但发挥作用并不限于此一时期，时至今日，它仍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它是首先形成的模式;从重要性来讲，它是一种基础性模式，因而具有思想奠基的作用。
二、“生产力分析”模式
所谓“生产力分析”模式，就是依据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和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的模式，也就是依据是否反映历史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技术进步的标准，来选择和取舍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行为原则、操作模式及基本方法。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们党虽然没有完全摒弃“阶级分析”模式，但在政策的取向、实践方法上亦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做了相应的调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式。
如果说，革命时代是以“人民”的名义，运用阶级分析法进行传统文化的辨识与取舍，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代，则是以“生产力”的名义，运用是否促进物质技术进步的标准来对传统文化进行辨识与取舍。“人民”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不同点在于，“人民”有更多的政治寓意，突出以“阶级”的视角来分析和看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以阶级属性来评判传统文化。“生产力”标准更注重从经济和发展意义上来评价和取舍传统文化。当然，它们之间更有本质上的相同点，即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人民跟劳动联系在一起，而劳动又跟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劳动群众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人民群众中的主体部分。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最终由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来决定，而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人民大众就是生产力的代表。 一个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定位，取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而对文化的认识与定位又取决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的判断，进而取决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定位与判断。在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被定义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责任就是带领广大人民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2]P1027他还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P1083所以，在革命年代，只能以“人民”为最高标准。在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建设，我国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社會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然建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但已经不再占据社会发展的主导方面，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不存在。随之而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有了重大的变化，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来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所要解决的最大的实际问题。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都要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力”来做，对待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认识亦是如此。邓小平说：“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5]P312还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5]P311这里，邓小平把“革命”分为两种：阶级革命和生产力的革命，而且强调生产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因为归根结蒂阶级革命是为了扫除旧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当旧的生产关系已被扫除，旧的上层建筑已被推翻，我们评价事物的价值标准当然要回归到生产力标准。
以“生产力”为中心，就意味着工作的重点放在积累物质财富、发展经济、谋求发展上面。许多实际工作如思想工作、文化工作、政治工作，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经济工作上，落脚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要以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文化的发展，相应地，也要以经济标准、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估文化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转化。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评估传统文化，首先无疑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实用性，要注重开掘传统文化的应用性价值，注意发挥传统文化对时代的工具性作用，注重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型文化以及发展经济和国家治理的经验。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文化、文艺的多样性问题，提出过很重要的意见，在对文化、文艺包括传统文化的评判上，邓小平明显淡化了政治挂帅而选择了多样性标准。多样性标准，也就是有“用”性标准。所以，对于文艺、文化发展的方针，他要求：一方面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5]P210。因而对于传统文化不管属于哪个阶级的创造物，只要能够古为今用，就应该学习和借鉴。
邓小平在儒家“小康”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构想，这固然使时代的发展战略具有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文化的特色，也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深深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基本方式的转换。与革命时代早期革命家喜欢用儒家大同理想来譬喻和诠释共产主义理想不同，古代“小康”概念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意象更适合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想来映照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发展实际。具体言之，“大同”更具理想色彩，“小康”则包含了更多的现实隐喻，它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状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战略需求等多方面信息含摄其中，展现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时代风尚。
江泽民1997年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他介绍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特别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的独特贡献。如记录哈雷彗星，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提出勾股定理，算出圆周率，首创十二平均率，建立中医药学，还有四大发明以及丝织、制瓷、冶金、造船技术。第二部分，则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四大精神传统：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6]P58-65
比照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阐述，此时对传统文化的阐释略有不同，即关注重点转移到对生产力发展有直接关系或本身就体现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等应用型文化，而对古代文化四大精神传统的总结和阐释，则是对古代某种政治传统和治理能力的阐释和弘扬，而政治传统和治理能力，正是建立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并对二者起维护作用的上层建筑。与革命时代人们倾向于从“人民”与“革命”方面来理解传统文化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则倾向于从知识科技传统和治理传统方面来理解民族传统文化，也就是倾向于从“物”和“技”的方面把握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党在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话语表述也逐渐走向成熟和全面，总体上我们建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框架的总体逻辑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目标，要求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比较突出位置。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7]P37“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7]P168这里虽然提到了三种文明的协调发展，但它仍然属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叙事框架，因为这种叙事框架并非凸显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而是强调各种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叙事仍然依循着“生产力分析”模式，其对传统文化的叙事除了延续改革开放初期注重开发历史中的经济和科技传统，增加了对传统道德资源的发掘和闡扬。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作为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因素也被推到了突出的位置。“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8]P621
胡锦涛于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列举了我国历史上产生的有关社会和谐思想，如“和为贵”“兼相爱”“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以及《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理想，这些思想有的属于伦理规范，有的属于理想社会方案，有的属于道德原则，但最终指向的是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养成。我们宣扬传统道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7]P145而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和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最终目的是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是说，更注重发挥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道德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的实际作用，注重传统道德在塑造精神文明中的资源性和技术性作用。
总之，“生产力分析”范式下，传统文化被安置在物质与精神二元协调发展的框架内被评估和采用，它与“国外优秀文化”“时代的文化”一起共同支撑“精神文明”大厦。是精神文明“三足”中的一“足”。人们着眼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建设精神文明，再在精神文明的格局中安置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只有作为精神文明一部分，对现时代物质文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实效，才具有意义。既而人们更倾向于从知识与科技的贡献以及通过历史上国家的硬实力来确立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基于快速追赶和发展经济的现实，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寄托，人们更倾向于从技术和资源的意义上来把握和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既是这个时期内我们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也是一种带有时代特点的实际操作模式。
本文把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期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与方法概括为“生产力分析”范式，并非为了批判曾经一段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物质主义的取向。“生产力分析”范式是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相匹配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发展方针相联系，在基于各种条件的约束而不得不选择粗放式增长的时代里，在传统文化里寻找硬实力资源和发展经济的历史经验本身无可厚非。它不仅唤醒了国民对传统中国的“富强”的历史记忆和想象，更使新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明晰的具体目标。“生产力分析”范式相对于“阶级分析”范式而言，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也体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越来越趋于理性与客观。
三、“民族精神建构”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这种前提下，国家的发展方略也作了重大调整，从过去注重规模的增长转变为内涵和质量的增长。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与此相应，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运用，从理念到方法都有重大的变化和创新。本文把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习惯和特征称为“民族精神建构”模式。
所谓“民族精神建构”模式，系以一种总体的视角，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从而清楚而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意义。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背景下，放到中华文化总体的发展与演进大逻辑中来展开叙事。要从国家发展的基础、历史渊源、发展动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着眼，特别是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精神传承、民族精神的建构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把传统文化看作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源头，对之作总体的把握和肯定。以这样的方法和策略来对待传统文化，本文称为“民族精神建构”模式。前两种模式偏重于分析，该种模式则偏重于整合与建构。
以往理论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叙事大都倾向于“小”，就是说都倾向于碎片化的理解和吸取，只见局部不见总体。没有通过一种历史的大视野，通过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等方法的运用，把传统文化放在国家发展、民族精神的重构等战略地位来考察。对传统文化容易从微观的视角进行技术性取舍。人们要么把传统文化看作供审视的对象，要么把之看作是一种可以满足某种特定需要的具体的资源。无论是“资源”论者，还是“对象”论者，都是以一种技术主义的视角来处理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方法的特点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割裂为两个部分，或者说，分割为两种异质性的系统，即便是考察他们彼此的紧密联系，也以它们之间的差异和隔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看不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接，看不到传统与现代的同构性，看到的只是文化的碎片和文化的断裂。当然，这与各个阶段的具体历史任务和文化语境有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意味着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我们需要以总体的视野和系统的方法来审视和应对重大问题。对待传统文化亦是如此，要把传统文化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背景下，放到中华文化总体的发展与演进大逻辑中来展开叙事。
首先，从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历史渊源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作用首先当然就表现在它是先在性的、基础性的。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用“根基”“源泉”来表达传统文化的这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9]
这段话清楚地讲明了中华文化源与流的关系。我们民族的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固有的逻辑，有它自身的起点和发展方式，无论是5000多年的文明史，还是近代以来180多年的斗争史亦或是70多年的共和国史，其实它们总体属于同一个历史，它们源于同一起点，来自于共同的传统。
在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源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0]P155-156。这里，“植根于”“历史渊源”等字眼就点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头。
另外，在讲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他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0]P164。这里的“根本”“根基”同样说明了传统文化的根源性意义。
其次，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動力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这些作用表现为提供滋养、提供精神支撑等等。这是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来揭示传统文化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式是提供“养分”，提供“燃料”，使中华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向前发展。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主要通过“文化基因”“文化沃土”“滋养”“涵养”等词语来表达。他说：“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0]P170-171这就点出了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作用方式，它的作用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是“春风化雨”的，是“润物无声”的。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0]P155。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1]。传统文化沃土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而构成了独树一帜的区别于它种文化的基本标志。所以，他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0]P164。
再次，从国家和文化发展的精神传承，民族精神的建构着眼，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除了获取物质财富、壮大硬实力之外，还应该进行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国自王朝解体以来，民族精神的重建一直没有完成。建国之初，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摆在突出的位置;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摆在了优先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且更进一步强调传统文化对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他是以“精神标志”“精神命脉”“精神支撑”来表达的。他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10]P106“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0]P164所以，“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0]P164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传统文化在树立精神标识，延续精神命脉，建构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他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勇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1]
第四，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特别是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着眼来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爱国主义的培育、民族精神的培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社会主义道德的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养成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品德的培育，都强调了传统文化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10]P406他还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德治主张、民本思想、平等观念、正义追求、道德操守、改革精神、邦交之道、和平理念等，甚至有较先进的国家制度和治理经验，“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2]。 总之，习近平从历史文化的原点，到历史文化演变的过程，再到民族精神的培育，再到具体的治国理政和人生修养实践，都强调了传统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他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3]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则“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10]P170-171。
如果我们把十八大以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和具体做法总结为一套模式和方法体系的话，可以把之称为“民族精神建构”模式，即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进行总体的把握和全面的研究，并给予本质性、总体性的肯定。总体性肯定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对其内在精神实质、文化体系、文化精髓进行肯定，从而坚定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总之，新时代对待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原则，同样是分清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但具体的实践措施却有不同。以前是“具体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也就是在旧的文化体系中分出精华部分、糟粕部分，然后确定取舍。现在则是“总体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就是基于精神命脉、文化基因、精神家园、民族精神等文化建构，对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总体特征持肯定的态度并努力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对其某些局部内容进行批判性剔除。
因此，随着时代发展，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方式和侧重面都有不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固有之义。这也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高扬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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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2]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
[13]习近平.在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26.
Three Important Modes of the CPC’s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LIN Guo-biao
（School of Marxism，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Hainan，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the CPC has persisted in the dialectical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ccumulated enriched experiences in critically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ulture.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blems of the times，the CPC has formed different modes of deal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modes in summary：the “class analysis” mode，which treats the old culture with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and the standpoint of class struggle;the “productivity analysis” mode，which chooses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whether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the mode of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which recognizes and evaluates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for nation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and giv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 essential and overall affirmation.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odels reflect the CPC’s character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fine tradition of adhering to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CPC;traditional culture;mode
（责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