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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信由你——从清初到道光末200多年，崖州半个举人都没能出。学宫迁到现址，“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十年，终于出了第一位：吉大文。
更奇怪的是：“光绪十九年，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之后，次年立即中了第二位：林瓒统，三名举人并联袂在此后八年之内，可谓大丰收！
古时科学不发达，“风水”往往说得活灵活现，现代读者当然能正确对待。
不错，崖城学宫本身的布局，是南北轴对称的，而且也以南山为朝向。由于学宫是古崖城罕有还能看到的地面遗存，今人难窥全豹，便以为这就是崖城的中轴线。其实，这只是学宫本身的中轴线，其它官署乃至民宅大院也同样有自己的中轴线，轴对称是华夏古建的基本格局。
古代各地孔庙都只是“学庙”，不会作为城市中轴线。只有曲阜与北京孔庙，是仅有的两座“国庙”，地位不同寻常，才有资格如此，这也是等级分明的。
崖城中轴线接近现存学宫，纯属巧合。因为学宫曾多次搬迁，甚至常常安置在城圈之外，比如宋代的第一所学宫，就长期位于城外东南角，明清学宫也曾在城外西南角，与城池中轴线毫无关系。
新出土的南门，才是崖城中轴线的南坐标点。只须站在已消失的南门位置向北一望，就可获得全城清晰的“视线通廊”。
既然老南门如此堂堂正正，后来为什么又废弃了？
现存的“文明门”，身份太奇特：作为城门既符合了学宫中轴线，又背离了城池中轴线，这个原因确实值得探究。
没有任何记载，不知时间和原因，但是庞大的古建就在眼前——或许，这才是崖城历史的特异有味之处。
南门从南墙正中央东移了十丈左右，距离虽然不远，却也是大动作，因为城门之城墙段需要特别的厚度，才利于城门防护。新老两门当年如何处理，仅从挖掘报道是无法判断的。
从现存的南门看，城门与学宫确实构成了统一的中轴线，与学宫发生了关系。凭直观可以判断，城门显然是服务于学宫了。这决不可能是无意识的。
既然如此，那么推测“改门”的最可能年代，是现存学宫出现之后、城池的最近一次翻修之时。道光三年学宫搬到原参将署，而道光十二年（1834），恰好崖城城池进行了最后一次重修。可能就是这次重修，把南门挪移了。
为什么要挪移？其动机不离对科举的风水迷信。
七，反复折腾
《光绪崖州志·卷五》记载了崖州儒学建筑的变迁史，是对历代史料的归纳总结。从北宋年间初设儒学开始，崖州儒学一直没有停止过挪窝，前后达十五六次之多，至于在原址改动结构的就更多了，所有变动记载篇幅为现代书页两整版有多，而且未必事事尽录，总之是令人眼花缭乱。
古代科举是唯一“光明出身”，教育相对落后的崖人，一直努力想改变这种面貌。尤其是清乾隆以后崖州社会长足发展，州人对教育的投入更是有增无减。不过囿于历史条件，亦难免迷信，士绅根据不同时代堪舆师的指引，屡屡提出并乐助搬迁州学，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乾隆崖州志·卷四》就统计过：“崖之学宫，州人士惑于形家之言，迁移者十，改易门向者四”。认为这有点过分，忍不住批评道：难道学宫“风水”好了，书生不努力学习就可以成名了吗？从今往后的君子，还是应该发奋砥砺，提高自身素质，别再寄望于胡乱改建了。
州志编纂者或州官有感而发，但言者淳淳听者藐藐，此后州学的搬迁依然未停，最后搬到了现存学宫，算是公认的最好地头，总算是停止了迁址折腾。不过内部设计折腾如故，尊经阁的上上下下就是其一，直到废止科举。
搬到现存学宫之前，张岳崧扬名天下，成为海南科举最高成绩获得者。这对长期苦于科举成绩低落的清代海南，无论是府州县学，还是士子、家长，都是一个强大的激励信息，他们都在全方位地努力，希望下一个三甲就落在自己家。
这些努力之中当然包括风水的改善——很快就会有人细致考察张家的祖坟老屋、池塘水井，当然也少不了考察定安县学的格局配置，直到张岳崧读书时所坐的桌椅、挎的饭篮、用的笔墨品牌。然后认为取到真经的，就回家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折腾。
在传统意识中，风水往往是第一位重要的。“再建文明门，左义路，右礼门”就是从定安县学照搬来的套路，而移崖城南门，使之符合学宫中轴线，恐怕更是这些折腾中的荦荦大者。
风水如此流行，不足深怪。直到今天，无论考场、官场、商场还是赌场，甚至情场，社会上依然存在大量或明或暗笃信风水、运程、星座的人，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者，不乏“成功人士”，何况科学不发达，“唯有读书高”、以科举为唯一出身的古代？
道光十二年这个年份假说，与三亚文保专家估计的改门年代相差不远，只差十年八年。虽然这一年，未必是挪移南门的确定时点，但毕竟还是以道光三年，迁徙州学以后的可能性为最大。
说来也怪——清代崖州仅有的四位举人，全是学宫迁到现址并“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之后，才中举的！他们是：咸丰初年的吉大文、光绪中后期的林瓒统、张嶲、郑绍才。
从清初到道光末，200多年，崖州半个举人都没有，从咸丰初到废除科举仅50余年，就中了4位。更奇怪的是：“光绪十九年，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之后，次年立即中了林瓒统，三名举人联袂在此后八年之内，真可谓大丰收。
按照这个频率，清代崖州举人应该上百，反过来问，学宫若非如此变动，是不是整个清代科举都要“剃光头”呢？
——说是巧合，那也太巧了吧！
——说是真巧，那么此前那么多折腾为何又都无效呢？
无论如何，晚清由于连中三举，崖城平添了一抹浓浓的喜气，那一两代人的乡绅对学宫与南山朝向风水，显然是深信不疑的。从坊间到乡落，一州父老茶余饭后叙说此事时的眉飞色舞，应该不难想象，尤其是那些曾捉刀及力促这类“折腾”的头面人物，更可能得意洋洋，以大功臣自居。（待续）
更奇怪的是：“光绪十九年，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之后，次年立即中了第二位：林瓒统，三名举人并联袂在此后八年之内，可谓大丰收！
古时科学不发达，“风水”往往说得活灵活现，现代读者当然能正确对待。
不错，崖城学宫本身的布局，是南北轴对称的，而且也以南山为朝向。由于学宫是古崖城罕有还能看到的地面遗存，今人难窥全豹，便以为这就是崖城的中轴线。其实，这只是学宫本身的中轴线，其它官署乃至民宅大院也同样有自己的中轴线，轴对称是华夏古建的基本格局。
古代各地孔庙都只是“学庙”，不会作为城市中轴线。只有曲阜与北京孔庙，是仅有的两座“国庙”，地位不同寻常，才有资格如此，这也是等级分明的。
崖城中轴线接近现存学宫，纯属巧合。因为学宫曾多次搬迁，甚至常常安置在城圈之外，比如宋代的第一所学宫，就长期位于城外东南角，明清学宫也曾在城外西南角，与城池中轴线毫无关系。
新出土的南门，才是崖城中轴线的南坐标点。只须站在已消失的南门位置向北一望，就可获得全城清晰的“视线通廊”。
既然老南门如此堂堂正正，后来为什么又废弃了？
现存的“文明门”，身份太奇特：作为城门既符合了学宫中轴线，又背离了城池中轴线，这个原因确实值得探究。
没有任何记载，不知时间和原因，但是庞大的古建就在眼前——或许，这才是崖城历史的特异有味之处。
南门从南墙正中央东移了十丈左右，距离虽然不远，却也是大动作，因为城门之城墙段需要特别的厚度，才利于城门防护。新老两门当年如何处理，仅从挖掘报道是无法判断的。
从现存的南门看，城门与学宫确实构成了统一的中轴线，与学宫发生了关系。凭直观可以判断，城门显然是服务于学宫了。这决不可能是无意识的。
既然如此，那么推测“改门”的最可能年代，是现存学宫出现之后、城池的最近一次翻修之时。道光三年学宫搬到原参将署，而道光十二年（1834），恰好崖城城池进行了最后一次重修。可能就是这次重修，把南门挪移了。
为什么要挪移？其动机不离对科举的风水迷信。
七，反复折腾
《光绪崖州志·卷五》记载了崖州儒学建筑的变迁史，是对历代史料的归纳总结。从北宋年间初设儒学开始，崖州儒学一直没有停止过挪窝，前后达十五六次之多，至于在原址改动结构的就更多了，所有变动记载篇幅为现代书页两整版有多，而且未必事事尽录，总之是令人眼花缭乱。
古代科举是唯一“光明出身”，教育相对落后的崖人，一直努力想改变这种面貌。尤其是清乾隆以后崖州社会长足发展，州人对教育的投入更是有增无减。不过囿于历史条件，亦难免迷信，士绅根据不同时代堪舆师的指引，屡屡提出并乐助搬迁州学，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乾隆崖州志·卷四》就统计过：“崖之学宫，州人士惑于形家之言，迁移者十，改易门向者四”。认为这有点过分，忍不住批评道：难道学宫“风水”好了，书生不努力学习就可以成名了吗？从今往后的君子，还是应该发奋砥砺，提高自身素质，别再寄望于胡乱改建了。
州志编纂者或州官有感而发，但言者淳淳听者藐藐，此后州学的搬迁依然未停，最后搬到了现存学宫，算是公认的最好地头，总算是停止了迁址折腾。不过内部设计折腾如故，尊经阁的上上下下就是其一，直到废止科举。
搬到现存学宫之前，张岳崧扬名天下，成为海南科举最高成绩获得者。这对长期苦于科举成绩低落的清代海南，无论是府州县学，还是士子、家长，都是一个强大的激励信息，他们都在全方位地努力，希望下一个三甲就落在自己家。
这些努力之中当然包括风水的改善——很快就会有人细致考察张家的祖坟老屋、池塘水井，当然也少不了考察定安县学的格局配置，直到张岳崧读书时所坐的桌椅、挎的饭篮、用的笔墨品牌。然后认为取到真经的，就回家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折腾。
在传统意识中，风水往往是第一位重要的。“再建文明门，左义路，右礼门”就是从定安县学照搬来的套路，而移崖城南门，使之符合学宫中轴线，恐怕更是这些折腾中的荦荦大者。
风水如此流行，不足深怪。直到今天，无论考场、官场、商场还是赌场，甚至情场，社会上依然存在大量或明或暗笃信风水、运程、星座的人，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者，不乏“成功人士”，何况科学不发达，“唯有读书高”、以科举为唯一出身的古代？
道光十二年这个年份假说，与三亚文保专家估计的改门年代相差不远，只差十年八年。虽然这一年，未必是挪移南门的确定时点，但毕竟还是以道光三年，迁徙州学以后的可能性为最大。
说来也怪——清代崖州仅有的四位举人，全是学宫迁到现址并“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之后，才中举的！他们是：咸丰初年的吉大文、光绪中后期的林瓒统、张嶲、郑绍才。
从清初到道光末，200多年，崖州半个举人都没有，从咸丰初到废除科举仅50余年，就中了4位。更奇怪的是：“光绪十九年，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之后，次年立即中了林瓒统，三名举人联袂在此后八年之内，真可谓大丰收。
按照这个频率，清代崖州举人应该上百，反过来问，学宫若非如此变动，是不是整个清代科举都要“剃光头”呢？
——说是巧合，那也太巧了吧！
——说是真巧，那么此前那么多折腾为何又都无效呢？
无论如何，晚清由于连中三举，崖城平添了一抹浓浓的喜气，那一两代人的乡绅对学宫与南山朝向风水，显然是深信不疑的。从坊间到乡落，一州父老茶余饭后叙说此事时的眉飞色舞，应该不难想象，尤其是那些曾捉刀及力促这类“折腾”的头面人物，更可能得意洋洋，以大功臣自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