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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西北大学承办的“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清明黄帝文化学术交流会”于2015年4月3-4日在西安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七十余名学者围绕“黄帝与黄帝文化”、“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大会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
现摘要综述如下。
一、黄帝与黄帝文化
黄帝是中华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本次与会学者对于黄帝与黄帝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之间联系作了深入探讨。
张岂之教授指出，从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司马迁以“黄帝”为本纪之首，表达了历代先哲对黄帝文化的珍视，这种重视文化传承，在历史中寻找智慧的文化意识，表明了中华民族重道崇德的特点，反映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代黄帝祭祀过程的历史回顾，提出当下学术研究要在“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高度上展开，将求真与为世所用相结合，以促进人文社科研究的进步。
针对黄帝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如黄帝故里的考证、黄帝传说的起源及其演变等，研讨会与会学者进行了积极探讨。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将历史文献记载和已有研究成果两方面比较分析，认为目前学术界存在的西北、北方、中原等诸处黄帝故里，只有上邦（清水县）是较为可信的说法。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则从学界目前研究薄弱的黄帝文化中的神仙故事入手，探讨先秦以来黄帝文化中神仙故事不断被完善，黄帝本人成为既圣且仙存在的过程，这种成仙和世俗功业的结合表现了强烈生命意识追求和普遍的生命价值观。
在黄帝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关系、黄帝文化在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上，与会学者也有热烈讨论。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分析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与黄帝文化的相互影响、改造、融合的实质后，强调儒学是传承和创新黄帝文化的文明理论结晶，是对黄帝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造性发展；作为儒道互补的学术典范，二者共同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容。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赞同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黄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通过祭祀活动能够激起人们对黄帝、祖先的崇敬之情，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生命敬畏意识，增强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宝鸡炎帝研究会霍彦儒会长总结了当下黄帝祭祀已经呈现出规范与程序化、高层次化、影响范围扩大化的特点，指出黄帝祭祀对提升民族认同感，给予民众精神寄托，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周元刚通过考察“黄帝”在清季特定历史时期下符号化的过程，强调“黄帝”的符号化是民族主义、神秘主义以及现代化理论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回顾了近代政治文化格局下国民党与黄帝文化的关系，认为黄帝文化始终是国民党认同和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此外，广州中医药大学孙晓生教授从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人手，探讨黄帝文化的“厚生”精神，表现了中医哲学“整体恒动、天人相应”的认识论和“格物致知、取象比类”的方法论。
二、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张岂之教授认为，“道”作为核心理念，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标识中的一条主线，从老子的“天道”观、孔子的“人道”理想到韩愈的“道统”叙事，承继的是中华民族重道崇德的优良传统。
针对“文以载道”观念在近代以来所受到的诸多非议现象，需要对其重新认识与评价。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通过对中国文化史上道统、文统的各自肯认及其关系梳理，认为“文以载道是文以化人的前提和条件，文以化人是文以载道的目的和归宿”，当下需要重建道统，传承文统，并特别指出这应是当代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先生客观理性指出了历史上“文以害道”、“文以制人”现象的存在，认为这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宰制下的异化现象。对于道统所实际承载的价值内核问题，台湾逢甲大学李威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在多元与统一、农耕生活和氏族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个古圣相传之道具有“以人理证人”、“仁礼互为体用”、“致中和的人生理想”等独特的文化价值。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则以广义性的文学论述为切入点，从孔子“尽善尽美”之旨、刘勰《文心雕龙》文理体系中的主体性意义以及韩愈《原道》的批评向度等三方面研究“文”与“道”观念的生成与发展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还认为“文以载道”与“人文化成”，是立德、立言、立功的实践进程，其根本大义在于培养同情心与同理心，形成自发性与自律意义的人文关怀。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副教授侧重中国思想史上道统叙事的多元性，对顾颉刚的道统解构运动提出了商榷，认为古史辨派对于“道统”的批判过于严厉，忽略了“道统”观念在不同时代产生的积极意义。日本岛根大学岗村宏章教授以“大和民族”之发音解读以及遣唐使、清季的魏源及诸种汉文化对日本影响，认为日本在诸多方面（如崇尚和而不同的精神取向）都存有极为明显的中华文化烙印。
学者们围绕着文以载道的价值诉求，对中国文化史上的典范人物进行了回顾，分析探讨这一理念的直观人格形象。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认为可以通过本体论维度的“道治”、价值论维度的“善治”、境界论维度的“至治”三个维度来梳理和把握老子的治道思想。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授对近代以来关于孔子“大同”理想所产生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澄清，提出需要重新通过《孔子家语·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描述，还原孔子的政治理想；并提出从中提炼出公、信、仁、和四个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的论点。广州大学档案馆馆长吴小强教授认为司马迁以《史记》为实践文本，其所载之“道”有四，即黄帝之道、老子之道、孔子之道以及史家之道，构成了一位杰出史家对道的探索与承当。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从杜甫诗歌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杜甫诗歌中阐释与弘扬儒家之道的基本特征，认为杜甫用诗歌阐释了儒学的核心精神，取得了经典注疏或理论分析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一部杜诗就是儒学精神的形象展示，其文学成就堪称“文以载道”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志琴研究员通过对晚明士大夫隐逸心态和狂士风骨的刻画，并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启蒙因素进行开掘，展示出传统士大夫阶层生活风貌与精神面向的多元性，以及文化担当与家国情怀。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关中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林乐昌教授探讨张载的哲学思想。刘学智教授提出要珍视张载哲学体系中“为天地立心”的文化理想与价值目标，认为“其承载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为社会确立正确价值系统的历史使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意识”。林乐昌教授则重点探究了张载天人之学中的“太虚即气”、“尊礼贵德”、“天人合一”等三个命题，认为其分别从重构天道理论、规范人间秩序、昭示理想境界等方面彰显出横渠之学的丰富意涵。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梳理清代学者黄式三《论语后案》对《论语集注》的吸收与批评，明晰其在调和汉宋学术时所作的诸多具体努力，同时也折射了晚清学术思想演进的一个具体路径。
三、文以化人
“文以化人”的着力点就是“化”字，这涉及教育修养的功能与中国文化理想人格形态等问题。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修养智慧，这种修养具有自我性、内省性、道德性、心灵性等特征，可以通过“诚意正心”、“以理制欲”、“自省自反”、“以名矫实”等修养方法达致理想人格的境界。方光华教授结合高等教育现状，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质上应该是文化素质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且深刻的资源，需要继承与发扬，同时也要注意借鉴与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与充实素质教育的内容。厦门簧笃书院院长王维生先生在进行中西理想人格形态的比较后，认为“君子”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君子之学”是对儒家伦理人格与道德期望的集中概括；儒家通过“人文化成”达到“君子”式的“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影响深远，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研究意义。
通过经典文献的解读揭示文以化人的价值，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鲁谆先生结合《论语》“富之”与“教之”的有关论述，从“安贫乐道”、“富之有道”到“富而好礼”三个动态过程探讨孔子的贫富教化观，指出在孔子在“富之”与“教之”问题上主张同时并进、相辅相成，证明《论语》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典范。台湾佛光大学萧丽华教授从对孔子诗教的概念、宗旨以及功能的开掘与梳理人手，钩沉出孔子以《诗》教与人文化成文化理想之间的关系与意涵，认为孔子以《诗》教为“人文化成”基础的育人、化人、成人思想，在当下仍具有积极的教化功能。无独有偶，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对“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磷、沈焕）《诗经》学研究进行了阐发，指出四人将诗教与心学阐释绾为一体的学术取向，勾连出早期心学取向的重要命题与学术特征。大连大学葛志毅教授分析了《公羊传》“大一统”与“夷夏之防”的文本书写，并结合春秋时期的大一统朝会与夷夏融合的具体史实，指出二者并非矛盾而在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下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中。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教授从“板荡识诚臣”的角度阐释《瀛奎律髓》的命名与祖先之义，探究方回依家法而建构的“一祖三宗”诗学谱系，厘析从唐诗之祖、杜甫之祖到一祖三宗的近体诗学谱系，并归纳出方回建构杜诗学的两个切入点，分别是以“壮丽悲慨”为万古诗歌准则，以“老成”与“知道”为诗歌传世指标；方回把诗人际遇融入历史的长流，凝聚身处“世不常治”者的共同情感，除了确立“近体诗”的创新性及其时代意义，对形塑中国传统文化也提供了更多元的思考面向。
此外，还有学者从儒家人性论资源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视域中寻找人文教化与政治施治之间关系的启示。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通过对《郭店楚简》中的人性思想进行梳理，认为“性自命出”篇反映的是一种“可善可恶”的人性论；后来孟、荀二人性论虽有分途，但经董仲舒的综合改造，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的良性互动，适应了西汉的国家治理，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陕西师范大学王启龙教授追忆了历史上尤其是隋唐时期汉藏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指出密切联系与和睦共处是汉藏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中华文化支脉之间交流互通的生动写照。
四、文化传承与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创新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主要学术课题之一，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历程和经验得失，并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创新提出了系列意见。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高克勤先生指出，作为标志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文献古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主要的物质载体，在“存真”首要标准下，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传承并弘扬优秀文化。长安大学李刚教授分析孔孟老等儒道两家典籍后认为，在“忠信”准则、“和”目标、“公正”追求上儒道和谐理念的互补性远大于差异性，互补格局下的刚柔并济模式对于现实社会改革、建设具有有效的借鉴价值。国家文物局葛承雍教授肯定了主流文化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其符合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中央电视台屠钰斐女士则根据具体史实分析指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融合力、延续力、凝聚力特征使中国文化绵延至今，以“和”、“常”为代表的和谐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是解决当下世界对立与冲突的有效方式。
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必须做好对具有独特价值的地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上海交通大学葛岩教授通过田野考察和研究后指出，随地域、国家和文化之间交流与传播不断加强，特征鲜明的地方的文化特征会逐步消失，但是保护传统的地方文化也有着应对未来的困境的多重意义。陕西省委党校曾文芳副教授指出，陕西目前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仍然有资源分散、利用难度大、缺乏经验和知名度等问题，需要实现良性优质资源开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廷皓教授在分析《文化线路宪章》后定义中国大运河具有遗产性质，同时认为大运河的集成、连续、动态、系统等诸多特征，要求对大运河遗产的价值应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量。 与会学者们一致强调，现时代强调文化的融合创新是文化传承的内在要求。张岂之先生回顾了思想史上儒家文化的创新经验，指出在唐代佛道盛行之时，如何能形成三家融合取决于“儒学是否能与时俱进，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充实自身”，历史证明儒学通过创新出新形态之理学而实现了与社会的进一步契合。林安梧先生认为，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面下，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发掘儒家人文理性资源，为对治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和检讨“全球化”的普同性危机，开启现代化后的思想对话提供有效的契机。台湾辅仁大学潘小慧教授在名词概念辨析与儒家观点举例后指出，儒家伦理学有其哲学人学基础，透过“嫂溺”叙事所表现出的儒家伦理不能简单定义为角色或者关系伦理，而是有其主体性与自主性。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则从具体事例人手，反思当下的文化心理与民族认同问题，提出应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足够自信与尊重。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通过对儒学自孔子以来发展历程不断变化的梳理认为，创新是保持学术生命、影响的重要途径，指出儒学要从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发展传统的儒学范畴、融入时代内容和创新儒学概念范畴三个方面着手实现创新。
学者们围绕传统经典文献的再解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及价值进行了创造性探讨。西北大学龚杰教授通过文献考证“保身”关注民众生计及其生命的原始义，提出至明代王艮“保身”观已经是以争取和维护人的生存权为中心；以争取与维护人的生存权与类似利益均等相结合为原则；以殉道、实现理想为最终目的新论说。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透过对教廷多罗、乐嘉与康熙接触过程中各自处理选择分析，指出在该“礼仪争论”中虽然康熙表现了相当的大度与诚意，但教廷最终未能使冲突消弭，且终为后来更大文明冲突埋下祸患。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指出，先秦儒家、宋代理学、阳明心学分别是未具本体价值思想、初立本体论、本体之生与人生之用结合的三个阶段，直到戴震以“气化生生”完成中国生命哲学的体用结合。
与会学者对港台学者的文化取向与社会动态也进行了探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回顾了殷海光的学思历程，考察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态度，指出殷海光与新儒家学者在对中国文化基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与论争，肯定新儒家学者在维护中国文化价值上的苦心与努力，提倡学界中不同的话语与领域的论述应本着相互宽容、尊重及彼此理解展开对话交流。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邹重华先生则指出，作为全新事物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积累了经验。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认为，坚守基本价值与多元包容、对接历史、艺术形象相结合，这些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宜春学院陈荣庆教授对比先秦诸子治理方略的思想差异，勾画出法家主张基于国家富强的目的和对社会发展、人性趋利的独特认识，法家法的本质就是制度的统一。《光明日报》副刊韩小蕙主编以细腻动人的笔调，追忆了黄帝祭祀的由来、陵墓整修过程、祭祀等诸多历史场景。
本届研讨会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重要讲话后召开的，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作为陕西省“乙未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活动”的组成部分，研讨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与会专家张岂之、莫砺锋、万俊人、张廷皓、潘小慧在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三秦大讲堂”第125讲“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分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唐诗宋词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唐诗宋词的现代意义、文物保护在当下应注意的问题、中国古代儒学哲学与当下的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鲜明特质和当代价值作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论述。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
现摘要综述如下。
一、黄帝与黄帝文化
黄帝是中华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本次与会学者对于黄帝与黄帝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之间联系作了深入探讨。
张岂之教授指出，从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司马迁以“黄帝”为本纪之首，表达了历代先哲对黄帝文化的珍视，这种重视文化传承，在历史中寻找智慧的文化意识，表明了中华民族重道崇德的特点，反映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代黄帝祭祀过程的历史回顾，提出当下学术研究要在“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高度上展开，将求真与为世所用相结合，以促进人文社科研究的进步。
针对黄帝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如黄帝故里的考证、黄帝传说的起源及其演变等，研讨会与会学者进行了积极探讨。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将历史文献记载和已有研究成果两方面比较分析，认为目前学术界存在的西北、北方、中原等诸处黄帝故里，只有上邦（清水县）是较为可信的说法。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则从学界目前研究薄弱的黄帝文化中的神仙故事入手，探讨先秦以来黄帝文化中神仙故事不断被完善，黄帝本人成为既圣且仙存在的过程，这种成仙和世俗功业的结合表现了强烈生命意识追求和普遍的生命价值观。
在黄帝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关系、黄帝文化在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上，与会学者也有热烈讨论。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分析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与黄帝文化的相互影响、改造、融合的实质后，强调儒学是传承和创新黄帝文化的文明理论结晶，是对黄帝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造性发展；作为儒道互补的学术典范，二者共同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容。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赞同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黄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通过祭祀活动能够激起人们对黄帝、祖先的崇敬之情，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生命敬畏意识，增强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宝鸡炎帝研究会霍彦儒会长总结了当下黄帝祭祀已经呈现出规范与程序化、高层次化、影响范围扩大化的特点，指出黄帝祭祀对提升民族认同感，给予民众精神寄托，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周元刚通过考察“黄帝”在清季特定历史时期下符号化的过程，强调“黄帝”的符号化是民族主义、神秘主义以及现代化理论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回顾了近代政治文化格局下国民党与黄帝文化的关系，认为黄帝文化始终是国民党认同和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此外，广州中医药大学孙晓生教授从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人手，探讨黄帝文化的“厚生”精神，表现了中医哲学“整体恒动、天人相应”的认识论和“格物致知、取象比类”的方法论。
二、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张岂之教授认为，“道”作为核心理念，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标识中的一条主线，从老子的“天道”观、孔子的“人道”理想到韩愈的“道统”叙事，承继的是中华民族重道崇德的优良传统。
针对“文以载道”观念在近代以来所受到的诸多非议现象，需要对其重新认识与评价。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通过对中国文化史上道统、文统的各自肯认及其关系梳理，认为“文以载道是文以化人的前提和条件，文以化人是文以载道的目的和归宿”，当下需要重建道统，传承文统，并特别指出这应是当代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先生客观理性指出了历史上“文以害道”、“文以制人”现象的存在，认为这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宰制下的异化现象。对于道统所实际承载的价值内核问题，台湾逢甲大学李威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在多元与统一、农耕生活和氏族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个古圣相传之道具有“以人理证人”、“仁礼互为体用”、“致中和的人生理想”等独特的文化价值。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则以广义性的文学论述为切入点，从孔子“尽善尽美”之旨、刘勰《文心雕龙》文理体系中的主体性意义以及韩愈《原道》的批评向度等三方面研究“文”与“道”观念的生成与发展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还认为“文以载道”与“人文化成”，是立德、立言、立功的实践进程，其根本大义在于培养同情心与同理心，形成自发性与自律意义的人文关怀。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副教授侧重中国思想史上道统叙事的多元性，对顾颉刚的道统解构运动提出了商榷，认为古史辨派对于“道统”的批判过于严厉，忽略了“道统”观念在不同时代产生的积极意义。日本岛根大学岗村宏章教授以“大和民族”之发音解读以及遣唐使、清季的魏源及诸种汉文化对日本影响，认为日本在诸多方面（如崇尚和而不同的精神取向）都存有极为明显的中华文化烙印。
学者们围绕着文以载道的价值诉求，对中国文化史上的典范人物进行了回顾，分析探讨这一理念的直观人格形象。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认为可以通过本体论维度的“道治”、价值论维度的“善治”、境界论维度的“至治”三个维度来梳理和把握老子的治道思想。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授对近代以来关于孔子“大同”理想所产生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澄清，提出需要重新通过《孔子家语·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描述，还原孔子的政治理想；并提出从中提炼出公、信、仁、和四个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的论点。广州大学档案馆馆长吴小强教授认为司马迁以《史记》为实践文本，其所载之“道”有四，即黄帝之道、老子之道、孔子之道以及史家之道，构成了一位杰出史家对道的探索与承当。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从杜甫诗歌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杜甫诗歌中阐释与弘扬儒家之道的基本特征，认为杜甫用诗歌阐释了儒学的核心精神，取得了经典注疏或理论分析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一部杜诗就是儒学精神的形象展示，其文学成就堪称“文以载道”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志琴研究员通过对晚明士大夫隐逸心态和狂士风骨的刻画，并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启蒙因素进行开掘，展示出传统士大夫阶层生活风貌与精神面向的多元性，以及文化担当与家国情怀。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关中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林乐昌教授探讨张载的哲学思想。刘学智教授提出要珍视张载哲学体系中“为天地立心”的文化理想与价值目标，认为“其承载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为社会确立正确价值系统的历史使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意识”。林乐昌教授则重点探究了张载天人之学中的“太虚即气”、“尊礼贵德”、“天人合一”等三个命题，认为其分别从重构天道理论、规范人间秩序、昭示理想境界等方面彰显出横渠之学的丰富意涵。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梳理清代学者黄式三《论语后案》对《论语集注》的吸收与批评，明晰其在调和汉宋学术时所作的诸多具体努力，同时也折射了晚清学术思想演进的一个具体路径。
三、文以化人
“文以化人”的着力点就是“化”字，这涉及教育修养的功能与中国文化理想人格形态等问题。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修养智慧，这种修养具有自我性、内省性、道德性、心灵性等特征，可以通过“诚意正心”、“以理制欲”、“自省自反”、“以名矫实”等修养方法达致理想人格的境界。方光华教授结合高等教育现状，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质上应该是文化素质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且深刻的资源，需要继承与发扬，同时也要注意借鉴与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与充实素质教育的内容。厦门簧笃书院院长王维生先生在进行中西理想人格形态的比较后，认为“君子”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君子之学”是对儒家伦理人格与道德期望的集中概括；儒家通过“人文化成”达到“君子”式的“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影响深远，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研究意义。
通过经典文献的解读揭示文以化人的价值，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鲁谆先生结合《论语》“富之”与“教之”的有关论述，从“安贫乐道”、“富之有道”到“富而好礼”三个动态过程探讨孔子的贫富教化观，指出在孔子在“富之”与“教之”问题上主张同时并进、相辅相成，证明《论语》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典范。台湾佛光大学萧丽华教授从对孔子诗教的概念、宗旨以及功能的开掘与梳理人手，钩沉出孔子以《诗》教与人文化成文化理想之间的关系与意涵，认为孔子以《诗》教为“人文化成”基础的育人、化人、成人思想，在当下仍具有积极的教化功能。无独有偶，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对“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磷、沈焕）《诗经》学研究进行了阐发，指出四人将诗教与心学阐释绾为一体的学术取向，勾连出早期心学取向的重要命题与学术特征。大连大学葛志毅教授分析了《公羊传》“大一统”与“夷夏之防”的文本书写，并结合春秋时期的大一统朝会与夷夏融合的具体史实，指出二者并非矛盾而在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下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中。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教授从“板荡识诚臣”的角度阐释《瀛奎律髓》的命名与祖先之义，探究方回依家法而建构的“一祖三宗”诗学谱系，厘析从唐诗之祖、杜甫之祖到一祖三宗的近体诗学谱系，并归纳出方回建构杜诗学的两个切入点，分别是以“壮丽悲慨”为万古诗歌准则，以“老成”与“知道”为诗歌传世指标；方回把诗人际遇融入历史的长流，凝聚身处“世不常治”者的共同情感，除了确立“近体诗”的创新性及其时代意义，对形塑中国传统文化也提供了更多元的思考面向。
此外，还有学者从儒家人性论资源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视域中寻找人文教化与政治施治之间关系的启示。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通过对《郭店楚简》中的人性思想进行梳理，认为“性自命出”篇反映的是一种“可善可恶”的人性论；后来孟、荀二人性论虽有分途，但经董仲舒的综合改造，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的良性互动，适应了西汉的国家治理，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陕西师范大学王启龙教授追忆了历史上尤其是隋唐时期汉藏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指出密切联系与和睦共处是汉藏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中华文化支脉之间交流互通的生动写照。
四、文化传承与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创新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主要学术课题之一，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历程和经验得失，并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创新提出了系列意见。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高克勤先生指出，作为标志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文献古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主要的物质载体，在“存真”首要标准下，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传承并弘扬优秀文化。长安大学李刚教授分析孔孟老等儒道两家典籍后认为，在“忠信”准则、“和”目标、“公正”追求上儒道和谐理念的互补性远大于差异性，互补格局下的刚柔并济模式对于现实社会改革、建设具有有效的借鉴价值。国家文物局葛承雍教授肯定了主流文化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其符合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中央电视台屠钰斐女士则根据具体史实分析指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融合力、延续力、凝聚力特征使中国文化绵延至今，以“和”、“常”为代表的和谐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是解决当下世界对立与冲突的有效方式。
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必须做好对具有独特价值的地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上海交通大学葛岩教授通过田野考察和研究后指出，随地域、国家和文化之间交流与传播不断加强，特征鲜明的地方的文化特征会逐步消失，但是保护传统的地方文化也有着应对未来的困境的多重意义。陕西省委党校曾文芳副教授指出，陕西目前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仍然有资源分散、利用难度大、缺乏经验和知名度等问题，需要实现良性优质资源开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廷皓教授在分析《文化线路宪章》后定义中国大运河具有遗产性质，同时认为大运河的集成、连续、动态、系统等诸多特征，要求对大运河遗产的价值应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量。 与会学者们一致强调，现时代强调文化的融合创新是文化传承的内在要求。张岂之先生回顾了思想史上儒家文化的创新经验，指出在唐代佛道盛行之时，如何能形成三家融合取决于“儒学是否能与时俱进，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充实自身”，历史证明儒学通过创新出新形态之理学而实现了与社会的进一步契合。林安梧先生认为，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面下，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发掘儒家人文理性资源，为对治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和检讨“全球化”的普同性危机，开启现代化后的思想对话提供有效的契机。台湾辅仁大学潘小慧教授在名词概念辨析与儒家观点举例后指出，儒家伦理学有其哲学人学基础，透过“嫂溺”叙事所表现出的儒家伦理不能简单定义为角色或者关系伦理，而是有其主体性与自主性。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则从具体事例人手，反思当下的文化心理与民族认同问题，提出应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足够自信与尊重。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通过对儒学自孔子以来发展历程不断变化的梳理认为，创新是保持学术生命、影响的重要途径，指出儒学要从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发展传统的儒学范畴、融入时代内容和创新儒学概念范畴三个方面着手实现创新。
学者们围绕传统经典文献的再解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及价值进行了创造性探讨。西北大学龚杰教授通过文献考证“保身”关注民众生计及其生命的原始义，提出至明代王艮“保身”观已经是以争取和维护人的生存权为中心；以争取与维护人的生存权与类似利益均等相结合为原则；以殉道、实现理想为最终目的新论说。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透过对教廷多罗、乐嘉与康熙接触过程中各自处理选择分析，指出在该“礼仪争论”中虽然康熙表现了相当的大度与诚意，但教廷最终未能使冲突消弭，且终为后来更大文明冲突埋下祸患。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指出，先秦儒家、宋代理学、阳明心学分别是未具本体价值思想、初立本体论、本体之生与人生之用结合的三个阶段，直到戴震以“气化生生”完成中国生命哲学的体用结合。
与会学者对港台学者的文化取向与社会动态也进行了探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回顾了殷海光的学思历程，考察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态度，指出殷海光与新儒家学者在对中国文化基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与论争，肯定新儒家学者在维护中国文化价值上的苦心与努力，提倡学界中不同的话语与领域的论述应本着相互宽容、尊重及彼此理解展开对话交流。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邹重华先生则指出，作为全新事物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积累了经验。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认为，坚守基本价值与多元包容、对接历史、艺术形象相结合，这些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宜春学院陈荣庆教授对比先秦诸子治理方略的思想差异，勾画出法家主张基于国家富强的目的和对社会发展、人性趋利的独特认识，法家法的本质就是制度的统一。《光明日报》副刊韩小蕙主编以细腻动人的笔调，追忆了黄帝祭祀的由来、陵墓整修过程、祭祀等诸多历史场景。
本届研讨会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重要讲话后召开的，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作为陕西省“乙未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活动”的组成部分，研讨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与会专家张岂之、莫砺锋、万俊人、张廷皓、潘小慧在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三秦大讲堂”第125讲“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分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唐诗宋词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唐诗宋词的现代意义、文物保护在当下应注意的问题、中国古代儒学哲学与当下的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鲜明特质和当代价值作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论述。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