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学生支教，不但是个体面对就业困境时的权宜之计，也是政府同时解决就业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双效”之举。深入体验与了解过中国农村的人，才是最了解中国的人。而近乎“体验游”与“履历镀金”般的短期支教并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只有在户籍、收入等方面得到保障，支教大学生才能在乡村三尺讲台上找到一展自我才华的可靠空间。
师范生必须支教半年
去年末的某一天，西南大学樟树林论坛差点炸开了锅，学校强制要求2006级师范专业学生到山区支教，“太没人性”。
据西南大学实习科钟科长介绍，学校有关部门号召2006级师范专业的学生到重庆、贵州、四川、新疆等地山区或少数民族区顶岗支教，时间由原来的2～3个月延长至半年，顶岗人员也由部分学生发展至整个2006级师范专业学生。
“顶岗时间有强制性，参与方式却可以多样化。”尽管钟科长百般解释，但是西南大学的学生们却牢骚满腹。“这哪里是支教，完全是发配！”西南大学汉语教育专业小李说，以前师范专业的学长们也要顶岗实习，但一般不超过3个月，而且遵循自愿原则，这次却是强制的。
支教时间太长影响考研复习、地方偏远也许会错失就业机会、今后没打算当老师的学生会为此浪费时间……学生们的担心一箩筐。
“师范专业学生一直拿着国家补贴，学费也低于普通专业，有义务支援边远山区教育。”西南大学文学院一位辅导员说，师范专业学生平日里每月可领取40元的生活补助，而其他非师范专业学生则没有此优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这种强制性支教政策会走多远呢？
15万一纸户口，支教者的现实考量
当然，像西南大学这种强制性支教计划属于极个别现象。
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姚磊，就是“支教换户口计划”的受益者。2008年1月26日起到3月15日，北京市教委公开招聘700名应届大学生去支教本市的农村中小学，并选聘部分优秀硕士研究生支教城市近郊的初中学校。实际上，姚磊所在班的42人中有15个选择了支教，热情可见一斑。
而对于姚磊来说，在工作越来越难找的今天，提供北京户口的支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北京户口同学留在北京的“一根救命稻草”。
姚磊应聘的房山区在北京最南边，这一去，3年内她都要待在农村。“我的梦想是考研究生，但支教每周要上16堂课，恐怕没有多余时间去准备考研，而3年后我担心自己失去斗志。我现在已24岁，也怕耽误了人生大事。”姚磊皱了皱眉头，“但是，有一个情况，南召中学16个班580名学生却没有美术老师，如果我不去，校长说那里的孩子就没人上美术课。”然而在580个孩子的美术学习愿望之外，还有姚磊对一纸户籍的期待。
跟姚磊一样，每个去支教的大学生，都有自己的顾虑。毕竟，无论是国家还是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都要付出成本。所以，北京市通过解决北京户口、考研加10分、第一年平均月薪2000元等优惠政策给支教大学生保障。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调查，户口买卖黑市上，一张北京户口最高可卖到15万，还要求买家得有硕士文凭，而且“理工科和紧缺专业好办，文科不好办”。
努力20年才出农村，又回去？
下乡后，城里长大的学生艰难地适应着农村生活，但还算稳定。200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似乎与乡村生活的关联并不那么直接，但师范生张莉却明显地感到压力重重。
“从乡下来的，又要回到乡下去？”作为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张莉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为了离开偏僻的乡村，她已经努力了近20年，难道又回到原点？即使在繁华的广州找不到归属感，她还是宁愿继续忍受煎熬。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一向乐观的她已经开始感叹物是人非。“人不顺利了就被别人看不起，现在我和朋友都很少联系了。”工作不顺，人也开始孤僻了。
拿着研究生的文凭，张莉却只能赋闲在家。“无数次面试，总是不能够互相满意。”
“以我现在的学历，到西北的县城做一名中学教师正好合适。”虽然不愿意去，但是张莉还是在给自己寻找最后的退路。她的两位中学朋友至今不愿意回到农村，都远离了西北。一位从福州大学毕业之后，至今飘荡在北京，没有工作；另外一位本来在兰州郊区有正当工作，却还是远走深圳打工。“我是不可能回到西北去的。”张莉说。她们都有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觉醒来，张莉的老乡、毕业生李凯躺在床上，茫然地望着屋顶，不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里。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早已焦头烂额，跑了无数场人才交流会，投了数不清的简历。“很多单位连我的简历都不收。”
刚刚从兰州商学院毕业的时候，他是死活不愿到乡下教书的，而如今他愿意去了，却没有学校要他。
3个月前，他就到原籍甘肃会宁县询问了相关的分配情况，教育局的一位领导说，今年不招人，学校教师都是人满为患，会宁已经取消了今年教师的招聘计划；一个月前，他又托人询问甘肃最偏僻的定西市漳县，当地一位校长说，现在进一名老师，只有县长亲自批准签字才行，即使漳县本地回来的大学生也希望渺茫，外市的根本没可能。
县城中小学人满为患的同时，乡村老师却显得越来越多。会宁县梁堡小学学生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如今这个学校只有120名学生，并且一年比一年少。“过了今年这一届，明年就会低于100名。”校长柴富贵说。他们已经将空出来的几间教室改成了乒乓球室，村子里的老人们会经常来打球。
“120位学生，12位教师，不缺老师。”由于计划生育，相邻村舍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这让柴富贵“教师多了”的压力越来越重。
李凯每个月的生活费达到千元。但是他不愿意回到乡下的家里，他和张莉一样不敢面对乡亲们的询问。
为了填补生活开支，最近李凯通过互联网做了两次牛仔裤的生意，第一次赚了600多元，第二次被骗。“现在只要有人要，去哪里工作我都愿意。”
短期支教，到底该不该？
张莉与李凯所反映出的“农村学校人满为患”主要体现在城市近郊的县城与乡村，而在很多比较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教师仍然是学生的一种奢望。很少有人会长时间地留在那里，于是，一种近乎于“体验旅游”与“履历镀金”的短期支教活动蔚然成风。
有过支教经验的北京网友KK说：“短期支教可以说是对学生的伤害！孩子们很不容易才适应、熟悉一个陌生人，你的离开会在各方面打击他们。支教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请大家考虑好，坚持到底！”
师范生必须支教半年
去年末的某一天，西南大学樟树林论坛差点炸开了锅，学校强制要求2006级师范专业学生到山区支教，“太没人性”。
据西南大学实习科钟科长介绍，学校有关部门号召2006级师范专业的学生到重庆、贵州、四川、新疆等地山区或少数民族区顶岗支教，时间由原来的2～3个月延长至半年，顶岗人员也由部分学生发展至整个2006级师范专业学生。
“顶岗时间有强制性，参与方式却可以多样化。”尽管钟科长百般解释，但是西南大学的学生们却牢骚满腹。“这哪里是支教，完全是发配！”西南大学汉语教育专业小李说，以前师范专业的学长们也要顶岗实习，但一般不超过3个月，而且遵循自愿原则，这次却是强制的。
支教时间太长影响考研复习、地方偏远也许会错失就业机会、今后没打算当老师的学生会为此浪费时间……学生们的担心一箩筐。
“师范专业学生一直拿着国家补贴，学费也低于普通专业，有义务支援边远山区教育。”西南大学文学院一位辅导员说，师范专业学生平日里每月可领取40元的生活补助，而其他非师范专业学生则没有此优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这种强制性支教政策会走多远呢？
15万一纸户口，支教者的现实考量
当然，像西南大学这种强制性支教计划属于极个别现象。
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姚磊，就是“支教换户口计划”的受益者。2008年1月26日起到3月15日，北京市教委公开招聘700名应届大学生去支教本市的农村中小学，并选聘部分优秀硕士研究生支教城市近郊的初中学校。实际上，姚磊所在班的42人中有15个选择了支教，热情可见一斑。
而对于姚磊来说，在工作越来越难找的今天，提供北京户口的支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北京户口同学留在北京的“一根救命稻草”。
姚磊应聘的房山区在北京最南边，这一去，3年内她都要待在农村。“我的梦想是考研究生，但支教每周要上16堂课，恐怕没有多余时间去准备考研，而3年后我担心自己失去斗志。我现在已24岁，也怕耽误了人生大事。”姚磊皱了皱眉头，“但是，有一个情况，南召中学16个班580名学生却没有美术老师，如果我不去，校长说那里的孩子就没人上美术课。”然而在580个孩子的美术学习愿望之外，还有姚磊对一纸户籍的期待。
跟姚磊一样，每个去支教的大学生，都有自己的顾虑。毕竟，无论是国家还是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都要付出成本。所以，北京市通过解决北京户口、考研加10分、第一年平均月薪2000元等优惠政策给支教大学生保障。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调查，户口买卖黑市上，一张北京户口最高可卖到15万，还要求买家得有硕士文凭，而且“理工科和紧缺专业好办，文科不好办”。
努力20年才出农村，又回去？
下乡后，城里长大的学生艰难地适应着农村生活，但还算稳定。200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似乎与乡村生活的关联并不那么直接，但师范生张莉却明显地感到压力重重。
“从乡下来的，又要回到乡下去？”作为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张莉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为了离开偏僻的乡村，她已经努力了近20年，难道又回到原点？即使在繁华的广州找不到归属感，她还是宁愿继续忍受煎熬。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一向乐观的她已经开始感叹物是人非。“人不顺利了就被别人看不起，现在我和朋友都很少联系了。”工作不顺，人也开始孤僻了。
拿着研究生的文凭，张莉却只能赋闲在家。“无数次面试，总是不能够互相满意。”
“以我现在的学历，到西北的县城做一名中学教师正好合适。”虽然不愿意去，但是张莉还是在给自己寻找最后的退路。她的两位中学朋友至今不愿意回到农村，都远离了西北。一位从福州大学毕业之后，至今飘荡在北京，没有工作；另外一位本来在兰州郊区有正当工作，却还是远走深圳打工。“我是不可能回到西北去的。”张莉说。她们都有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觉醒来，张莉的老乡、毕业生李凯躺在床上，茫然地望着屋顶，不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里。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早已焦头烂额，跑了无数场人才交流会，投了数不清的简历。“很多单位连我的简历都不收。”
刚刚从兰州商学院毕业的时候，他是死活不愿到乡下教书的，而如今他愿意去了，却没有学校要他。
3个月前，他就到原籍甘肃会宁县询问了相关的分配情况，教育局的一位领导说，今年不招人，学校教师都是人满为患，会宁已经取消了今年教师的招聘计划；一个月前，他又托人询问甘肃最偏僻的定西市漳县，当地一位校长说，现在进一名老师，只有县长亲自批准签字才行，即使漳县本地回来的大学生也希望渺茫，外市的根本没可能。
县城中小学人满为患的同时，乡村老师却显得越来越多。会宁县梁堡小学学生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如今这个学校只有120名学生，并且一年比一年少。“过了今年这一届，明年就会低于100名。”校长柴富贵说。他们已经将空出来的几间教室改成了乒乓球室，村子里的老人们会经常来打球。
“120位学生，12位教师，不缺老师。”由于计划生育，相邻村舍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这让柴富贵“教师多了”的压力越来越重。
李凯每个月的生活费达到千元。但是他不愿意回到乡下的家里，他和张莉一样不敢面对乡亲们的询问。
为了填补生活开支，最近李凯通过互联网做了两次牛仔裤的生意，第一次赚了600多元，第二次被骗。“现在只要有人要，去哪里工作我都愿意。”
短期支教，到底该不该？
张莉与李凯所反映出的“农村学校人满为患”主要体现在城市近郊的县城与乡村，而在很多比较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教师仍然是学生的一种奢望。很少有人会长时间地留在那里，于是，一种近乎于“体验旅游”与“履历镀金”的短期支教活动蔚然成风。
有过支教经验的北京网友KK说：“短期支教可以说是对学生的伤害！孩子们很不容易才适应、熟悉一个陌生人，你的离开会在各方面打击他们。支教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请大家考虑好，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