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金融危机及国内高失业问题，美欧两大经济体先后实施了再工业化，其中实施力度较大的美国已获一定进展，其制造业复苏明显强于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中国研究者由此对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颇多关注，认为这项精心设计的长期战略，有利于美国重新确立制造业优势，并会对我国招商引资和制造业升级形成较大冲击。
　　由此，美国为促进再工业化而设计的系列政策，是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政策？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设计？这成为判断美欧两大经济体实施再工业化问题性质的关键所在。
　　分析认为，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具有明显的紧迫和短期特征。
　　首先，这是为应对美国战后少有的持续高失业率而不得不采取的生产保护主义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失业率迅速上升，一度达到10%以上，近三年维持在9%以上，而美国战后最坏时期如上世纪70年代也只有7%左右。五年出口翻番目标的提出、美元主动性大幅贬值、再工业化等，都具有围绕这一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性措施之特征。
　　其次，是政治压力使然。美国一些政治家及一些学者将其高失业率与中国制造业上升挂钩，认为是中国夺走了其就业机会，加之美经济低迷，压力之下出台的政策，难言都是立足长远。
　　再次是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周期性复归。美欧跨国公司持续数年的全球化战略，反应到其国内便是“去工业化”。凡事过犹不及，美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加强管制”与“放松管制”更替均是如此。因此，“再工业化”的价值也许会更多地体现在“对‘去工业化’过度的一种纠正”之上。
　　最后是为缓解贸易赤字而采取一种产业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的战略目标，无非是强化自身优势，最大程度地遏制新兴竞争者。而要达此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其具有优势的高科技和金融控制力。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针对崛起的日本采取过与今天类似的制造业振兴举措，但最后美国还是放弃了对日本工业精细化的仿效，转而采取两项战略举措：一是通过逼迫日元升值，恶化日本的国内外环境，使日本轻率地采取放松金融刺激地产的做法，终致深陷泡沫泥沼，错失了产业由高端制造业向高科技升级的机遇；二是在美国国内利用纳斯达克高风险市场促进高科技发展，而非由耗能型的工业体系向节能型工业体系转化。结果，日本崛起被抑制，美国却从此走向新经济，在竞争中抢得先机。
　　那么，美国这一轮再工业化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又会对我国的产业有怎样的影响？
　　尽管制造业能解决就业问题，但美国的优势并非一般制造业，而是高端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类的新兴制造业。这是需要注意的一条。200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590万人，占全部就业比重10.9%。如再工业化能将制造业就业规模提高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前的1994万人，则会使美失业率降低2.5个百分点、即降至6%左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难度极大。
　　首先是受到劳动力成本制约。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更无法与印度、越南相比，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美欧抢不去的，中国即使优势减弱，印度、越南也会很快补上。其次，在一般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美国难与日本、德国竞争，特别是日本的工业体系是节能型的，而美国仍是高耗能型。在全球油价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美国一般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难以提高，甚至会被进一步“挤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之所以改弦更张即因于此。三是受到美国政府财力的巨大限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财政吃紧，难以提供相应的补贴促使转出去的制造业回归，实际成效估计最多达到理论值的一半，即把失业率降低1.3个百分点左右。
　　有国内研究者认为美国的再工业化会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理由是2011年第四季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出现连续负增长，但这些数据更大可能是受外需不足内需不振影响所致。事实上，中国的问题与美欧完全不同，他们是投资不足、消费过度；我们则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美欧如果真的部分撤资（不可能大范围撤资，中国的市场仍然是世界上难得的高成长市场，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市场），对中国是好事，我们正可借机强化自主创新能力，走一条逐步摆脱对外资技术依赖的新振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