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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起点，而我军中原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我中原军区部队中原突围的胜利，不但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力量，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还有力地策应了其他解放区部队的作战。从不同侧面概述这场重要的战役，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其歷史价值和作用。
调兵中原：八路军三大主力来增援
日寇投降后，横亘在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遣将的咽喉要冲上的中原解放区，成为蒋军进犯的首要目标。围绕这一战略枢纽，国共双方都在积极备战。
国民党方面。在河南成立被称为“四大绥署”之一的郑州绥靖公署。与此同时，将驻扎武汉的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扩编为管辖湖北、湖南、江西3省和河南南部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后改为武汉行辕和长沙绥靖公署）。国民党先后调集5个战区的26个正规师并9个游击纵队和十几个保安团，设置5个前线指挥所，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充任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主帅。
共产党方面。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8月刚建立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1945年10月24日，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与前来增援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部、嵩岳军区王树声部和王定烈冀鲁豫水西八团，在河南桐柏地区胜利会师，共同组成下辖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和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拥兵6万的中原解放军，李先念任司令员。
情报战：刘实情报小组
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进驻武汉后，在吴德峰的协调下，建立了鲜为人知的刘实情报小组。小组成员有刘实、刘绵、岳健中、陈枫（打入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马寒冰5人。他们在汉口胜利街隆茂洋行内的美国新闻处图片部设置了秘密联络站。
刘绵是打入国民党武汉行营担任监印官的中共地下党员，行营一切文件都要由他过目并登记在册，由此他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很多机密。
刘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往武汉开展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刘绵单线联系的领导人。有一次刘绵在电影院把情报交给刘实，刘实转交给地下党联络员岳健中，岳健中装扮成美国新闻处图片部工作人员，将情报藏在鞋跟内，只身穿过封锁线，历时一周才将情报送到中原军区司令部。
平时，由马寒冰从图片部取回情报，交给第9执行小组中共电台发出。刘实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为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在敌军总攻前4天实施突围提供了决策依据。
军事调处：战与和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强烈要求和平的大环境下，国共双方签订了体现和平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
此后，中共方面与国民政府的中原停战谈判，分4条线同时进行。第一条线是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第二条线是由中共周恩来、国民党张治中和美方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第三条线是依托军调部的三方协商，第四条线是中原军区、八路军新四军武汉办事处与武汉行辕的协商。军调部派驻汉口的第9执行小组和派驻宣化店的第32执行小组，具体负责调处中原冲突。国共双方分别签署了《宣化店会谈公报》等协议，推延了内战全面爆发的时间。
为避免全面内战，中共方面拟作出重大让步：在适当的时候撤销中共中央中原局，改为职权更小的中共湖北省委;待主力部队合法转移后，中共湖北省委赴武汉办公，留下的部队编入地方保安团等。为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8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中指出：中原军区部队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
战与和始终贯穿中原突围前后。即便在中原部队突出重围一个月后的1946年7月27日，三方代表在老河口仍签订了《中原临时休战协议》。直到突围近两个月后的8月24日，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单方面宣布《中原临时休战协议》失效，并拒绝再作任何调处。中原停战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
反围困反封锁之一：地下党在行动
敌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围困与封锁，主要集中在严控非战斗人员外送和粮食内运，反围困与反封锁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突围前后，各级党组织对外转送部队人员工作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这是很少有人全面谈及，但确系中原突围整体战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第三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工委）是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派遣到湘鄂赣三省的军运组织，主任徐楚光。中共襄北专员公署专员谢威是中原突围前奉江汉区党委指示潜伏下来的。1947年7月，张执一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作出三工委系统与谢威系统联合组成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简称湘鄂特委）的决定。谢威任书记，徐楚光任委员。湘鄂特委机关设在湖北武昌，负责联系散居各地的中原突围失散人员，指导他们恢复和发展组织。
中共中央上海局武汉工作委员会。顾剑萍原名邹本瑶，曾任湖北襄河专署专管财经的副专员等职。1948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武汉工作委员会（简称武汉工委，又称武汉中心小组），书记顾剑萍。顾剑萍以泰昌山货行为掩护，除转移失散人员外，还开辟了上海至汉口等多条地下交通线，将新四军第五师突围隐蔽在上海的3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送至解放区。
谢威系统、湘鄂特委、武汉工委为掩护和转送中原突围失散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由于3个组织人员上重叠，工作上交叉，以至三工委、湘鄂特委、武汉工委先后遭毁灭性破坏解体，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武汉的掩护组织遭受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反围困反封锁之二：救济机构与掩护机关在行动
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1945年1月，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代表国民党当局与“联总”对接。此外，中共根据地也配套设置了董必武任会长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
“行总”内部，除抗日战争时期在汤池训练班即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署长周苍柏外，还有湖北分署副署长杨显东、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等一批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为纾解中原解放区春荒，在救济系统中外进步人士的推动下，“行总”湖北分署用火车将980多吨面粉运往距宣化店仅40里的京汉铁路杨家寨火车站。解放区军民昼夜抢运。反动当局赶来制止时，面粉已搬运一空。这批救济面粉暂时缓解了饥荒，使中原部队多坚持了3个多月。 “行总”湖北分署在解放区宣化店设置了两个慈善机构：一个是设在礼山中学内的宣化店办事处，一个是南田善后救济医院。为了解决中共转移的部队人员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中共地下党员）将他们化装成在医院住院的病人，象征性地审核一下再配发相应证件。这类证件有三种：一般人员发放难民证和办事处自行印制的办事处证明书;中共边区党组织指定的较高级别的人员，则使用从湖北分署带去的分署证明书。取得证书就获得了在国统区通行的合法身份。中共先后有500多人通过宣化店办事处转移出去。
武昌难民招待所是一所隶属于“行总”湖北分署的收容救济机构，主任汪德彰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大后方来武汉的难民都要持避难地颁发的原始难民证到难民招待所登记处审核，重新审核无误后方能领取新难民证。汪德彰利用职权，发新难民证给中原解放区来的人，许多特殊“难民”就是经由这条渠道成功向外转移的。
另外，按周恩来与国民党和美方达成的协议，中原军区卫生部护送1000名伤病员和一批混杂在伤病员当中的干部，从湖北广水火车站乘火车经河南安阳合法转移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军区交际处、江汉三地委城工部、北山工委、武汉行辕新闻局巡回工作第二队（又名演剧六队），也承担了向外转移中原军区干部家属和掩护中原军区失散突围人员的任务。
通过各种途径，我方从中原解放区先后复员、转移出去近万名战士和上千名干部，保留了革命力量。
突围大战：多路出击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勝利第一。”6月26日夜，中原军区部队分4路突围。皮定均率领中原军区一纵一旅向津浦铁路以东突围，佯装主力牵制敌军。王树声率领被称为南路突围部队的一纵二旅、三旅向西南突围。郑位三、李先念率领被称为北路突围部队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二纵向西北突围。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单独突围，于1946年9月重返延安。
新建根据地：豫鄂陕与鄂西北
东路突围部队皮定均部突出重围后，没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在皖苏地区与新四军主力会合编成华东野战军独立师。
北路突围部队进入陕西南部后，根据中共中央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于1946年8月3日与陕南游击队合编组成下辖5个军分区的豫鄂陕军区（又称鄂豫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汪锋。
王树声率领一纵向西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和襄河天险后进入武当山区。根据中共中央建立鄂西北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于1946年9月1日建立了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鄂西北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至第五军分区。
豫鄂陕军区与鄂西北军区的结束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陈少敏、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任质斌等负责人先后离开部队。郑位三、李先念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设在延安蓝家坪。
1946年11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10个师、17个保安团在地方乡保政权的配合下，采取移民并村、修筑碉堡、制造无人区等手段，对豫鄂陕军区实施全面“清剿”。战至极寒季节的1947年1月，豫鄂陕军区根本筹集不到粮草，冻饿难耐的部队无法生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7年2月5日，豫鄂陕区党委、豫鄂陕军区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作出部队撤至黄河以北休整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后，第一批部队北渡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3月20日，第二批部队北渡黄河。至此，豫鄂陕军区结束使命。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湖北省远安县茅坪场镇老观窝汪氏宗祠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决议，张才千、李人林率部分主力组成江南纵队南下，转战湘鄂边。经中共中央批准，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树声、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政委刘子久、第二副书记兼第二副政委文敏生、鄂西北行政公署副主席刘子厚等负责人也因病离开部队。老观窝紧急会议标志着鄂西北区党委、军区和各军分区基本解体。1947年3月，中原突围之战基本结束。
调兵中原：八路军三大主力来增援
日寇投降后，横亘在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遣将的咽喉要冲上的中原解放区，成为蒋军进犯的首要目标。围绕这一战略枢纽，国共双方都在积极备战。
国民党方面。在河南成立被称为“四大绥署”之一的郑州绥靖公署。与此同时，将驻扎武汉的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扩编为管辖湖北、湖南、江西3省和河南南部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后改为武汉行辕和长沙绥靖公署）。国民党先后调集5个战区的26个正规师并9个游击纵队和十几个保安团，设置5个前线指挥所，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充任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主帅。
共产党方面。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8月刚建立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1945年10月24日，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与前来增援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部、嵩岳军区王树声部和王定烈冀鲁豫水西八团，在河南桐柏地区胜利会师，共同组成下辖江汉、鄂东、河南3个军区和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拥兵6万的中原解放军，李先念任司令员。
情报战：刘实情报小组
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进驻武汉后，在吴德峰的协调下，建立了鲜为人知的刘实情报小组。小组成员有刘实、刘绵、岳健中、陈枫（打入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马寒冰5人。他们在汉口胜利街隆茂洋行内的美国新闻处图片部设置了秘密联络站。
刘绵是打入国民党武汉行营担任监印官的中共地下党员，行营一切文件都要由他过目并登记在册，由此他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很多机密。
刘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往武汉开展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刘绵单线联系的领导人。有一次刘绵在电影院把情报交给刘实，刘实转交给地下党联络员岳健中，岳健中装扮成美国新闻处图片部工作人员，将情报藏在鞋跟内，只身穿过封锁线，历时一周才将情报送到中原军区司令部。
平时，由马寒冰从图片部取回情报，交给第9执行小组中共电台发出。刘实情报小组提供的情报，为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在敌军总攻前4天实施突围提供了决策依据。
军事调处：战与和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强烈要求和平的大环境下，国共双方签订了体现和平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
此后，中共方面与国民政府的中原停战谈判，分4条线同时进行。第一条线是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第二条线是由中共周恩来、国民党张治中和美方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第三条线是依托军调部的三方协商，第四条线是中原军区、八路军新四军武汉办事处与武汉行辕的协商。军调部派驻汉口的第9执行小组和派驻宣化店的第32执行小组，具体负责调处中原冲突。国共双方分别签署了《宣化店会谈公报》等协议，推延了内战全面爆发的时间。
为避免全面内战，中共方面拟作出重大让步：在适当的时候撤销中共中央中原局，改为职权更小的中共湖北省委;待主力部队合法转移后，中共湖北省委赴武汉办公，留下的部队编入地方保安团等。为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2月18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中指出：中原军区部队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
战与和始终贯穿中原突围前后。即便在中原部队突出重围一个月后的1946年7月27日，三方代表在老河口仍签订了《中原临时休战协议》。直到突围近两个月后的8月24日，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单方面宣布《中原临时休战协议》失效，并拒绝再作任何调处。中原停战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
反围困反封锁之一：地下党在行动
敌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围困与封锁，主要集中在严控非战斗人员外送和粮食内运，反围困与反封锁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突围前后，各级党组织对外转送部队人员工作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这是很少有人全面谈及，但确系中原突围整体战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第三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工委）是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派遣到湘鄂赣三省的军运组织，主任徐楚光。中共襄北专员公署专员谢威是中原突围前奉江汉区党委指示潜伏下来的。1947年7月，张执一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作出三工委系统与谢威系统联合组成中共中央上海局湘鄂特别委员会（简称湘鄂特委）的决定。谢威任书记，徐楚光任委员。湘鄂特委机关设在湖北武昌，负责联系散居各地的中原突围失散人员，指导他们恢复和发展组织。
中共中央上海局武汉工作委员会。顾剑萍原名邹本瑶，曾任湖北襄河专署专管财经的副专员等职。1948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武汉工作委员会（简称武汉工委，又称武汉中心小组），书记顾剑萍。顾剑萍以泰昌山货行为掩护，除转移失散人员外，还开辟了上海至汉口等多条地下交通线，将新四军第五师突围隐蔽在上海的3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送至解放区。
谢威系统、湘鄂特委、武汉工委为掩护和转送中原突围失散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由于3个组织人员上重叠，工作上交叉，以至三工委、湘鄂特委、武汉工委先后遭毁灭性破坏解体，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武汉的掩护组织遭受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反围困反封锁之二：救济机构与掩护机关在行动
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1945年1月，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代表国民党当局与“联总”对接。此外，中共根据地也配套设置了董必武任会长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
“行总”内部，除抗日战争时期在汤池训练班即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署长周苍柏外，还有湖北分署副署长杨显东、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等一批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为纾解中原解放区春荒，在救济系统中外进步人士的推动下，“行总”湖北分署用火车将980多吨面粉运往距宣化店仅40里的京汉铁路杨家寨火车站。解放区军民昼夜抢运。反动当局赶来制止时，面粉已搬运一空。这批救济面粉暂时缓解了饥荒，使中原部队多坚持了3个多月。 “行总”湖北分署在解放区宣化店设置了两个慈善机构：一个是设在礼山中学内的宣化店办事处，一个是南田善后救济医院。为了解决中共转移的部队人员没有合法身份的问题，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中共地下党员）将他们化装成在医院住院的病人，象征性地审核一下再配发相应证件。这类证件有三种：一般人员发放难民证和办事处自行印制的办事处证明书;中共边区党组织指定的较高级别的人员，则使用从湖北分署带去的分署证明书。取得证书就获得了在国统区通行的合法身份。中共先后有500多人通过宣化店办事处转移出去。
武昌难民招待所是一所隶属于“行总”湖北分署的收容救济机构，主任汪德彰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大后方来武汉的难民都要持避难地颁发的原始难民证到难民招待所登记处审核，重新审核无误后方能领取新难民证。汪德彰利用职权，发新难民证给中原解放区来的人，许多特殊“难民”就是经由这条渠道成功向外转移的。
另外，按周恩来与国民党和美方达成的协议，中原军区卫生部护送1000名伤病员和一批混杂在伤病员当中的干部，从湖北广水火车站乘火车经河南安阳合法转移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军区交际处、江汉三地委城工部、北山工委、武汉行辕新闻局巡回工作第二队（又名演剧六队），也承担了向外转移中原军区干部家属和掩护中原军区失散突围人员的任务。
通过各种途径，我方从中原解放区先后复员、转移出去近万名战士和上千名干部，保留了革命力量。
突围大战：多路出击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勝利第一。”6月26日夜，中原军区部队分4路突围。皮定均率领中原军区一纵一旅向津浦铁路以东突围，佯装主力牵制敌军。王树声率领被称为南路突围部队的一纵二旅、三旅向西南突围。郑位三、李先念率领被称为北路突围部队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二纵向西北突围。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单独突围，于1946年9月重返延安。
新建根据地：豫鄂陕与鄂西北
东路突围部队皮定均部突出重围后，没有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在皖苏地区与新四军主力会合编成华东野战军独立师。
北路突围部队进入陕西南部后，根据中共中央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于1946年8月3日与陕南游击队合编组成下辖5个军分区的豫鄂陕军区（又称鄂豫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汪锋。
王树声率领一纵向西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和襄河天险后进入武当山区。根据中共中央建立鄂西北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于1946年9月1日建立了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鄂西北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至第五军分区。
豫鄂陕军区与鄂西北军区的结束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陈少敏、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任质斌等负责人先后离开部队。郑位三、李先念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设在延安蓝家坪。
1946年11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10个师、17个保安团在地方乡保政权的配合下，采取移民并村、修筑碉堡、制造无人区等手段，对豫鄂陕军区实施全面“清剿”。战至极寒季节的1947年1月，豫鄂陕军区根本筹集不到粮草，冻饿难耐的部队无法生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7年2月5日，豫鄂陕区党委、豫鄂陕军区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作出部队撤至黄河以北休整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后，第一批部队北渡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3月20日，第二批部队北渡黄河。至此，豫鄂陕军区结束使命。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湖北省远安县茅坪场镇老观窝汪氏宗祠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决议，张才千、李人林率部分主力组成江南纵队南下，转战湘鄂边。经中共中央批准，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树声、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政委刘子久、第二副书记兼第二副政委文敏生、鄂西北行政公署副主席刘子厚等负责人也因病离开部队。老观窝紧急会议标志着鄂西北区党委、军区和各军分区基本解体。1947年3月，中原突围之战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