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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以十、百等数为盈数，“十者，数之盈也。”那么，作为十十之数的“百年”则包容了更多深层的积淀，记载着这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艺术现象与发展历程，记载着几代人的努力与探索，记载着那曾经的辉煌与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李金发、刘开渠、曾竹韶等出生于20世纪初并留学法国的雕塑家，翻开了中国现代雕塑百年历史的篇章。从留学西方钻研写实主义雕塑，到建国后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纪念碑性雕塑，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探索，几代雕塑家们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交响乐。2005年，上海曾举办过一次“百年雕塑展”；2012年，国博再次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百年雕塑作品展,庆祝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和中国雕塑学会成立20周年。
这个展览汇集了中国现代雕塑100年来的精品。这些作品的作者有共和国第一代雕塑家李金发、刘开渠、曾竹韶、周轻鼎、程曼叔、滑田友、王合内；有第二代雕塑家钱绍武、潘鹤、王克庆、程允贤、潘锡柔、张德华；有今天正活跃在雕塑界的第三代中年雕塑家曾成钢、隋建国、黎明；还有正在成长的第四代青年雕塑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既有中国雕塑先驱人物李金发唯一存世的原作《黄少强像》；也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集体的浮雕作品；还有《收租院》群雕中五件最具代表性的雕塑等珍贵的原作。这次展览得到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协辦，汇聚了各馆的雕塑精品，其展品的丰富、系统、完整性堪称空前。
一、浪漫与夸张：辉煌的中国古代雕塑
中国雕塑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与西方写实风格完全不同的民族艺术特色。秦代的兵马俑造型写实生动，但略有千篇一律之感；自汉代开始的中国雕塑作品，风格有了较大的改变，多承楚风，具有浪漫、夸张的成分，反而不再以形似为主要目的，其建筑装饰、陵墓装饰和陪葬品中雕塑的发展，形成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魏晋是一个佛教思想与儒学思想碰撞、交融的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凿窟造像，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在此时纷纷兴建。石窟内雕塑的大量佛像遂成为当时中国雕塑的主体。虽然宗教使当时的雕塑艺术的题材显得有些单一化，但在佛教造像向内地传播的过程中，样式及风格也在不断汉化，宗教精神的内在动力促进了大量精品的诞生。隋唐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鼎盛期，宗教造像艺术、陵墓的装饰雕刻艺术、陪葬的陶瓷雕塑艺术、肖像造型艺术等相关领域也都进入一个空前繁荣时期，体现出雄壮恢宏、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代表市民趣味的审美观念随之兴起，宋代的佛教雕塑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明显世俗化。进入元代，统治者重视手工业，雕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明清两代，宗教观念进一步淡薄，此时的宗教雕塑在缺少内在信仰的状态下，显现出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程式化倾向，其作品造型一般小巧玲珑、精致剔透、精雕细凿，缺乏大气之作和大型巨作，牙雕、玉雕等形式也有所发展，艺术上逐渐转向个人化，呈现出内聚性的风格。
通过上面的概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雕塑有着辉煌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浪漫主义风貌，特别在隋唐时期吸收了外来佛教造像样式等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雕塑领域同样面临着西方雕塑艺术的传入。西方经典雕塑艺术与中国传统雕塑风格的融汇，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百年雕塑发展的历程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二、法式—苏式—中式：中国百年雕塑的发展历程
虽然中国传统雕塑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是在近现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传统雕塑就像传统绘画一样，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甚至是被批评的对象。第一批雕塑家们当年曾告别饱经苦难的祖国，前往西方寻找一条他们认为正确而且能够有益于人民的雕塑艺术之路。中国近现代雕塑的开始是以李金发、刘开渠、曾竹韶等一批从西方特别是法国学成归国的艺术家为代表，他们把西方古典写实雕塑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探索出一条能保持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雕塑语言的成长之路。随着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一批雕塑家从海外回国，使传统的中国雕塑产生很大转变。这批留学生目的很明确，他们把重点放在对写实主义雕塑的学习和钻研上，因为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中国传统雕塑中一向被认为缺乏写实主义的艺术表达。
李金发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他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1925年初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这次展览就展出了他唯一存世的原作《黄少强像》。曾竹韶1928年考入杭州西湖艺术院雕塑系；次年底赴法国留学，先后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内艺术院学习雕塑；1942年归国，曾在成都艺专、重庆国立艺专、重庆大学建筑系教授雕塑、音乐；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李金发、曾竹韶等雕塑家都在努力从写实中强化着雕塑的民族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雕塑家还有滑田友、程曼叔等人，多数皆留学法国，因此中国雕塑史上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法式”雕塑时期。
奇怪的是，当时的法国艺术界流行现代主义风格方兴未艾，巴黎更是现代艺术的中心。但是留学法国的中国雕塑家们却选择了古典写实主义，一如绘画上徐悲鸿先生的选择一样，相信这也是当时特殊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使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世界雕塑的立场看，他们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属于西方古典主义；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他们的艺术是保守的；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他们是全盘西化的；从中国雕塑的立场看，他们是开拓和革新的；从纯形式的立场看，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从国家民族的立场看，他们是有责任、有勇气、有行动、有人格的一代知识精英。”（北人《百年回望》）
第一批雕塑家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除了作品之外，一是为我们建立起一种相对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雕塑教学体系；二是写实主义解决了传统雕塑较为不重视造型的问题，对当时救亡图存、民族民主革命等政治运动起到了宣传作用。但由于社会不安定，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雕塑发展步履维艰。 1949年之后培养起来的第二代雕塑家，明显带有“苏式”的影子。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民族自立成为这一阶段雕塑作品的一大特色。共和国成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国家派出了一批留学前苏联的留学生，加上中央美院的一些毕业生，构成了百年雕塑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代雕塑家群体，以钱绍武、程允贤等先生为代表。
钱绍武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赴苏留学；1959年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钱先生上期曾作客我刊的“对画·对话”栏目，相信很多读者对他的《江丰头像》还记忆犹新。程允贤195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以擅长创作古今中外著名人物雕塑而闻名。
苏式雕塑强调气势和使命感，正符合共和国建设初期的需要，其代表作品有政府支持的划时代标志性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第二代雕塑家中如潘鶴的《艰苦岁月》、四川美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收租院》雕塑等名作相继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现实主义雕塑的创作状况。直到“文革”之前，中国的雕塑无论是教学还是创作都在稳步发展。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现代雕塑进入多元探索阶段。百年雕塑发展中的第三代雕塑家，正是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以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以来各美术专业院校雕塑专业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为主体，这批人已经成为当代雕塑的中坚力量，如曾成钢、隋建国、黎明等人。
与绘画界轰轰烈烈的“85思潮”、“星星美展”不同，1992年之前的中国雕塑界似乎并未有太多向西方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求索的冲动，但这一时期的雕塑以艺术形式和雕塑材料的多样化而呈现多彩的艺术样式，从传统的石、木、青铜到不锈钢、纤维和其他化合材料，甚至声、光、电都被广泛运用，新一代雕塑家们解放了思想，革新了观念，从变形、抽象雕塑，到装置等等，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几乎把西方近百年来的雕塑发展探索样式演练了一遍。1992年，孙振华、曾成钢、杨奇瑞共同发起了“第一回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标志着中国现代雕塑的历史正式拉开了序幕。1992年也成为百年雕塑发展史上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年份。
在这之后，随着新中国第二次城市化建设高潮的到来，雕塑的建筑性再一次得到了发挥，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二次城市雕塑大讨论。同时，雕塑也有向架上和现实主义回归的趋势，表现内容则是针对现实生活无所不包，内容十分丰富，艺术语言上更为关注中国传统雕塑的形式要素。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雕塑家成为创作的主力军，其雕塑语言和创作群体的多元化，体现了与世界雕塑潮流的深度关联和自身的积极探索。
共和国雕塑60年，前30年里，学子们较多的是学习、模仿；后30年里，艺术家们由模仿逐渐转向自我体验、自我实践，明确了自身发展的轨迹，梳理了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经验，呈现出由苏式-中式的发展脉络。
三、继往与开来：百年中国雕塑发展的思索
百年雕塑展带给我们的思索，不仅是品评这些作品，或者是纵观流派风格的变化。一方面，在这些不同的雕塑观念、风格、流派、手法的背后，蕴涵了百年中国美术发展的各种信息，这些展品不是单纯的雕塑作品，其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另一方面，和中国画一样，无论是五四时期矫枉过正的文化背景，还是西方和苏联写实主义的影响，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眼界开阔后所做过的无数尝试，在力图建立新的“中式”风格雕塑的同时，也存在着民族化传统割裂和缺失的问题。如何看待传统雕塑和雕塑的民族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漫步在百年雕塑展的展厅中，品读着一件件精彩的作品，让自己的思绪随之穿越百年，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孤独》里有这样一句话：“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一个东西会拨动你内心深处的那根弦。”让我们暂且放下那些样式，忘记那些争论，将目光转向那些精彩的雕塑作品吧。
李金发、刘开渠、曾竹韶等出生于20世纪初并留学法国的雕塑家，翻开了中国现代雕塑百年历史的篇章。从留学西方钻研写实主义雕塑，到建国后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纪念碑性雕塑，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探索，几代雕塑家们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交响乐。2005年，上海曾举办过一次“百年雕塑展”；2012年，国博再次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百年雕塑作品展,庆祝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和中国雕塑学会成立20周年。
这个展览汇集了中国现代雕塑100年来的精品。这些作品的作者有共和国第一代雕塑家李金发、刘开渠、曾竹韶、周轻鼎、程曼叔、滑田友、王合内；有第二代雕塑家钱绍武、潘鹤、王克庆、程允贤、潘锡柔、张德华；有今天正活跃在雕塑界的第三代中年雕塑家曾成钢、隋建国、黎明；还有正在成长的第四代青年雕塑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既有中国雕塑先驱人物李金发唯一存世的原作《黄少强像》；也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集体的浮雕作品；还有《收租院》群雕中五件最具代表性的雕塑等珍贵的原作。这次展览得到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协辦，汇聚了各馆的雕塑精品，其展品的丰富、系统、完整性堪称空前。
一、浪漫与夸张：辉煌的中国古代雕塑
中国雕塑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与西方写实风格完全不同的民族艺术特色。秦代的兵马俑造型写实生动，但略有千篇一律之感；自汉代开始的中国雕塑作品，风格有了较大的改变，多承楚风，具有浪漫、夸张的成分，反而不再以形似为主要目的，其建筑装饰、陵墓装饰和陪葬品中雕塑的发展，形成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魏晋是一个佛教思想与儒学思想碰撞、交融的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凿窟造像，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在此时纷纷兴建。石窟内雕塑的大量佛像遂成为当时中国雕塑的主体。虽然宗教使当时的雕塑艺术的题材显得有些单一化，但在佛教造像向内地传播的过程中，样式及风格也在不断汉化，宗教精神的内在动力促进了大量精品的诞生。隋唐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鼎盛期，宗教造像艺术、陵墓的装饰雕刻艺术、陪葬的陶瓷雕塑艺术、肖像造型艺术等相关领域也都进入一个空前繁荣时期，体现出雄壮恢宏、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代表市民趣味的审美观念随之兴起，宋代的佛教雕塑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明显世俗化。进入元代，统治者重视手工业，雕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明清两代，宗教观念进一步淡薄，此时的宗教雕塑在缺少内在信仰的状态下，显现出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程式化倾向，其作品造型一般小巧玲珑、精致剔透、精雕细凿，缺乏大气之作和大型巨作，牙雕、玉雕等形式也有所发展，艺术上逐渐转向个人化，呈现出内聚性的风格。
通过上面的概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雕塑有着辉煌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浪漫主义风貌，特别在隋唐时期吸收了外来佛教造像样式等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雕塑领域同样面临着西方雕塑艺术的传入。西方经典雕塑艺术与中国传统雕塑风格的融汇，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百年雕塑发展的历程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二、法式—苏式—中式：中国百年雕塑的发展历程
虽然中国传统雕塑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是在近现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传统雕塑就像传统绘画一样，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甚至是被批评的对象。第一批雕塑家们当年曾告别饱经苦难的祖国，前往西方寻找一条他们认为正确而且能够有益于人民的雕塑艺术之路。中国近现代雕塑的开始是以李金发、刘开渠、曾竹韶等一批从西方特别是法国学成归国的艺术家为代表，他们把西方古典写实雕塑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探索出一条能保持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雕塑语言的成长之路。随着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一批雕塑家从海外回国，使传统的中国雕塑产生很大转变。这批留学生目的很明确，他们把重点放在对写实主义雕塑的学习和钻研上，因为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中国传统雕塑中一向被认为缺乏写实主义的艺术表达。
李金发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他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1925年初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这次展览就展出了他唯一存世的原作《黄少强像》。曾竹韶1928年考入杭州西湖艺术院雕塑系；次年底赴法国留学，先后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内艺术院学习雕塑；1942年归国，曾在成都艺专、重庆国立艺专、重庆大学建筑系教授雕塑、音乐；1949年后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李金发、曾竹韶等雕塑家都在努力从写实中强化着雕塑的民族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雕塑家还有滑田友、程曼叔等人，多数皆留学法国，因此中国雕塑史上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法式”雕塑时期。
奇怪的是，当时的法国艺术界流行现代主义风格方兴未艾，巴黎更是现代艺术的中心。但是留学法国的中国雕塑家们却选择了古典写实主义，一如绘画上徐悲鸿先生的选择一样，相信这也是当时特殊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使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世界雕塑的立场看，他们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属于西方古典主义；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他们的艺术是保守的；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他们是全盘西化的；从中国雕塑的立场看，他们是开拓和革新的；从纯形式的立场看，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从国家民族的立场看，他们是有责任、有勇气、有行动、有人格的一代知识精英。”（北人《百年回望》）
第一批雕塑家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除了作品之外，一是为我们建立起一种相对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雕塑教学体系；二是写实主义解决了传统雕塑较为不重视造型的问题，对当时救亡图存、民族民主革命等政治运动起到了宣传作用。但由于社会不安定，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雕塑发展步履维艰。 1949年之后培养起来的第二代雕塑家，明显带有“苏式”的影子。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民族自立成为这一阶段雕塑作品的一大特色。共和国成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国家派出了一批留学前苏联的留学生，加上中央美院的一些毕业生，构成了百年雕塑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代雕塑家群体，以钱绍武、程允贤等先生为代表。
钱绍武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赴苏留学；1959年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钱先生上期曾作客我刊的“对画·对话”栏目，相信很多读者对他的《江丰头像》还记忆犹新。程允贤195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以擅长创作古今中外著名人物雕塑而闻名。
苏式雕塑强调气势和使命感，正符合共和国建设初期的需要，其代表作品有政府支持的划时代标志性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第二代雕塑家中如潘鶴的《艰苦岁月》、四川美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收租院》雕塑等名作相继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现实主义雕塑的创作状况。直到“文革”之前，中国的雕塑无论是教学还是创作都在稳步发展。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现代雕塑进入多元探索阶段。百年雕塑发展中的第三代雕塑家，正是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以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以来各美术专业院校雕塑专业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为主体，这批人已经成为当代雕塑的中坚力量，如曾成钢、隋建国、黎明等人。
与绘画界轰轰烈烈的“85思潮”、“星星美展”不同，1992年之前的中国雕塑界似乎并未有太多向西方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求索的冲动，但这一时期的雕塑以艺术形式和雕塑材料的多样化而呈现多彩的艺术样式，从传统的石、木、青铜到不锈钢、纤维和其他化合材料，甚至声、光、电都被广泛运用，新一代雕塑家们解放了思想，革新了观念，从变形、抽象雕塑，到装置等等，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几乎把西方近百年来的雕塑发展探索样式演练了一遍。1992年，孙振华、曾成钢、杨奇瑞共同发起了“第一回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标志着中国现代雕塑的历史正式拉开了序幕。1992年也成为百年雕塑发展史上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年份。
在这之后，随着新中国第二次城市化建设高潮的到来，雕塑的建筑性再一次得到了发挥，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二次城市雕塑大讨论。同时，雕塑也有向架上和现实主义回归的趋势，表现内容则是针对现实生活无所不包，内容十分丰富，艺术语言上更为关注中国传统雕塑的形式要素。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雕塑家成为创作的主力军，其雕塑语言和创作群体的多元化，体现了与世界雕塑潮流的深度关联和自身的积极探索。
共和国雕塑60年，前30年里，学子们较多的是学习、模仿；后30年里，艺术家们由模仿逐渐转向自我体验、自我实践，明确了自身发展的轨迹，梳理了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经验，呈现出由苏式-中式的发展脉络。
三、继往与开来：百年中国雕塑发展的思索
百年雕塑展带给我们的思索，不仅是品评这些作品，或者是纵观流派风格的变化。一方面，在这些不同的雕塑观念、风格、流派、手法的背后，蕴涵了百年中国美术发展的各种信息，这些展品不是单纯的雕塑作品，其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另一方面，和中国画一样，无论是五四时期矫枉过正的文化背景，还是西方和苏联写实主义的影响，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眼界开阔后所做过的无数尝试，在力图建立新的“中式”风格雕塑的同时，也存在着民族化传统割裂和缺失的问题。如何看待传统雕塑和雕塑的民族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漫步在百年雕塑展的展厅中，品读着一件件精彩的作品，让自己的思绪随之穿越百年，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孤独》里有这样一句话：“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一个东西会拨动你内心深处的那根弦。”让我们暂且放下那些样式，忘记那些争论，将目光转向那些精彩的雕塑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