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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成功地抗击了全球危机的冲击、抑制了经济增长率回落、保持了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之后,解决或改善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失衡,就成为现阶段和“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2010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在“十一五”这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间,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失衡。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中国在成功地抗击了全球危机的冲击、抑制了经济增长率回落、保持了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之后,解决或改善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失衡,就成为现阶段和“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很好,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的冲击,经济总量仍然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经济和社会指标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一些经济结构指标和预定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
经济增长指标——人均GDP远超预期。在“十一五”前期,中国抓住了有利时机,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2006、2007、2008和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1.6%、13%、9.6%和8.7%,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纲要》中所要求的7.5%,2009年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又由于这一时期(2006～2009)中国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被控制在5‰左右,远低于8‰的年均增长率,这使得人均GDP的增长率达到了10.2%,也大大高于6.6%的预期增长率。如果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而人口增长率仍然保持5‰,“十一五”期间的年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将分别达到10.36%和9.82%,分别比预期目标高出2.87%和3.2%。
经济结构指标——进展慢于预期。《纲要》中的主要经济结构指标有4个,分别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城镇化率,都是预期性指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预期目标为43.3%,但2009年只达到了42.6%,和2005年相比增加了2.3%,慢于每年增长0.6%的预期;2008年的服务业就业比重虽然比2005年提高了2%,但在余下的两年里再提高2%,仍然有一定难度。中国的产业结构(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到现在为止进行得仍不理想。2009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2005年提高了0.32%,达到1.62%,比预期目标仍然低0.38%,如果按照过去四年的速度增加这一方面的支出,到2010年是不可能完成这一目标的,这说明和GDP总量的扩张相比,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投入仍然相对缓慢。2008年,城镇化率的目标离预计目标仍相离1.3%,如果保持过去三年的增长,有可能完成预定目标。总体上看,和经济增长类指标相比,经济结构类指标的进展较慢,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一定的困难。
人口资源环境指标——可实现预定目标。《纲要》中的主要人口资源环境指标有8个。总人口的控制实现得很好,每年约比规划目标低3‰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也取得了进展,2008年的单位消耗比2005年下降了12%,如果要完成预定的指标,2009年和2010年还要各降低4%以上,虽然有一定难度,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产业部门本身的效率提高,实现预定的目标仍然是有可能的。耕地保有量和森林覆盖率都可以实现预定的目标。
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指标——完成较好。在这一类指标中,约束性指标有2个,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预期性指标有6个,为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几年来,由于各级政府对于改善民生的重视,这些指标大多完成得很好,尤其是两个约束性指标,现在已经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已经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的目标。在就业指标方面,《纲要》中提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因为控制标准相对较宽,目前看来能够实现。
从总体上看,自2006～2009年,在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实现得较好,在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保障水平有明显提高。在环境指标方面,从“十一五”中期开始实施力度有所加强,所规定的目标有可能实现。但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预定的目标可能不能按期完成。这一时期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第二产业在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下增长得较为迅速。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尽管这些年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有所加强,但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投入)仍然是我国取得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这就使得我们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上进展得相对缓慢。在“十一五”末期和“十二五”时期,必须改善这一方面的进展。
“十二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应该优先解决的矛盾
继续深入体制创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发挥市场主体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改善宏观调控。要继续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在当前情况下,应该在改善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多地重视供给管理,即通过更多作用于生产领域的中长期措施,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在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当前和“十二五”时期,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确定中期和长期数量目标,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推动技术创新并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要逐步解决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说明中国现在应该更加重视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之间的发展均衡。要把简单地追求出口产品的规模扩张,逐步调整和转移为不断地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质量,即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品牌效应和单位出口的附加值,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出口及对外贸易的稳步增长。
在国内总需求中,要注重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增长均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即1998年以来,经过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最终需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规模大(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且增长率高(长期高于消费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从而导致未来生产能力的严重闲置和浪费。
要改变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规模的扩张不相适应,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状况。第二产业的较快发展是当前我国新兴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第三产业的适度扩张同样也是工业化进程的要求。第三产业的发展除了依靠市场主体的作用外,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应该和经济成长、国家财政收入的成长同步甚至更快,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也会对改善我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作出贡献。
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近些年来,在我国的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和企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加,而住户(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不断缩小;而在居民部门中,城乡居民之间、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
要注重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一种状态。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经济资源向少数地区集中,使这些地区人口过度集中和资源使用效率降低,而在不发达地区,则出现资金缺乏、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由此带来的投资和消费不足。我们应该通过不同产业在不同区域的梯度推进和区域经济合作,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在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上,中央政府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欠发达地区的起步需要中央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的协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在不断增大,如何动员更多的资源支持欠发达地区是国家和发达地区应该考虑的当务之急。(作者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博导)
2010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在“十一五”这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间,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失衡。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中国在成功地抗击了全球危机的冲击、抑制了经济增长率回落、保持了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之后,解决或改善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失衡,就成为现阶段和“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很好,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的冲击,经济总量仍然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经济和社会指标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一些经济结构指标和预定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
经济增长指标——人均GDP远超预期。在“十一五”前期,中国抓住了有利时机,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2006、2007、2008和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1.6%、13%、9.6%和8.7%,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纲要》中所要求的7.5%,2009年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又由于这一时期(2006～2009)中国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被控制在5‰左右,远低于8‰的年均增长率,这使得人均GDP的增长率达到了10.2%,也大大高于6.6%的预期增长率。如果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而人口增长率仍然保持5‰,“十一五”期间的年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将分别达到10.36%和9.82%,分别比预期目标高出2.87%和3.2%。
经济结构指标——进展慢于预期。《纲要》中的主要经济结构指标有4个,分别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城镇化率,都是预期性指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预期目标为43.3%,但2009年只达到了42.6%,和2005年相比增加了2.3%,慢于每年增长0.6%的预期;2008年的服务业就业比重虽然比2005年提高了2%,但在余下的两年里再提高2%,仍然有一定难度。中国的产业结构(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到现在为止进行得仍不理想。2009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2005年提高了0.32%,达到1.62%,比预期目标仍然低0.38%,如果按照过去四年的速度增加这一方面的支出,到2010年是不可能完成这一目标的,这说明和GDP总量的扩张相比,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投入仍然相对缓慢。2008年,城镇化率的目标离预计目标仍相离1.3%,如果保持过去三年的增长,有可能完成预定目标。总体上看,和经济增长类指标相比,经济结构类指标的进展较慢,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一定的困难。
人口资源环境指标——可实现预定目标。《纲要》中的主要人口资源环境指标有8个。总人口的控制实现得很好,每年约比规划目标低3‰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也取得了进展,2008年的单位消耗比2005年下降了12%,如果要完成预定的指标,2009年和2010年还要各降低4%以上,虽然有一定难度,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产业部门本身的效率提高,实现预定的目标仍然是有可能的。耕地保有量和森林覆盖率都可以实现预定的目标。
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指标——完成较好。在这一类指标中,约束性指标有2个,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预期性指标有6个,为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几年来,由于各级政府对于改善民生的重视,这些指标大多完成得很好,尤其是两个约束性指标,现在已经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已经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的目标。在就业指标方面,《纲要》中提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因为控制标准相对较宽,目前看来能够实现。
从总体上看,自2006～2009年,在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实现得较好,在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保障水平有明显提高。在环境指标方面,从“十一五”中期开始实施力度有所加强,所规定的目标有可能实现。但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预定的目标可能不能按期完成。这一时期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第二产业在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下增长得较为迅速。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尽管这些年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有所加强,但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投入)仍然是我国取得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这就使得我们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上进展得相对缓慢。在“十一五”末期和“十二五”时期,必须改善这一方面的进展。
“十二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应该优先解决的矛盾
继续深入体制创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发挥市场主体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改善宏观调控。要继续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在当前情况下,应该在改善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多地重视供给管理,即通过更多作用于生产领域的中长期措施,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在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当前和“十二五”时期,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确定中期和长期数量目标,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推动技术创新并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要逐步解决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说明中国现在应该更加重视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之间的发展均衡。要把简单地追求出口产品的规模扩张,逐步调整和转移为不断地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质量,即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品牌效应和单位出口的附加值,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出口及对外贸易的稳步增长。
在国内总需求中,要注重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增长均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即1998年以来,经过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最终需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规模大(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且增长率高(长期高于消费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从而导致未来生产能力的严重闲置和浪费。
要改变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规模的扩张不相适应,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状况。第二产业的较快发展是当前我国新兴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第三产业的适度扩张同样也是工业化进程的要求。第三产业的发展除了依靠市场主体的作用外,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应该和经济成长、国家财政收入的成长同步甚至更快,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也会对改善我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作出贡献。
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近些年来,在我国的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和企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加,而住户(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不断缩小;而在居民部门中,城乡居民之间、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
要注重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一种状态。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经济资源向少数地区集中,使这些地区人口过度集中和资源使用效率降低,而在不发达地区,则出现资金缺乏、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由此带来的投资和消费不足。我们应该通过不同产业在不同区域的梯度推进和区域经济合作,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在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上,中央政府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欠发达地区的起步需要中央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的协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在不断增大,如何动员更多的资源支持欠发达地区是国家和发达地区应该考虑的当务之急。(作者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