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西文化都具有普世主义精神，但在实践上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近代，西方扩张、中国败落的原因，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中寻找：西方商业文明是扩张性的，中华农耕文明是内敛性的；西方有宗教文化的超越性，中国则注重现实生活的世俗性；西方面对挑战是对抗、出击，而中国则是包容、封闭。
　　关键词　普世主义　西方文明　中华文明
　　
　　从基督教的救赎论、中国的“治国平天下”等理论来看，中西文化都具有普世主义追求。但在实践上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什么西方通过对外扩张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而中国却在近代日益保守、僵化，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中败落?
　　
　　西方商业文明的扩张性和中华农耕文明的内敛性
　　
　　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在南欧的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多是山峦起伏面积狭小的半岛或岛屿，不利于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然而地中海方便的运输条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欧洲形成典型的海洋性商业文明。农业生产的局限，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多迫使其必须向海外移民，以转移相对过剩的人口，而且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其海外市场。在这种生存压迫和工商业发展需要的双重刺激之下，产生了古希腊人的大殖民运动，这使西方文明与生俱来便带有浓厚的扩张性。基督教在发展扩张的过程中不但吸收融会了古希腊文化中的这种扩张性，而且还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西方的殖民扩张并非如基督教所宣扬的“收复圣地”、“传播福音”、“拯救世界”那么冠冕堂皇，而是在政治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扩张和掠夺。可以说，西方文化中没有永恒的救赎，只有永恒的利益扩张。
　　中华文明发祥于大江大河流域，那里不但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而且气候温暖湿润，适应发展农业生产，是典型的农业文明。而且中国的地形是一个四面封闭、整体联系很紧密的大陆，北边是茫茫的草原和大漠，南方是瘴气缭绕的崇山峻岭，西边是茫茫戈壁，东边是凶险异常的浩瀚海洋。优越的自然条件、富足的生活使中国人比较安于现状，而四周环境的恶劣使其即使具备了对外扩张的实力，也不会走上扩张的道路。因此，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在一种封闭型的经济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内敛性。中华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是，通过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使周边野蛮落后地区处于王化之下。所以她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往往采取施仁政、修道路、兴教化等方式，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太平盛世。
　　
　　来世天国文化的超越性与现世世俗文化的保守性
　　
　　基督教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现实反抗斗争中绝望后的产物，是种在绝望状态下产生的救赎文化。在这种对现实的绝望状态下，它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虚幻的“上帝”，把目标定在飘渺的“来世”的“天国”。基督教宣称，偷吃禁果使人犯下原罪，上帝的责罚便是人须在现世经受苦难。而摆脱这种苦难、实现自我拯救，人必须依靠上帝、信仰上帝。而且，要拯救的不是肉体，而是人的灵魂。“从罪孽深重的现世走向崇高圣洁的天国，前提就是灵魂对肉体的彻底唾弃。”因此，人必须超越肉体的享受，不断地自我否定。而且，这种超越性不但要求超越肉体、超越现世，同样也要超越欧洲、走向世界。“这种超越的浪漫精神一方面决定了西方历史发展的跳跃性和极端化的特点，使西方文化成为具有较强的自我更新功能的开放性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西方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对直接的现实生活的让渡和否定，使扭曲人性的殉道迷狂和禁欲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将西方文化扩张过程中的种种血腥的手段合理化、神圣化。
　　而中华文明恰好相反。中华文明中饱含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中国人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中华文明对人的终极关怀不是放在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落在了真实可靠的现世今生。它给人们创设的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上帝天国”，而是有迹可循的“大同世界”。它要拯救的不是人的灵魂，而是人的现世生活，它所追求的“大同世界”，不过是要求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或者是孟子提出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目标定位较低，加上小富即安的小农心理的影响，使中华文明不但缺乏开创性而且缺乏超越性，当它发展到后期，便不可避免地显出很强的保守性。自秦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有无数次的王朝变更，但不过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循环往复，无法开创出新的国家体制或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
　　
　　文明的挑战和应战
　　
　　地中海北岸不但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而且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一直都面临着外来文明挑战及文明被征服的危机。特别是在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基督教世界面临着被伊斯兰文明征服的危机。应对伊斯兰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和挑战，是近代欧洲人开辟新航路，走上对外殖民扩张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认为，进行反击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同时，欧洲物资的贫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东方商品和黄金的需求，阿拉伯人对传统东西方商路的控制和垄断，都刺激着基督徒的好战因子。外来文明的冲击和挑战，在世俗商业利益和宗教征服异端的双重目的驱使下，使基督徒们走上了疯狂的对外扩张道路。
　　而中华文明却位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一直以来很少遭受外来异域文明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其文明从未中断过。“中国文化是孤立的、自成一系的，是在没有遇到文化上强劲对手的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虽然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民族经常受到西北或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入侵，甚至少数民族曾几度统治了中原地区，但这只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不能算是外来文明的挑战。中华文明虽然存在华夷之辨，但华夷之间有的只是文明高低的区别，而不存在西方那种非此即彼的根本对立。而且，中华文明向来主张“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它对待其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多采取“怀柔”政策，对境外的民族国家向来不以征服为手段，而是以道德教化为手段去寻求“协调万邦”。
　　中华文明是在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身就有很强的包容性。但由于长期缺乏竞争对手，形成了一种文化自大心理，而且在长期往复循环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保守、僵化。明清时期，当中华文明面临西方文明强力挑战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闭关锁国，继续沉醉于天朝上国的美梦。最终，国门被打破，美梦被惊醒，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中败落。
　　
　　注释
　　①②赵林：《中西方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第85页。
　　③《礼记·礼运篇》。
　　④《孟子·梁惠王上》。
　　⑤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⑥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争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