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以前》读书笔记摘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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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6月13日—10月14日
  62、军事运动与革命
  林 根
  1924年10月18日发表于《中国青年》第49期
  一、本文主旨:
  建立阶级的军队。建此军队先宣传,组织群众,军队基础应建于工农群众身上。建军必先建党。军归党领导,为主义牺牲一切。要在群众觉悟之时,以武装工农为主。雇佣军队可为革命用,也可为反革命用。
  二、西北党的军事运动思想如下:
  1、从1920年左右,因贪官污吏之横行,军阀战争,土匪扰攘,“五七”国耻等影响,在青年学生中发生,创办民团,保卫人民、防匪,挤走军阀部队去只任国防。年纪大的人以杜斌丞为首。他想以民警、民团建立地方武装,挤走井岳秀。青年有谢子长等各县中学学生,因此从1920年至1924年各县民团、民警之风极盛。民警以绥、米、榆“成绩最著”,故此等城市,驻军便少或无。民团以延属各县及清涧等为甚,故各县皆有。在校学生有杨庚午、史唯然等的提倡“尚武”精神,投笔从戎,从军乐……雪国耻,爱国主义。在这一思想潮流中,有谢子长等的去太原讲武堂(学兵团)专学军事。有走河南从军之郝子元、杨庚午等,有出学校入军队之史唯然等。
  2、到1924年左右,因为一方面,南方有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一方面因为反军阀混战及军阀混战中之悲惨局面,在青年中产生两种悲观情绪,一种讨厌军阀,因而不愿从军,当军官,讨厌军人;一种怕死,怕牺牲流血,因为陕北已有一些青年随田维勤,随别的人入川,作战死了,毫无意义与价值。尤其讨厌的,当时一穿灰衣的士兵便恃势欺人,吃老百姓,吓唬老百姓,敲诈老百姓,军官尤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思想盛于一切。党提出了,革命要有军队,军队必须有革命军事干部去建立。刘志丹等的排除讨厌军人气氛、怕死的庸俗思想而毅然去黄埔学习,为党、为国、为人民学习革命军事,响应党的号召,个人前途与阶级利益统一起来于别人畏难恐惧之时,这是志丹的超人之处。
  3、从1924年有党之日起,西北党因为看到人民疾苦皆由军阀、贪官、污吏而来,西北既无大工业,封建势力比全国最浓厚,军阀军队的残暴野蛮旷古无有。因此针对实际环境:
  1)在旧军人中,向工农出身,贫苦出身的士兵与中下级军官中建立党,发展党员,一旦有成,改变反革命军队、军人、士兵为革命军人、干部。因此,在石谦旅及其他部队中进行了交友工作及建党工作。
  2)在非法的军事力量中进行交友、打入工作。如杨虎城部,在当时,既不属于刘镇华,也不属井岳秀。和井有同盟互不侵犯关系。民间叫他们“土匪”。于右任到1927年才把他们算靖国军余部。我们欢送他南下,赞助他驱刘吴,派人去工作。1924年起培养李象九,1926年起培养史可轩。
  3)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雪国耻、爱国、反帝侵略,激发人们的爱国爱民思想,响应孙中山的一切革命行为。批驳“孙大炮”、“孙三文”……江洋大盗,“土匪杨虎城”之民间流传。批判“成者王侯,败者贼”,提倡民主……,号召党团员去石旅工作,去黄埔学习,进行秘密军事活动。从此,由榆送党团员到黄埔,到西安中山军校,到国民一军中去,直至带动同乡、同学、亲友也去。
  4、从1927年“清党”之后,西北党内军事运动的路线争论分歧比政治路线争论更凶。
  1)以杨国栋为首的代书记兼代军委书记为首。满足于住在秘密机关,纸上谈兵,连他自己也既无愿任司令之志,又无愿任政委之心。满足于星星点点、不可捉摸的士兵工作及写写军事运动工作报告、指示、决议。
  2)另一条路线。以谢刘为首,收拾“清涧”“渭华”暴动残部及失散人员,继续建立自己的武装。利用与改造哥老会、土匪、散兵游勇。利用军阀混战局面,给自己往下创根据地与武力。动员各学校中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当教员,志愿从军的党团员分散到全国各军队中去。当过教员而失业失学,生活职业无出路,愿去军队的也到自己愿去、能去、有关系、有把握的部队中去。谢刘等老党员老干部领导的部队,必须旗号鲜明,有政纪,有军纪,有党纪。暗中受其领导之一切三人、五人、个人的非法武装活动,任务在开路、侦察、打富济贫、接受特殊任务,不一定要非打红旗不可,对之也不可过高要求,只要他们能服从谢刘指挥、调动就行,不叛变,不投敌,不泄密就行。后来杨庚午的第二次投奔谢刘便是较显著的例子。其余如杨善基、杨善恢……零星小股、小组、单独活动等是。(连久在北平专学英文的张鸿锡都在1935年知道我们是在培养刘谢——张自1927年秋冬离开陕北,一直未回陕北与西北)。总结渭华、清涧失败经验:一、未与地方党密切行动。二、未发动群众。三、渭华过左,杀了一些虽是豪绅地主(恶与不甚恶未分)但群众还接受不了的人,清涧对县长及劣绅未动,右了一些。四、没有游击战争思想,建党、建政、建立根据地思想。渭华吃亏硬拼。清涧吃亏未利用现成的自已驻在的五县(安定、清涧、延川、延长、宜川)地盘及工农力量,未利用农运基础雄厚的绥德及井岳秀不驻一个士兵的靖边、安塞、保安、米脂、吴堡、佳县六县敌人比较虚弱,及地方党团员多的地区。当时因陕北各县邮政不便,不通电报,六县中二三县的民团、民警可以用“石旅”名义收缴收编。十一县可以动员大批新的自愿战士及物资,大发展一下。
  三、1943年我读此文时,认为根据毛主席的方针,争取与改造当时全国尚有的百余万蒋家军,是非常必要与绝对有把握的——原文记不清了,写在原书上。《六大以前》
  72、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学生
  张太雷
  1925年1月17日发表于《中国青年》第62期
  西北因为没有工厂,农村也落后,所以党与团一开始便是首先进行青年学生工作。王懋廷因为和邓中夏、恽代英的关系深,所以有一套秘密组织工作办法。在绥师中开始培养与吸收贫苦四师学生。为了培养白明善等为党的专门工作干部,由学校将油印工作少雇一个雇員,将此一份月薪由白等二人半工半读,补助他继续学习,并进行秘密SY与党的活动。1924年12月并选他为出席北京的国民会议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团团长。西北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针。经过贫苦中等学校学生,进行各县小学教师、教育界改革及村、县农民协会和国民党党部之发展。   此时,我们大多数同志,还不会从思想上认人,如有从北京来的教员(大学学生或毕业生)他们在讲论时事、课程中,已采用美帝经济侵略……我们偏有人还以为是国家主义派。
  78、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
  1925年3月15日
  3、西北党在中山死之前后有下列主要工作:一、发起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筹委,陕西省党部筹委。二、加入国民党之党团员背熟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决议。三、孙逝世约一周之后(因绥德接北京报须七天)立即举行中山追悼大会,公开国民党活动。于绥德南门外建立中山纪念碑(为全国最早的第一个中山纪念碑,由绥师学校建筑经费中所挪出,李子洲的作品。)
  82、广州的青年革命军
  张秋人
  1925年4月11日发表于《中国青年》第74期
  从此文中可以看出:
  1、“党军”之名第一次出现于东亚。
  2、黄埔军校学生东征贡献——1924、1930我所得消息也是东江之役,军校学生牺牲最大,CP党员牺牲尤多。
  3、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在胜利之后,应大加扩军,连胜利和扩军,当时应争取周任北伐军副總司令兼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自已不出而争主席或副主席,对周等亦不许争政委、副总是错误的。北伐军中当时虽有些人如李富春、林伯渠等当了党代表,但这些党代表实际还是等于政治部主任一般的党代表,不是政委性的党代表。陕北杨国栋(以后不革命了)在当时任连党代表兼连长,算是名实相符的。但因过分强调冲锋在前,忽视掌握军权,汀泗桥一役,自己失血,身体坍下来,只得脱离部队。后来也无当西北或陕北军事首领的雄心了。
  4、黄埔军校不只有西北去的党团员,还有由党团员影响带去的热情青年。从1924年秋至1927年春,西北陆续向黄埔送党团员及青年学生去学习。“清党”后因左倾情绪影响,未再送。30年,我个人由北平设法往“南京军校”送了一些,后因盲动路线者之反对,中止。转而个别自由行动派党外友人去“空校”,送文科理科学生“出国”,毕业“学生”到各地去教书……
  5、胜利后以军官学生去改造各部队之工作,从此文看是没有大力去做。
  此文做为研究当时国共合作、北伐中一些路线、政策之有价值材料。
  6、西北上看到派去学生回来的很少,故于西安解围之后,立即以史可轩为校长,开办中山军事学校,培养供给西北革命军事干部。
  7、加仑将军亲去前线。
  军阀皆反革命,但军阀并不一致行动。陈炯明被攻时,全国各地军阀并未为之援助。革命力量暗中南北一致。东江之役,北伐军中,却有西北青年参加。这两点是过去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者所看不见的。
  类似者,江西红军反围剿战争,华北、西南军阀却各按兵不动。此中时间长短的间隙,教条主义者不曾注及。
  中国的不平衡,西北尤显。当时争取割据西北是不难的。盛世才一人独霸新疆十年多足以证明。
  86、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
  蔡和森
  1925年4月26日发表于《向导》第112期
  1925年我得到作者的一本《社会进化史》。在这以前,我先看了一本《社会进化简史》,不记作者姓名。得《社会进化史》后,全部详读一遍,获益匪浅。1928年冬,因无参考书藉,仅就记忆所及,以作者《社会进化史》为蓝本,写一革命《三字经》,作为动员与教育党员发动武装斗争教材,而且此小册子与杨国栋、杜衡发生政治、军事、思想、路线之斗争。——时在传达六大决议之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也。
  西北农会关中在乔国祯等领导下者百万人左右。霍世杰在豫陕交界者十余万。
  陕北——绥德、安定、宜川、清涧,以四师与石旅为中心。米西、横山等次之。
  91、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
  罗亦农
  1925年5月31日广州通讯,发表于《向导》第118期
  作者为当时广东农运家之一,1926、27年《中国农民》,曾有其关于农运文章,与彭湃、罗绮园齐名。
  关于五卅惨案在西北
  1、“五卅”惨案发生后约一周,消息传至西北、陕北。恶讯一到,爱国青年如疯如狂。
  2、从绥德为中心,分三路向各地组织游行示威。一、绥德。二、佳县一路。三、安定清涧。西安因在刘镇华统治下,不及陕北雄壮。榆林、延安因井岳秀之控制,只有中学学生开会声援。此次声援运动中发生我与杜衡关于“真革命”“假革命”之争。
  示威运动中,发现老先生们“抵制日货”应为“抵制日祸”。
  3、“五卅”惨案后,提倡学生武装起来的口号,四师骋请军官任军事教官,搜集土枪、刀、矛作武装人民之试验。反动统治严重注意四师之活动,增加绥德驻军,过去只有民警,无军队驻防。散布种种谣言。制造准备镇压革命运动之藉口。
  4、民间流传颇盛:一、有的说四师学生开到上海去打日本去了(出发各县宣传的)。二、有的说已经作战把许多伤亡了。(民五——1916年靖国军郭坚攻绥德,流弹曾伤安定住绥德学生。)引起许多学生家庭的忧虑,悲伤……。三、反动统治的走狗们说:“四师学生将要造反。”
  5、孙中山追悼会之前,因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团赴京中返,发动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从汾阳、绥德、延安打基督教直打至西安,刘镇华之统治也压制不住。
  6、“五卅”后援之后,王懋廷、白明善去上海。前此(1924前冬)已派人去住上大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培养党的工作及理论干部。
  7、1924年寒假因学潮,学校要开除乔国祯,经挽留,改为不用开除名义,赠予路费、学费资助升学。乔国祯便辗转去广州住农运讲习所。乔为四师第三班学生,不只功课、品行好,而且精于拳术。
  8、“五卅”后援运动之后,加紧对石旅的上层交友工作和部队中党的工作(调李致煦(瑞阳,尚在)、杜衡(叛)、杨璞(叛)去部队工作)。对社会各阶层人士亦开始公开合作,请张秀甫(绥德人,留日学生,在高小任教员)等参加四师的公开集会。演《石壕吏》等新剧。   9、党与团随此次运动,在各县也有大发展,十余县有了特支组织。绥德开始成立地委。次及榆林、延安,但此二地委仍属绥德地委。绥德地委此时与豫陕区党委发生上下级关系,直接也属北方局。因王白经京赴沪粤,所以也和上海中央及广东之南方局(广东省委)等有直接关系。
  10、经过出席国民会议代表团、黄埔、上大,到军队中去及个别还在各县教界有了地位之情况刺激,又产生不愿在陕北及绥德工作情绪。为纠此偏,我又号召一批同志还是坚持地方工作,尤其农民运动,将来有可能出外或非出外不可时,再不放松出外机会与工作。因为有些人的出外是为了开展外处工作,有些人是出外学去了,学成回来还要在本地工作。当时,“兔儿不吃窝边草”的思想隐密中支配许多人,觉得外边比本地有发展,失败了跑回来本地区还可容身,成功了更可光宗耀祖。当时我们提出,革命必然要胜利,本地人要自己不往失败搞。反革命到处有一致性,外地失败回来,本地也不见得能藏起来。有了人民拥护,为人民,必然不会失败。立于不败之地便不会败。改进过去的党、团内家长作风。一切经过小组、支部会议。有小组会,联席会。小组长联席会,支书联席会,组织、宣传干事联席会。活动分子会。积极分子会。利用四师当时有利环境,几乎将秘密会议弄成掩耳盗铃式的半公开(对非党员,对校外是秘密的。对党团员间,对四师学生教员间,有的人密着,有的半密着)。
  11、陕北党与团在各地游行示威中,只提反日反英,对其它不提。在党内及学生觉悟高的群众中讲帝国主义是一样的。
  12、《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哥达纲须批判》《什么是人民之友》,已经半公开存,《宣言》已读阅。
  13、对于声援“五卅”惨案,西北各地的军阀和官僚及县知事皆未出面干涉。有些生活行为很腐化的老绅士,也在爱国热情感动下,捐钱援助。表示“真正对外反日、英帝国主义侵略,最低限度可尽点财力与同情的”这一情绪,为年幼的党所不能恰当认识与处理的。
  14、收到《国耻小史》《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许多反帝、爱国主义的书藉,流行最广。争买。公开发行,无人干涉、阻止。
  15、绥师专创办“暑假讲习会”,我们一些人不回家,补习一些政治历史知识。
  《中国近代百年史》李泰著,自鸦片战争至二十一条。太平天国有双方宣战文告。《国文》,《社会科学》(《社会问题总揽》二册,《社会问题详解》四册),《社会问题解说》,《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讲演》——陈独秀,《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解说》,《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经济学概论》,李汉俊《    》,《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日本山川均,《通俗资本论》,李季译,《阶级斗争》(马克思)恽代英译,《价值价格及利润》马克思,《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列宁《帝国主义论》,漆树著译与著,马寅初題,《共产主义ABC》(布哈林,刚由苏联翻译),《新社会观》(刚由苏联译)。
  16、孙中山逝世前后,SY改为CY。“五卅”惨案中CY与党一致活动,且表现了cy较活跃,党较沉着。
  112、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对反奉战争宣言
  1925年10月20日
  此文字看,实为一传单。
  西北于此时已开始“驱刘运动”,杨虎城部队由陕北南下,本亦反奉战争支流。当时奉系操纵北京。国民一二三军实际才三、四万人。
  117、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
  1925年12月1日
  一、本文主旨为号召全国各界援郭、参政。
  二、从本文可以看出:
  1、南方有了广州国民政府及党军等。
  2、中原及华北有了国民一二三军。
  3、东北有了郭松龄倒戈。
  4、北京又在政变。如此形势提出要“国民党起来夺取政权”。
  1)全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民众的提法是对的。
  2)武装人民,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也是对的。可是,怎办呢?共产党怎办呢?何处下手?如何去做呢?具体的政纲呢?
  A、关于郭松龄倒戈,我得到的消息是:郭代张学良练兵,倒戈一起,奉系几全搞掉,老张大骂小张:“全部家当,这下被你小子弄光了!”日本出兵,郭失败。失败由于未结合民众,成立新政权……。
  B、我注意东北问题,首先是1925年暑假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二十一条》时,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向满蒙侵略注意起。其次是罗端先来四师当教员,他在此前,曾在东北高师任教;为此,以后我对罗入党放宽尺度,为他日过问东北问题以罗为一桥梁与顾问。接着便是郭之倒戈,给我东北、日、俄、奉系之间,能出如此举动,全国各地革命各有其大有可为之处。奉系与蒋冯阎各系确不相同。
  以后便是1930年后首先高诚斋、高丽英去东北教书。
  到了北平,更清楚1924至1927年许多去苏联的革命青年学生皆由中东路、海参葳。
  投考俄文政法学院。该校为中东路收集人员。1930年蒋冯阎战争结束,奉军入北平。研究奉军。
  “九一八”消息北平一公布,我即主张反日,收复东北——1931年9月19日晨。
  1931年“九一八”后,薛应昌、朱侠夫拟去东北,我为之赞助。(搞义勇军)。研究“九一八”后之奉军。
  “卧轨”、“一二九”、“察变”参与收复东北的活动。
  “九一八”后我与俄校东北藉学生作种种私人友谊间往来,藉以了解“日”及“伪满”设施动态。也由此得知东北藉者有晋、鲁、冀、豫各省移垦人民。
  1936年从蒙古工作接触到如何进行察、热、哲里木盟问题。38年得知关向应为东北人。
  1940年因年前回延安,另改工作,企图对东北加以注意。接触了几位在延东北藉过去俄校同学。1941年曾打算去华北或东北,向洛甫提出,刘春从中阻止。   1945年日本投降,在城川电延安“释放刘元复、包正言,派去进行东北蒙古上层行动”。
  1946年正月曾打算调换工作,去东北。45年曾有去东北意因蒙地战争牵累未将提出。
  1949年10月到东北。至安东时正值举行党代表大会,我提出一致贺词,一应先进行地方援朝工作及各种地下工作,应付万一战争爆发时之局面。洛甫不同意,刘澜波同意,二人意见分歧,致未讲成,以后不及半年中朝抗美发生,安东几受轰炸。
  现在东北工作同志与未在东北工作的同志,恰如“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东北,过去中日俄间之战场也。日本侵华必先侵东北。现在美帝侵朝,并未尝忘东北。苏日1945年宣战,日本投降,中国解放,东北一区关系全国。
  1935年我离北平之夜,与送行者谈“早离北平还是中国人,迟走是留东洋学生了。”到达西北苏区在玉家湾大会和瓦窑堡祝捷大会两次公开讲演,皆以反日为主。围困瓦窑堡对白军工作以抗日收复东北华北失地为主要内容。
  119、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瞿秋白
  1926年1月21日发表于《向导》第143期
  四、西北党在1925年开始得到纪念列宁的特刊,从此才传播列宁主义。
  1926年得史可轩从苏联回来,将所带油印本《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1922年作)中文翻译初稿,这才更深入地传播了列宁主义。1926年夏西安解围,二十八书店成立,大批翻印。
  120、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
  1926年2月7日
  谢子长在当时的办民团、改编为军队是正确的,必要的。他的民团已不是地主为催租护产的性质,而是反军阀、打不平,反贪污、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性质。1927年以后之民团工作,更是为了篡夺武装,改变地主武力为人民武力,为了创造、扩大工农红军而进行民团工作。西北党于有党之日,即开始军事工作是正确的。西北党的右倾表现是在有利条件下没有扩充自己的主力——如史可轩部,李象九谢子长部。办中山军事学校、中山学院是对的,太学院式了,时局转变关头,并立即武装——南方“四一二”西北尚未“清党”,应立即将中山学院、中山学校扩编军队,以应付急剧变化中的时局。1927年至1928年以后的各种小游击活动,——非法活动,既不打红旗,也不投降或依附各派军阀,还是起了革命作用。
  144、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乐生(赵世炎)
  1926年5月26日广州通讯,发表于《向导》第157期
  2、整理党务案的消息传到西北、陕北之后,我已对蒋介石的是否能革命到底,越发生出怀疑。那时,蒋介石发表文告已用“蒋中正”。当时我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匡中”,其意义有二:一为纠正其“中正”,因他名虽“中正”而实其中“不正”,必须予以纠正,尤需吾人纠正之。一为有“蒋中正”出现,中国必被他招来“亡国”危险,他的卖国求荣政治路线使然,吾人必须匡救中国。救中国之重担,落于吾人之肩,吾人也无能逃避此责。
  本文结论国共合作仍可继续,只是如何打击反动问题。对当时的反共严重局面及如何争取北伐军中领导权,注视不够。
  前两篇文章中写出“共产党并未共产而反共产之军阀却强迫使用军用票……”妙文。
  146、“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
  瞿秋白
  1926年5月30日发表于《向导》第155期
  4、“三一八”对西北革命起了推动作用。一、冯退出津京,去外蒙,转军西北,始有西北革命高潮。无冯入西安,1926年至1927年西安革命高潮,不可设想。二、“三一八”惨案在西北引起刺激很大,从绥德举行示威游行,到西安,都很波动人心。此案中死了一个陕西三原藉北大学生,叫张仲超,為王德崇好友。王当时任四师教员,作诗:“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悼之。四师国文教员赵绍西的大衫被弹穿数孔,何敬之给张仲超题“吾党之党”四字挽之。《共进》出有专刊。与此时间不远,也正是到刘镇华、吴新田压迫西安省立二中及其他数校同学之时。张仲超为CP兼国民党员。因刘吴暴行,也更激起西北驱刘吴运动。西安的反吴新田、刘镇华的中学教员、学生曾到绥德四师来要求声援,绥德也曾为之专开控诉大会,控诉刘吴罪行,并以捐款……许多实际行动援助。
  147、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为“五卅”周年纪念告青年
  1926年5月30日
  三、西北青年团在当时:
  1、看到党内“家长制度、作风”之弊,采取民主生活制度与作风;
  2、看到党内只顾目前活动,不计及争取落后及逆境工作之偏,故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西北青年社”、“儿童团”、“少先队”各种科学研究会,有数学、理化、体育、文娱、国语、外国语、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地理,各种专题研究如关税问题、不平等条约、工会、农协……。
  3、看到西北经济、文化、政治的落后情况,国民党改组后在西北尚无新的组织,发起陕北特别党部,发起陕西省党部的筹委会,更直接派人去组织甘肃、宁夏的省党部。
  4、党关门,团向贫苦青年开门。
  148、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
  辟世(任弼时)
  1926年5月30日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12期
  一、从本文所存材料:
  1、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于1921年,故于1926年为六年。简称S.Y。
  2、S.Y于1925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C.Y。
  3、经过“五卅”,除贵州、新疆、西藏、甘肃外,其余各省、特别区,皆有C.Y。
  4、“五卅”、“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团员名单。“三一八”中未提及西北的。
  5、40%以上是青年工人、农民。(多数为青年知识分子,未正面提出)   6、有了女团员。
  7、有了经验,有了觉悟。
  8、“五卅”后团与党或同署名或单独发表政治主张。
  二、本文精神,在总结“团”过去一年的工作。反对对团的误解、污蔑、造谣、轻视。
  三、本文作为团史的重要材料。
  四、学潮、非基、妇女、儿童、军队、工会、农会、学生会、青年社——等活动有成绩。
  五、“五卅”后,扩大组织三倍以上,说明在斗争运动中发展最大。近三十年历史,也说明无论党、团,一切进步组织,于此种关键最易壮大。
  六、从文中已透露西欧有法西斯组织,反革命的专门机构。
  西北党与青年团的情况
  一、1924年8月初由王懋廷、田伯荫、李子洲纠合学生中白明善、杜嗣尧、马瑞昌、李蓉鉴、杜衡、杨璞、邓重庆、罗百福、乔国祯、赵仰普等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直接归北方局和豫陕区区党委团委。
  二、1925年耿炳光由北京来,王懋廷、白明善去上海。“五卅”以后,成立CP绥德党地委和团地委,党地委书记田伯荫、李致煦,后由蔡楠轩、徐梦周、关中哲交互充任。团地委书记为赵仰普,参加党地委常委、军委、青委、农委、工委、学委、妇委等书记工作。
  三、从1924年冬起,便向北京、上大、黄埔、西安、榆林、延安派党团员工作及陕北各县。至1926年几遍陕北23县(二三县未有),在榆林及延安也成立地委,一方受绥德领导,一方与西安建立关系。
  四、1926年“三一八”后,成立陕甘区党委,脱离豫陕区领导,陕甘区党委直属北方局,在西安建立秘密机关,耿炳光任第一届党委书记,李子洲组织部长,魏野畴宣传部长。曹祉仁的团省委书记。绥德党与团地委在当时一方面和上海中央有直接关系,和北方局有直接关系,和陕甘区党委有直接关系,还保持与广东有直接关系。延安地委(党、团)和西安有直接关系,仍属绥德领导。榆林地委自始至终均归绥德地委,只有外籍榆中教员离职时,直接去恢复其个人与北方局之关系。延安四中校长,第一任为呼震东,学校开始,他任党特支书记,焦维炽任团特支书记。呼去西安,田伯荫继为第二任校长,任党地委书记,焦维炽任团地委书记。
  榆林女三师中女党团员最早的为高舍梓、李仙峰等。
  榆中教员党员为外籍人,本地人为马济川、马云程等。
  (榆中)学生中党团员最早的为张肇勤、柳常青、霍仲年、张崇仁、刘志丹、乔鼐天、刘景向、郭鸿恩、刘绍让、刘文蔚、杨国栋、焦维炽、龙施普、汤登科、朱幼康、曹必达、李宗白、白自立、白自强、白自成、王恒德、周自封、王孝田、刘天民、王瑛……。
  (简)单师(范)学生中:贺延年。
  榆中及女三师的女教员中有党员,其中以王佩珊等二人为《妇女周刊》投稿报道榆林妇女生活状况,引起风波最大。1930年6月,我在北京与王会面一次,她有病,体弱,我们在公园的聚会,月夜。
  1926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委随杨明轩、李子洲去西安时同去。陕北特别党部则已简直半公开活动,建立陕北各县县党部则几乎公开行文,报告,备案。
  150、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1926年6月4日
  一、此信为针对蒋于三月二十日事件后之反共宴会演说而发。
  七、西北党在当时接到一份通告,說明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经过、处理、结局,但对此事牵涉些什么问题、工作,……未多提及。
  八、西北党在得到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材料后,有三种情况:
  1、一部分人认为就事论事,小纠纷,结束便结束了。——这部分人多数以后脱离革命。在革命转折关头,表现毫无应变准备与才能。
  2、一部分人,觉得事情奇怪,但出在南方,弄不清,无从过问。——这些人在1926年27年的革命高潮中麻麻糊糊,“清党”以后也再不跟上混水了。
  3、我在当时觉得是“国共分家”的预兆,必须有所准备,社会上已有蒋汪可靠与否的质疑。因此:一、改变党与团内的家长作风,但不公开宣布谁为党员或团员。建立县书联席会,区书、支书、组织干事联合会,宣传干事联合会,组长联席会,活动分子会,扩大会……等民主制度与作风。二、西北的国民党党部及一切民众团体之领导权绝对掌握到党员手中。三、四师学生中实行“党化班”、“党化学校。四、实行平素与统治阶级不合作、不相容的非党人士和我们之间的合作。五、在保密与照顾当时组织制度情况下,尽可能发扬民主、批评、自我批评。六、团结在我们周围的人,逆境下死者、生者各有其长。
  九、主张立即北伐是陈独秀的卓见,对时局的正确看法。惜不争北伐军权,致成英而不勇。
  152、上海最近的罢工潮
  施英 (赵世炎)
  1926年6月19日发表于《向导》第159期
  1、连续三篇都是报道当时工人运动的重要史实。再论  三论   153、154
  3、赵世炎为党内工人运动的杰出人才,是当时工人运动的领袖。当时,彭湃、毛泽东、乔国祯的农民运动,赵世炎的工人运动,恽代英的青年运动,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南陈北李”是齐名的。
  8、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北京为文化启蒙的传播中心。从“同文馆”至“五四”,传播了一切近代科学、文化。上海为工人运动,马列主义(上海大学)的中心。广州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帝反北洋的出发地。绥德、西安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为中国革命的歇脚地和出发地。
  9、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实际受着“城市工人暴动夺取政权”的思想支配。从“五卅”到“上海暴动”是这一思想的一线到底的表演。如果当时总的路线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话,可能不经蒋介石之北伐,由工人暴动,农民夺取乡政权而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得政权。观于西北情况及武汉政府、上海情况,可以证明。如此,中日战争,启端于济南,中国局势,世界二次大战,另是一番局面。
  10、从那时,直至上海解放后之今日看,中国革命性质、形式,确不应与别国同。
  159、反英运动与结束省港罢工
  谭平山
  1926年8月6日发表于《向导》第166期
  2、从本文看,谭平山之分析当时时局和主张处理省港罢工是老实人,不是唱高调的,也不是像有些人攻击说他是右倾分子。从文字看,不是为写文章,求个人文名,唱高调故作革命之态,而是有方向、有办法、有步骤地处理集体的或个人的革命行为的一位杰出人物。观其以后仍能活动于蒋介石统治区域,安全到解放会,参加政协,参加人民民主共和国证实了这篇文章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
  3、记得当时1927年夏我和谢子长同志拿着那本土地法大纲、土地问题的本子谈过,我说“中国的土地问题,要全国普遍、彻底实行到土地国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土地制度,约得五十年。”当时,我只知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还不像后来才知道中国不只五族。为何我说“约五十年”呢?我只知蒙藏还在游牧社会,回回与汉人间的血战才不远年,我县一些中农、富农,小地主家中父子兄弟间分居、争土地,互争一二十年解决不了。要从减租、分地、土地国有在全国数亿人之间,并非易事。当时也已知道苏联十月革命用几年功夫将土地没收和分配了,可是还未到“土地国有制”。现在已二十五年了,全国民族地区尚未土改,土改地区大致也可看出在二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还要保存个人私有权(集体农庄实行后),完全“国有”,农业变成工业化,从1927年起,还是在五十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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