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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
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变法维新协会称“强学会”（“高等学会”），其成员不仅有北京最有学问的翰林，也包括督察院的监察官和内阁的低级文官。政府的机关报——《邸报》，千百年来一直是首都唯一的报纸。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它独立于政府，尽管受到它的暗中支持。这份报纸的发行者就是强学会。有趣的是，这时的维新派依然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知道广学会的月刊 《万国公报》 多年以来在高级官员之间广为流传，从未遭到过反对，他们使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报纸。并且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报纸是在上海用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政府的 《邸报》 所采用的木雕印刷术。这样，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
在改革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年龄大约28岁的年轻人，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梁启超。听说我需要一位秘书，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在我居北京期间，他一直协助我工作;另一位是文廷式，江苏人，是一位翰林，也是宫中女学的老师;再有一位是谭嗣同，湖南人，当时湖北巡抚 （谭继洵） 的儿子，后来在1898年的政变中被杀头;还有陈炽，江西人，他为我修订、誊清了献给翁同龢的改革方案;还有袁世凯—— 当时是统率直隶省的军队的将军—— 以及其他一些人。改革维新派获得了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尼克拉斯·欧格纳爵士的大力鼓励。
大约就在这时候，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博士，我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开始在北京的上层官僚中开展工作，希望他们能对基督教采取友善态度。毕德格先生和我经常被强学会的成员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也回请他们。在每一次聚会中，人们演讲的内容都是中国的改革问题，在接下来的改革派最感兴趣的讨论中也是如此。他们邀请我在北京多住几个月，以便就如何推进改革，随时向他们提出建议。
1月22日，强学会被一个新来者、勋爵李鸿章的儿子的岳父所告发，俱乐部被关闭了，门上被贴了封条。总督李鸿章拒绝承认他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什么关系。强学会成员上书皇帝请愿。事情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我听说总理衙门答应每年为它拨款12000两银子。
我向翁同龢提出的改革方案
在为代表教会上请愿书的有关事宜拜访翁同龢时，这位中国政府的总理大臣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于是我准备了一个草案，要点如下：
在序言中，我先指出，上帝不会偏袒任何民族，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因此尊奉天意的国家就能繁荣昌盛，违背天意的国家必然衰落灭亡。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我提出了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安定与国际和平，精神的更新。为了贯彻这些伟大的改革措施，我建议：
（1） 皇帝聘请两名外国顾问;
（2） 成立由8位大臣组成的内阁，其中满人与汉人占一半，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國人占一半;
（3） 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奠立坚实的财政基础;
（4） 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办工厂;
（5） 成立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
（6） 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
（7） 为保卫国家安全，训练足够的新式陆海军。
这个改革方案由翁同龢上交给光绪帝，得到了他的首肯。不久就被发表在广学会的报纸上。
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 《泰西新史揽要》。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谢绝了。但我到上海后，他再次发出了邀请，我又一次拒绝了，推荐了傅兰雅博士，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中国政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后来，在我回英国休假的路上，又收到了他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当我离开北京时，他送给我一对精美的花瓶，一只紫色，一只金色。
向翁同龢和李鸿章告别
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是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政令，批准传教士的请愿书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
他离开后不久，派人送来了4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8盒点心。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
那天晚上，我跟李鸿章最后见了一面。他已被指派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尽管他对我们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的价值表示过肯定，却没有打算为我们学会捐助点资金;在他总督任内20年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了一点好事。针对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毕德格先生概括道：“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变法维新的过程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
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 《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 （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 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 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 它的首府—— 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爾康先生—— 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 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
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3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1） 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2） 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3） 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4） 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 （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5） 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6） 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7） 将改革派的报纸 《时务报》 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8） 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9） 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
对改革派的一次打击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没闲着。他们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改革思潮在全帝国的迅速蔓延，并且，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袭击，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在实施之中。原来担任陆海军大臣的恭亲王于6月份死去，若论资排辈，应该由曾担任恭亲王副手的翁同龢接替这个职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亲信荣禄，而翁同龢却被撤职了。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尽管发生在通常所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前3个月，仍是对摆脱她的控制没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击。翁同龢被免职后，慈禧太后向高级官员们发布训谕，命令他们有事直接向她汇报。
在皇帝发布变法诏令期间，保守派抱怨皇帝异想天开的改革方案将把中国引向毁灭。他们请求太后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她发布了一道旨令，将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担心在检阅的过程中，慈禧太后会大权独揽而把他晾在一边。维新派督促皇帝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以此结束保守派对维新变法的一切干涉。相应地，皇帝传唤荣禄部下的将军、也是在荣禄支持下发迹的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皇帝特别任命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给予他这种权力，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实现皇帝的改革计划。
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
就在这当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 《日本时报》 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亡
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令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 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國》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些人的观点，关于所泄漏的内容的记载，只能来于朝廷中胜利了的保守派。尽管维新派一致认为，要结束反动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因为她是变法的主要障碍。但没有人想到要处死荣禄。荣禄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得到袁世凯提供的消息后，荣禄立即去觐见慈禧太后;太后马上采取行动，传令保守派采取行动协助她。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并且太后掌握了军队，伊藤侯爵解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这当口，孙家鼐来拜访了我，告诉我说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监禁，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他还说，太后已经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对政府的控制。
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宣称对他来说，治理国家的负担过于沉重，责任过于重大，因此请求太后协助他理政。23日，又发布诏令，要王公大臣们向太后行礼致敬，并再次奏请太后摄政。
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容闳因为已是美国公民，前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本人则去会见英国公使：劝说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皇帝。但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去了山区;英国公使则正在北戴河。
为了防止变法维新分子逃跑，城门关闭了。但梁启超想方设法去了天津，打算在那儿乘日本船出逃。尽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只小船的追捕，但他还是逃脱了，最后安全登上了甲板，驶往日本。
我也去了天津，为的是与英国公使会面，他正在从北戴河回来的途中，我请求他尽最大努力，拯救皇帝和被追捕的改革者的生命。但他对维新变法派早有偏见，他的态度完全不像他的前任欧格纳爵士。他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来于无知。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在他从北载河回来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康有为。
（选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英]李提摩太 著 李宪堂 侯林莉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变法维新协会称“强学会”（“高等学会”），其成员不仅有北京最有学问的翰林，也包括督察院的监察官和内阁的低级文官。政府的机关报——《邸报》，千百年来一直是首都唯一的报纸。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它独立于政府，尽管受到它的暗中支持。这份报纸的发行者就是强学会。有趣的是，这时的维新派依然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知道广学会的月刊 《万国公报》 多年以来在高级官员之间广为流传，从未遭到过反对，他们使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报纸。并且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报纸是在上海用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政府的 《邸报》 所采用的木雕印刷术。这样，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
在改革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年龄大约28岁的年轻人，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梁启超。听说我需要一位秘书，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在我居北京期间，他一直协助我工作;另一位是文廷式，江苏人，是一位翰林，也是宫中女学的老师;再有一位是谭嗣同，湖南人，当时湖北巡抚 （谭继洵） 的儿子，后来在1898年的政变中被杀头;还有陈炽，江西人，他为我修订、誊清了献给翁同龢的改革方案;还有袁世凯—— 当时是统率直隶省的军队的将军—— 以及其他一些人。改革维新派获得了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尼克拉斯·欧格纳爵士的大力鼓励。
大约就在这时候，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博士，我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开始在北京的上层官僚中开展工作，希望他们能对基督教采取友善态度。毕德格先生和我经常被强学会的成员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也回请他们。在每一次聚会中，人们演讲的内容都是中国的改革问题，在接下来的改革派最感兴趣的讨论中也是如此。他们邀请我在北京多住几个月，以便就如何推进改革，随时向他们提出建议。
1月22日，强学会被一个新来者、勋爵李鸿章的儿子的岳父所告发，俱乐部被关闭了，门上被贴了封条。总督李鸿章拒绝承认他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什么关系。强学会成员上书皇帝请愿。事情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我听说总理衙门答应每年为它拨款12000两银子。
我向翁同龢提出的改革方案
在为代表教会上请愿书的有关事宜拜访翁同龢时，这位中国政府的总理大臣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于是我准备了一个草案，要点如下：
在序言中，我先指出，上帝不会偏袒任何民族，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因此尊奉天意的国家就能繁荣昌盛，违背天意的国家必然衰落灭亡。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我提出了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安定与国际和平，精神的更新。为了贯彻这些伟大的改革措施，我建议：
（1） 皇帝聘请两名外国顾问;
（2） 成立由8位大臣组成的内阁，其中满人与汉人占一半，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國人占一半;
（3） 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奠立坚实的财政基础;
（4） 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办工厂;
（5） 成立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
（6） 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
（7） 为保卫国家安全，训练足够的新式陆海军。
这个改革方案由翁同龢上交给光绪帝，得到了他的首肯。不久就被发表在广学会的报纸上。
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 《泰西新史揽要》。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谢绝了。但我到上海后，他再次发出了邀请，我又一次拒绝了，推荐了傅兰雅博士，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中国政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后来，在我回英国休假的路上，又收到了他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当我离开北京时，他送给我一对精美的花瓶，一只紫色，一只金色。
向翁同龢和李鸿章告别
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是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政令，批准传教士的请愿书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
他离开后不久，派人送来了4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8盒点心。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
那天晚上，我跟李鸿章最后见了一面。他已被指派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尽管他对我们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的价值表示过肯定，却没有打算为我们学会捐助点资金;在他总督任内20年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了一点好事。针对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毕德格先生概括道：“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变法维新的过程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
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 《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 （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 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 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 它的首府—— 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爾康先生—— 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 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
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3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1） 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2） 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3） 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4） 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 （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5） 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6） 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7） 将改革派的报纸 《时务报》 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8） 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9） 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
对改革派的一次打击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没闲着。他们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改革思潮在全帝国的迅速蔓延，并且，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袭击，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在实施之中。原来担任陆海军大臣的恭亲王于6月份死去，若论资排辈，应该由曾担任恭亲王副手的翁同龢接替这个职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亲信荣禄，而翁同龢却被撤职了。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尽管发生在通常所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前3个月，仍是对摆脱她的控制没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击。翁同龢被免职后，慈禧太后向高级官员们发布训谕，命令他们有事直接向她汇报。
在皇帝发布变法诏令期间，保守派抱怨皇帝异想天开的改革方案将把中国引向毁灭。他们请求太后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她发布了一道旨令，将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担心在检阅的过程中，慈禧太后会大权独揽而把他晾在一边。维新派督促皇帝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以此结束保守派对维新变法的一切干涉。相应地，皇帝传唤荣禄部下的将军、也是在荣禄支持下发迹的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皇帝特别任命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给予他这种权力，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实现皇帝的改革计划。
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
就在这当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 《日本时报》 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亡
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令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 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國》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些人的观点，关于所泄漏的内容的记载，只能来于朝廷中胜利了的保守派。尽管维新派一致认为，要结束反动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因为她是变法的主要障碍。但没有人想到要处死荣禄。荣禄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得到袁世凯提供的消息后，荣禄立即去觐见慈禧太后;太后马上采取行动，传令保守派采取行动协助她。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并且太后掌握了军队，伊藤侯爵解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这当口，孙家鼐来拜访了我，告诉我说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监禁，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他还说，太后已经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对政府的控制。
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宣称对他来说，治理国家的负担过于沉重，责任过于重大，因此请求太后协助他理政。23日，又发布诏令，要王公大臣们向太后行礼致敬，并再次奏请太后摄政。
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容闳因为已是美国公民，前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本人则去会见英国公使：劝说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皇帝。但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去了山区;英国公使则正在北戴河。
为了防止变法维新分子逃跑，城门关闭了。但梁启超想方设法去了天津，打算在那儿乘日本船出逃。尽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只小船的追捕，但他还是逃脱了，最后安全登上了甲板，驶往日本。
我也去了天津，为的是与英国公使会面，他正在从北戴河回来的途中，我请求他尽最大努力，拯救皇帝和被追捕的改革者的生命。但他对维新变法派早有偏见，他的态度完全不像他的前任欧格纳爵士。他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来于无知。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在他从北载河回来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康有为。
（选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英]李提摩太 著 李宪堂 侯林莉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