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第一豪门家族,凭什么兴盛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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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诗豪刘禹锡,写下 《乌衣巷》 这首诗的时候,诗中提及的世家豪门—— 琅琊王氏家族,已经兴盛了600多年。
  虽然在刘禹锡的年代,琅琊王氏已今非昔比,但要到唐朝灭亡之后,这个被誉为“华夏首望”“中古第一豪族”的家族,才算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这个意义上,刘禹锡这首诗,其实是一首悲怆的预言诗。
  秦始皇建立帝制以后,中国的王朝兴替,基本都走不出“国祚难超300年”的魔咒。
  相应地,随着最高权力的易手,中国的历代皇族,再牛也无法续写超过300年的家族辉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有些皇族在交出权力的那一刻,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
  然而,一些未曾登顶权力巅峰的家族,反倒能够维系数百乃至上千年的风光。这在普遍信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国人心目中,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家族传奇。
  在这些长盛不衰、绵延六七百年以上的家族中,琅琊王氏公认是排在第一位的。
  历史学家周振鹤经过统计发现,中古时期(两晋到唐末) 一直维持强盛势头的家族,一共有30个;这30个家族中,琅琊王氏总共出了五品以上官员199人,高居首位。
  问题来了:琅琊王氏为什么这么牛?

1


  琅琊王氏的发迹,是从他们后来追认的“一世祖”王吉开始的。
  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士子通一经就可以入仕,王吉精通五经,学问和人品都相当出众,因此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又获任昌邑国王中尉,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昌邑国,在今山东菏泽巨野县。从王吉出生的琅琊国 (今山东临沂),到昌邑国,现在看不算远,在当时已经是跨郡国了。
  王国中尉,掌管国中军队,是郡国中非常重要的武官。王吉以文官身份,出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可见朝廷对他的信任。
  在昌邑国,王吉辅佐的昌邑王在历史上赫赫有名,那就是后来的汉废帝、海昏侯刘贺。
  史载,刘贺游猎无度,王吉苦苦劝谏,没用。但刘贺为了感谢王吉的忠心,曾派人赠送王吉500斤牛肉。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因其无子,大将军霍光便召刘贺入朝,立为皇太子。
  谁都知道,西汉的朝政当时已被霍光牢牢握在手中,王吉趕紧提醒刘贺说:“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意思是要刘贺韬光养晦,向霍光示弱,待时机成熟再夺回国家统治权。
  后来的结果证明,刘贺又没听王吉的劝谏。仅仅当了27天皇帝,刘贺就被霍光废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废的皇帝。霍光还黑他,说他在位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
  王吉因此受到牵连。他曾告诫子孙“毋为王国吏”,就包含了他自身的惨痛教训。
  王吉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谨守王吉的训导,做官不仅恪守臣道,而且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韬光养晦,趋利避害。两人最后官都做得很大,位居三公。
  经过这三代人的努力,琅琊王氏的家族地位开始上升。史学家普遍认为,到西汉晚期,琅琊王氏已经成为上层世族。

2


  王崇之后,琅琊王氏大约传了六代人,到王祥(184—268) 这一代,开始真正的爆发。
  读过二十四孝故事的人,应该都知道王祥。他正是其中“卧冰求鲤”的主人公,被后世称为“孝圣”。
  大意是说,王祥的生母早逝,继母和父亲对其非打即骂,他反而更加恭谨地孝敬父母。面对继母的中伤、迫害,他仍能“笃孝至纯”。
  父母生病,王祥衣不解带,日夜照顾,汤药必亲自尝过后,再给父母服用。
  天寒地冻,继母想吃鲜鱼,他脱衣卧于河冰之上,冰被暖化,孝感天地,从冰下跃出两尾鲤鱼。
  经过民间演绎,故事有些夸张,但历史上,王祥确实是因为孝行而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州郡多次请他做官,他都拒绝了,直到继母去世,他才在同父异母弟弟王览的劝说下出仕为官。
  此时,正好是魏文帝曹丕当政时期,用人政策一改其父曹操“唯才是举”的做法,首推品行,再看才能。王祥以孝行闻名天下,自然受到朝廷器重,其后为官30余年,步步高升,位列三公。
  西晋代魏之后,王祥仍为三公,并进封睢陵公。
  王祥临终前,给子孙留下48字遗训,此后成为琅琊王氏族人遵循的家训。遗训这样说:
  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简单翻译一下:
  为人表里如一,有始有终,信守诺言,不圆滑世故,这是诚信;
  把荣誉和成绩让给他人,勇于担当过失和责任,谦逊低调,任劳任怨,此为“推美引过”;
  孝有大小,孝敬父母只是小孝,而提高修养,建立功业让家族扬名、父母有光,才是大孝;
  兄弟团结,家族和睦,此为悌;
  面对利益懂得谦让,生活保持清廉俭朴。
  这五条,便是王祥所坚守的“立身之本”。临死前,他希望他的子孙后代都能谨记敦行。
  史书记载,琅琊王氏“子孙皆奉而行之”,王祥也因此成为琅琊王氏家风的奠定者。
  大家可能感到奇怪,王祥的遗训中,提到了信、德、孝、悌、让,但唯独没有提到“忠”。
  这里面其实暗含了历史的大背景。
  东汉末年以来,改朝换代频繁上演,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线。两汉时期不断被提倡的忠君思想,逐渐被孝亲观念所取代。
  你想啊,曹家、司马家以及后来的刘家、萧家等等,他们的江山都是通过所谓“禅让”得来的,统治者最怕的就是臣下的“忠”,你们都忠君,忠于前朝,那我算什么?他们想到了“忠君”背后的伦理困境,因此决定以“孝”来代替“忠”。
  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家族观念日渐加强,当“报国”与“保家”发生冲突时,往往会选择后者。   可以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不忠没人去管它,不孝则不被容于世族。
  王祥因为孝名而受到重用,在改朝换代中屡次化险为夷,不断升迁,位居极品,本身就是时代“孝大于忠”的受益者。他临终前特别标榜的孝与悌,亦成为此后世族主要的社会价值标准。
  一个朝代灭亡了,首当其冲是皇族。而善于应变的世族,则好好地迎接下一个朝代,下一个皇族。琅琊王氏能够历数百年、数个朝代而长盛不衰,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得益者。

3


  从王祥这一代起,琅琊王氏逐渐进入历史长河中最灿烂的一段。
  具体来说,琅琊王氏此后有三个支系人才辈出,影响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历史:
  一支起自王祥。
  前面讲了,他死时备极哀荣,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当时很少人比得上。他有5个儿子,3个早亡,剩下两个均官至太守,第三代、第四代也都是五品官。
  东晋南迁后,王祥这一支留在洛阳,后来慢慢衰落。
  一支起自王祥的同父异母弟王览。
  王览以“悌”出名,保护哥哥王祥免受继母迫害,后来做到三品官。他有6个儿子,其中三品官2人、六品官4人。
  到第三代,出了王導、王敦、王旷等牛人,一下子把琅琊王氏推至家族显赫的顶点。
  第四代则有王羲之、王允之等人才。
  整个琅琊王氏,王览这一支,人才是最盛的。史书说“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指的就是王览的后人在东晋建功立业。
  还有一支起自王祥、王览的从祖兄弟 (同一个曾祖父、不同祖父的兄弟) 王雄。
  王雄有2个儿子,一个做到梁州刺史,一个做到平北将军。
  第三代出了两个牛人,一个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另一个是王戎的堂弟、清谈大师、玄学领袖王衍,曾统帅西晋十几万军马,后被石勒围歼。总之,王雄这一支,在西晋末年的名声,盖过了王祥、王览那两支。
  西晋王室衰微之际,琅琊王氏已为家族未雨绸缪。
  当时,认定“中国已乱”的王衍,分别派弟弟王澄、族弟王敦,出镇荆州和青州,说你们两个在外,我留在洛阳,这样家族就有“三窟”,可以确保无虞了。
  与此同时,王览的嫡长孙王导则举族奉琅琊王司马睿南下。这成为东晋王朝的起点。
  至此,琅琊王氏四点两面对朝廷政治所形成的牵制格局已经形成。
  司马睿移镇建康 (今南京) 后,南方的士族并未把这位向来没啥名气的西晋皇室放在眼里。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士大夫来拜见他。
  王导有意树立司马睿的权威,就和族兄王敦商定,在上巳节当天,让司马睿出游,而他们兄弟俩跟随在后。
  江南大族一看,琅琊王氏这样的北方望族都对司马睿这么毕恭毕敬,于是纷纷下拜。
  后来,王导又亲自出面,说服纪、顾这两个江南大族的人出来辅佐司马睿。纪、顾带头后,示范效应就出来了,史书说此后“百姓归心”。
  西晋灭亡后,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北方世家大族迫于战乱,纷纷南迁,但他们看到司马睿后,都大失所望,认为此人不能成功立业。
  当他们见到王导,并与他深入交流后,这才放下心来:“江左有辅佐霸业的管仲,我们可以不必担忧了。”
  史学大师陈寅恪称王导为“民族功臣”,说他“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兩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
  在东晋,王导辅政,王敦掌军,朝中军政要员,多为琅琊王氏家族出身。琅琊王氏迎来全盛时期,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后来,王敦想为家族谋取更进一步,两次起兵作乱。
  史书关于王导的态度,多有争议,有说他默许族兄起兵,又说他大义灭亲。
  但在做法上,王导在王敦起兵时,每天率领家族子弟20余人到皇帝面前待罪。这样,在王敦失败身亡后,把这次负面事件对琅琊王氏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点。
  由于王敦的失败,琅琊王氏从全盛时期进入守成阶段。
  整个家族因为王导在关键时刻的立场,而得以保全,未受大的影响。尤其是王导这一支,除早卒的子孙外,基本都能做到有实权的三品官以上,衣冠蝉联直到南朝落幕。

4


  南朝大史学家沈约曾说,他研究了晋、宋、齐、梁四代的历史,发现“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可见,在当时,琅琊王氏长盛不衰已是公认的事实。这个家族的人不仅多高官,而且多才子。
  有人根据二十四史中的记载统计,从汉代到明清,琅琊王氏家族共培养出了王导、王抟等92位宰辅,王融、王羲之、王献之等600余位名士,任何一个中古豪族都难以望其项背。
  前面说了,王祥死前留下遗训,提孝悌,不提忠君。自始至终,琅琊王氏族人都恪守了这条遗训,在剧烈的改朝换代中始终不死忠一姓,这堪称这个家族绵延六七百年的主要秘诀之一。
  虽然琅琊王氏的这种做法,后来被一些抽离了历史情境的愤青骂为“只顾保全家世,不顾朝代更替”,但是,放眼整个帝制时代,也不过是王朝兴替的周期率而已。
  只要顺应历史发展,不为腐朽王朝、作恶君王尽愚忠,维护安定大局,尽可能减少战乱,让百姓少受乱离之苦,就是对历史作出了贡献。
  东晋永和四年 (348年),司马昱、殷浩让王羲之出仕,担任护军将军,目的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影响力打击权臣桓温。
  王羲之上任了,但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他从东晋大局出发,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体恤老百姓疾苦,减少赋税,开仓济民。
  这一立场和担当,赢得了后人的共鸣。元代的赵孟评价说,王羲之“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
  不为一家一姓尽忠,而为国为民建立事功,这正是琅琊王氏家风的成功之处。   在乱世中,一个家族要维持兴盛,需要特别留意一点。那就是王衍所说的,要让家族如狡兔一般有“三窟”,无论是政治站队,还是家族精英分布,都不要把整个家族放在一个篮子里。
  覆巢之下无完卵,但如果这些卵本来就不在一个巢里,就可以保留几颗完卵下来。
  王祥这一支留在洛阳,原本是琅琊王氏最显赫的一支,但随着北方沉沦,后来湮灭无闻。不过王览这一支,后人渡江向南,遂成就了琅琊王氏最大的荣光。
  后来,王敦起兵,王导待罪,截然不同的两种家族态度,也为琅琊王氏确保了退路,分散了风险,不至于举族押在造反上。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个政权的稳定,全赖几个豪族与皇族之间的势力均衡。一旦权势的均衡被打乱,就会发生内乱。琅琊王氏的家族势力如此强盛,有目共睹,常常招致皇族与其他家族的忌恨和制衡。
  琅琊王氏的应对之策,就是在必要时,主动贬损过盛的家族势力,从而使得各方势力都能放心接纳这样一个谦逊、自制力极强的家族。
  史载,齐武帝时期,王导的玄孙王僧虔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南北朝时期一种高级官位)。王僧虔突然想到,他的侄子王俭已经担任此职,“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
  于是,他赶紧以“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为由,坚决推辞,不让自己的家族被别人看来很“畏惧”。
  说起来,这种低调退让的做派,也是当年王祥遗训的内容。琅琊王氏历经长年乱世而不倒,绝非侥幸。
  琅琊王氏绵延不绝的奇迹,在历史上早就引起关注。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写南朝历史时,专门提到,琅琊王氏“簪缨不替”,是因为这个家族“无亏文雅之风”。
  意思是,琅琊王氏累世公卿的地位,与其对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当时人看来,琅琊王氏之所以称得上“第一豪族”,绝对不是他们出了多少大官,而在于他们出了多少大师。
  琅琊王氏首先是以文化世家,而不是以政治世家,得到社会的认同。
  从琅琊王氏的始祖王吉开始,当时经学是正统,这个家族就以经学立世;后来,玄学成为显学,王戎、王衍甚至王导,就都以玄学传家。
  此外,王氏子弟在佛学、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均多有建树。
  王导当年南下之时,曾将钟繇传世的法帖《宣示表》 夹在衣带中带到江南,后来传给家族中书法最有出息的王羲之。
  在兵祸连结、仓皇南迁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于金银财宝尚且无暇顾及,而王导竟然专心于一纸法帖,这大概就是琅琊王氏不忘文化传承的表现。
  后来,深受王导影响的王羲之,成为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同样以书法闻名于世,与父亲合称“二王”。
  魏晋南北朝很多高门大族,因为子弟靠家荫就能做官,生活太容易了,导致不出几代,家族中就充斥着不学无术之徒。但琅琊王氏绝不允许不学无术的子弟存在,对子弟的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且不时自我警醒。
  王僧虔曾告诫子弟说,族中子弟过去靠门荫,年纪很轻便得到了很好的官位和名声,但失荫之后,这些便都谈不上了,因此应该自己去努力。
  他还说,一个人是否受到尊敬,名声是好是坏,是否留传后世,关键不在于门第和仕宦,而在于是否有真才实学和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
  说到底,文化传家才是琅琊王氏累世不衰、家风不坠最根本的依托。
  一直到唐朝时,李唐皇族刻意打击山东旧世族,并以科举取士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琅琊王氏虽然衰落了,但仍未解体。
  等到唐朝灭亡,所有世家大族均烟消云散,琅琊王氏才连同着彻底失落。
  算起来,这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興盛了六七百年,诞生了王祥、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一大批迄今受人敬仰的一线历史名人,确实对得起“中古第一豪族”的盛名。
  传奇虽不再,但传奇已刻进历史!
  (选自《世纪人物》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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