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程述尧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
　　八九月之交，于伶派我爸前去接洽购买兰心大戏院的事宜，这件事是在文艺处和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主持下操作的，于伶当时同时兼任文艺处处长和上影厂筹备处主任两个职务。
　　兰心大戏院原本是英国人A.D.C业余剧团的产业，原址在圆明园路，同治年间火烧，复建于虎丘路，1930年再迁建至长乐路茂名路口现址。
　　共产党刚刚接管政权，与英国尚未建立正式邦交，不能由政府机构出面商洽更改产权，便以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的名义，由我爸作为代表，同英国人打交道，商谈购买条件，订立契约，实际上是将该产权收归国有。这个事情虽然是由于伶直接指派，但是在谈判过程中的所有问题都向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陈白尘请示汇报。
　　谈到9月底，购买手续完成，原兰心大戏院的班子由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接管改造，文化局委任吕复为经理，我爸为第一副经理，原兰心大戏院大部分工作人员仍然留用。
　　吕复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左翼成员、戏剧家，当时还兼着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我爸作为第一副经理，负责戏院里的各项日常工作。
　　作为第一副经理，他与顶头上司吕复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主要是业务上存在不同意见。譬如：劇院与演出团体如何签约，经济上该分账还是收场租，戏院该不该归属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作为专用剧场……总之，在剧场管理中的种种问题上，两人往往意见相左。
　　现在看来，我爸这个党外副经理实在不应该和1938年入党的上司对着干，如此不识时务，不会隐藏锋芒，怎能逃得过接踵而来的未知祸患啊。

母亲上官云珠

　　1950年，我爸我妈结婚了。
　　我妈妈原名韦君荦，1920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从影以后起的艺名叫上官云珠。
　　妈妈16岁还在苏州乐益女中读书的时候，就嫁给了学校的美术老师张大炎。张大炎也是长泾人，比妈妈大9岁，和我娘舅是同年，在一个学校读书，平时常来我外公家，因而妈妈从小就认识这位张家大哥哥，张家是镇上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
　　1937年1月，妈妈生下我的哥哥张其坚。夏天，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入江南。为躲避战祸，妈妈跟着丈夫，抱着几个月的婴儿，带着父母，离乡背井外出逃难。
　　辗转流徙将近一年，在南中国绕了一个大圈，好不容易逃到了上海。那时我的大姨和娘舅在上海教书，接济我外公外婆和妈妈一家三口，先落了脚。
　　张大炎在我大姨帮助下，求得了一个学校教书的职位。妈妈则每天看广告找工作，最后在离家不远的霞飞路上找到一家照相馆，在那里做开票员。
　　这家照相馆的何老板原本是电影厂的摄影师，因为人头熟，所以照相馆里常有电影明星来拍照片，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大明星，妈妈幻想有一天也能成为其中一员。为了实现梦想，1940年，妈妈考入华光戏剧学校学习话剧，在这里，她和同班同学谢晋一起出演了第一部话剧 《米》。继而妈妈又加入了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电影，1941年，拍了她的第一部电影 《玫瑰飘零》，从此步入一心向往的表演事业。
　　但是，妈妈梦想的成功，却引起张大炎的不快。冲突的结果是不欢而散。两人分手后，张大炎带着儿子张其坚回了长泾老家，妈妈则留在上海。
　　不久，妈妈遇到了第二个丈夫、海上文人姚克。姚克在圣约翰和复旦两所大学任教，同时创作了多部剧本。妈妈与姚克的结合，为她在演剧界立住脚跟以及在表演艺术上的进步提供了不小帮助。1944年我的姐姐姚姚出世。
　　姐姐出生后的第二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我妈为了生计，随“南艺剧团”远赴华北、东北巡回演出。
　　在北京，南艺剧团演出话剧 《清宫怨》，我妈演珍妃。我爸作为南北剧社社长，自然去看了戏，这大概就是他们初次通过舞台的相识吧。
　　中原大地上的战争使得津浦铁路一度阻断，剧团被困在北方无法南下。直至火车可以通行，我妈才随剧团辗转回到上海。回来后，发现丈夫姚克已经对吴雯小姐产生了感情，由此引起婚变。
　　与姚克离婚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和蓝马同居，那正是他们两人共同合作拍摄一系列电影佳作的时候，如 《天堂春梦》 《万家灯火》 《群魔》 《希望在人间》 几部影片，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虽然在电影表演上，两个人珠联璧合，可是在生活习惯和性格脾气上实在难以融合，所以一直没有建立婚姻关系。
　　1950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业工会为上海总工会筹募职工文艺基金，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四幕话剧 《红旗歌》。该剧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产业工人生活的大型话剧，刘沧浪等编剧，由沈浮导演，蓝马任副导演，我妈在剧中饰演女工马芬姐（她和汪漪、舒绣文轮换合演同一个角色）。这个戏连演159场。
　　就是在 《红旗歌》 演出期间，我妈和兰心大戏院的程经理也从相知、相恋，继而走入了婚姻，婚礼就在兰心大戏院二楼的排练厅举行，戏内戏外的朋友们都来庆贺。而蓝马则在当年离开上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婚后的生活

　　婚后的日子是甜美的，爸爸妈妈把家安在复兴西路147号。这是一幢西班牙风格的小公寓，一楼有一套房子和汽车间，二楼两套，三楼整层是一套，爸妈租住三楼。复兴西路这幢房子先后住过多位文化界人士，现在二楼东侧一套挂牌为柯灵故居纪念馆。
　　那时候家里经常有父母的同事、朋友上门，因为住得都不太远，来来往往非常方便。白杨阿姨和蒋君超伯伯家在复兴西路尽头的华山路口，离得最近，走到我家来只有5分钟路。白杨阿姨怀第一个儿子蒋晓松的时候 （晓松与我同年出生，比我小半年），没有生育经验，常常跑来我家向生过三个孩子的妈妈讨教。蒋伯伯的二女儿蒋安立和我姐姐年龄相仿，两个女孩儿凑到一起，常在家门外树荫下的人行道上跳格子玩，后来两人又同到上海音乐学院读书。 　　我爸还养了一条狗，德国猎犬，全身雪白，起名叫“白子”。
　　1950年秋，新婚不久的爸妈，带着姐姐，还有另一个家庭成员——“白子”，一起坐火车到北京省亲。这次北京之行，除了我妈初见公公婆婆、小姑小叔之外，他们还一起探望了许多老同学、老朋友。那年10月，正值金山与孙维世结婚，我爸我妈带着姐姐也参加了婚礼。婚礼在东单青年艺术剧院举行，来参加婚礼的，不光有影剧界的众多好友，他们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江青也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一起来了。
　　这次见面，金山问我爸愿不愿意到青艺来工作？我爸回答说，当年跟你从北京去上海，我算单身一人，现在要是从上海来北京，那可是拖家带口的人啦。金山立即表示，当然欢迎上官一起过来啊！其实我爸也挺想有个机会回北京，如果能一家子一起到青艺最好不过。于是商定，等他们回到上海后请示文化局、电影局领导意见，如果获得批准，他们愿意北上。后来请示的结果自然是不允许，因为这样一来，你金山一下拉走两员大将，此事就此作罢。
　　我曾经想，如果他们那时真的到了北京，后面的命运也许会比在上海顺畅得多？我爸也许不会在“三反运动”中落马，我妈也许不会遇到不该遇到的人，于是他们也许就不会离婚？……可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也没有什么世外桃源，青艺的孙维世，在“文革”中被整得多惨啊！
　　1951年5月13日，农历辛卯四月初八，我来到这个世上。
　　在我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能算是我爸一生当中最为得意也最为舒心的时光，虽然十分短暂。那时他在兰心大戏院第一副经理的任上，负责剧院的演出业务，组织声援抗美援朝的义演，约请本市以及周边城市的剧团到上海来演出，为此还要到各处进行观摩考察。我妈作为抗战时期留在沦陷区的演员，比起解放区和国统区回来的演员，地位自然低了不少，因此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努力地改造，幻想着通过不断自省使自己的思想靠拢新社会。1950年她除了参加话剧 《红旗歌》 的演出，还拍摄了一部电影《太平春》。
　　1951年初，沈浮把话剧 《红旗歌》 改编为电影 《纺花曲》，我妈出演女工蔡阿珠 （即话剧中的马芬姐）。那时候我妈正怀着我，随着拍摄的进程，她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这可是原来剧本里没有的情节。多年以后，沈浮伯伯还特意送给我一本 《纺花曲》 的电影连环画，妈妈大肚子里就是我这个害得沈导演增加额外工作的“小演员”。
　　那时，爸爸妈妈每天上班，姐姐刚刚进入小学，回家来做好功课还要练习钢琴，一家人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1952年2月，我爸正在皖北参加土改，接到文化局电报，让他立即赶回上海兰心大戏院参加“三反运动”。
　　运动中，有人 （好像是负责财务的陆××） 揭发他有贪污行为，主要是指我爸在劳军园游会义卖场担任会计时账目不清。
　　关于这件事，我爸时隔二十多年后对我讲过。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各界妇女一千余人举行了庆祝解放大游行。7月16日，全市成立劳军总会，之后，又成立妇女界慰劳解放军分会，计划通过园游会、演讲会、广播会、义卖纪念章等活动，筹集慰劳金敬献解放军。
　　其中的园游会由宋庆龄提倡，上海文化系统负责组织。
　　8月初，在复兴公园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劳军园游会，一连办了6天。复兴公园被整个包了下来，各个剧种的艺术团体和著名演员都被请来，不仅上台表演，还踊跃参与各项活动。这段时间的公园门票比平时贵了一倍，再加上园内销售所得的钱款，全部用来慰劳解放军。
　　那些天，在公园内设置了几处茶座和冷饮部，售卖服务全由演员们来担当。园内还安排了一个义卖场，全部由女演员做售货员，而这个义卖场中所有的货品，也都是女演员们到市面上的商店募捐来的，各式各样，应有尽有。
　　园游会盛况远远超出预计，本来制定好的销货、付款、记账等手续都无法按计划实施，只好收到一批，装满麻袋就送走一批。麻袋放在雇用的三轮车上，送回办公室，马上再回到公园收取下一批。除了钱款，还有游客当场捐献的实物，也一起装进麻袋。最后，活动结束，再统一清点货款和物品，有多少算多少。
　　我爸在钱财方面向来马虎，混乱情况下有些财物难免漏记、错记。這种事情，到了“三反”运动来临，有人存心举报，如何说得清楚？
　　在兰心大戏院的揭发交代会上，面对人们的怀疑与指责，我爸实在是无言以对，只能站起来，指着同为燕大校友的揭发者陆××激动地说：“你……，你也算是基督徒！”
　　运动高潮时期，不许我爸回家了，住在剧院，限制自由，检查交代。我爸从小过惯了大少爷日子，实在是无法说清过手的账目，万般无奈，心想反正没有几个钱，赔出来了事，还可以争取一个“坦白从宽”，于是承认贪污了说不清的六百九十余元 （查询网上资料，1952年上海在职人员年平均工资为一千元左右）。我妈拿出自己的积蓄，北京爷爷也给他寄来钱，凑在一起交给剧院，算是全部赔清了欠款。没想到，认错赔款的做法并没有达到求罚从轻的目的，反而坐实了贪污罪行，兰心大戏院给了他机关管制一年的处分，一顶贪污分子的帽子就这么戴上了。
　　这一场“三反运动”，对于我爸，可不仅仅是管制一年再赔些钱这么简单，就在他还没有结束管制、仍被处罚期间，我妈提出要与他离婚！
　　我爸顾虑到我年龄尚小，才一岁多，不该离开母亲，不同意离婚。但是此时的他，获罪之身，地位低下，无力与代表正义一方的母亲抗争。爸妈离婚后，我归父亲抚养。
　　对于这样一场离婚，圈子里的朋友们大都感到没那么严重，几个来往密切的好朋友如孙道临、舒绣文、白杨等，甚至组成了一个小组，来回劝和，希望他们破镜重圆。据说离婚不久，我妈与上影副导演贺路此前的私情败露 （贺路单身，一度借住我家门外空着的一小间保姆房，并在我家交饭费搭伙），受到组织上的批评，加上朋友们的调和斡旋，还有我的外公外婆和娘舅也找机会为我爸说好话，我妈似乎有点儿愿意回头。却不料我爸这时候又来了少爷脾气，说我那么低三下四苦苦哀求你都无动于衷，现在想找后账，没门儿！于是乎，尚在幼年的我便铁定不会再有一个圆满的家了。
　　过了好多年，三姑到上海出差，我爸请她吃饭时谈起这件事，他说自己那时年轻气盛，不肯放软和我妈复婚。但是事过境迁，为时已晚，一切都只能是遗憾了。
　　机关管制一年期满解除处罚后，我爸于1953年11月离开兰心戏院，告别了这个对于他来说亦喜亦悲的地方，调往衡山电影院工作，任宣传组长，第二年，升职为电影院经理，等于官复原职。
　　“三反运动”过后，一次北京人艺到上海演出，我爸爸去看望随团来沪的老友于是之。老朋友见面，谈到我爸的遭遇，于是之说：贪污犯有没有，肯定有。可是要说你程述尧贪污，我不信！你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
　　我爸为知心老友这几句肺腑之言感动得落泪。
　　是啊，南北剧社的伙伴不会忘记，当初是我爸拿出自己的薪水支撑着剧社苦苦经营;剧社成员每人都有工资，唯独他分文不取;后台失窃，也是我爸掏腰包去赔偿。一个一向在钱财上面大大咧咧的人，如今却变成了“贪污犯”，只有知根知底的老朋友才会觉出里面的蹊跷，只有他们懂得我爸的心。
　　（选自《带雨云埋一半山：记我的父亲程述尧》/灯灯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