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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光荣革命”前后，两党制迅速形成，而维持古老的书刊许可证制度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但这在英国已不再可能。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使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
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有一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求助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这个新论坛的认可。与这一实践相联系的是，等级会议逐渐变为现代议会——当然，这个过程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1695年，第一个内阁政府赢得大选标志着议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沿着国家权力机关议会化的漫长道路迈出的第一步，最终导致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本身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分为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18世纪的英国首先出现了政治公共领域。
在两党交替下，无论是执政党的说教性报纸，还是在野党的论战性报纸，都有了发展空间。1711年，托利党党刊《考察家报》（Examiner）问世，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作者乔纳森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为该报撰写了大量政论和讽刺文章。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被称为第一位职业报刊撰稿人。他不仅利用传单和小册子，而且创办杂志为辉格党人的事业辩护，第一次把“党派精神”变成了“公共精神”。
1709-1711年，两名辉格党新闻工作者、幽默随笔作家约瑟夫 •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和理查德 •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效仿笛福，创办了周三刊《闲谈者报》（Tatler）。1711年，艾迪生还独立创办了《旁观者报》（Spectator），该报开创了一种自由发表随想的报纸模式，每期只登一篇文章，涉及世态时尚、道德风貌、文学评论、欣赏趣味等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1712年因印花税而夭折。在1711年3月12日《旁观者报》第10期中，艾迪生说：
我非常满意地听说，在京城里大家天天打听我这家刊物的事，每天早上文章一登出来，大家都认真、专心地看。出版商也对我说，现在每天报纸已经发行到了三千份。这就是说，假定每份刊物有二十个人看（这是我客气的估计），那就可以断定，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大约拥有六万名信徒——这些人不同于他们那些浑浑噩噩的同胞，而是（我如此希望）立志要把自己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么一大批读者既已召唤起来，我自然要不遗余力，使得他们的教育引人入胜，使得他们的消遣富有实效。为此，我要竭力让道德带上机智的光芒，让机智受到道德的制约；那么，可能的话，读者在对今天进行思考之中也就可以从两方面得到教益。另外，为了使他们的美德和决断不至于仅仅变成短促、匆忙、断断续续的思想闪念，我决心每天不断地使他们重温自己的心得，免得让它们随着时代潮流一同堕入罪恶和愚昧的无望状态。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之中。
一切治理有方的家庭，每天早晨都要抽出一个小时享用早茶和奶油面包。我要特别向这些家庭推荐我自己沉思默察的成果，并且诚恳劝告他们，为了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应该把本报当做茶点的一部分加以预订，以便及时浏览。
……
如果能把本国的实况告诉读者，比起让他们自己去打听在莫斯科公国或者波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进行消遣的时候，究竟阅读那些有利于消除无知、忿怒和偏见的作品，还是阅读那些容易煽起仇恨、使得敌对情绪难以和解的作品——二者到底哪一个更有好处，我愿意提请读者自己考虑。
……
艾迪生和斯蒂尔还创办了多份报纸：《辉格党考察家报》（Whig Examiner）（1710）、《杂录报》（Medley）（1710 -1712）、the Freeholder（1715-1716）、《卫报》（Guardian）（1713）（与当今的《卫报》无关）、《英吉利人报》（Englishman）（1714-1715）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每周出版3期的《闲谈者报》以及日报《旁观者报》。
从内容来看，当时的政党报刊评论更倾向于表达某种政治观点，而不是报道新闻，但这种带有明显党派倾向性的政治观点却已杂糅了报人们的理想。它们的基本观点可以从《闲谈者报》的发刊词（1709年4月12日）中看出：
这些为英格兰上等人出版的报纸的确有着很好的效果，他们的仁慈和友爱也值得称道，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报纸的最低境界。我认为，报纸应该以满足公共人物的需求为己任。公众人物常常忽略自己的私事成为公众聚焦的中心，并为国家事务而奔波，但现在，这些绅士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空有热情、腹中无才。那么，为他们提供一份刊物就成了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刊物将深刻影响这些议员们，并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思考。
1712年通过的《印花税法》造成了报纸业暂时的倒退，被哈贝马斯认为是公共领域典型机制的报刊首当其冲，报纸的印数和篇幅一度有所下降，有些甚至干脆停刊，其中就包括《旁观者报》、《闲谈者报》、《考察家报》等聚焦街谈巷议、政治丑闻、社交礼仪和道德教化的“道德”报刊。但是，已经“在英国臣民的头脑中制造和鼓励出的普遍的猜疑和不满”是不可遏止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有所收缩，却不会消逝。
到19世纪中期，塞缪尔 •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似乎继承和发展了艾迪生、斯蒂尔和斯威夫特通过兴办小众报刊论政的传统。他在编纂第一部英文字典的同时创办逢周二和周六出版的期刊《漫步者》（The Rambler）（1850-1852），发表自己关于道德、文学、社会、政治和宗教话题的随笔，只是其笔调比起艾迪生和斯蒂尔的轻松诙谐要沉重许多。虽然当时并不流行，结集出版后却获得了广泛欢迎。约翰逊从1758年4月15日到1760年4月5日撰写每周随笔专栏“闲散者”（“The Idler”），刊登在新闻周刊《环球纪事》（The Universal Chronicle）上。这些随笔为当代人留下了精辟的政治格言，例如：“政治上不正确”；“一个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就是爱国主义”。
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有一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求助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这个新论坛的认可。与这一实践相联系的是，等级会议逐渐变为现代议会——当然，这个过程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1695年，第一个内阁政府赢得大选标志着议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沿着国家权力机关议会化的漫长道路迈出的第一步，最终导致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本身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分为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18世纪的英国首先出现了政治公共领域。
在两党交替下，无论是执政党的说教性报纸，还是在野党的论战性报纸，都有了发展空间。1711年，托利党党刊《考察家报》（Examiner）问世，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作者乔纳森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为该报撰写了大量政论和讽刺文章。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被称为第一位职业报刊撰稿人。他不仅利用传单和小册子，而且创办杂志为辉格党人的事业辩护，第一次把“党派精神”变成了“公共精神”。
1709-1711年，两名辉格党新闻工作者、幽默随笔作家约瑟夫 •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和理查德 •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效仿笛福，创办了周三刊《闲谈者报》（Tatler）。1711年，艾迪生还独立创办了《旁观者报》（Spectator），该报开创了一种自由发表随想的报纸模式，每期只登一篇文章，涉及世态时尚、道德风貌、文学评论、欣赏趣味等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1712年因印花税而夭折。在1711年3月12日《旁观者报》第10期中，艾迪生说：
我非常满意地听说，在京城里大家天天打听我这家刊物的事，每天早上文章一登出来，大家都认真、专心地看。出版商也对我说，现在每天报纸已经发行到了三千份。这就是说，假定每份刊物有二十个人看（这是我客气的估计），那就可以断定，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大约拥有六万名信徒——这些人不同于他们那些浑浑噩噩的同胞，而是（我如此希望）立志要把自己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么一大批读者既已召唤起来，我自然要不遗余力，使得他们的教育引人入胜，使得他们的消遣富有实效。为此，我要竭力让道德带上机智的光芒，让机智受到道德的制约；那么，可能的话，读者在对今天进行思考之中也就可以从两方面得到教益。另外，为了使他们的美德和决断不至于仅仅变成短促、匆忙、断断续续的思想闪念，我决心每天不断地使他们重温自己的心得，免得让它们随着时代潮流一同堕入罪恶和愚昧的无望状态。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之中。
一切治理有方的家庭，每天早晨都要抽出一个小时享用早茶和奶油面包。我要特别向这些家庭推荐我自己沉思默察的成果，并且诚恳劝告他们，为了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应该把本报当做茶点的一部分加以预订，以便及时浏览。
……
如果能把本国的实况告诉读者，比起让他们自己去打听在莫斯科公国或者波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进行消遣的时候，究竟阅读那些有利于消除无知、忿怒和偏见的作品，还是阅读那些容易煽起仇恨、使得敌对情绪难以和解的作品——二者到底哪一个更有好处，我愿意提请读者自己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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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生和斯蒂尔还创办了多份报纸：《辉格党考察家报》（Whig Examiner）（1710）、《杂录报》（Medley）（1710 -1712）、the Freeholder（1715-1716）、《卫报》（Guardian）（1713）（与当今的《卫报》无关）、《英吉利人报》（Englishman）（1714-1715）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每周出版3期的《闲谈者报》以及日报《旁观者报》。
从内容来看，当时的政党报刊评论更倾向于表达某种政治观点，而不是报道新闻，但这种带有明显党派倾向性的政治观点却已杂糅了报人们的理想。它们的基本观点可以从《闲谈者报》的发刊词（1709年4月12日）中看出：
这些为英格兰上等人出版的报纸的确有着很好的效果，他们的仁慈和友爱也值得称道，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报纸的最低境界。我认为，报纸应该以满足公共人物的需求为己任。公众人物常常忽略自己的私事成为公众聚焦的中心，并为国家事务而奔波，但现在，这些绅士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空有热情、腹中无才。那么，为他们提供一份刊物就成了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刊物将深刻影响这些议员们，并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思考。
1712年通过的《印花税法》造成了报纸业暂时的倒退，被哈贝马斯认为是公共领域典型机制的报刊首当其冲，报纸的印数和篇幅一度有所下降，有些甚至干脆停刊，其中就包括《旁观者报》、《闲谈者报》、《考察家报》等聚焦街谈巷议、政治丑闻、社交礼仪和道德教化的“道德”报刊。但是，已经“在英国臣民的头脑中制造和鼓励出的普遍的猜疑和不满”是不可遏止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有所收缩，却不会消逝。
到19世纪中期，塞缪尔 •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似乎继承和发展了艾迪生、斯蒂尔和斯威夫特通过兴办小众报刊论政的传统。他在编纂第一部英文字典的同时创办逢周二和周六出版的期刊《漫步者》（The Rambler）（1850-1852），发表自己关于道德、文学、社会、政治和宗教话题的随笔，只是其笔调比起艾迪生和斯蒂尔的轻松诙谐要沉重许多。虽然当时并不流行，结集出版后却获得了广泛欢迎。约翰逊从1758年4月15日到1760年4月5日撰写每周随笔专栏“闲散者”（“The Idler”），刊登在新闻周刊《环球纪事》（The Universal Chronicle）上。这些随笔为当代人留下了精辟的政治格言，例如：“政治上不正确”；“一个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就是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