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运转速度的加快。这股风潮起自泰西，一步步波及全球，中国在19世纪中后期卷入了这一加速度运动中，最初是被迫，很快就成为“自觉”的追求，或可说产生了一种对“快”的崇拜；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已经被此运动所型塑，已由“自觉自愿”进入到“日用而不知”的境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快”并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价值，有时且是被批评的对象。宋代思想家程颐就说，“人语言紧急”，乃是“气不定”的表现，须“习到言语自然缓时”，才是“有功”。这种取向大概和中国传统主要是个农耕社会有关：植物生长皆有其周期，必须顺应天时、物性，不能拖拖拉拉，更不能心急火燥，拔苗助长乃是大忌。农耕社会追求生活自足，虽然实际能不能达到是另一回事，但有此追求，自然便倾向于简单素朴，生活的基调是“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
　　这一文化取向在近代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清末西人东进，给国人带来的一个突出印象便是其行动的迅捷，所谓“欧风美雨驰而东”，是非常形象的比喻。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人也不得不调整步伐，而这又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全面性的破坏。清末一位云南留日学生杨琼就指出，学习汉字费时过久，“此在古世，事物简单，自应尔尔。若至今世，事物复杂，竞争又复剧烈，而欲执此以求新学问、普教育，是犹策蹇驴以蹑飚景，其何能济事！”使人兴起“策蹇驴以蹑飚景”感受的，显然不只语言文字一端。
　　近代中国对“快”的崇拜也是和时间观的改变连在一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大体上呈现出循环之相，人类社会境界虽有“文”“野”“治”“乱”的差异，却不能放在一个连续发展的线索中加以定位。但在近代引入的线性时间观中，不同文化差异被化约为进化阶段的不同，“先进”“落后”的概念也遂之产生。而国人既然认可中国是“落后”的，自然便要奋起直追，更远的目标则是后来居上，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比洋人跑得更快。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极具代表性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如果“快”在清末还主要是一种因应世变的手段的话，经过一百多年的熏习，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已变为“不言自明”的价值。这种倒置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今已初见端倪，或者还只是方兴未艾。今日许多中国人，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好比是“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面对这场人性的灾难，我们要不要歇一歇，喝口茶，想想看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