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合格GDP的思考。如果拿这些不合格的奶粉产量，与改革开放前进行比较，并从数字中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肯定是不公平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本来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概念，与普通公众的工作、生活关系并不密切。然而，在官员、经济学家、股评家们的垂范下，GDP俨然成了公众最不可或缺的东西；官员依据地区GDP总量和增长速度核定政绩、论功决定晋升；国家层面则依据GDP数值的比较，展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GDP当然是一个有用的经济统计指标。你总得知道生产了多少最终产品，这些产品在现行价格水平下，总价值是多少吧?不过，由于以下原因，GDP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经济中新生产的成果；甚至在一些条件下，GDP数值越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越趋于下降——GDP简直成了罪恶的概念。
　　第一，环境污染下的GDP。
　　如果GDP的增长是用污染环境换来的，这样的GDP必须和污染这一负的成果加总起来进行比较。
　　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生产出了对社会有用的产品，但为了生产这些产品，我们同时生产了环境污染，这种污染是一种有害的成果。如果只计算好的成果，对有害的东西视而不见，则这种GDP就不能成为一个正确评判的指标。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境部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如果把这部分损失考虑进去，我国每年10％以上的GDP增长，究竟是说明经济增长了，还是原地踏步不前呢?
　　第二，高通货膨胀下的GDP。
　　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00多亿元，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近25万亿元。
　　有媒体简单地进行推算后，就得出了“如今中国一周内创造的财富，就超过30年前一整年创造的财富”。因此，“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
　　然而，这种忽略物价指数变化的结论是无知的。因为如果考虑到2007年GDP缩减指数(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按固定价格计算的GDP的比率)为1400％(1978年的为100％)，则上述比较就有了14倍的水分。
　　实际上，如果高通胀成为常态，则意味着GDP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大规模转移——一些人不劳而获享有大部分社会成果，另一些人辛勤劳动却被通胀转移了财富，这样的GDP是扭曲的。
　　第三，掠夺经济创造的GDP。
　　所谓掠夺经济，就是借助某种经济手段，通过不平等交换的方式，将公众的财富转移到相关企业和个人手中。这种GDP创造的越多，公众的财富损失就越大，两者相加接近于零。从事这种掠夺经济活动的企业或个人，虽然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由于其掠夺性，其劳动不能被社会认可，只能采取强制的手段。
　　例如，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房地产开发，其财富的获得主要来自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基于不平等交换的转移。
　　第四，来自不合格产品的GDP。
　　三鹿奶粉事件给中国近年来高速增长的奶制品敲响了警钟，也衬托了充斥着不合格产品的GDP的虚伪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曾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农副产品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和重化工业的发展给我国环境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对我国产品质量带来诸多隐患；由于政府对企业生产质量的监管职能缺失，一些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将大量不合格甚至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产品推向市场；为促进就业，我国各地设立了为数众多的小作坊、小企业、小商店、小餐馆、小摊点，这些企业虽然方便了群众生活，但多数存在着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
　　无疑，这样的GDP越多，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越不安全。
　　第五，分配不合理的GDP。
　　GDP是一个地区生产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区域有外国资本生产的产品，有本国资本生产的产品。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外资控制的经济占绝大比重，则GDP分配中本国居民能够得到的份额就变得相当重要了。一般而言，可以把GDP分解分为工资、资本折旧、税收、利润四个部分。如果一个地区过分注重招商引资，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则资本在GDP分配中将处于完全支配的地位，而工资所占比重相应过低。这样的GDP增长尽管很快，但是由于工资和税收贡献太小，大部分给资本所有者获得，这样的GDP增长并不能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GDP增长甚至成了贫富分化的代名词。
　　以上几种情况说明，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增长理解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在某些条件下，GDP增长有可能演变为社会中的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掠夺过程。
　　因此，面对当前经济增长回落的局面，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为了保证GDP的增长速度，而出台可能对多数人不利的政策。只要人民满意，即使_GDP增长慢一些，人民的幸福水平反而可能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