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率问题，正不断引起社会的讨论和关注。
　　不久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作出判断：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什么叫关键转折期？警戒线又是多少？
　　世界主流观点是，生育率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保证整体人口水平平稳。而中国现在各地区的生育率普遍低于被认为是警戒线的1.5。而若这个趋势得不到逆转，则会掉入“低生育陷阱”，低生育意愿会不断自我强化，导致人口不断萎缩。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浸淫儒教文化千年的中国对孟子这句话的抵抗力似乎愈发强大。
　　眼下的事实是，即便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生育大市，新生儿数量也逐年递减。加上性别失衡、房价高企等问题的互相影响，逆转生育趋势并不容易。

广东为何还能生？

　　先来看看各城市的出生率数据。
　　南风窗记者选取了全国30个一二线城市，根据各城市统计年鉴，整理了2015-2019年度的人口出生率。
　　五年间，30个城市的平均出生率为12.11‰。
　　有15个城市的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包括上海、北京2个一线城市，杭州、南京、郑州等新一线城市，以及传统印象中的“生育大市”温州等。
　　剩下15城的出生率，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包括深圳、广州2个一线城市，东莞、合肥、长沙等新一线城市，以及厦门、泉州等二线城市。
　　令人意外的是，一个常见观点“城市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在统计中并未完全体现。深圳以20.31‰的數据排在所有城市前面，广州17.97‰的出生率也不算差。不过，北京和上海的生育率都不理想，8.54‰和7.61‰的数据处于垫底位置。
　　深圳如此之高有其自身原因—特殊的人口结构（移民城市，年轻人比例很高）以及广东全省于2016年率先开放的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刚刚开放后，深圳的生育率显著提升，之后三年的生育率都超过了20‰。
　　广州和深圳的逻辑相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大陆总人口比上年末新增467万，其中广东省常住人口新增175万，占全国增量的37.5%。庞大的外来人口中年轻人占比很大，有利于持续优化人口结构。而省内最为受益的就是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
　　广东的常住人口在2007年就已达9449万人，并超过河南首次跃居全国第一，至今广东已经连续14年常住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十多年，人口流入趋势未曾改变，反而在持续自我强化。
　　2019年，广东出生人数为143.38万人，占全国出生人数的比例接近10%。人口增量达到了175万人，超越浙江、江苏和山东这三个经济大省人口增量之和。
　　根据近日发布的《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2035年全省常住人口规模1.3亿，比现在新增2000万人。
　　在新一线城市中，东莞在新一线城市中也是最“能生”的。近三年的生育率分别为22.22‰、18.35‰和16.69‰，一直保持高位，与其他的新一线城市拉开了不少差距。
　　可以说，在全国生育率低下，人口数量递减的大背景下，广东省算一个特例。

“生育大市”生不动

　　谈到出生率，在中国有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性别。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79年，在1980年代逐步贯彻落实，但实际情况是农村普遍实施困难。为了应对实际情况，19个省的农村地区采取的是“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是女孩的夫妻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2019年，广东出生人数为143.38 万人，占全国出生人数的比例接近10%。人口增量达到了175万人，超越浙江、江苏和山东这三个经济大省人口增量之和。

　　这些没有严格实施“一孩”政策的地区，往往重男轻女观念较重，一胎不是男孩，往往会继续生。附近城市受到农村风气影响，即使罚款也要生，使得不少城市都是生育大市。其中，广东潮汕地区、浙江温州、江西、安徽都属于这种情况。
　　以2017年的出生率为例，合肥19.76‰，潮州16.9‰，温州15.1‰，南昌13.64‰，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这些生育大市在近年的出生率跌幅非常明显。
　　到了2019年，合肥的出生率是12.65‰，潮州11.72‰，温州11.9‰，南昌12.59‰，普遍出现明显滑落。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不少新人的婚礼被迫推迟，育儿计划相对应地延后，2020年的数据只会更加悲观。
　　为何有着重男轻女风气的城市也不愿生了，这里除了育龄妇女减少、育儿成本上升、两孩政策影响消退、房价高昂等原因，性别严重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显示，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重灾区是：安徽（131.07）、海南（129.43）、广东（129.49）、江西（128.27）、河南（127.64）。在人口统计学上，男女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在102至105之间。超过120的数字，已严重超出正常比例。
　　男性过多，女性过少，意味着一部分男性注定打光棍。特别是性别失衡的农村地区，经济状况较差的男性往往难以寻得配偶，这类人就成为了出生率的分母。
　　此外，不少地区的婚姻中有着男方要向女方家庭支付高昂彩礼的风俗。性别越是失衡，这样的风俗越可能得到强化。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普通家庭的多生欲望。 　　山东省也是中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生育大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言论依然在孔孟之乡有着深远影响。
　　以2017年的出生率为例，日照市25.07‰，滨州市20.42‰，济南市17.83‰，枣庄市16.6‰，德州市15.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截。

　　因此，不少人士呼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
　　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是在人口问题领域呼声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比其他发达国家还低得多，比日本低20%～30%，比欧美要低50%。随着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中国的生育率大概率会跌至世界最低水平。
　　梁建章建议政府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包括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增加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增加教育供给，特别是社区托儿所的建设。
　　恒大研究院在去年年末发布了一份《中国人口报告2020》，其中提到了人口滞涨将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加快，且不可遏止。

梁建章是在人口问题领域呼聲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比其他发达国家还低得多，比日本低20%～30%，比欧美要低50%。

　　报告预测，中国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针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报告的撰写者任泽平给出了几点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建议开放三胎政策；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保持房价长期稳定；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多数专家表示了人口减少对经济负面影响的担忧，但一些学者也表示了不同观点。比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彭希哲教授就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与未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不必过于悲观。
　　他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继兴起，正在改变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未来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减弱。
　　彭希哲表示，不少人士的观点还是有一种“工具理性”，即把生育当作是一种工具功能来看待，而并非人的个人自由意愿。
　　他希望还是应该把生育孩子的权利交给育龄夫妻自己来把握，毕竟人口的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