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部署，对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增强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改进工作作风，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提出了严格要求，这与诚信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现将关于诚信问题的探讨。
[关键词]诚信；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TG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28-0303-01
一、文化中的诚信思考
诚信，一般只是理解为诚实和信用，即不虚假、不欺骗、坚守承诺，言行跟思想一致。实际上却有着更深刻的人文背景及内涵。中国古代，据说尧因为年老准备选继承人，部下建议传给尧之子丹朱或部下共工，尧说，“不行，丹朱这小子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另是一套。用这号人，我不放心。”后来考察认定舜最为诚信，尧将首领的位子禅让给舜。《论语·学而》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名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也一再强调诚信问题。商鞅《商君书》修权篇中写道：“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司马迁《史记》中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记载，“一诺千金”的成语由此而流传。有许多人嘲笑诚信，认为“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学雷锋、学大庆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曾任毛主席侍卫长的李银桥回憶说，毛主席对真正喜爱和评价非常高的人才会说：“这是个老实人”。
鲁迅指出：“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中国的许多史实很不幸地印证了这句话。公元前214年，卢生和侯生等方士、儒生私下指责秦始皇专任狱吏，贪于权势等。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坑杀“犯禁者”460多人于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史称“焚书坑儒”。清朝雍正大兴文字狱，先后因汪景琪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曾静及吕留良案抓杀多人，但他对表示服罪悔悟的曾静、张熙，却曾批示湖南官吏在曾、张回乡后要加以保护，并说，就是我的子孙，也不能因为他们俩曾诋毁过我而追究他们。但乾隆上台43天后，就下令杀掉了曾静和张熙。1955年5月至1956年底，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共触及了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许多敢讲真话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往往没有好下场。“每有政治风云，首先遭劫的便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愚氓，他们头脑灵活，最难统治，善于‘妄作主张’。”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文革期间其所做所为，被人们当作阴谋家、两面派的典型人物。以上是涉及诚信问题的一些事例。
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社会，重德治轻法制，所谓“德以亲中国，刑以感四夷”即可见一斑。这一传统至今仍有影响，比如一提到干部腐败问题，有人就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世界观的改造，道德自制力差，丢掉了忠、仁、清、公、慎、勤的官德传统。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忽视，但法治方面的原因也决不能等闲视之，如果没有健全的法治，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只靠个人的道德良心，是不保险的。古人描绘出色彩斑斓的道德理想画卷，不遗余力地推行道德教化，达到极致就形成道德泛化。我国一位学者对道德泛化弊端有精辟见解：“道德泛化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弊端。万事均用道德去衡量，用道德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用善恶的分辨来取代真伪、有无、是非的判定。政治道德是官员的首要道德，在封建社会，皇帝只要认为一个官吏对他忠心不二，那么，那个官吏是否阿谀成性、谎话连篇，是否贪污受贿、欺侮百姓，都可以另当别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道德可以消解法律的严肃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官相护，狼狈为奸，都可以从庞杂暖昧的传统道德中找到依据。现代观念认为，道德不是万能的，不能指望用道德去解决本该由体制、法律、经济、科技、教育等去解决的问题。譬如，不能只凭‘天地良心’处理财产问题，不能简单地把‘恋物癖’、‘易装（男女异装）癖’以及同性恋不分青红皂白地斥之为道德恶劣，等等。我们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也要消除道德泛化的消极影响，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事物，科学地、切实地解决问题。”台湾某大学教授蒋勋在《道德不是批判他人》的文章中写道：“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许多年前有位叫许宏的学者指出：“人们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愿意表露自己内心的利益欲望，而必须用符合道德标准的言辞作包装。所以，公开表达时最能体现人的阳性人格。而在私下场合（如夫妻之间、亲友之间），就可以不加修饰地袒露心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牢骚话等等，都能表达人的阴性人格。”“由于两性人格的存在，中国人的谦虚品质便有了无限的外延，以至虚伪。……两性人格成为人们的共同品质之后，你就感觉不到它的病态了，这就是最大的悲哀。”有人说，两性人格毒化了官场空气，真正的好人就会遭殃。两面派人物常得宠，正直的人总是在劫难逃。古时传统，在官场上由权力来支配道德伦理，并控制全国。谁的职位高，谁就道德水准高，因为中国实行德治和清官主义。
二、守诚信做符合“三严三实”的老实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三严三实”，即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离不开诚信。有人说：“‘三严三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价值追求、宝贵品质和人生态度，是对当代‘老实人’标准的深刻阐述和生动诠释，与毛泽东倡导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相通，体现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忠诚者、实干者、担当者、清廉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墨守成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者，更不是老好人、两面人、骑墙派。”做老实人既要克服乱作为又要反对不作为，谋事创业要实，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符合人民利益，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党员干部必须忠诚于党和人民，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到严格遵守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廉洁自律规定等，坚决执行组织决定，遵守组织程序、主动服从组织安排，不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做老实人既要埋头苦干，又要目光远大，默默无私奉献是老实人的鲜明本色。做老实人既要慎用权力又要敢于担当，把慎权与担当完美统一，慎权是基础、本色，担当是追求境界，慎权支撑担当行为，担当体现慎权价值。党员干部要坚持原则，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迎难而上，事出公心，为群众掌好权用好权。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这与诚信相关。周恩来指出：“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是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引自1977年1月7日《文汇报》）鲁迅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诚信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并面临坚持选择或放弃的东西，是充溢在人民大众中间的一种精神气质和正能量，是根植于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机。
作者简介
肖建成 （1960-），男，湖北荆州人，理学硕士，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旅游资源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关键词]诚信；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TG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28-0303-01
一、文化中的诚信思考
诚信，一般只是理解为诚实和信用，即不虚假、不欺骗、坚守承诺，言行跟思想一致。实际上却有着更深刻的人文背景及内涵。中国古代，据说尧因为年老准备选继承人，部下建议传给尧之子丹朱或部下共工，尧说，“不行，丹朱这小子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另是一套。用这号人，我不放心。”后来考察认定舜最为诚信，尧将首领的位子禅让给舜。《论语·学而》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名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也一再强调诚信问题。商鞅《商君书》修权篇中写道：“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司马迁《史记》中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记载，“一诺千金”的成语由此而流传。有许多人嘲笑诚信，认为“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学雷锋、学大庆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曾任毛主席侍卫长的李银桥回憶说，毛主席对真正喜爱和评价非常高的人才会说：“这是个老实人”。
鲁迅指出：“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中国的许多史实很不幸地印证了这句话。公元前214年，卢生和侯生等方士、儒生私下指责秦始皇专任狱吏，贪于权势等。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坑杀“犯禁者”460多人于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史称“焚书坑儒”。清朝雍正大兴文字狱，先后因汪景琪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曾静及吕留良案抓杀多人，但他对表示服罪悔悟的曾静、张熙，却曾批示湖南官吏在曾、张回乡后要加以保护，并说，就是我的子孙，也不能因为他们俩曾诋毁过我而追究他们。但乾隆上台43天后，就下令杀掉了曾静和张熙。1955年5月至1956年底，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共触及了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许多敢讲真话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往往没有好下场。“每有政治风云，首先遭劫的便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愚氓，他们头脑灵活，最难统治，善于‘妄作主张’。”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文革期间其所做所为，被人们当作阴谋家、两面派的典型人物。以上是涉及诚信问题的一些事例。
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社会，重德治轻法制，所谓“德以亲中国，刑以感四夷”即可见一斑。这一传统至今仍有影响，比如一提到干部腐败问题，有人就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世界观的改造，道德自制力差，丢掉了忠、仁、清、公、慎、勤的官德传统。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忽视，但法治方面的原因也决不能等闲视之，如果没有健全的法治，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只靠个人的道德良心，是不保险的。古人描绘出色彩斑斓的道德理想画卷，不遗余力地推行道德教化，达到极致就形成道德泛化。我国一位学者对道德泛化弊端有精辟见解：“道德泛化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弊端。万事均用道德去衡量，用道德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用善恶的分辨来取代真伪、有无、是非的判定。政治道德是官员的首要道德，在封建社会，皇帝只要认为一个官吏对他忠心不二，那么，那个官吏是否阿谀成性、谎话连篇，是否贪污受贿、欺侮百姓，都可以另当别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道德可以消解法律的严肃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官相护，狼狈为奸，都可以从庞杂暖昧的传统道德中找到依据。现代观念认为，道德不是万能的，不能指望用道德去解决本该由体制、法律、经济、科技、教育等去解决的问题。譬如，不能只凭‘天地良心’处理财产问题，不能简单地把‘恋物癖’、‘易装（男女异装）癖’以及同性恋不分青红皂白地斥之为道德恶劣，等等。我们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也要消除道德泛化的消极影响，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事物，科学地、切实地解决问题。”台湾某大学教授蒋勋在《道德不是批判他人》的文章中写道：“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许多年前有位叫许宏的学者指出：“人们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愿意表露自己内心的利益欲望，而必须用符合道德标准的言辞作包装。所以，公开表达时最能体现人的阳性人格。而在私下场合（如夫妻之间、亲友之间），就可以不加修饰地袒露心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牢骚话等等，都能表达人的阴性人格。”“由于两性人格的存在，中国人的谦虚品质便有了无限的外延，以至虚伪。……两性人格成为人们的共同品质之后，你就感觉不到它的病态了，这就是最大的悲哀。”有人说，两性人格毒化了官场空气，真正的好人就会遭殃。两面派人物常得宠，正直的人总是在劫难逃。古时传统，在官场上由权力来支配道德伦理，并控制全国。谁的职位高，谁就道德水准高，因为中国实行德治和清官主义。
二、守诚信做符合“三严三实”的老实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三严三实”，即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离不开诚信。有人说：“‘三严三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价值追求、宝贵品质和人生态度，是对当代‘老实人’标准的深刻阐述和生动诠释，与毛泽东倡导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相通，体现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忠诚者、实干者、担当者、清廉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墨守成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者，更不是老好人、两面人、骑墙派。”做老实人既要克服乱作为又要反对不作为，谋事创业要实，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符合人民利益，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党员干部必须忠诚于党和人民，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到严格遵守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廉洁自律规定等，坚决执行组织决定，遵守组织程序、主动服从组织安排，不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做老实人既要埋头苦干，又要目光远大，默默无私奉献是老实人的鲜明本色。做老实人既要慎用权力又要敢于担当，把慎权与担当完美统一，慎权是基础、本色，担当是追求境界，慎权支撑担当行为，担当体现慎权价值。党员干部要坚持原则，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迎难而上，事出公心，为群众掌好权用好权。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这与诚信相关。周恩来指出：“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是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引自1977年1月7日《文汇报》）鲁迅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诚信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并面临坚持选择或放弃的东西，是充溢在人民大众中间的一种精神气质和正能量，是根植于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机。
作者简介
肖建成 （1960-），男，湖北荆州人，理学硕士，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旅游资源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