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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出家经过，他的好友夏丏尊知之甚详。李叔同曾当着夏丏尊的面对一帮朋友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
李叔同与夏丏尊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共事不久，两人因性情相似、志趣相投成为无话不说的密友。一次闲谈，夏丏尊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做和尚的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出家后的弘一说：“夏先生这句话成了他出家的一个远因。”其实，李叔同出家的近因也是夏丏尊所说的一件事。
一次，夏丏尊在一份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断食的文章，说“断食”能“更新”身心，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这篇文章还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书。夏丏尊对此很感兴趣，就说给李叔同听。没想到一年后，李叔同真的去虎跑寺实行断食了。夏丏尊知道后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叔同笑道：“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让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李叔同这次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过程很顺利，不但无苦痛，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断食期间李叔同仍像往常那样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篆文、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李叔同告诉夏丏尊，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另外，断食以后，李叔同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但他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取了一个新名字李婴，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断食”这段时间，让李叔同体味到“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的况味。他喜欢这种生活，由此，也喜欢上了虎跑寺。
后来，李叔同还专门书写了一联“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赠法轮长老。
转瞬寒假到了，大家纷纷离校。李叔同未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去那里过年。李叔同的皈依三宝，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李叔同自虎跑寺断食回来后，曾去访过他所敬重的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充满善意。后来，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请他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李叔同的话，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李叔同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介绍，两人认识了。同住了不多几天，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李叔同目击当时的一切，大为感动，但他彼时还未有出家的想法，仅打算皈依三宝做居士，就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法师为他取了“演音”的名，“弘一”的号。
假期结束，李叔同仍旧回到学校，但从此以后，他开始茹素，看佛经，室中也供佛烧香。当时李叔同对出家也有畏难情绪，就对夏丏尊说，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夏丏尊听了很不是滋味，最要好的朋友不愿再和自己共事了，自己将来会如何寂寞？此前，李叔同曾多次想离开杭州去南京教书，夏丏尊每次都苦苦挽留，但这一次，事关个人信仰，夏丏尊知道，李叔同不会再听他的劝了。
果然，这一回，李叔同去意已定，决心辞去教职，以居士的身份在虎跑寺修行。入山之前，李叔同把最后领到的工资分成三份：一份寄给上海的日籍妻子;一份作为办理出家手续的费用;一份补贴在寺庙的日常开支。从容不迫，淡定自如。平靜的背后显露出一种坚定。
离校前夕，李叔同将丰子恺等几位同学叫到宿舍话别，他告诉几位同学，自己打算入山修行，房间里剩下的一些衣物、书籍，由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等几位同学处理，可按各自所学专业选取。
临行那天早上，几位学生朋友本来打算送李叔同一程，但李叔同天未亮就带着工友闻玉上路了。
李叔同滋生做居士的念头后，夏丏尊感到异常苦闷。李叔同用佛法好言安慰他，夏丏尊的苦闷却有增无减，一次，夏丏尊忍不住拿话激这位好友，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说完后自知不妥，很后悔，但李叔同却面带微笑，毫不介意。
暑假结束后，夏丏尊迫不及待就想去看李叔同，但因父亲生病，半个月以后夏丏尊才抽出时间到虎跑寺去。相见时他吃了一惊，因为其时李叔同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穿着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着告诉夏丏尊：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夏丏尊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夏丏尊无话可说，心中自是百感交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想到李叔同的出家，夏丏尊都不能释怀，他想：“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
但最终，夏丏尊还是想通了：“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对李叔同的出家，其弟子丰子恺的阐释堪称经典。
丰子恺把人的生活分作三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丰子恺说，大多数人，住在第一层楼，满足于物质生活。另有一部分人，比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则不满足于停留在第一层楼，而要爬上第二层楼，倾心于学术与艺术。更有一类人，“人生欲”强，脚力大，住在第二层楼也不满足，就继续爬上第三层楼，这就是宗教徒了。丰子恺告诉我们，李叔同就是“爬上三层楼”那些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不满于“物质欲”的满足，不满于“精神欲”的满足，还要进一步探究人生，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于是他“一口气跑上三层楼”： 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夏丏尊和丰子恺的说法都有道理，不过，他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李叔同母亲的死和他出家的联系。自5岁失怙后，李叔同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即使后来成家迁居上海，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李叔同多次对朋友们说，他在上海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事实上，母亲活着时，李叔同一直过着优裕自在的生活。而母亲去世后，他一直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虽然他投身于艺术、醉心于教育，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勤奋与敬业，另一面也不排除他在借此化解因母亲去世而充塞内心的哀伤与忧愁。后来在虎跑寺寄居的那段日子，他突然顿悟，只有在这远离尘世，香烟缭绕之地，持名念佛，或研读佛典，他才能忘记母亲去世后淤积在心的憂愁与苦闷，获得一片安宁。
李叔同出家后一次路过上海，丰子恺陪他故地重游，来到李叔同曾住过的城南草堂，丰子恺触景生情，突然醒悟：“如果他（李叔同）没有这母亲，如果这母亲迟几年去世，如果这母亲现在尚在，局面又怎样呢？恐怕他不会做和尚，我不会认识他，我们今天也不会来凭吊这房子了！谁操着制定这局面的权份呢？”
李叔同虽然认可夏丏尊的一番话是导致他出家的“近因”与“远因”，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导致他出家的决定性因素。至于丰子恺的“三层楼”说法，是李叔同去世后才有的，我们自然无从得知他对爱徒的这番精彩阐述是否认同了。
不过李叔同曾告诉我们，他出家的决定性因素是反感哥哥的所作所为而形成的一种逆反心理。
在谈到年轻时结识艺人杨翠喜这件事时，李叔同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的。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李叔同的这个性格也影响了他的弟子丰子恺。据丰子恺外孙宋菲君回忆，当年，孔祥熙想得到丰子恺的画，请丰子恺以春夏秋冬为题，每个季节画三幅。丰子恺没答应。孔祥熙不死心，又托杭州市长出面求丰子恺的画，丰子恺答：我和孔先生素昧平生，和市长也素不相识，对不起，不画。而对街头的平民，丰子恺往往慷慨赠画。丰子恺家附近有位老者长年卖粥，丰子恺是他的老顾客，一来二往，两人熟识了。老者求画，丰子恺当即回家挥毫作画，慷慨相赠。在丰子恺的一生中，他多次向草根平民赠画，不要一分一毫的报酬。
虽然，这种逆反心理可能是李叔同出家的决定性因素，但李叔同出家的具体原因他却不愿说，也可能，是多种因素交集在一起导致他决定出家的，连当事人本人也无法细数这些复杂的综合因素。所以，李叔同提醒人们，不要去猜测他出家的原因，只要了解他出家时的心境即可：
有很多人猜测我出家的原因，而且争议颇多。我并不想去昭告天下，我为啥出家。因为每个人做事，有每个人的原则、兴趣、方式方法以及对事物的理解，这些本就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就是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所以干脆不说，慢慢他人就会淡忘的。至于我当时的心境，我想更多的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以教化自己和世人！
随着李叔同遁入佛门，曾经意气风发，诗酒酬唱的“天涯五友”也就风消云散了。
李叔同出家前很喜欢《人谱》这部书。这部书强调，做人，品格最重要;告诫人们要随时随地克己改过，严守规矩。正是在这部书的引导下，李叔同萌发出家为僧念头后，就决定，一旦归入佛门，只修戒律严格的净土宗。出家前，李叔同给自己留学就读的东京美术学校图书馆写的信中，提及此点：
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虎跑寺）为沙弥。寺为临济宗，但不慧所修者为净土。以末法众生障重，非专一念佛，恐难有所成就也。
出家后的李叔同苦修律宗，这与《人谱》的熏陶密切相关。无论是《人谱》还是律宗，都要求严守戒律，做人做事，不容丝毫马虎。
（选自《不宠无惊过一生—— 李叔同与丰子恺》/魏邦良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版）
李叔同与夏丏尊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共事不久，两人因性情相似、志趣相投成为无话不说的密友。一次闲谈，夏丏尊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做和尚的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出家后的弘一说：“夏先生这句话成了他出家的一个远因。”其实，李叔同出家的近因也是夏丏尊所说的一件事。
一次，夏丏尊在一份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断食的文章，说“断食”能“更新”身心，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这篇文章还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书。夏丏尊对此很感兴趣，就说给李叔同听。没想到一年后，李叔同真的去虎跑寺实行断食了。夏丏尊知道后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叔同笑道：“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让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李叔同这次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过程很顺利，不但无苦痛，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断食期间李叔同仍像往常那样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篆文、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李叔同告诉夏丏尊，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另外，断食以后，李叔同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但他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取了一个新名字李婴，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断食”这段时间，让李叔同体味到“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的况味。他喜欢这种生活，由此，也喜欢上了虎跑寺。
后来，李叔同还专门书写了一联“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赠法轮长老。
转瞬寒假到了，大家纷纷离校。李叔同未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去那里过年。李叔同的皈依三宝，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李叔同自虎跑寺断食回来后，曾去访过他所敬重的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充满善意。后来，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请他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李叔同的话，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李叔同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介绍，两人认识了。同住了不多几天，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李叔同目击当时的一切，大为感动，但他彼时还未有出家的想法，仅打算皈依三宝做居士，就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法师为他取了“演音”的名，“弘一”的号。
假期结束，李叔同仍旧回到学校，但从此以后，他开始茹素，看佛经，室中也供佛烧香。当时李叔同对出家也有畏难情绪，就对夏丏尊说，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夏丏尊听了很不是滋味，最要好的朋友不愿再和自己共事了，自己将来会如何寂寞？此前，李叔同曾多次想离开杭州去南京教书，夏丏尊每次都苦苦挽留，但这一次，事关个人信仰，夏丏尊知道，李叔同不会再听他的劝了。
果然，这一回，李叔同去意已定，决心辞去教职，以居士的身份在虎跑寺修行。入山之前，李叔同把最后领到的工资分成三份：一份寄给上海的日籍妻子;一份作为办理出家手续的费用;一份补贴在寺庙的日常开支。从容不迫，淡定自如。平靜的背后显露出一种坚定。
离校前夕，李叔同将丰子恺等几位同学叫到宿舍话别，他告诉几位同学，自己打算入山修行，房间里剩下的一些衣物、书籍，由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等几位同学处理，可按各自所学专业选取。
临行那天早上，几位学生朋友本来打算送李叔同一程，但李叔同天未亮就带着工友闻玉上路了。
李叔同滋生做居士的念头后，夏丏尊感到异常苦闷。李叔同用佛法好言安慰他，夏丏尊的苦闷却有增无减，一次，夏丏尊忍不住拿话激这位好友，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说完后自知不妥，很后悔，但李叔同却面带微笑，毫不介意。
暑假结束后，夏丏尊迫不及待就想去看李叔同，但因父亲生病，半个月以后夏丏尊才抽出时间到虎跑寺去。相见时他吃了一惊，因为其时李叔同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穿着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着告诉夏丏尊：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夏丏尊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夏丏尊无话可说，心中自是百感交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想到李叔同的出家，夏丏尊都不能释怀，他想：“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
但最终，夏丏尊还是想通了：“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对李叔同的出家，其弟子丰子恺的阐释堪称经典。
丰子恺把人的生活分作三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丰子恺说，大多数人，住在第一层楼，满足于物质生活。另有一部分人，比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则不满足于停留在第一层楼，而要爬上第二层楼，倾心于学术与艺术。更有一类人，“人生欲”强，脚力大，住在第二层楼也不满足，就继续爬上第三层楼，这就是宗教徒了。丰子恺告诉我们，李叔同就是“爬上三层楼”那些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不满于“物质欲”的满足，不满于“精神欲”的满足，还要进一步探究人生，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于是他“一口气跑上三层楼”： 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夏丏尊和丰子恺的说法都有道理，不过，他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李叔同母亲的死和他出家的联系。自5岁失怙后，李叔同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即使后来成家迁居上海，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李叔同多次对朋友们说，他在上海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事实上，母亲活着时，李叔同一直过着优裕自在的生活。而母亲去世后，他一直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虽然他投身于艺术、醉心于教育，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勤奋与敬业，另一面也不排除他在借此化解因母亲去世而充塞内心的哀伤与忧愁。后来在虎跑寺寄居的那段日子，他突然顿悟，只有在这远离尘世，香烟缭绕之地，持名念佛，或研读佛典，他才能忘记母亲去世后淤积在心的憂愁与苦闷，获得一片安宁。
李叔同出家后一次路过上海，丰子恺陪他故地重游，来到李叔同曾住过的城南草堂，丰子恺触景生情，突然醒悟：“如果他（李叔同）没有这母亲，如果这母亲迟几年去世，如果这母亲现在尚在，局面又怎样呢？恐怕他不会做和尚，我不会认识他，我们今天也不会来凭吊这房子了！谁操着制定这局面的权份呢？”
李叔同虽然认可夏丏尊的一番话是导致他出家的“近因”与“远因”，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导致他出家的决定性因素。至于丰子恺的“三层楼”说法，是李叔同去世后才有的，我们自然无从得知他对爱徒的这番精彩阐述是否认同了。
不过李叔同曾告诉我们，他出家的决定性因素是反感哥哥的所作所为而形成的一种逆反心理。
在谈到年轻时结识艺人杨翠喜这件事时，李叔同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的。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李叔同的这个性格也影响了他的弟子丰子恺。据丰子恺外孙宋菲君回忆，当年，孔祥熙想得到丰子恺的画，请丰子恺以春夏秋冬为题，每个季节画三幅。丰子恺没答应。孔祥熙不死心，又托杭州市长出面求丰子恺的画，丰子恺答：我和孔先生素昧平生，和市长也素不相识，对不起，不画。而对街头的平民，丰子恺往往慷慨赠画。丰子恺家附近有位老者长年卖粥，丰子恺是他的老顾客，一来二往，两人熟识了。老者求画，丰子恺当即回家挥毫作画，慷慨相赠。在丰子恺的一生中，他多次向草根平民赠画，不要一分一毫的报酬。
虽然，这种逆反心理可能是李叔同出家的决定性因素，但李叔同出家的具体原因他却不愿说，也可能，是多种因素交集在一起导致他决定出家的，连当事人本人也无法细数这些复杂的综合因素。所以，李叔同提醒人们，不要去猜测他出家的原因，只要了解他出家时的心境即可：
有很多人猜测我出家的原因，而且争议颇多。我并不想去昭告天下，我为啥出家。因为每个人做事，有每个人的原则、兴趣、方式方法以及对事物的理解，这些本就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就是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所以干脆不说，慢慢他人就会淡忘的。至于我当时的心境，我想更多的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以教化自己和世人！
随着李叔同遁入佛门，曾经意气风发，诗酒酬唱的“天涯五友”也就风消云散了。
李叔同出家前很喜欢《人谱》这部书。这部书强调，做人，品格最重要;告诫人们要随时随地克己改过，严守规矩。正是在这部书的引导下，李叔同萌发出家为僧念头后，就决定，一旦归入佛门，只修戒律严格的净土宗。出家前，李叔同给自己留学就读的东京美术学校图书馆写的信中，提及此点：
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虎跑寺）为沙弥。寺为临济宗，但不慧所修者为净土。以末法众生障重，非专一念佛，恐难有所成就也。
出家后的李叔同苦修律宗，这与《人谱》的熏陶密切相关。无论是《人谱》还是律宗，都要求严守戒律，做人做事，不容丝毫马虎。
（选自《不宠无惊过一生—— 李叔同与丰子恺》/魏邦良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