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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一民（1918—1999），江西泰和人，1929年参加革命。西柏坡时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秘书兼周恩来机要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副主任、行政司副司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中央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里，有一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白占基馆长与康一民的两次谈话记录，里面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是了解当年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机要室工作和现今西柏坡纪念馆筹建发展的宝贵资料。
1979年7月21日，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白占基在北京中南海见到了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康一民。因为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共过事，所以很熟悉。在听了白占基关于近些年西柏坡人民生产生活、纪念馆建设、展览陈列、文物资料和国内外观众等情况后，勾起了康一民对西柏坡岁月的回忆。
康一民讲道，他是1947年撤离延安前离开周恩来的，根据组织安排到山东聊城搞土改，任地委书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1948年5月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时，他又回到周恩来身边工作，仍任机要秘书，所在的部门是中央机要室。这是战争年代党中央的一个临时秘书班子，地点设在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住房门前，是坐西朝东的一排平房。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兼任中央机要室的负责人，他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和一间住房，其他北头几间是机要秘书集中办公的地方，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秘书的办公地点，那儿也是值班室。机要室的值班室是两间平房，室内陈设很简单：一张长条大桌子、八九个椅子，北边有一个三屉桌，桌上有一部高架电话机，为了保密，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排房子是中央工委为迎接党中央到西柏坡新盖的土坯房。令康一民印象深刻的是，土坯房的墙上有缝隙，因为有一次，他手挨着土坯墙时，被缝隙里的大蝎子蜇了一下，特别痛。
叶子龙不参加值班，他的助手徐业夫参加值班。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任弼时的机要秘书王化武，另外还有赖奎、孙岳等同志都参加值班。李智盛写得一手好字，负责抄写、刻写工作。值班室一天24小时不断人，在三大战役最紧张时，大家日夜都在加班工作。
当时，中央机要室是个上传下达的单位，中央五位书记起草的电报、文章，都要经过值班室抄写，然后分发各地区、各单位;各地中央局、分局、党委、各军区、野战军来的电报、文件，也都要经过机要室再分送给五位书记。这一时期，关于作战电报方面的文件偏多，处理军事电报分几种：一种是起草好，传阅后，再发;一种是紧急情况下，起草后即发，留底稿再传阅;一种是急电待复的，一边送给主管书记待复电，一边迅速传阅，然后分发出去。
根据康一民等人的回忆复原的西柏坡时期的中央机要室
中央机要室日常工作中，军事方面主要是服务毛泽东与周恩来。工作人员天天无数次往返于毛、周住处送电报和取电文。军事变化情况在电报上已有说明，中央军委作战室要按照电报稿进行标图、制图、统计等，解决技术性的问题。
当时，西柏坡还有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地点就设在大院靠西边杨尚昆办公室里。周恩来每周去开一次会，参会的有杨尚昆、李维汉、杨立三、薛暮桥、李涛等。只要周恩来出席，他也会跟着去。朱德有时也去，主要是解决支援前线的粮食、武器、弹药、钞票等问题及政策性问题。另外，朱德经常到军委作战室，参加研究一些军事上的重要问题。
在西柏坡，总的来说，整个军事战局中的具体问题，多是周恩来起草，然后送毛、刘、朱、任传阅。刘少奇当时主抓土改、整党、工青妇等方面的工作，也非常忙。
讲完中央机要室的情况后，康一民特别谈到西柏坡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西柏坡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是决定中国命运之地，是国共两党决定胜负之地，是夺取全国胜利之地，理所应当要很好地搞一下，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及各方面的一系列文件、档案资料，西柏坡纪念馆都要去看看。搞好纪念馆的陈设，对于革命史研究和革命传统教育都有很大益处。
当时西柏坡纪念馆在初步建设阶段，资料非常匮乏。康一民知道后，马上说有关西柏坡时期的文件资料已移交中央档案馆，曾三是馆长，裴桐负责馆内的具体工作，他俩也都在西柏坡工作过，可以去找找。并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只要他能办到的，一定帮助办理。
白占基馆长一听，连声说：“好好好，现在就遇到一个困难。前几天刚从王光美同志那儿征集到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时用过的一个文件箱，需要从木樨地往中直招待所拉一下，以便运回西柏坡。”康一民马上说，用车这事好办，随即帮忙协调。
白占基又征询了中央军委作战室挂牌子的问题。康一民建议找一下当事人，他推荐找当时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和负责作战室绘图的刘长明，还有参谋江右书等同志，说这些情况他们最有发言权。
1984年6月16日，白占基馆长带着几个欲请示的问题，再次来到康一民办公室。此时，康一民已经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白占基馆长提出，纪念馆想落实周恩来总理对西柏坡的一个批语，并依此建设一个纪念亭。
西柏坡时期的周恩来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20世纪70年代，在修建襄渝铁路梨菜段（沙坪坝梨树湾到渝中区菜园坝）时，按照设计方案需要经过重庆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就此问题，国家铁路局请示党中央，是拆是留如何解决时，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关于梨菜铁路通过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平山修水库时要淹西柏坡，中央马上就批准了。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個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关于周恩来的这段批语，西柏坡人只是听说过，却一直没有拿到手写稿，所以白占基代表纪念馆请求康一民帮助寻找，表示想建一个碑亭，作为纪念。 康一民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让中央档案馆、文化部、文物局找此批文。经查，批文原件由国家文物局保存。后经中办秘书局复印了三张给西柏坡纪念馆，并让白占基看了原文。康一民看到周恩来的批语后说：用此段批语建碑亭倒可以，那准备建在什么地方？白占基说计划建在柏坡岭上。康一民表示同意，并询问资金情况。白占基回答等拿上批语之后以纪念馆的名义正式向地委、省委、文物局打报告，待批准之后再建。康一民点头说：必须待中央批准之后拨了钱再动工，要按程序办理。
周恩来对西柏坡的评语
交谈中白占基提出想请杨尚昆为中央军委作战室题字，康一民马上问：“现在纪念馆馆名用的是谁的题字？”白占基答道：“先是华国锋题的，后来请河北石家庄书法家陶然题写的。现想请中央领导同志给题个馆标，名称就是‘西柏坡纪念馆’。”康一民这时掰着手指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都已故去了，现在只有邓小平同志写较合适，就请他写吧！现在中央对领导人题字控制较严，必须经批准，我们就负责管理此事，你请杨尚昆同志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吧，他那时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请邓小平同志写馆标问题也不大，我们秘书局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请示汇报一下，你们按程序报告。”
接下来谈到了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时的名称、五位书记的化名及各组织人员等问题。康一民说，党中央、毛主席到达西柏坡时是战争时期，为了保密用化名，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刘少奇化名胡服，也称刘校长，朱德化名朱校董，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以上称号，无文字依据，但执行得较好。中共中央机关名称仍叫劳动大学，简称“劳大”，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进入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不用。
当谈到米高扬来西柏坡的情况时，康一民说他记得准确的时间——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那时，康一民的孩子因重病住在朱豪村的中央医院，他到石家庄找药，药没拿回来孩子就病逝了，后来用那药救活了好几个孩子的命，因此那段时间的事情他记得比较清楚。
邓小平为西柏坡纪念馆题写的馆名
接着，白占基又谈到，中央在西柏坡除七届二中全会外还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即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49年的一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很重要，可是多年过去了，西柏坡纪念馆连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都说不上来，对前来参观的国内外观众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康一民听后就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白占基说自己曾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提出想看这方面的档案，可因为中央有规定，未经有关部门公开的资料，档案馆不予提阅。康一民给时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打了个电话，讲明理由，他在电话里说：目的是为了保密，保密已保了30多年了，这个可以公开了。按规定走完程序后，让西柏坡的同志看看吧！
挂了电话后，康一民转过身对白占基说，中央对档案材料的管理是很严格的，要按规定办，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可以查阅。并表示，档案很珍贵，过去很多历史材料都烧了，撤离延安时烧，转战途中烧，到西柏坡了才建起制度，但那时也烧了不少，如在傅作义想偷袭石家庄那次的撤离中就又烧了一部分。
康一民回忆过去，长嘘了一声，继而又亲切地说：老白，你那里的陈设，应该突出中央工作委员会与党中央在这一段时期的主要事迹，不要什么都陈设，因那段時间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不是某一个人。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办好，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一谈半天过去了，工作人员提醒说：康主任工作很忙，是否今天就谈到这里？康一民却说：老同志到一起了，多谈谈吧！接着又向白占基询问了一些县里的生产生活情况。不觉天色已晚，工作人员提议：时间不早了，去参观一下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这样对办馆有好处。这时，康一民才起身说：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去档案馆看资料的时间、车由你安排。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给司机打电话，如遇到困难就找我，欢迎你再来！康一民亲自送白占基出门，结束了第二次谈话。
康一民的两次谈话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柏坡纪念馆的资料征集和发展至关重要，为今天研究西柏坡历史，宣讲西柏坡精神，讲好西柏坡故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责任编辑 叶松）
作者：史进平，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王芳，西柏坡纪念馆文博馆员
西柏坡时期的中央机要室
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里，有一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白占基馆长与康一民的两次谈话记录，里面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这是了解当年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机要室工作和现今西柏坡纪念馆筹建发展的宝贵资料。
1979年7月21日，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白占基在北京中南海见到了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康一民。因为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共过事，所以很熟悉。在听了白占基关于近些年西柏坡人民生产生活、纪念馆建设、展览陈列、文物资料和国内外观众等情况后，勾起了康一民对西柏坡岁月的回忆。
康一民讲道，他是1947年撤离延安前离开周恩来的，根据组织安排到山东聊城搞土改，任地委书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1948年5月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时，他又回到周恩来身边工作，仍任机要秘书，所在的部门是中央机要室。这是战争年代党中央的一个临时秘书班子，地点设在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住房门前，是坐西朝东的一排平房。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兼任中央机要室的负责人，他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和一间住房，其他北头几间是机要秘书集中办公的地方，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秘书的办公地点，那儿也是值班室。机要室的值班室是两间平房，室内陈设很简单：一张长条大桌子、八九个椅子，北边有一个三屉桌，桌上有一部高架电话机，为了保密，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排房子是中央工委为迎接党中央到西柏坡新盖的土坯房。令康一民印象深刻的是，土坯房的墙上有缝隙，因为有一次，他手挨着土坯墙时，被缝隙里的大蝎子蜇了一下，特别痛。
叶子龙不参加值班，他的助手徐业夫参加值班。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朱德的机要秘书潘开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任弼时的机要秘书王化武，另外还有赖奎、孙岳等同志都参加值班。李智盛写得一手好字，负责抄写、刻写工作。值班室一天24小时不断人，在三大战役最紧张时，大家日夜都在加班工作。
当时，中央机要室是个上传下达的单位，中央五位书记起草的电报、文章，都要经过值班室抄写，然后分发各地区、各单位;各地中央局、分局、党委、各军区、野战军来的电报、文件，也都要经过机要室再分送给五位书记。这一时期，关于作战电报方面的文件偏多，处理军事电报分几种：一种是起草好，传阅后，再发;一种是紧急情况下，起草后即发，留底稿再传阅;一种是急电待复的，一边送给主管书记待复电，一边迅速传阅，然后分发出去。
中央机要室日常工作中，军事方面主要是服务毛泽东与周恩来。工作人员天天无数次往返于毛、周住处送电报和取电文。军事变化情况在电报上已有说明，中央军委作战室要按照电报稿进行标图、制图、统计等，解决技术性的问题。
当时，西柏坡还有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地点就设在大院靠西边杨尚昆办公室里。周恩来每周去开一次会，参会的有杨尚昆、李维汉、杨立三、薛暮桥、李涛等。只要周恩来出席，他也会跟着去。朱德有时也去，主要是解决支援前线的粮食、武器、弹药、钞票等问题及政策性问题。另外，朱德经常到军委作战室，参加研究一些军事上的重要问题。
在西柏坡，总的来说，整个军事战局中的具体问题，多是周恩来起草，然后送毛、刘、朱、任传阅。刘少奇当时主抓土改、整党、工青妇等方面的工作，也非常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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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柏坡纪念馆在初步建设阶段，资料非常匮乏。康一民知道后，马上说有关西柏坡时期的文件资料已移交中央档案馆，曾三是馆长，裴桐负责馆内的具体工作，他俩也都在西柏坡工作过，可以去找找。并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只要他能办到的，一定帮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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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20世纪70年代，在修建襄渝铁路梨菜段（沙坪坝梨树湾到渝中区菜园坝）时，按照设计方案需要经过重庆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就此问题，国家铁路局请示党中央，是拆是留如何解决时，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关于梨菜铁路通过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平山修水库时要淹西柏坡，中央马上就批准了。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個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关于周恩来的这段批语，西柏坡人只是听说过，却一直没有拿到手写稿，所以白占基代表纪念馆请求康一民帮助寻找，表示想建一个碑亭，作为纪念。 康一民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让中央档案馆、文化部、文物局找此批文。经查，批文原件由国家文物局保存。后经中办秘书局复印了三张给西柏坡纪念馆，并让白占基看了原文。康一民看到周恩来的批语后说：用此段批语建碑亭倒可以，那准备建在什么地方？白占基说计划建在柏坡岭上。康一民表示同意，并询问资金情况。白占基回答等拿上批语之后以纪念馆的名义正式向地委、省委、文物局打报告，待批准之后再建。康一民点头说：必须待中央批准之后拨了钱再动工，要按程序办理。
交谈中白占基提出想请杨尚昆为中央军委作战室题字，康一民马上问：“现在纪念馆馆名用的是谁的题字？”白占基答道：“先是华国锋题的，后来请河北石家庄书法家陶然题写的。现想请中央领导同志给题个馆标，名称就是‘西柏坡纪念馆’。”康一民这时掰着手指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都已故去了，现在只有邓小平同志写较合适，就请他写吧！现在中央对领导人题字控制较严，必须经批准，我们就负责管理此事，你请杨尚昆同志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吧，他那时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请邓小平同志写馆标问题也不大，我们秘书局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请示汇报一下，你们按程序报告。”
接下来谈到了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时的名称、五位书记的化名及各组织人员等问题。康一民说，党中央、毛主席到达西柏坡时是战争时期，为了保密用化名，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刘少奇化名胡服，也称刘校长，朱德化名朱校董，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以上称号，无文字依据，但执行得较好。中共中央机关名称仍叫劳动大学，简称“劳大”，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进入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不用。
当谈到米高扬来西柏坡的情况时，康一民说他记得准确的时间——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那时，康一民的孩子因重病住在朱豪村的中央医院，他到石家庄找药，药没拿回来孩子就病逝了，后来用那药救活了好几个孩子的命，因此那段时间的事情他记得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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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一民听后就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白占基说自己曾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提出想看这方面的档案，可因为中央有规定，未经有关部门公开的资料，档案馆不予提阅。康一民给时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打了个电话，讲明理由，他在电话里说：目的是为了保密，保密已保了30多年了，这个可以公开了。按规定走完程序后，让西柏坡的同志看看吧！
挂了电话后，康一民转过身对白占基说，中央对档案材料的管理是很严格的，要按规定办，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可以查阅。并表示，档案很珍贵，过去很多历史材料都烧了，撤离延安时烧，转战途中烧，到西柏坡了才建起制度，但那时也烧了不少，如在傅作义想偷袭石家庄那次的撤离中就又烧了一部分。
康一民回忆过去，长嘘了一声，继而又亲切地说：老白，你那里的陈设，应该突出中央工作委员会与党中央在这一段时期的主要事迹，不要什么都陈设，因那段時间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不是某一个人。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办好，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一谈半天过去了，工作人员提醒说：康主任工作很忙，是否今天就谈到这里？康一民却说：老同志到一起了，多谈谈吧！接着又向白占基询问了一些县里的生产生活情况。不觉天色已晚，工作人员提议：时间不早了，去参观一下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这样对办馆有好处。这时，康一民才起身说：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去档案馆看资料的时间、车由你安排。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给司机打电话，如遇到困难就找我，欢迎你再来！康一民亲自送白占基出门，结束了第二次谈话。
康一民的两次谈话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柏坡纪念馆的资料征集和发展至关重要，为今天研究西柏坡历史，宣讲西柏坡精神，讲好西柏坡故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责任编辑 叶松）
作者：史进平，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王芳，西柏坡纪念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