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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青年写作中，同质化现象十分明显，无论是资源的获取、主题的选择、故事的大纲，还是情节的构筑、任务的塑造，以及最后文字的呈现，都有此倾向，进而导致文本的千篇一律，棱角尽失，并没有展示出青年写作的个性与锋芒。尤其是，悬挂在青年作家头上的还有一把称作“影响的焦虑”的利剑，在写作中无法不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比如在当下的青年写作中，对失败者形象极为热衷。这其实也是青年作家们无法逃避“影响的焦虑”的表现。因为文学史上有大量的经典作品是刻画失败者的，而且还有成熟的作家呼吁过“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于是青年写作者将此奉为圭臬，进行全方位模仿。诚然，历代作家对失败者形象都有不少的刻画，而且不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青年写作中大都以失败形象为追求的时候，却明显与未经世事的年纪不符，有明显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而且不少书写显得有些重复单调，几乎缺少基本的文学价值了，特别是将一大批文本放在一起阅读的时候，感觉会更加强烈。生活阅历的不足、创作经验的匮乏与创作的急切心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中外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品塑造的都是失败者形象，中国也有悲情文学的传统。失败者容易成为文学经典形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同情弱者、歌颂失败英雄;此外，失败者形象之所以普遍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这些人能够获得普遍的怜悯，引起关注和疗救;还有一部分失败者的失败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而正是作家构建的理想人格。从文学性的角度而言，失败人物的塑造更具人性深度和审美价值。作家书写什么样的形象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下青年作家们的书写有一种为失败而失败的书写趋向。
青年写作有延续，更应该有突破。整体而言，青年写作正在一步步成熟，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度描摹成为一大标志。不少青年作家开始转型，譬如张悦然的作品开始涉足历史、计划生育等宏大主题。安妮宝贝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庆山，进行纯文学写作。郑小驴也曾多次在媒体采访中提到，希望我们的文学能秉持艺术的良知，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深入社会的肌理，用笔如实记录一些当前发生的现状;增加对现实的理解，使文化的土壤变得丰富多元，收获更多的可能性。春树、安妮宝贝、蔡俊、笛安、郑小驴、张悦然、颜歌、周嘉宁、任晓雯等作家开始转型蜕变，不少转型后的新作品表明，文学仍然能对生活发出自己的警示，已经是善莫大焉。不过，虽然青年作家开始逐渐转型，但是并没有预期的效果，重复现象依然很明显，比如反映在文本中失败书写还是司空见惯的，最终呈现出来的仍旧是同质化的文本。
青年作家们从书写青春伤感主题开始，到现在一直弥漫着感伤主义。失败书写成为当下文学书写的常态，而青年作家又更为热衷，失败成了生活的常态。失败成为人生的底色，也成为文学书写的主色调。韩寒的《长安乱》塑造的是失败的武侠少年形象;颜歌的《五月女王》，作者自诩为“最为漫长、悲伤、苦痛的抒情”;绿妖的《北京小兽》书写北漂的生活，写的是一座“太疼”的城市;郑小驴的《去洞庭的途中》，感伤主义弥漫全篇，通篇读罢，失败的人生成为叙述的主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周嘉宁的《密林中》，阳阳“总是被失败者吸引”。蔡俊的《无尽之夏》仍然在延续“萌芽系”的写法，将一个荒岛求生历险的青春故事用“后青春”的笔法描写出来，小说明显将1997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标识出来，历史魅影在小说中不断闪现，故事的内核仍旧没有超出青春叙事的范畴。春树的《乳牙》则描写了一种常见的中年情感危机，由青年成长为中年，但是生活还是失败的。笛安的《景恒街》通过一款手机应用在资本运作下的兴衰史来写一群都市白领与创业者的拼搏史，但是最后，无论是情感还是事业，都以失败收场。
到了更为年轻、生存境遇也更好的90后这里，失败者形象书写反而越发加剧，且有常态化的迹象。郑再欢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失败者，《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从书名就可看出端倪。李唐的《我们终将被遗忘》所书写的故事也几乎都是苦难而失败的生活，爱情不顺、工作不顺、家庭不幸，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夸大书写，充满着厌世、消极、无所适从的态度。再放眼到目前整个的90后书写，都有此倾向。除了故事的重复，作品的主题重复度也很高。作家普遍贩卖苦难，文学创作成为“痛苦比赛”，无边的痛苦是近十年文学理想叙述着意塑造和传达的情绪。比如说王棘的《驾鹤》讲述韩老三的悲惨命运，主要是儿女不孝，反映的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后半部分却文风突转，让韩老三陷入迷狂，进入奇幻叙事。何向的《预告南方有雨》讲述的是子辈与父辈的代际冲突。庞羽的《一只胳膊的拳击》书写了祁茂成与祁露露两代人的生活境况，对父亲祁茂成失败的人生描写用了大量的篇幅，而这不过是祁露露童年阴影的一种主观投射。尤其是父辈中的“曼江赫本”以“曼江五毛钱”的身份出现时，作者完全将对父辈的反抗或者对上一代人生活的否定表达出来。也许是一句传闻，或者是偶然事件，成为小说的全部。而且这些情节段落几乎是其他文本中司空见惯的描写，这是一种再度的移植、模仿与沿袭。国生的《温室效应》中，生意失败的母亲将儿子当作生意来经营，楚斌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中，导致畸形恋情（同性恋、姐弟恋、形婚）与父母感情不和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重木的《无人之地》主要讲述的就是主人公和母亲的冲突。范墩子的《我从未见过麻雀》书写的也是家庭暴力与父辈冲突。
近几年来，更为年轻一代的90后作家纷纷推出长篇小说，阅读下来会发现这些作品无论是文学经验还是生活经验都明显不足，不少作品建立在失真的想象之上而非现实经验的累积。杨好的《黑色小说》从很多细节来看都与一般的青年写作无异，比如M的作家理想与父母让其学医的冲突，W的跳海，M与W情感故事等，特别是失败的人生经历这一主题彰显，只不过作者将故事的背景移到域外而已。至于小说的技法，更是司空见惯的笔法，元小说笔法、打乱线性时间的叙述、影像化的文风等，都与作家常年浸润的文学资源有关。
总的来看，这些青年作家们将生活的苦难放大并反复书写，缺少必要的提炼，失败成了生活的主色调。很多成熟作家也寫苦难，写悲剧，但在他们那里失败感里仍生成着苍凉诗意，无路的苦楚中残留着的人性光泽和生活的希望，照亮了灰暗之途。而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作家的苦难书写却少了那样一种东西在里面，就显得弄巧成拙，尤其是一窝蜂去书写的时候，明显有了“强说愁”的嫌疑。在悲剧情怀之下，人生除了虚无无路可退。 很多主题的小说中失败书写都十分常见。比如青年作家们的底层书写也有一种为失败而失败的现象，在底层书写中过分聚焦黑暗与苦难的书写，农民进城这一题材反复书写的都是进城失败，无法真正融进城市，诚然这一点是现实的，但是城乡融合并不是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黑暗，青年写作却惯用黑暗书写，陷入失败极端化叙事的陷阱，将这种无法进城的主题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很多青年作家在书写底层苦难的时候喜欢用戏谑的笔法，将悲剧色彩淡化。由于作者们对苦难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体悟，会造成感知的片面化，书写苦难反而掩盖了苦难本身，无法达到以笑写泪的目的。无法感同身受，就会导致情感的苍白，情感的消失在这些青年作家们的失败写作中也十分明显，一切细节都令人心惊，又都令人麻木。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郑再欢的很多小说就有此迹象。王占黑的《街道江湖》所写的都是一些底层的形象，但是采用的是一种反讽的策略，将其奉为英雄，实际上是一种反英雄的英雄叙事，笔法有一种无奈，也有一些调侃的成分。底层书写成为为失败而失败的书写，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失败盖过了底层书写的话，就显得转移视线了。再比如底层书写过分放大苦难，除了会泯灭人们内心对生活的希望，还会让苦难变得廉价而司空见惯，不再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了。又比如两性关系尤其是性爱这一问题，在青年作家们那里很多是属于臆想的范畴，作者笔下的性爱或者说是性爱观是极为畸形的，不乏以偏概全甚至扭曲的书写。
正是这些各式题材的同质化书写，让青年写作陷入失败叙事的泥沼，必然陷入另一种意义的同质化和蹭热点。青年作家们入世较浅，涉世未深，对生活缺少直接的体验与把握，生活经验的匮乏导致文学经验的匮乏，很多经验来自转述，来自大量的外界知识，如传闻、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国内作家的创作，甚至是其他的文学作品。这种互文书写在庞羽的作品中十分明显，歌词、诗经、现代诗歌等现成的文学资源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重重阅读经验加诸其身，语言与技巧的游戏套路谙熟于心，一出手俱已“成熟”，但并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特性，给人的几乎都是似曾相识的感觉。由于青年作家们因为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的缺乏，不得不采取间接获取经验的方式。当下处于信息社会，获取间接经验十分便利，前辈们的创作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很容易被收进自己的文本，对失败者形象的追逐正是源于前辈们留下了太多经典形象无法绕开，成为写作的参考，进而形成迷恋失败者形象的写作套路，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同质化的书写。但是，或许作家的信息渠道畅通了，读者和批评家也是一样的，长久的间接经验移植必然会造成阅读的审美疲劳。
文学书写具有超越性，那些失败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得失论。大部分失败者形象是作家们将自己的理想人格投射到人物身上而打造的形象，这些失败者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而在作家那里是成功的，是自己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理想化的人格形象，从而进入经典的行列。再或者是透过失败者的塑造而深度介入现实，引起关注和疗救。而不少青年作家们对失败的理解却比较局限，普遍模仿失败形象塑造的皮毛，而未深入内里，无法洞穿失败书写背后的真正缘由。
作家都是从青年起步的，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青年写作有不同的表现。由于当前条件的优越，很多的青年作家更容易崭露头角，写作还能换取丰厚的回报，比如高稿酬、影视改编权的出售、畅销书的可能等，使得现在的青年写作功利性更为明显，容易成功的题材书写就必然会集中，失败书写一度能吸引眼球，自然会反复书写。同时，当前文学书写中，长篇的焦虑影响着每一位作家，当青年作家们急于获得文坛的认可时，便期望用长篇说话，每个人都怀此心态，这样的心态下，很多作品显得过于粗糙，缺少长篇应具有的气度，经验的匮乏与急切的心态合力导致了文本的同质化结果。
当然，青年写作失败者形象的迷恋与他们自己秉持的价值观也密切相关，特别是反抗父辈灌输的关于成功的定义，换句话说，通过文字来反抗既有的价值观，于是乎“鲁蛇主义”“丧文化”盛行，青年们笔下的失败书写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追求，并不是他们所定义的失败，但是成功、失败的界定权还是掌握在父辈手中。因此他们的写作还是被定义为失败者之歌。青年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需要合理引导。青年写作过快的步伐会在短期内消耗尽文学养分，导致后续无力。无论是哪一种题材的热衷和跟风，说到底都是经验匮乏而又急功近利所致，失败者迷恋也是同质化书写的一个表征。很多青年作家秉持着为同龄人写作的观念，为了迎合年轻的读者，格局就会始终停留在某一階段，而艺术需要公信度和公赏力，特别是长篇小说，更应当反映一种社会的“总体性”，“当下小说外在的繁盛掩盖着内在的衰弱，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疏离了自身的基本特性，淡化了对社会人生的全面深入的表现”。由此来看，借着为同龄人写作的旗号而进行同质化书写是站不住脚的。
本来青春写作给文坛带来新的可能性，既然存在中年写作、晚年风格，也必然存在青春书写和青年写作，只不过年轻一代的作家们需要认清现状，瞄准未来，才能在文学之路上越走越远。青年作家们为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年轻人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独特的想象力，值得鼓励，尤其是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阅读模式和书写方式，当论者们将19世纪小说和20世纪小说作为概念对举的时候，很明显也就意味着有面向21世纪的小说。青年作家们独特的想象与写作或许可看作21世纪文学的开端。尤其是结合他们所遭遇的电子时代、新媒体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整个文化进入一种年轻人指导老年人的后喻文化，年轻一代的生活经验与父辈有明显的不同，文学书写完全有可能开创新的天地。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的创作需要合理规避这些缺点与不足。一味地重复与同质化，会造成其畸形发展，这是必须要引起警惕并合理规避的。
中外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品塑造的都是失败者形象，中国也有悲情文学的传统。失败者容易成为文学经典形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同情弱者、歌颂失败英雄;此外，失败者形象之所以普遍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这些人能够获得普遍的怜悯，引起关注和疗救;还有一部分失败者的失败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而正是作家构建的理想人格。从文学性的角度而言，失败人物的塑造更具人性深度和审美价值。作家书写什么样的形象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下青年作家们的书写有一种为失败而失败的书写趋向。
青年写作有延续，更应该有突破。整体而言，青年写作正在一步步成熟，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度描摹成为一大标志。不少青年作家开始转型，譬如张悦然的作品开始涉足历史、计划生育等宏大主题。安妮宝贝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庆山，进行纯文学写作。郑小驴也曾多次在媒体采访中提到，希望我们的文学能秉持艺术的良知，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深入社会的肌理，用笔如实记录一些当前发生的现状;增加对现实的理解，使文化的土壤变得丰富多元，收获更多的可能性。春树、安妮宝贝、蔡俊、笛安、郑小驴、张悦然、颜歌、周嘉宁、任晓雯等作家开始转型蜕变，不少转型后的新作品表明，文学仍然能对生活发出自己的警示，已经是善莫大焉。不过，虽然青年作家开始逐渐转型，但是并没有预期的效果，重复现象依然很明显，比如反映在文本中失败书写还是司空见惯的，最终呈现出来的仍旧是同质化的文本。
青年作家们从书写青春伤感主题开始，到现在一直弥漫着感伤主义。失败书写成为当下文学书写的常态，而青年作家又更为热衷，失败成了生活的常态。失败成为人生的底色，也成为文学书写的主色调。韩寒的《长安乱》塑造的是失败的武侠少年形象;颜歌的《五月女王》，作者自诩为“最为漫长、悲伤、苦痛的抒情”;绿妖的《北京小兽》书写北漂的生活，写的是一座“太疼”的城市;郑小驴的《去洞庭的途中》，感伤主义弥漫全篇，通篇读罢，失败的人生成为叙述的主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周嘉宁的《密林中》，阳阳“总是被失败者吸引”。蔡俊的《无尽之夏》仍然在延续“萌芽系”的写法，将一个荒岛求生历险的青春故事用“后青春”的笔法描写出来，小说明显将1997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标识出来，历史魅影在小说中不断闪现，故事的内核仍旧没有超出青春叙事的范畴。春树的《乳牙》则描写了一种常见的中年情感危机，由青年成长为中年，但是生活还是失败的。笛安的《景恒街》通过一款手机应用在资本运作下的兴衰史来写一群都市白领与创业者的拼搏史，但是最后，无论是情感还是事业，都以失败收场。
到了更为年轻、生存境遇也更好的90后这里，失败者形象书写反而越发加剧，且有常态化的迹象。郑再欢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失败者，《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从书名就可看出端倪。李唐的《我们终将被遗忘》所书写的故事也几乎都是苦难而失败的生活，爱情不顺、工作不顺、家庭不幸，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夸大书写，充满着厌世、消极、无所适从的态度。再放眼到目前整个的90后书写，都有此倾向。除了故事的重复，作品的主题重复度也很高。作家普遍贩卖苦难，文学创作成为“痛苦比赛”，无边的痛苦是近十年文学理想叙述着意塑造和传达的情绪。比如说王棘的《驾鹤》讲述韩老三的悲惨命运，主要是儿女不孝，反映的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后半部分却文风突转，让韩老三陷入迷狂，进入奇幻叙事。何向的《预告南方有雨》讲述的是子辈与父辈的代际冲突。庞羽的《一只胳膊的拳击》书写了祁茂成与祁露露两代人的生活境况，对父亲祁茂成失败的人生描写用了大量的篇幅，而这不过是祁露露童年阴影的一种主观投射。尤其是父辈中的“曼江赫本”以“曼江五毛钱”的身份出现时，作者完全将对父辈的反抗或者对上一代人生活的否定表达出来。也许是一句传闻，或者是偶然事件，成为小说的全部。而且这些情节段落几乎是其他文本中司空见惯的描写，这是一种再度的移植、模仿与沿袭。国生的《温室效应》中，生意失败的母亲将儿子当作生意来经营，楚斌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中，导致畸形恋情（同性恋、姐弟恋、形婚）与父母感情不和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重木的《无人之地》主要讲述的就是主人公和母亲的冲突。范墩子的《我从未见过麻雀》书写的也是家庭暴力与父辈冲突。
近几年来，更为年轻一代的90后作家纷纷推出长篇小说，阅读下来会发现这些作品无论是文学经验还是生活经验都明显不足，不少作品建立在失真的想象之上而非现实经验的累积。杨好的《黑色小说》从很多细节来看都与一般的青年写作无异，比如M的作家理想与父母让其学医的冲突，W的跳海，M与W情感故事等，特别是失败的人生经历这一主题彰显，只不过作者将故事的背景移到域外而已。至于小说的技法，更是司空见惯的笔法，元小说笔法、打乱线性时间的叙述、影像化的文风等，都与作家常年浸润的文学资源有关。
总的来看，这些青年作家们将生活的苦难放大并反复书写，缺少必要的提炼，失败成了生活的主色调。很多成熟作家也寫苦难，写悲剧，但在他们那里失败感里仍生成着苍凉诗意，无路的苦楚中残留着的人性光泽和生活的希望，照亮了灰暗之途。而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作家的苦难书写却少了那样一种东西在里面，就显得弄巧成拙，尤其是一窝蜂去书写的时候，明显有了“强说愁”的嫌疑。在悲剧情怀之下，人生除了虚无无路可退。 很多主题的小说中失败书写都十分常见。比如青年作家们的底层书写也有一种为失败而失败的现象，在底层书写中过分聚焦黑暗与苦难的书写，农民进城这一题材反复书写的都是进城失败，无法真正融进城市，诚然这一点是现实的，但是城乡融合并不是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黑暗，青年写作却惯用黑暗书写，陷入失败极端化叙事的陷阱，将这种无法进城的主题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很多青年作家在书写底层苦难的时候喜欢用戏谑的笔法，将悲剧色彩淡化。由于作者们对苦难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体悟，会造成感知的片面化，书写苦难反而掩盖了苦难本身，无法达到以笑写泪的目的。无法感同身受，就会导致情感的苍白，情感的消失在这些青年作家们的失败写作中也十分明显，一切细节都令人心惊，又都令人麻木。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郑再欢的很多小说就有此迹象。王占黑的《街道江湖》所写的都是一些底层的形象，但是采用的是一种反讽的策略，将其奉为英雄，实际上是一种反英雄的英雄叙事，笔法有一种无奈，也有一些调侃的成分。底层书写成为为失败而失败的书写，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失败盖过了底层书写的话，就显得转移视线了。再比如底层书写过分放大苦难，除了会泯灭人们内心对生活的希望，还会让苦难变得廉价而司空见惯，不再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了。又比如两性关系尤其是性爱这一问题，在青年作家们那里很多是属于臆想的范畴，作者笔下的性爱或者说是性爱观是极为畸形的，不乏以偏概全甚至扭曲的书写。
正是这些各式题材的同质化书写，让青年写作陷入失败叙事的泥沼，必然陷入另一种意义的同质化和蹭热点。青年作家们入世较浅，涉世未深，对生活缺少直接的体验与把握，生活经验的匮乏导致文学经验的匮乏，很多经验来自转述，来自大量的外界知识，如传闻、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国内作家的创作，甚至是其他的文学作品。这种互文书写在庞羽的作品中十分明显，歌词、诗经、现代诗歌等现成的文学资源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重重阅读经验加诸其身，语言与技巧的游戏套路谙熟于心，一出手俱已“成熟”，但并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特性，给人的几乎都是似曾相识的感觉。由于青年作家们因为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的缺乏，不得不采取间接获取经验的方式。当下处于信息社会，获取间接经验十分便利，前辈们的创作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很容易被收进自己的文本，对失败者形象的追逐正是源于前辈们留下了太多经典形象无法绕开，成为写作的参考，进而形成迷恋失败者形象的写作套路，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同质化的书写。但是，或许作家的信息渠道畅通了，读者和批评家也是一样的，长久的间接经验移植必然会造成阅读的审美疲劳。
文学书写具有超越性，那些失败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得失论。大部分失败者形象是作家们将自己的理想人格投射到人物身上而打造的形象，这些失败者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而在作家那里是成功的，是自己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理想化的人格形象，从而进入经典的行列。再或者是透过失败者的塑造而深度介入现实，引起关注和疗救。而不少青年作家们对失败的理解却比较局限，普遍模仿失败形象塑造的皮毛，而未深入内里，无法洞穿失败书写背后的真正缘由。
作家都是从青年起步的，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青年写作有不同的表现。由于当前条件的优越，很多的青年作家更容易崭露头角，写作还能换取丰厚的回报，比如高稿酬、影视改编权的出售、畅销书的可能等，使得现在的青年写作功利性更为明显，容易成功的题材书写就必然会集中，失败书写一度能吸引眼球，自然会反复书写。同时，当前文学书写中，长篇的焦虑影响着每一位作家，当青年作家们急于获得文坛的认可时，便期望用长篇说话，每个人都怀此心态，这样的心态下，很多作品显得过于粗糙，缺少长篇应具有的气度，经验的匮乏与急切的心态合力导致了文本的同质化结果。
当然，青年写作失败者形象的迷恋与他们自己秉持的价值观也密切相关，特别是反抗父辈灌输的关于成功的定义，换句话说，通过文字来反抗既有的价值观，于是乎“鲁蛇主义”“丧文化”盛行，青年们笔下的失败书写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或者说追求，并不是他们所定义的失败，但是成功、失败的界定权还是掌握在父辈手中。因此他们的写作还是被定义为失败者之歌。青年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需要合理引导。青年写作过快的步伐会在短期内消耗尽文学养分，导致后续无力。无论是哪一种题材的热衷和跟风，说到底都是经验匮乏而又急功近利所致，失败者迷恋也是同质化书写的一个表征。很多青年作家秉持着为同龄人写作的观念，为了迎合年轻的读者，格局就会始终停留在某一階段，而艺术需要公信度和公赏力，特别是长篇小说，更应当反映一种社会的“总体性”，“当下小说外在的繁盛掩盖着内在的衰弱，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疏离了自身的基本特性，淡化了对社会人生的全面深入的表现”。由此来看，借着为同龄人写作的旗号而进行同质化书写是站不住脚的。
本来青春写作给文坛带来新的可能性，既然存在中年写作、晚年风格，也必然存在青春书写和青年写作，只不过年轻一代的作家们需要认清现状，瞄准未来，才能在文学之路上越走越远。青年作家们为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年轻人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独特的想象力，值得鼓励，尤其是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阅读模式和书写方式，当论者们将19世纪小说和20世纪小说作为概念对举的时候，很明显也就意味着有面向21世纪的小说。青年作家们独特的想象与写作或许可看作21世纪文学的开端。尤其是结合他们所遭遇的电子时代、新媒体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整个文化进入一种年轻人指导老年人的后喻文化，年轻一代的生活经验与父辈有明显的不同，文学书写完全有可能开创新的天地。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的创作需要合理规避这些缺点与不足。一味地重复与同质化，会造成其畸形发展，这是必须要引起警惕并合理规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