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涌泉,知名财经作家、旅行家,长期关注中国各地商人之生存状态及发展脉络,出版有《温州人生意经》、《温州商人》、《中国十大商帮探秘》、《新文化苦旅》等多部个人专著。
　　
　　日前,杨涌泉先生就榕商群体行为特征、历史贡献、未来的地位和影响等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我们看到全国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业实力相当雄厚,企业家人则很“低调”。从企业家行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形成这种群体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地域、传统还是其它现实层面的因素?
　　杨涌泉:榕商虽然同属于闽商,但又有别于其他闽商。榕商根植八闽首府,受千年闽都文化的涵养,其襟怀、理念、气质和精神都独具特色。相对北方人的豪爽大方而言,福州人比较内敛,不是很喜欢和陌生人搭话,容易给人不热情的感觉。但时间久了就会发觉福州人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过去,只要一说到福州人,便很自然地与“三把刀”联系在一起。这“三把刀”说的是福州人最擅长厨师、成衣师和理发师这三种职业。“三把刀”适应性强,易于谋生,这或许是福州人敢于闯天下的勇气所在。但与江浙人或闽南人相比,福州人做大买卖的不多,大商号、大商人更是凤毛麟角。这应当是源于福州人明哲保身、不愿冒风险而又过分算计的性格特点。
　　中国商人:历史上的各大商帮如陕商、晋商、徽商等都留下来气势恢弘的会馆等标志性建筑,以福州商人为核心的闽商(历史上以中原移民过去的客家人为主),则把周易文化的精髓发挥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圆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楼。您是否了解这些建筑,你认为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体气质和行为方式有没有一些联系?
　　杨涌泉:在我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闽商的中坚不是福州商人,而是闽南商人。一提到闽商,许多学者往往只讲沿海一带的商人,而对闽西的客家商人,要么忽略不记,要么缄口不谈,这是一种极端的偏见。其实除了沿海一带的海商外,福建西部山区还涌现了大批的商人,活跃于海内外商界,成为明清时期福建商帮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凭借客家人刻苦耐劳的奋斗精神,闯荡商界,为推动闽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名震中外的客家土楼很多是在清代中期建成的,这正是闽西商人最辉煌的时期,才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家族建立这样的大型建筑。闽西土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闽西商人成功的标志。
　　中国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温州商人到福州来寻找机会,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业家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的温州商人依然是从事轻工业制造和贸易为主,而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产业的投资、制造和贸易为主。您如何评价“温商”和“榕商”在产业选择上的这些特点?
　　杨涌泉: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商人开始进入福州,其中以温州人最多。有的口袋里仅仅揣了两三百元钱就到福州来闯荡,更多的温州人几乎是以厂家销售代表的身份进来的,所从事的行业基本上是小商品、轻工产品之类,这是温州人的强项。如今在福州台江做得最大的床上用品商,仍然是温州人。
　　相对于温州商人来说,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机器制造和贸易为主。福州的本土文化,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重商的文化,而是一种“官本位”文化,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大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的官邸,根本找不到一个商人住宅,单从它的名称“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就可以看出一斑。因此,在福州人的骨子里,“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始终挥之不去,他们对那些小商小贩根本不屑一顾。
　　当然了,走出福州本土的榕商就另当别论了。据不完全统计,福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人数超过100万人。百万“异地榕商”经营和销售的主要行业和产品分别是:福清人经营的房地产、加油站;长乐人经营的炼钢、轧钢业;平潭人经营的隧道工程、航运业;连江人经营的海产品加工销售、房地产业、电子网吧;罗源人经营的石板材、海产品和肉制品加工销售;永泰人经营的建筑业、李果加工销售;闽清人经营的陶瓷业;闽侯人经营的工艺品。可以说在全国所有省、市都有福州人打拼过的足迹。福州人在异地创造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福州本土。
　　中国商人:以前人们对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商帮组织多有批评。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乡缘、地缘、血缘关系在项目融资,商帮群体在跨区域产业扩张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效率,以及对复杂营商环境的应变能力。比如福州商人,无论国家是否放开民间信贷,他们的民间融资行为始终都很活跃,你认为这些特点属于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还是有它普遍意义上的道理?
　　杨涌泉:这绝非地域性群体性个案,而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国家银行贷不到款,怎么办?唯有向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不熟悉的谁会借给你呢?只有亲戚或者同乡是最有效的方式。常言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何谓商帮?商帮就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中国那么大,民族众多,风俗迥异,这种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商帮组织,不仅过去存在,当代存在,将来也一定会存在。
　　中国商人:虽然历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学初中毕业就出来闯世界。我们发现,不仅福州商人,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广东、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学没毕业,有的甚至都没上过什么学。而我们很多经济学、管理学毕业的专才却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标。对于这种个人创业、择业中的矛盾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杨涌泉:我认为经商与文化、文凭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纵观古今中外有所成就的企业家,许多人都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个问题得要好好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了。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无论是孩提时的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根本没有经济观念,而教材的内容,列举的大都是些政客和忠义侠胆之人,根本没有商人和企业家。不难想像,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前些年我就强烈建议,在中学课本里编入《货殖列传》等一些企业家的传记。
　　中国商人:欧美国家的强势群体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控制商业资源,中国的各地商帮和商业群体近年来与政府的联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你认为“官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杨涌泉:官商合作是社会学的课题。近代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早期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工商业者即官与商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工商业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官商合作干得好,老百姓受惠,就更加支持政府。如果合作失败,其结果不仅导致民营资本的巨大损失,也造成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顿挫。晚清时期中国的第一次官与商合作致力经济发展的失败历史,就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训。
　　另外,由于体制的不同,在欧美国家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国不一定有效。一百多年前,胡雪岩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论斤争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忽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得前功尽弃。人家的政府,处处帮商人说话,我们呢”?胡雪岩的话,很值得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