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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做的事做了，我也就安然了”，89岁高龄，他因开公开带领村民上访被网友誉为“最可爱的官员”。
“89岁退休高官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很多网站选择了这个题目，一夜之间，这位云南省原政协副主席因为“为民请命”而走红网络，有网友称他为“最可爱的官员”，虽然这样的“请命”对杨维骏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很快关于报道的电话接踵而来，他不得不一遍遍强调“我不是官员，我是一个平头老百姓”。
89岁老人网上开博
不是每个官员都愿意听杨维骏的意见。杨维骏笑道，有时候自己会遭遇“沉默的封锁”。“他们不给时间听我讲，那我只能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女儿给我在网络上开了博客，把我的观点发在博客上，和社会分享，也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讨论”。不会上网，杨维骏就把手写稿带到打印室去打印出来，然后让女儿传到博客上，当然，也有一些文章会遭到屏蔽。
了解社会，杨维骏有很多渠道。“报纸也看，但更多的时候我会跟经济界学者保持联系，通过政协的很多专家和各种渠道了解信息”。下午翻看完报纸，杨维骏经常会拨通电话与相关的学者就一些观点展开讨论，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去找政府委员们面谈。晚上则会“躲”在自己的小会客室看电视到12点以后，新闻节目自然是首选。
当然，89岁的老人不仅仅止于在书房里了解天下，具体到“扫一屋”的事情，他也要亲自过问参与。
老人居住的金牛小区的物业为了追求美观，规定把太阳能安装在楼顶上下凹的地方，住户有意见，杨维骏最先站了出来。他跟周围的住户联名跟相关部门讲道理，经过一年，终于得到应允，可以将太阳能安装在楼顶上。但一个新的规定又出来：必须统一安装某个厂家的太阳能。这时候，杨维骏又站出来反对，认为这个里面有利益的猫贰。最终，他和另外二十多家住户，选择了另外一个牌子的太阳能。
自小养成的扶弱情结
在小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杨维骏的两首诗，一首“自勉”一首“自恬”。其中一首写道“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另一首“人生百事如弹指，轻看逐流心自恬”。诗作是兄长杨维骞所赠。
会客室的正中则挂着父亲杨蓁写在一处碑文上的拓片，这位滇军名将对幼子杨维骏的一生影响深远，“我三岁的时候父亲遇刺身亡，他的故事都是后来母亲口述给我的，父亲生前治军严格，从不允许自己的士兵扰民，士兵都是自己种菜，农忙时还要帮老百姓收割”，幼年的杨维骏就在脑海中将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任何时候我都会对最底层最容易受气最弱势的群体抱以更多的同情”。
杨维骏说，“现在去下面转转，你会发现农民还是贫困的，但县委县政府盖起了漂亮的办公楼，这种‘风’让我很反感。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不能用牺牲市民和农民的利益来换取政府的政绩和财税收入”。
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杨维骏很早就参加到了社会民主运动中，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当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活动，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方方授意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回忆起这些，老人谦逊地说“只是一小点贡献”。
杨维骏说，他就是爱打抱不平，最关心最容易受欺负的那些人，“反正见到不平的事我就要管”。除了这次让他“走红”网络的事件，他还做过不少“打抱不平”的事。
在街上看到瘦弱的小伙被多名卖菜的妇女从自行车上拽下来猛打，杨维骏会上前劝阻，“不管有什么道理，都不能打人”，见到对方并不罢手，他跑到附近的治安岗亭去报警，并且坚持作证将事情处理完毕才离开。
“不能苛求马克思预见百年后的事”
1994年，杨维骏从省政协退休后，终于有时间到美国走一趟，顺便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儿子。
不习惯游山玩水的老人抱着调研美国的经济社会情况的目的而游，走了包括硅谷在内的很多地方，四个月下来，写了一篇十几页的《美国侧记》。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失业人数占三分之一，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慌了，说马克思的预言要在美国实现，预言美国要崩溃了，但后来没有崩溃。现在美国是白领工人占大多数，就是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老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家被无产阶级推翻进入共产主义社會?”
老人找到的答案是：“结果经过研究，我找到答案了。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参战，发展军工业，很多失业工人找到工作，就缓解了这个经济危机了。二战之后，美国独霸全球，产品可以销到世界各地，就没有过剩的问题了。最后就是美国发明了电脑等高科技，我专门去了解了美国的硅谷。电脑出来之后，信息和技术的垄断被打破，高新技术越来越占优势，美国就出现了白领阶级，就是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而不是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
杨维骏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仍然拿着“马恩”的书当成精神食粮。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杨维骏说他所用的工具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他想明白了马克思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他说“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能够预见到一百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在美国走了一遭之后，杨维骏还想明白了“为什么现在黑人可以当美国总统”。平日，除了思考这些终极话题，老人现在还在写自传，“现在已经写到1998年了”。假以时日，我们或许能够从老人的自传里，窥见云南甚至中国的另类近现代史，窥见百年来中国民主脚步的进程。
对话杨维骏——“信息社会不能只靠一个包青天”
记者：退休多年，您还坚持以这样一种民间的方式参政议政，在这次“带民上访”之前还有过哪些参政议政行为吗?
杨维骏：有人认为我不应该带着上访农民去政协大院，但国家的政策是希望我们离退休老干部充分发挥余热，我们有关心国家大事、了解百姓疾苦的权利，我现在的行为是在了解到百姓有困难时带着农民代表合法地去寻求解决，信访办的门是面向人民敞开的。
眼下，我们有很多事情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说”和“做”都违背了科学发展观，这是有害于百姓的，如果我看到了不反映，对不起云南人民。这方面我认为我在做自己分内的事。我举几个例子，2008年5月，刚刚到任昆明不久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就曾到我家中征询我对市委、市政府及他本人工作的意见。我当时就提出，希望安排时间，我邀约四位专家与仇书记一道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治理滇池，第二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第三如何转变昆明市政府职能。
2009年5月，在云南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情况通报 会上，要求与会老同志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提出意见，我就约了两位专家一起到呈贡新城实地考察，之后向省委、省政府和仇和书记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对呈贡新城建设规划以及《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中的若干重大决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呈贡新城建设上，我认为城市不能只有“城”而没有“市”，要有产业支撑，要有市场。
记者：城市设计规划关系到一座城市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的福祉，就现代政府的决策机制，您怎样看某一个决策的出台?
杨维骏：政府的一个决策要经过民主科学论证，才能保证行为适应科学发展观。并不是谁的官大权力大作的决定就符合科学发展观。云南省委曾出台一个科学民主决策的规定，凡是关系到全省人民群众切身重大利益的，都必须经过认真调研，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可行性研究不是领导召开会议，请几个专家就行了。一件决策涉及到政治、经济、生态、卫生、教育各方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包含各有关方面专家参加，讨论这个决策的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应采取什么步骤、需要什么方法，前期投入需要多少，将来的近远期效果是什么，有没有不良影响，需要如何预防。有一段时期我们甚至鼓励不可行性研究报告，让持反对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最后选择合适的方案。农耕社会有一个包青天就行了，但是在现代信息社会，这个就绝不可行啦。
云南的问题，“三农”不是简单的号召、投入资金、龙头产业就能带动起来的。云南农村问题千差万别，要深入到农村去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把田集中在种田能手，养殖业集中在养殖能手，这样生产力才能提高。
记者：您“带民上访”的举动惊动了万千网友，被大家誉为“最可爱的官员”，虽然您反对“官员”这个称呼，可是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力量推动您一直做这样的事情?
杨维駿：什么力量?我从小就养成了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同情穷人。当年在上海，我看见那些拉黄包车的，从心中同情他们。我从小就参加学生运动。租界里面，一方面是受洋人的气，一方面是流氓的势力，父亲遇害后，家仇国恨交织。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东西是长期的熏陶。
做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吃穿，人生百年终须一死。你这一辈子做了什么事情，老百姓养活你，你给老百姓回报了什么?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心中要安然。这样做人才有意义嘛。我来到世上走这么一趟，我才有价值。该说的话我没有说，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做，那就留有遗憾了。我觉得一个人活着要有价值，要对人民有贡献，才觉得来这世上一趟没有自来。我不求有什么大功，我只求尽我力所能及，我该说的话我说了，该做的事情我做了，也就安然了嘛。
“89岁退休高官开公车带领村民上访”，很多网站选择了这个题目，一夜之间，这位云南省原政协副主席因为“为民请命”而走红网络，有网友称他为“最可爱的官员”，虽然这样的“请命”对杨维骏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很快关于报道的电话接踵而来，他不得不一遍遍强调“我不是官员，我是一个平头老百姓”。
89岁老人网上开博
不是每个官员都愿意听杨维骏的意见。杨维骏笑道，有时候自己会遭遇“沉默的封锁”。“他们不给时间听我讲，那我只能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女儿给我在网络上开了博客，把我的观点发在博客上，和社会分享，也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讨论”。不会上网，杨维骏就把手写稿带到打印室去打印出来，然后让女儿传到博客上，当然，也有一些文章会遭到屏蔽。
了解社会，杨维骏有很多渠道。“报纸也看，但更多的时候我会跟经济界学者保持联系，通过政协的很多专家和各种渠道了解信息”。下午翻看完报纸，杨维骏经常会拨通电话与相关的学者就一些观点展开讨论，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去找政府委员们面谈。晚上则会“躲”在自己的小会客室看电视到12点以后，新闻节目自然是首选。
当然，89岁的老人不仅仅止于在书房里了解天下，具体到“扫一屋”的事情，他也要亲自过问参与。
老人居住的金牛小区的物业为了追求美观，规定把太阳能安装在楼顶上下凹的地方，住户有意见，杨维骏最先站了出来。他跟周围的住户联名跟相关部门讲道理，经过一年，终于得到应允，可以将太阳能安装在楼顶上。但一个新的规定又出来：必须统一安装某个厂家的太阳能。这时候，杨维骏又站出来反对，认为这个里面有利益的猫贰。最终，他和另外二十多家住户，选择了另外一个牌子的太阳能。
自小养成的扶弱情结
在小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杨维骏的两首诗，一首“自勉”一首“自恬”。其中一首写道“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另一首“人生百事如弹指，轻看逐流心自恬”。诗作是兄长杨维骞所赠。
会客室的正中则挂着父亲杨蓁写在一处碑文上的拓片，这位滇军名将对幼子杨维骏的一生影响深远，“我三岁的时候父亲遇刺身亡，他的故事都是后来母亲口述给我的，父亲生前治军严格，从不允许自己的士兵扰民，士兵都是自己种菜，农忙时还要帮老百姓收割”，幼年的杨维骏就在脑海中将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任何时候我都会对最底层最容易受气最弱势的群体抱以更多的同情”。
杨维骏说，“现在去下面转转，你会发现农民还是贫困的，但县委县政府盖起了漂亮的办公楼，这种‘风’让我很反感。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不能用牺牲市民和农民的利益来换取政府的政绩和财税收入”。
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杨维骏很早就参加到了社会民主运动中，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当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活动，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方方授意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回忆起这些，老人谦逊地说“只是一小点贡献”。
杨维骏说，他就是爱打抱不平，最关心最容易受欺负的那些人，“反正见到不平的事我就要管”。除了这次让他“走红”网络的事件，他还做过不少“打抱不平”的事。
在街上看到瘦弱的小伙被多名卖菜的妇女从自行车上拽下来猛打，杨维骏会上前劝阻，“不管有什么道理，都不能打人”，见到对方并不罢手，他跑到附近的治安岗亭去报警，并且坚持作证将事情处理完毕才离开。
“不能苛求马克思预见百年后的事”
1994年，杨维骏从省政协退休后，终于有时间到美国走一趟，顺便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儿子。
不习惯游山玩水的老人抱着调研美国的经济社会情况的目的而游，走了包括硅谷在内的很多地方，四个月下来，写了一篇十几页的《美国侧记》。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美国经济大萧条，失业人数占三分之一，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慌了，说马克思的预言要在美国实现，预言美国要崩溃了，但后来没有崩溃。现在美国是白领工人占大多数，就是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老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家被无产阶级推翻进入共产主义社會?”
老人找到的答案是：“结果经过研究，我找到答案了。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参战，发展军工业，很多失业工人找到工作，就缓解了这个经济危机了。二战之后，美国独霸全球，产品可以销到世界各地，就没有过剩的问题了。最后就是美国发明了电脑等高科技，我专门去了解了美国的硅谷。电脑出来之后，信息和技术的垄断被打破，高新技术越来越占优势，美国就出现了白领阶级，就是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而不是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
杨维骏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仍然拿着“马恩”的书当成精神食粮。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杨维骏说他所用的工具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他想明白了马克思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他说“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能够预见到一百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在美国走了一遭之后，杨维骏还想明白了“为什么现在黑人可以当美国总统”。平日，除了思考这些终极话题，老人现在还在写自传，“现在已经写到1998年了”。假以时日，我们或许能够从老人的自传里，窥见云南甚至中国的另类近现代史，窥见百年来中国民主脚步的进程。
对话杨维骏——“信息社会不能只靠一个包青天”
记者：退休多年，您还坚持以这样一种民间的方式参政议政，在这次“带民上访”之前还有过哪些参政议政行为吗?
杨维骏：有人认为我不应该带着上访农民去政协大院，但国家的政策是希望我们离退休老干部充分发挥余热，我们有关心国家大事、了解百姓疾苦的权利，我现在的行为是在了解到百姓有困难时带着农民代表合法地去寻求解决，信访办的门是面向人民敞开的。
眼下，我们有很多事情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说”和“做”都违背了科学发展观，这是有害于百姓的，如果我看到了不反映，对不起云南人民。这方面我认为我在做自己分内的事。我举几个例子，2008年5月，刚刚到任昆明不久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就曾到我家中征询我对市委、市政府及他本人工作的意见。我当时就提出，希望安排时间，我邀约四位专家与仇书记一道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治理滇池，第二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第三如何转变昆明市政府职能。
2009年5月，在云南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情况通报 会上，要求与会老同志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提出意见，我就约了两位专家一起到呈贡新城实地考察，之后向省委、省政府和仇和书记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对呈贡新城建设规划以及《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中的若干重大决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呈贡新城建设上，我认为城市不能只有“城”而没有“市”，要有产业支撑，要有市场。
记者：城市设计规划关系到一座城市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的福祉，就现代政府的决策机制，您怎样看某一个决策的出台?
杨维骏：政府的一个决策要经过民主科学论证，才能保证行为适应科学发展观。并不是谁的官大权力大作的决定就符合科学发展观。云南省委曾出台一个科学民主决策的规定，凡是关系到全省人民群众切身重大利益的，都必须经过认真调研，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可行性研究不是领导召开会议，请几个专家就行了。一件决策涉及到政治、经济、生态、卫生、教育各方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包含各有关方面专家参加，讨论这个决策的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应采取什么步骤、需要什么方法，前期投入需要多少，将来的近远期效果是什么，有没有不良影响，需要如何预防。有一段时期我们甚至鼓励不可行性研究报告，让持反对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最后选择合适的方案。农耕社会有一个包青天就行了，但是在现代信息社会，这个就绝不可行啦。
云南的问题，“三农”不是简单的号召、投入资金、龙头产业就能带动起来的。云南农村问题千差万别，要深入到农村去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把田集中在种田能手，养殖业集中在养殖能手，这样生产力才能提高。
记者：您“带民上访”的举动惊动了万千网友，被大家誉为“最可爱的官员”，虽然您反对“官员”这个称呼，可是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力量推动您一直做这样的事情?
杨维駿：什么力量?我从小就养成了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同情穷人。当年在上海，我看见那些拉黄包车的，从心中同情他们。我从小就参加学生运动。租界里面，一方面是受洋人的气，一方面是流氓的势力，父亲遇害后，家仇国恨交织。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东西是长期的熏陶。
做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吃穿，人生百年终须一死。你这一辈子做了什么事情，老百姓养活你，你给老百姓回报了什么?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心中要安然。这样做人才有意义嘛。我来到世上走这么一趟，我才有价值。该说的话我没有说，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做，那就留有遗憾了。我觉得一个人活着要有价值，要对人民有贡献，才觉得来这世上一趟没有自来。我不求有什么大功，我只求尽我力所能及，我该说的话我说了，该做的事情我做了，也就安然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