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竞争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倘若将时光扯回到20世纪70年代，竞争是稀罕事。正因为如此，当年作为下放知青的我，经历的一次竞争至今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那是1973年，我下放的大队小学需要增补一名耕读教师。当时农村学校的教师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种类型，国家、代课、耕读三个档次。档次不同，待遇不同。国家教师即为国家干部，工资按级别由国家发；代课教师没有级别，每月二十多元也由国家发，类似现在的聘用制；耕读教师本乡本土产生，报酬是大队的工分补贴和国家每月10元补助。虽仍是农民身份，但由“吃力”转为“吃智”，成为脑力劳动者，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比，劳动量轻，收入高，且脸面光鲜。能谋到这份工作，在当时自然成为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羡慕、向往的事情。
　　增补耕读教师的消息，是生产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后告诉我的。他说，会上大队书记要各个生产队推荐，10个生产队一下子提名三十多人，经过层层筛选，剩下两名，我是其中一个。又经过口头表决，六个生产队同意选我，只因另一个是学校校长的舅兄，与大队民兵营长是表兄弟，不好当场表态，大队书记宣布待党支部研究后再定。
　　看来我有希望了，可情况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的竞争对手是土生土长，在当地又是大姓，他父亲是土改时的老党员，大哥是兽医，二哥在部队是连长，三哥在中心粮站任会计，家庭实力位列当地人号称的“四大家族”第三位，沾亲带故的多，讲话硬朗得很。
　　一天吃过早饭，大队通知我到队部去。去了后，才知道是对我俩进行测试，由当时大队支委一班人、县驻大队“学大寨”宣传队的老汪以及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等进行测试。测试不要求动笔，内容是先背诵10条毛主席语录，后回答文体的写法。经过抓阄，竞争对手先背，我后背；他回答议论文的写法，我回答记叙文的写法。背语录要求后背的不能重复已背过的。这样，背诵时，他把诸如“要斗私批修”等简单的都背完了，轮到我，只能背长段的了。庆幸的是，我数次参加公社、大队组织的大批判小分队，常写大批判稿，对毛主席语录还是挺熟的。在背完10条语录后，我又多背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两首诗词，这明显是为了超过对方而作的一番炫耀。
　　测试后第二天，大队书记便通知我去学校报到。后来才知道，是“学大寨”宣传队的老汪在会上亮出鲜明态度：“你们本乡本土的扯不开面子，我从城里来的不怕”，为我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