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父亲在呼和浩特市制药厂设备科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经常要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工业发达的城市出差。父亲每次从外地回家，我们兄妹几个都要去接站。每每看到身体健壮的父亲所带的行李是下车人流中最多的，我们都十分自豪。
　　当时还没有带轮子的行李箱，车站也没有电梯，行李全凭手提肩扛，因此出门行李多是很受累的事。父亲的行李中有一部分是公家的东西。由于当时还没有快递，铁路托运时间长，厂里的制药设备的零配件坏了，父亲在外地采购后，对一些急用的配件，只要不是太大、太重，他都是随身背回来。
　　有一次，厂里制药片的压片机的一个较大的配件坏了，父亲硬是从上海把这个又大又重的配件背了回来。母亲埋怨说：“公家的东西晚两天就晚两天吧，这么重的铁家伙也往回背！”父亲说：“一台压片机一年的产值几十万呢，晚两天厂里得损失多少钱！”
　　父亲的行李中还有一部分是给朋友、同事捎的外地产品。那时物资匮乏，托父亲捎东西的人很多，特别是捎皮鞋的尤其多。皮鞋占地方，还怕压，非常不好带，但不管是谁让捎，父亲都热情答应，而且不要一分钱的报酬。我们接父亲时，看到他大包小包地给外人捎了那么多东西，就说：“行李这么重，以后别捎了。”这时他都认真地对我们说：“人家张一次嘴也不容易，哪能不捎？”
　　除了这两样，父亲的行李中，就是给我们兄妹买的东西，以衣服和食物为主。那时，我们兄妹的穿戴都是父亲从外地给买的。每次父亲出差回来，我们兄妹都能从父亲的行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衣物。
　　上世纪60年代末，为了节省，父母决定买一台缝纫机，由给我们买衣服，改为给我们做衣服。一次，父亲去上海出差时，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他硬是把这台由机身、机台、机头三部分组成，又大又沉的缝纫机从上海背回了呼和浩特。后来，母亲说：“家里添了这台缝纫机后，没少节省费用。”
　　大米也是父亲常背的东西。当时粮食定量供应，而且粗粮多，我们兄妹几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为了让我们兄妹吃饱吃好，父亲一有去南方出差的机会，就要托人买议价大米，然后自己往回背。去南方出差的机会不是太多，为了多背大米，父亲专门做了两个大帆布提包，用一块大白毛巾拴在一起，一次能背100斤大米。记得最多的一次，父亲从南方背回了120斤大米。每次看到父亲的肩膀和背部被压得又红又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时，我们兄妹都会心疼地对父亲说：“大米这么沉，以后不要再背了。”他每次都是乐呵呵地对我们说：“这算啥，这比以前在军工厂挑东西走山路轻快多了。”
　　1997年父亲得了重病，经过两次大手术，1998年因病情恶化再次住进医院。一天，我在医院陪护他时，看到原来身体健壮的父亲，现在身体每况愈下，心里很痛苦。父亲安慰我说：“别看我现在病了，我的手劲还很大，不信咱俩握一下试试。”当我握着父亲那双十分瘦弱的手，想到当年这双手一使劲就能轻松提起百斤重物时，泪水再也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