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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光緒年间，闻喜遭遇三年大旱，民生凋敝，民众流离失所，新进生员在岁科两试时，还要摊派公堂礼，杨深秀面对这一弊政，大声疾呼，要求改革，以里书银抵顶公堂礼免除新进生员的负担，经过努力争取，最终公堂礼得以免除，为此县民勒石立碑，以垂永远，彰显了杨深秀为民兴利的执政理念。
【关键词】杨深秀；碑刻；探析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3-181-03
【本文著录格式】宋国民.杨深秀撰《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探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3）：181-183.
山西闻喜县博物馆收藏的一通《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原立于闻喜县文庙牌楼右侧、县人民政府门前。青石质，碑首为正方体，上有四角翘檐覆盖，高79厘米，宽70厘米。碑身为正方体，高178厘米，宽62厘米。碑座为正方体莲花座，高40厘米，宽82厘米。石碑远观古朴肃穆，俗称“四面碑”。碑首正面以隶书书写“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其余三面绘有人物像。碑身四面刻字64行，每行字数不等长行居多，每行字数约58字，共3500余字，此碑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山西通志总局纂修官兼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杨深秀撰文并书丹；吏部候选直隶州州判潘梦凤题额；由时任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王尊五书跋；杨深秀、潘梦凤、王尊五及碑文中的李润之、赵翔凤、翟尔泉、王保昌、翟鸿飞、杨运升、刘仰生当时都是闻喜县在籍绅士。
一、碑文全文
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有一事焉，骤闻之利也，实核之而非利，是可行乎？有一事焉，骤闻之非利也，及身历之而利見、是可不行乎？且非利之利乃大利、行之，民或不能即知。行之，士则宜一望而知也，士固能深谙事理者也。然且仓卒未能周知者，良以此事之初，本有小利焉，一用以易此大利，大利或未即至。纵至，而非人人身被之也，而其初之小利已顿失矣，是以不免有后言。然而君子毅然行之而不疑者，见其大而不惜其小故也。闻喜大县，士之举弟子员者，三岁两试人学，约六七十人。科试借棚平阳，岁试则学使者，直按临于绛。厨传慊从供张之费。实由县署摊捐，值科尚少，值岁且倍之。往时诸令每索此费于新进生，曰“公堂礼”。甚至名捕比追，烈于催科之扰。中间亦有贤父母、如侯官彭公翊杞、方公戊昌俱尝豁免，不索一钱于士子。而相沿既久，历任之追索仍不少贷。去岁科试，归安朱公光绶署是邑，初亦拟豁免此项。吾辈再四思之，异数幸邀、不如陋规杜绝之为善也，廉俸抵补，不如羡余挹注之为安也。吾局为民之总，里民每岁置买田产、过割钱粮、亩出若干文，雇书手誊册，书手欲为此者，向皆醵金里局，署券承揽。今局章业已更新、局费幸不支绌，吾辈安所用此金哉。夫此金虽出书手，实亦里民之资也；新进生虽号士子，实即里民之秀也，以里民之资，济里民之秀者，圣人所云因 利而利，计无便于此矣。因即禀请转详上台，以里书每岁醵金献署中，抵岁科两试摊捐，俾士之入学者终无追呼之虞，且永革“公堂礼” 名色，骤闻之，一若小利顿失仍无所谓大利者，第询之后来入学人，一身历而利自见矣。
吾辈亦何必身被之哉，又况吾局实皆在籍士夫，昔入学日尝受追呼之扰，一旦去此，抚髀爽然，且又安知吾子弟不即入学，行且自被之矣。吾所谓非利之利，乃夫利者，愿与吾里民共享之，此所以毅然行之而不顾浮言也。
诰授中宪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员外郎兼广东清吏司行走加三级新奉旨充当山西通志总局纂修官兼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庚午科经魁杨深秀制文并书石
敕授征仕郎吏部候选直隶州州判癸酉科拔贡生潘梦凤察书并题額
敕授修职佐郎吏部候选儒学训导增贡生李润之督工镌字
中书科中书赵翔凤
六品衔候选训导岁贡王保昌
候选训导岁贡翟鸿飞六品衔优行生 翟尔泉
六品衔生员 杨运升
附贡 刘仰斗
耆宾翟安祥扶石
具禀人：刑部员外郎杨深秀、候选州判潘梦凤、候选训导李润之、中书科中书赵翔凤、六品衔优行生员翟尔泉、六品衔候选训导王保昌、乡饮耆宾翟安祥、候选训导翟鸿飞、六品衔生员杨运升、附贡生刘仰斗为事拟酌中呈请转详立案，以维德政，用期垂久事。窃闻喜公堂礼一项，原由学宪按临科岁两试，州府分派公给之需，不知始于何年何任，因项无所出，向新进诸生分等摊派，在有力者尚可措办，无力者倍形拮据，嗣后或行票传或经管押，至使求荣反辱，指不胜屈。前县宪侯官彭公、杞县方公屡行豁免，而历任仍依旧规，所以游泮水者每有幸不幸之叹，我仁宪奉檄抚临闻喜，念自荒祲之后，士风孱弱，筹款栽培，殚厥心力，并暂行豁免。捐廉补赔，足见培养士气体恤周至。特是贤良父母两袖清风，将此等杂项尽行赔垫，则琴鹤莫供，后难为继。德政所施何以垂诸久远，深等再四思维，惟有里书每年包写过割之银向，归里局办差，自均差之后，蒙钦宪批拨书院，栽培士子，但未指明出项，近者膏火奖赏，各有筹款，而此项犹属虚悬。因思钦宪拨归书院，原为士子造端，我仁宪捐免公堂，亦为士林起见，拟将里书银两抵填“公堂礼”，以仰副钦宪及仁宪雅惠儒林之至意。包写里书，仍由局办，写定银数，由局呈明，则里书不至所用非人，于过割之时，苛索花户。且年岁丰歉不常，里甲大小不等，斯包写之数，多少无恒。如光绪三、四两年，大祲之下，包写过割者无人，反由局贴钱雇覓，今以至多者论之，每年不过一百四五十两，统计之，三年之中得银不过四百余两。谨按科试摊派微轻，拟得一年之银，岁试摊派较重，拟得二年之银。科岁两试各有抵垫，则上可减廉俸之赔，下可免摊派之扰。将见陈太邱，治先左邑与古为邻，朱司农爱在桐乡，于今有匹，无小无大世颂尔公尔候矣。
为此虔修芜禀，恳乞仁明老父台大人案下，恩准施行。 署正堂朱批：所议甚属周妥，準予如请转详立案。俟奉宪批饬遵，仰即知照。
调署绛州闻喜县知县朱光绶谨禀：所有“公堂礼”名目，应请永远革除。伏乞恩准，转祥立案，实为德便，等情据此。卑职查“公堂礼”一项，本属弊政，纵属无款抵补，亦应永远革除。兹既据该绅等，因岁科两考，分派供给等费，需项过巨，轮办之员署代靡定，深恐目前虽获邀免，日久难以为继，恳请将前拨书院之里书揽写过割，每年约可收银一百四五十两，现在书院，另行筹款，添补士子膏火，无须动用，拟以抵补岁科两考取进士子应出“公堂礼”。所议似尚周协，理合据情，禀请大人府赐查核批示立案，以便饬令永远遵行。肃此具禀，伏乞垂鉴。卑职朱光绶谨禀。
直隶绛州正堂李批：据禀，拟将前拨书院之里书揽写过割，每年所收银两，作岁科两考应解院州棚费，分成支用，永免新生“公堂礼”名目。事属可行，准予立案。其不敷之项，希即仍照向章归官，无论正署代理，按日摊认可也。
河东道注批：据禀已悉查该县前拨书院之里书揽写过割银两、现经该绅杨深秀等妥议、改作津贴值考办公之款，禀县转请立案，洵为体恤士林起见、事属可行、嗣后岁科两试，新进文武生员“公堂礼”名目，即一并永远革除。仰绛州转饬遵照缴闻喜县节用局。现经钦宪阎部堂面谕，派定总绅刑部员外部杨深秀、续举总绅候选州判潘梦凤、候选训导李润之及局绅刑部主事王尊五、中书科中书赵翔凤、候选训导翟鸿飞、候选训导王保昌、六品优生翟尔泉、六品生员杨运升、六品生员任举业、附贡生刘仰斗、廪生薛耀南、监生王朝栋、候选巡检赵衡玑、乡饮耆宾翟安祥、副生李临瀛等、会同议得均减差徭。节用局中向有每年里书包写过割钱粮之银、不在均减差徭章程之内，业已禀请抵补“公堂礼”名目、每年相抵一百四五十两、成数在案、然或者值年岁丰登、地亩昂贵、则里书人等争揽过割，即可多写数十两，除将按数按考遵案呈缴外。所余银两仍宜存局，以备刊立章程碑及修葺局中公所，诸凡杂项，不在均减差徭章程内者，临时商酌费用，所用数目写明帐项，值每年新旧手交接之会，逐项查明，以防从中舞弊。至于包写过割之里书人等，仍依向章于每年十一月中旬后齐集局中。包写来年过割。某坊某里钱粮由局酌量，派定银两数目，限日缴局，倘有逾限不缴，狡猾推延者，由局禀明县宪，按数比追。夫里书人等，其必归之局中写觅者。诚恐书手人等，内有猾徒，借端苛索，遗累小民故也。今既归于画一，里书人等自宜慎行选派，倘有苛索花户，经人告发者，除禀明县宪，立即革退外，下年包写之时不得复行包写。至于田产院落，人或谓包写之时，宜酌一定价，不知各乡村庄，贫富不等，早晚时价不同，而且地亩分肥瘠，并分水旱；居宅分新旧，并分要闲，膏壤美宅不妨微增纸笔之资，荒园芜田只可略备饮食之费。此所以过割之价难以预为拟定也。况乎每年过割之时，各村里甲略有常规可寻，里书自不能格外苛索，假里书昂其价值，而置户可将所置之产，留待下年另人过割。乃里书不能常充此里之选，即于过割之时，断不肯将见在之利，留之以贻后来，此所以过割之价，又无须预为定拟也。今既将以里书银抵补“公堂礼”禀批俱照誊碑阴，并将所议勒之于石。
敕授承德郎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奉奏特调伊犁将军行营办理文案处加二级王尊五谨誊禀批并书跋
大清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季春之月上浣吉日
古高凉徐石工马景礼敬谨钩摹刊石
二、碑刻的内容和历史背景
碑文作者杨深秀（1849—1898年），字漪邨、仪村，本名毓秀，山西省闻喜县仪张村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面对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深以为耻，愤而深思，积极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倡导变法图强，变法失败后遇害。梁启超称赞他“居京二十年，恶衣蔬食，敝车羸马，坚苦自励，高洁绝伦，盖有古君子之风”。
山西省闻喜县在清末时的科试、岁试，新进生员要交“公堂礼”。所谓“公堂礼”，就是新进生员岁、科两试的考务费。一些经济条件贫困的生员因拖欠“公堂礼”或借债上交“公堂礼”，在岁试、科试之后，遭到“名捕比追，传案追缴，致使求荣反辱”，士子们苦不堪言。
清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主政山西，大刀阔斧革弊兴利，当时在太原纂修《山西通志》的杨深秀借此契机，联合潘梦凤、李润之、王尊五、赵翔凤、翟鸿飞、王保昌、翟尔泉、杨运升、任举业、刘仰斗、薛耀南、王朝栋、赵衡玑、翟安祥、李临瀛等地方士绅向县令朱光绶建议，在刚经历过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灾，为振兴大祲之后闻喜孱弱文风，应使用每年里书人承揽书写房产地亩过割交易的里书银抵补“公堂礼”，永远革除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公堂礼”摊派，从而使“寒士锐志上进，无所顾虑”。
杨深秀等人的合理建议和爱民重教之情得到当时闻喜知县朱光绶的理解和支持。经过上司知府、道台和钦宪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礼”，士子们闻之欢呼雀跃，拍手称快。河东道台江人境特意指示要求将杨深秀的呈禀、闻喜县知县朱光绶的批示和呈文、直隶绛州正堂李焕杨的批示、河东道道台江人境的批示誉写碑阴，勒之于石，公之于众，以垂永远，在刻石立碑之际，杨深秀为纪念此利民之举，应民众之邀，专门写了一篇《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的短文，阐述了为民举利的思想，强调要利不必在己，要惠及全体。被郑重刻于碑的正面。
三、碑刻的历史价值
杨深秀作为一个受儒家教育的封建官吏，他的从政为官理念在《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一文中得到集中反映。“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开宗明义，这一理念和价值追求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一脉贯通。在为民兴利这一理念指导下，杨深秀着眼长远，不图虚名，不畏人言，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事，他都执着奔走争取。“乃夫利者，愿与吾里民共享之，此所以毅然行之而不顾浮言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争取下，最终“公堂礼”这一弊政被革除，减轻了士子们的负担，促进了教育振兴和人才培养。他认为执政者要为民举利要“君子毅然行之而不疑”，就是要抛弃个人得失，只要有利于百姓的事，就要义无反顾的实施。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杨深秀在家乡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罕见旱灾时，毅然放弃科举考试，请假回乡，团结官绅，发挥影响力，组织振灾，兴利除弊。革除“公堂礼”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杨深秀的为民理念，个人品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重。
四、碑刻的书法艺术价值
杨深秀作为晚清进士，精通国学，梁启超赞他为“山西通儒”，曾主纂《闻喜县志》，参与编纂光绪版《山西通志》，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刻书法文物，弥足珍贵。碑文由正文和附文两部分组成，虽然字数较多，但排列整齐，书写工整，文笔清秀，耐人鉴赏。该碑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杨深秀32岁，以举人的身份担任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正是学识、思想及文章、书法进入成熟时期，因此该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书法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结语
从《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杨深秀为君分忧、为民解难的赤子情怀，领略到杨深秀为民兴利、革除弊政、仗义执言的浩然正气。七年后的1889年，他考中进士。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一疏就极言改革。疏云：“形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后来又参加领导保国会，参与戊戌维新变法，在变法期间，杨深秀共上奏折17件之多，多为光绪帝采纳，并形成上谕颁行，变法失败后，他从容就义，以鲜血践行了他的“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当时参与变法牺牲的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可以看出强国爱民的家国情怀是杨深秀一生的主旋律，非常值得研究和弘扬。
参考文献：
[1]闻喜县志[M].民国版.
[2]马金花.山西碑碣[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宋国民（1966-），男，山西闻喜，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
【关键词】杨深秀；碑刻；探析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3-181-03
【本文著录格式】宋国民.杨深秀撰《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探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3）：181-183.
山西闻喜县博物馆收藏的一通《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原立于闻喜县文庙牌楼右侧、县人民政府门前。青石质，碑首为正方体，上有四角翘檐覆盖，高79厘米，宽70厘米。碑身为正方体，高178厘米，宽62厘米。碑座为正方体莲花座，高40厘米，宽82厘米。石碑远观古朴肃穆，俗称“四面碑”。碑首正面以隶书书写“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其余三面绘有人物像。碑身四面刻字64行，每行字数不等长行居多，每行字数约58字，共3500余字，此碑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山西通志总局纂修官兼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杨深秀撰文并书丹；吏部候选直隶州州判潘梦凤题额；由时任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王尊五书跋；杨深秀、潘梦凤、王尊五及碑文中的李润之、赵翔凤、翟尔泉、王保昌、翟鸿飞、杨运升、刘仰生当时都是闻喜县在籍绅士。
一、碑文全文
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有一事焉，骤闻之利也，实核之而非利，是可行乎？有一事焉，骤闻之非利也，及身历之而利見、是可不行乎？且非利之利乃大利、行之，民或不能即知。行之，士则宜一望而知也，士固能深谙事理者也。然且仓卒未能周知者，良以此事之初，本有小利焉，一用以易此大利，大利或未即至。纵至，而非人人身被之也，而其初之小利已顿失矣，是以不免有后言。然而君子毅然行之而不疑者，见其大而不惜其小故也。闻喜大县，士之举弟子员者，三岁两试人学，约六七十人。科试借棚平阳，岁试则学使者，直按临于绛。厨传慊从供张之费。实由县署摊捐，值科尚少，值岁且倍之。往时诸令每索此费于新进生，曰“公堂礼”。甚至名捕比追，烈于催科之扰。中间亦有贤父母、如侯官彭公翊杞、方公戊昌俱尝豁免，不索一钱于士子。而相沿既久，历任之追索仍不少贷。去岁科试，归安朱公光绶署是邑，初亦拟豁免此项。吾辈再四思之，异数幸邀、不如陋规杜绝之为善也，廉俸抵补，不如羡余挹注之为安也。吾局为民之总，里民每岁置买田产、过割钱粮、亩出若干文，雇书手誊册，书手欲为此者，向皆醵金里局，署券承揽。今局章业已更新、局费幸不支绌，吾辈安所用此金哉。夫此金虽出书手，实亦里民之资也；新进生虽号士子，实即里民之秀也，以里民之资，济里民之秀者，圣人所云因 利而利，计无便于此矣。因即禀请转详上台，以里书每岁醵金献署中，抵岁科两试摊捐，俾士之入学者终无追呼之虞，且永革“公堂礼” 名色，骤闻之，一若小利顿失仍无所谓大利者，第询之后来入学人，一身历而利自见矣。
吾辈亦何必身被之哉，又况吾局实皆在籍士夫，昔入学日尝受追呼之扰，一旦去此，抚髀爽然，且又安知吾子弟不即入学，行且自被之矣。吾所谓非利之利，乃夫利者，愿与吾里民共享之，此所以毅然行之而不顾浮言也。
诰授中宪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员外郎兼广东清吏司行走加三级新奉旨充当山西通志总局纂修官兼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庚午科经魁杨深秀制文并书石
敕授征仕郎吏部候选直隶州州判癸酉科拔贡生潘梦凤察书并题額
敕授修职佐郎吏部候选儒学训导增贡生李润之督工镌字
中书科中书赵翔凤
六品衔候选训导岁贡王保昌
候选训导岁贡翟鸿飞六品衔优行生 翟尔泉
六品衔生员 杨运升
附贡 刘仰斗
耆宾翟安祥扶石
具禀人：刑部员外郎杨深秀、候选州判潘梦凤、候选训导李润之、中书科中书赵翔凤、六品衔优行生员翟尔泉、六品衔候选训导王保昌、乡饮耆宾翟安祥、候选训导翟鸿飞、六品衔生员杨运升、附贡生刘仰斗为事拟酌中呈请转详立案，以维德政，用期垂久事。窃闻喜公堂礼一项，原由学宪按临科岁两试，州府分派公给之需，不知始于何年何任，因项无所出，向新进诸生分等摊派，在有力者尚可措办，无力者倍形拮据，嗣后或行票传或经管押，至使求荣反辱，指不胜屈。前县宪侯官彭公、杞县方公屡行豁免，而历任仍依旧规，所以游泮水者每有幸不幸之叹，我仁宪奉檄抚临闻喜，念自荒祲之后，士风孱弱，筹款栽培，殚厥心力，并暂行豁免。捐廉补赔，足见培养士气体恤周至。特是贤良父母两袖清风，将此等杂项尽行赔垫，则琴鹤莫供，后难为继。德政所施何以垂诸久远，深等再四思维，惟有里书每年包写过割之银向，归里局办差，自均差之后，蒙钦宪批拨书院，栽培士子，但未指明出项，近者膏火奖赏，各有筹款，而此项犹属虚悬。因思钦宪拨归书院，原为士子造端，我仁宪捐免公堂，亦为士林起见，拟将里书银两抵填“公堂礼”，以仰副钦宪及仁宪雅惠儒林之至意。包写里书，仍由局办，写定银数，由局呈明，则里书不至所用非人，于过割之时，苛索花户。且年岁丰歉不常，里甲大小不等，斯包写之数，多少无恒。如光绪三、四两年，大祲之下，包写过割者无人，反由局贴钱雇覓，今以至多者论之，每年不过一百四五十两，统计之，三年之中得银不过四百余两。谨按科试摊派微轻，拟得一年之银，岁试摊派较重，拟得二年之银。科岁两试各有抵垫，则上可减廉俸之赔，下可免摊派之扰。将见陈太邱，治先左邑与古为邻，朱司农爱在桐乡，于今有匹，无小无大世颂尔公尔候矣。
为此虔修芜禀，恳乞仁明老父台大人案下，恩准施行。 署正堂朱批：所议甚属周妥，準予如请转详立案。俟奉宪批饬遵，仰即知照。
调署绛州闻喜县知县朱光绶谨禀：所有“公堂礼”名目，应请永远革除。伏乞恩准，转祥立案，实为德便，等情据此。卑职查“公堂礼”一项，本属弊政，纵属无款抵补，亦应永远革除。兹既据该绅等，因岁科两考，分派供给等费，需项过巨，轮办之员署代靡定，深恐目前虽获邀免，日久难以为继，恳请将前拨书院之里书揽写过割，每年约可收银一百四五十两，现在书院，另行筹款，添补士子膏火，无须动用，拟以抵补岁科两考取进士子应出“公堂礼”。所议似尚周协，理合据情，禀请大人府赐查核批示立案，以便饬令永远遵行。肃此具禀，伏乞垂鉴。卑职朱光绶谨禀。
直隶绛州正堂李批：据禀，拟将前拨书院之里书揽写过割，每年所收银两，作岁科两考应解院州棚费，分成支用，永免新生“公堂礼”名目。事属可行，准予立案。其不敷之项，希即仍照向章归官，无论正署代理，按日摊认可也。
河东道注批：据禀已悉查该县前拨书院之里书揽写过割银两、现经该绅杨深秀等妥议、改作津贴值考办公之款，禀县转请立案，洵为体恤士林起见、事属可行、嗣后岁科两试，新进文武生员“公堂礼”名目，即一并永远革除。仰绛州转饬遵照缴闻喜县节用局。现经钦宪阎部堂面谕，派定总绅刑部员外部杨深秀、续举总绅候选州判潘梦凤、候选训导李润之及局绅刑部主事王尊五、中书科中书赵翔凤、候选训导翟鸿飞、候选训导王保昌、六品优生翟尔泉、六品生员杨运升、六品生员任举业、附贡生刘仰斗、廪生薛耀南、监生王朝栋、候选巡检赵衡玑、乡饮耆宾翟安祥、副生李临瀛等、会同议得均减差徭。节用局中向有每年里书包写过割钱粮之银、不在均减差徭章程之内，业已禀请抵补“公堂礼”名目、每年相抵一百四五十两、成数在案、然或者值年岁丰登、地亩昂贵、则里书人等争揽过割，即可多写数十两，除将按数按考遵案呈缴外。所余银两仍宜存局，以备刊立章程碑及修葺局中公所，诸凡杂项，不在均减差徭章程内者，临时商酌费用，所用数目写明帐项，值每年新旧手交接之会，逐项查明，以防从中舞弊。至于包写过割之里书人等，仍依向章于每年十一月中旬后齐集局中。包写来年过割。某坊某里钱粮由局酌量，派定银两数目，限日缴局，倘有逾限不缴，狡猾推延者，由局禀明县宪，按数比追。夫里书人等，其必归之局中写觅者。诚恐书手人等，内有猾徒，借端苛索，遗累小民故也。今既归于画一，里书人等自宜慎行选派，倘有苛索花户，经人告发者，除禀明县宪，立即革退外，下年包写之时不得复行包写。至于田产院落，人或谓包写之时，宜酌一定价，不知各乡村庄，贫富不等，早晚时价不同，而且地亩分肥瘠，并分水旱；居宅分新旧，并分要闲，膏壤美宅不妨微增纸笔之资，荒园芜田只可略备饮食之费。此所以过割之价难以预为拟定也。况乎每年过割之时，各村里甲略有常规可寻，里书自不能格外苛索，假里书昂其价值，而置户可将所置之产，留待下年另人过割。乃里书不能常充此里之选，即于过割之时，断不肯将见在之利，留之以贻后来，此所以过割之价，又无须预为定拟也。今既将以里书银抵补“公堂礼”禀批俱照誊碑阴，并将所议勒之于石。
敕授承德郎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奉奏特调伊犁将军行营办理文案处加二级王尊五谨誊禀批并书跋
大清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季春之月上浣吉日
古高凉徐石工马景礼敬谨钩摹刊石
二、碑刻的内容和历史背景
碑文作者杨深秀（1849—1898年），字漪邨、仪村，本名毓秀，山西省闻喜县仪张村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面对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深以为耻，愤而深思，积极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倡导变法图强，变法失败后遇害。梁启超称赞他“居京二十年，恶衣蔬食，敝车羸马，坚苦自励，高洁绝伦，盖有古君子之风”。
山西省闻喜县在清末时的科试、岁试，新进生员要交“公堂礼”。所谓“公堂礼”，就是新进生员岁、科两试的考务费。一些经济条件贫困的生员因拖欠“公堂礼”或借债上交“公堂礼”，在岁试、科试之后，遭到“名捕比追，传案追缴，致使求荣反辱”，士子们苦不堪言。
清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主政山西，大刀阔斧革弊兴利，当时在太原纂修《山西通志》的杨深秀借此契机，联合潘梦凤、李润之、王尊五、赵翔凤、翟鸿飞、王保昌、翟尔泉、杨运升、任举业、刘仰斗、薛耀南、王朝栋、赵衡玑、翟安祥、李临瀛等地方士绅向县令朱光绶建议，在刚经历过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灾，为振兴大祲之后闻喜孱弱文风，应使用每年里书人承揽书写房产地亩过割交易的里书银抵补“公堂礼”，永远革除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公堂礼”摊派，从而使“寒士锐志上进，无所顾虑”。
杨深秀等人的合理建议和爱民重教之情得到当时闻喜知县朱光绶的理解和支持。经过上司知府、道台和钦宪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礼”，士子们闻之欢呼雀跃，拍手称快。河东道台江人境特意指示要求将杨深秀的呈禀、闻喜县知县朱光绶的批示和呈文、直隶绛州正堂李焕杨的批示、河东道道台江人境的批示誉写碑阴，勒之于石，公之于众，以垂永远，在刻石立碑之际，杨深秀为纪念此利民之举，应民众之邀，专门写了一篇《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的短文，阐述了为民举利的思想，强调要利不必在己，要惠及全体。被郑重刻于碑的正面。
三、碑刻的历史价值
杨深秀作为一个受儒家教育的封建官吏，他的从政为官理念在《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一文中得到集中反映。“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开宗明义，这一理念和价值追求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一脉贯通。在为民兴利这一理念指导下，杨深秀着眼长远，不图虚名，不畏人言，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事，他都执着奔走争取。“乃夫利者，愿与吾里民共享之，此所以毅然行之而不顾浮言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争取下，最终“公堂礼”这一弊政被革除，减轻了士子们的负担，促进了教育振兴和人才培养。他认为执政者要为民举利要“君子毅然行之而不疑”，就是要抛弃个人得失，只要有利于百姓的事，就要义无反顾的实施。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杨深秀在家乡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罕见旱灾时，毅然放弃科举考试，请假回乡，团结官绅，发挥影响力，组织振灾，兴利除弊。革除“公堂礼”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杨深秀的为民理念，个人品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重。
四、碑刻的书法艺术价值
杨深秀作为晚清进士，精通国学，梁启超赞他为“山西通儒”，曾主纂《闻喜县志》，参与编纂光绪版《山西通志》，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刻书法文物，弥足珍贵。碑文由正文和附文两部分组成，虽然字数较多，但排列整齐，书写工整，文笔清秀，耐人鉴赏。该碑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杨深秀32岁，以举人的身份担任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正是学识、思想及文章、书法进入成熟时期，因此该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书法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结语
从《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碑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杨深秀为君分忧、为民解难的赤子情怀，领略到杨深秀为民兴利、革除弊政、仗义执言的浩然正气。七年后的1889年，他考中进士。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一疏就极言改革。疏云：“形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后来又参加领导保国会，参与戊戌维新变法，在变法期间，杨深秀共上奏折17件之多，多为光绪帝采纳，并形成上谕颁行，变法失败后，他从容就义，以鲜血践行了他的“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当时参与变法牺牲的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可以看出强国爱民的家国情怀是杨深秀一生的主旋律，非常值得研究和弘扬。
参考文献：
[1]闻喜县志[M].民国版.
[2]马金花.山西碑碣[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宋国民（1966-），男，山西闻喜，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