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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20日，女外交家龚澎永远地离开了她深爱的祖国和亲人。21日，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送来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参加了追悼会，外交部部长姬鹏飞致悼词。周恩来很怀念这位结识于重庆的战友，他不止一次地对龚澎生前的外国朋友谈起她，像自言自语一样絮絮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龚澎在风华正茂的56岁离开人世，让人扼腕。在那非正常的日子里，她仍像春蚕在吐丝，一直到死；她又像一支红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外交部新闻司的奠基人
组建情报司，定规立矩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年仅35岁的龚澎作为青年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10月1日，龚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目睹了新中国诞生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天也是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日子。
11月3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外交部组建后的首次会议，龚澎被提名为外交部情报司（现新闻司）司长。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确定了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决策，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同世界各国建立的是新型的外交关系。根据这些基本原则，龚澎认为，情报司要想当好中央的耳目喉舌，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支过硬的德才兼备的队伍，而这样的人才并非唾手可得，要去认真寻找，找不到的还要自己培养。情报司最初只有十几个人，一是来自过去曾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如在重庆或上海就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新闻工作；二是留学生或来自香港的爱国青年；三是刚毕业的外语专业大学生。龚澎认为只要是热爱新中国，愿意为国家出力的人才，都可以培养并大胆使用。
经过调查研究，一系列有效的工作规范在情报司相继搭建起来。1950年7月，《外交部关于颁发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公布。经周恩来批准后，沿用几十年。后经逐渐完善，终于形成了现在的《外国记者在华工作指南》。
向世人讲清楚中印边界问题真相
为了向世人讲清楚中印边界问题真相，龚澎提出了“要让事实说话”的基本立场观点。
周恩来召集外事口负责人会议时说，要让世界及时了解我们的观点，了解中印边界真相，听西方怎么说，印度怎么说，是谁挑起分歧。周恩来如数家珍，讲了边界问题的历史，包括普通地图上很少见的一些地名。龚澎很感动，认为有必要让主管人员补上这一课，便立即组织人员业务培训、考核。同时，着手細致入微地分析研究工作，如“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根据古今中外的资料反复比较核实，并查阅大量历史档案，搞清每一个关键点和线，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后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印边界真相》一书，就是这一调研的成果。
龚澎想，光发文件还不行，还要对有关国家说明真相，以消除他们的误解。为达到此目的，最好的办法是拍纪录片。这一建议得到领导批准，于是抽调陈鲁直、王曾壮、蔡再杜等和亚洲司的部分人员组成一个班子，脱产配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一起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新闻纪录片出炉了。周恩来看后很满意，但也提出了一点改进意见：片头押解印度俘虏的镜头要拿掉。他说，我们不能以胜利者自居，更不要伤害印度人民感情。经过仔细修改后，1963年春，该片公映，在国内外均收到良好反响。后来，该片还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纪录片奖。 创新思维，不断进取
要向中央反映，外界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讲中国坏话的国家不在少数。要不要反映，怎样反映？龚澎认为，对中国的重要评论，哪怕内容反动，也要反映，如果不反映就是失职。但方式上有讲究：有的只手抄一份，直接送周恩来，绝不允许扩散；有的则可抄送范围大一些。
如何对外宣传中国，龚澎也有自己的独创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重大消息都是由新华社首先发布。外国通讯社总是滞后报道，而新闻工作的特点就是要抢第一时间。为了提高驻华记者的积极性，她大胆提出新闻司要早发消息，与新华社同步。对中共八大的报道就是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对外宣传和内部调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龚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不主观臆断或跟风做事。譬如当时在涉及苏美问题上，社会上通行的做法都加上一些打倒美帝苏修的口号或加毛泽东语录之类。龚澎认为重在揭露本质而不是重复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外交官的榜样，杰出的带头人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龚澎深知，言教不如身教。她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认真阅读各种文件和外文重要资料。根据各科室的分工分类整理，该上报的上报，该写调研文章的就分配给有关科室。她深知周恩来必须掌握外交全局，他对国际动态的把握必须是最及时最准确的，而作为他的助手，必须责无旁贷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提供充足的材料，供周恩来研究、判断和决策。在那个年代，周恩来办公室常常直接打电话找龚澎，有时要材料，有时发指示。龚澎经常与同事们在一起看材料，改文件，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常常通宵达旦。
龚澎是公众人物，出镜率高，又长期在领导人身边工作，但她严于律己，从不张扬。周恩来称赞她是“静如处子”。而在同事眼里，她就像老大姐。康矛召回忆时说：“她对人谦和，谈吐优雅，说话注意分寸，不随意渲染。”她对下级，没有架子，从不说教。她以女性领导特有的温柔和细致关心司里每一位同事。许多年轻人称她为“良师益友”，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都愿意向她倾诉。她非常注意培养年轻人，认为培养新中国外交人才，是她应尽的职责。龚澎很爱才但她更看重德，她很重视一个人的品质，特别是在政治上。她强调：“作为外交干部，最重要的是立场坚定，不迷失方向。”她不止一次地对同事们说：“要了解国家的政策，才能知道如何同记者谈，才能掌握回答的分寸。最忌装聪明，凡不知道的就不谈，但有些问题也不能不谈，要掌握分寸。”
重视交友，主动出击
龚澎认为，新中国需要朋友，需要友谊，但又不能强加于人。不管别人如何说，如何写，新中国还在那里，并不断发展。所以她对形形色色的抱有各种观点和看法的人，一直是很包容的。她在回答法国驻华代办提问时，有过一段精彩的論述：“事物总是有客观标准的，黑即黑，白即白，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至于喜欢白的还是黑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為了广交朋友，增强外国记者对新中国的了解，龚澎大胆带着他们走进“禁区”——组织外国记者团访问西藏。当时西藏很落后，政治、民族、宗教情况很复杂，一直未对外国记者开放。为了驳斥某些西方记者的歪曲报道和谣言，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周恩来批准了新闻司关于组织外国记者去西藏考察的请示报告。爱泼斯坦在《见证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他们1955年第一次进藏的情形：记者们从四川乘坐吉普车和卡车在长达2271公里的公路上颠簸了12天，爬上海拔5000米的山口，又进入几条大江的发源地，一路上景色如画，五星红旗在拉萨上空飘扬。中央政府新建了公路、现代化医院和学校，可是地方政府仍旧保持着农奴制。爱泼斯坦在书中还写道：有人说中国汉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这是不真实的。很多汉族人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回内地了。
1955年1月，解放军登上了被国民党占领的大陈岛。国民党守军仓皇撤退，并强行押走了岛上1.5万名居民。临走还放火烧民居、学校和商店等，岛上完全成了一片废墟。由于反动势力的造谣和蛊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误认为是解放军所为。为了揭露台湾当局勾结美国导演的“大陈浩劫”，龚澎建议组织调查组和外国记者同去大陈岛开展调查。记者目睹现实后，还原了真相。
龚澎一生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非常关注的外国朋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作家韩素音、最早电视采访周恩来的西方记者格林等。他们中有的是在“一二·九”运动、延安时期、重庆中共代表处以及国共和谈时就已经成朋友了。几十年来，他们关注中国，报道中国，成为西方了解中国领导人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渠道和窗口。为了做好他们的工作，龚澎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斯诺记述了毛泽东的“山南海北”。他在书中写道：“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邀我吃晚饭，我们交谈长达4个小时，在座只有我一个外国人，两位中国官员作陪，他们是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谈话（指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时的谈话）是不公开的。这次会见后，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把毛说过的话整理出来。第二天，我喜出望外地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做了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修订。”“在我看来，毛泽东很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
斯诺与毛泽东的这两次会见，龚澎一直陪在毛泽东的身边。斯诺第二次访问中国后，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他把两次采访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发表在美国《展望》杂志上，这是最早见诸西方报刊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内外政策的最详尽阐述。龚澎为斯诺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重要会见做了极为细致入微的安排，她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参与者。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形象代表
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首次展现女发言人的魅力 1954年，龚澎跟随周恩来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出席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央十分重视。共派出185人的代表团，另有29名记者随行。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准备工作量大、繁琐，需要全面细致地考虑。首先是对参加的人员进行考核，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参与现场指导，龚澎在演练中成绩突出。为了做好准备工作，龚澎发动外交部情报司、有关地区司和经贸部有关单位编辑了1700多万字的资料。
4月2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当天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首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300多位记者。他们认真倾听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的发言和介绍。
5月11日，龚澎作为周恩来的代表，会见了来自巴黎的妇女代表团。该代表团表达了法国各阶层妇女要求尽快结束印支战争、反对战争国际化的想法。龚澎则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支持正义的立场。
作为新闻组发言人之一的龚澎（另一人为黄华），面对台下上百名外国记者，她神情自若，侃侃而谈，清楚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代表团的随行医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道：“龚澎和另一位发言人黄华每次会议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对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能出色地进行驳斥，被西方不少记者称赞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当时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宋以敏在看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报道后，曾回忆说：“在记者的大量报道中，充满了对她的美誉，大谈她的气质和风度，坚定、庄重、优雅和友善一类词语反复出现。”
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7月23日，讨论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以陈毅为团长、章汉夫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马拉松会议。龚澎作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发言人，一直站在代表团前列。为了揭露美国粗暴干涉老挝内政，大规模运送武器，派遣武装人员，支持朗诺集团，挑起老挝内战的真相，在大会正式召开前的5月13日，中国代表团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谴责美方屡屡制造事端，对解决老挝问题毫无诚意。龚澎作为新闻发言人，在招待会上义正词严地揭穿了美国政府玩弄的阴谋诡计，并和同事们回答了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其中尤以美国记者提问最多。中国外交官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赢得国际舆论广泛赞誉。
亚非欧14国之行，尽展大国风采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功地访问了亚非欧14国，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到达阿尔及利亚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回答了各国记者的提问。会后，龚澎应邀会见了几名新闻记者。有个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并问能够给他多少好处。龚澎幽默地回答，你以为让周总理在你们的电视台露面是给我们的favor（恩赐），要我们酬谢，你错了，我们不需要你们的favor！众多國家的电视台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形象之后，贵国电视台姗姗来迟，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中国代表团行程十萬八千里，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访问获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代表团胜利归来。
作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龚澎还应邀在北京高校做了跟随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的时事报告，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访亚非欧14国摄影展。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龚澎的几幅作品和童小鹏拍的《龚澎和非洲妇女在一起》获展。
“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革命洪流中的女战士
龚澎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该校有一批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他们对龚澎成长的影响颇深，任该校新闻系客座讲师的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龚澎很快与斯诺夫妇成了好朋友，并在他们家读到了“禁书”——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斯诺夫妇痛恨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鼓励并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庇护。经常到斯诺家聚会的进步学生有：北大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俞启威（黄敬），清华的姚克广（姚依林），燕大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龚普生（龚澎的姐姐，后来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龚澎等。
他们曾以“燕大几个学生”的名义，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信，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绪。这封信由史沫特莱交宋庆龄并带了回信给他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于是，就在国民党政府筹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推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两天后要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龚澎积极参加学生动员工作。
杨公素回忆说，1935年“一二·九”前一夜，龚澎找到我和几位熟悉的同学说，今晚半夜起来会有重大活动，希望你们参加。9日清晨，燕大组织了六个大队，每队90人。龚澎是六个大队长之一，带领同学们边走边喊抗日救国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时，桥上戒备森严，布满武装警察。枪口对外阻止学生进城。这时，龚澎站在一个土墩上挥手高喊：“同学们，冲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散了军警，但一些人受了伤。此时，清华的学生也来到西直门下，城门紧闭，无法进去。于是，学联负责人决定，就在城楼旁召开群众大会。龚澎率领同学们高喊：“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学生们的高压下，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来到西直门，他从门缝对各校代表说：“诸位的各项要求已转达何应钦部长，他已全部接受……”与此同时，城里的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学校五六千学生冲破层层包围，终于会集在新华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停止一切内战”等六项要求。
为了驳斥国民党当局对“一二·九”运动的歪曲，让外国记者更多了解这次运动的真相，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的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由该会副主席龚普生和该会财务部部长龚澎主持。到会的有10名中外记者。当时，中国很少组织外国记者招待会，可以说，龚澎就是中国首位女发言人。 虽然这是年轻大学生举行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但他们操着熟练的英语，以对时局的深刻剖析，使招待会开得有声有色。《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原是一名思想比较保守的人，会后，他发动上海8名外国记者到燕大采访。12月16日，他又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代表到北平采访学生运动。龚澎的機智、敏锐和出色的英文表达给记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2月16日，北平再一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燕京、清华两校敢死队提前来到了天桥总会场，龚澎和同学们勇敢地走上街头。11时，北平学联在天桥召开了市民大会，到场的有2万多人。柯华（前驻英国大使）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回忆说：“回想‘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龚澎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与骄傲。”由于龚澎的出色表现，1936年初春，她被接纳为中共党员。
1937年3月，龚澎与赵容声、柯华等20多名同学听了埃德加·斯诺介绍陕北之行，并且第一次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龚澎借到此稿，把其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同学中传阅。可以说，龚澎是该书第一个翻译者和传播人。《红星照耀中国》对帮助青年学生了解认识中共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传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后，龚澎面临新的抉择：是留在上海，利用教员身份，在学生中开展地下活动，还是奔赴延安？龚澎毅然选择了北上。1938年初动身，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行程，终于到达了延安。对于他们这样的“洋学生”，要真正在陕北农村扎根绝非易事。龚澎先后在陕北公学二十二队和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成为该学院的第一批学员。有一次，她在河边散步，巧遇毛泽东。她便把自己决心投身革命，以彭湃同志为榜样，改龚维航为龚澎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称赞她改得好，就要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掀翻旧世界。后来，中央举行“七一”纪念会，邀请了几位外国朋友，毛泽东点名要龚澎做他的翻译。那是龚澎第一次为毛泽东当翻译。
1938年10月，龚澎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被分配到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社（华北版）工作，后被彭德怀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
1938年冬，龚澎结识了在德国留学八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的学者型年轻人刘文华。他们都在八路军总部做秘书工作。秘书处设在辽县的一个大庙里。八路军一方面要对付日军“扫荡”，一方面又要对付国民党制造的摩擦。来往电报、函件、战况、作战部署等都要及时编译成文，工作任务很重。龚澎笑称，一个学了八年机械工程的，现在做军事秘书，太不搭界了。刘文华郑重地说，学鲁迅先生，这叫投笔从戎。待赶走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我还是要当工程师的。经过一段相处后，1941年8月1日，他们正式结为夫妇，此时正是百团大战前夕。8月30日，龚澎奉命调往重庆南方局工作。龚澎和刘文华未提出任何要求，相约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团聚的日子。分别的那天，刘文华站在山岗上，为龚澎送行。谁知这次的生离，竟成了永别。
1942年12月7日《新华日报》（重庆版）刊登了龚澎的悼文《悼文华》。其中有一段深情的描述：“我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生活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里坚持抗战，和敌人做殊死战斗的同志们、老乡们……”刘文华后被安葬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園（1949年从山西迁来）。碑文上写着：“刘文华同志，北京市人，1913年生，幼小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后留学德国专攻机械工程。在德国八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即启程返国。1938年赴八路军总部任朱德总司令之秘书。1941年奉命赴晋中工作，因任务艰巨，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不幸于1942年6月30日返总部途中病逝，时年30岁。”
重庆中共的“对外声音”
龚澎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即周恩来工作的地方，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承担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官。作为外事组成员，她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开创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局面，负责国际统一战线以及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后来又任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组长为王炳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揭露皖南事变“同室操戈”的真相，并回答了记者们一个又一个问题，成了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爵士经常出席有龚澎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并把她请到自己身旁坐下，以示对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的不满。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
龚澎在重庆的公开身份为新华日报社记者，她每天必做的工作是去巴县中学的外国记者站。在那里，她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译成英文，龚澎做了大量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出来的。驻重庆的有上百名记者。在外国记者站，互相交流信息是他们的职业使然。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反倒帮了共产党的忙，因为外国记者们想方设法地要了解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龚澎遵照这一方针，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信息。
交往久了，有些记者主动替龚澎传递宣传材料，以支持她的工作和主张。美国教授费正清，1943年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官员的身份到达重庆，龚澎定期辅导他学习汉语口语。他曾在日记里评价龚澎：“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把民主人士投进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龚澎的魅力也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龚澎在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更愿意听取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声音。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言人张平群学识渊博，精通英文、德文。尽管是政治上的对手，但他很敬重龚澎，说她很能干，对工作一丝不苟，与记者打交道机智灵活，应变能力强。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外事活动十分频繁，外事组日夜忙碌。其间，有三个美军士兵渴望见见毛泽东。为了慎重起见，龚澎先与他们交谈了几个小时，周恩来又会见了他们。一周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龚澎作为毛泽东的翻译，全程见证了这次有趣的会见。毛泽东兴趣盎然地与三个年轻士兵讨论了世界形势、中国前途。毛泽东告诉他们，中国人与美国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国人民一定会建立伟大的友谊。毛泽东还同他们一起拍照，并共进晚餐。士兵贝尔回忆说：“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通过译员，我们谈了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和平的重要与中美之间的友谊……”
从“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到八路军的优秀战士，从重庆中共的“对外发言人”到女外交家龚澎，每一次华丽的转身，都标志着龚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她虽然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但她的人生是浓缩的精华的人生。后人永远不会忘记她，那端庄秀丽，永远笑对人生的中国外交女杰——龚澎。
龚澎在风华正茂的56岁离开人世，让人扼腕。在那非正常的日子里，她仍像春蚕在吐丝，一直到死；她又像一支红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外交部新闻司的奠基人
组建情报司，定规立矩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年仅35岁的龚澎作为青年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10月1日，龚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目睹了新中国诞生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天也是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日子。
11月3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外交部组建后的首次会议，龚澎被提名为外交部情报司（现新闻司）司长。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确定了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决策，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同世界各国建立的是新型的外交关系。根据这些基本原则，龚澎认为，情报司要想当好中央的耳目喉舌，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支过硬的德才兼备的队伍，而这样的人才并非唾手可得，要去认真寻找，找不到的还要自己培养。情报司最初只有十几个人，一是来自过去曾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如在重庆或上海就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新闻工作；二是留学生或来自香港的爱国青年；三是刚毕业的外语专业大学生。龚澎认为只要是热爱新中国，愿意为国家出力的人才，都可以培养并大胆使用。
经过调查研究，一系列有效的工作规范在情报司相继搭建起来。1950年7月，《外交部关于颁发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公布。经周恩来批准后，沿用几十年。后经逐渐完善，终于形成了现在的《外国记者在华工作指南》。
向世人讲清楚中印边界问题真相
为了向世人讲清楚中印边界问题真相，龚澎提出了“要让事实说话”的基本立场观点。
周恩来召集外事口负责人会议时说，要让世界及时了解我们的观点，了解中印边界真相，听西方怎么说，印度怎么说，是谁挑起分歧。周恩来如数家珍，讲了边界问题的历史，包括普通地图上很少见的一些地名。龚澎很感动，认为有必要让主管人员补上这一课，便立即组织人员业务培训、考核。同时，着手細致入微地分析研究工作，如“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根据古今中外的资料反复比较核实，并查阅大量历史档案，搞清每一个关键点和线，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后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印边界真相》一书，就是这一调研的成果。
龚澎想，光发文件还不行，还要对有关国家说明真相，以消除他们的误解。为达到此目的，最好的办法是拍纪录片。这一建议得到领导批准，于是抽调陈鲁直、王曾壮、蔡再杜等和亚洲司的部分人员组成一个班子，脱产配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一起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新闻纪录片出炉了。周恩来看后很满意，但也提出了一点改进意见：片头押解印度俘虏的镜头要拿掉。他说，我们不能以胜利者自居，更不要伤害印度人民感情。经过仔细修改后，1963年春，该片公映，在国内外均收到良好反响。后来，该片还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纪录片奖。 创新思维，不断进取
要向中央反映，外界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讲中国坏话的国家不在少数。要不要反映，怎样反映？龚澎认为，对中国的重要评论，哪怕内容反动，也要反映，如果不反映就是失职。但方式上有讲究：有的只手抄一份，直接送周恩来，绝不允许扩散；有的则可抄送范围大一些。
如何对外宣传中国，龚澎也有自己的独创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重大消息都是由新华社首先发布。外国通讯社总是滞后报道，而新闻工作的特点就是要抢第一时间。为了提高驻华记者的积极性，她大胆提出新闻司要早发消息，与新华社同步。对中共八大的报道就是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对外宣传和内部调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龚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不主观臆断或跟风做事。譬如当时在涉及苏美问题上，社会上通行的做法都加上一些打倒美帝苏修的口号或加毛泽东语录之类。龚澎认为重在揭露本质而不是重复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外交官的榜样，杰出的带头人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龚澎深知，言教不如身教。她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认真阅读各种文件和外文重要资料。根据各科室的分工分类整理，该上报的上报，该写调研文章的就分配给有关科室。她深知周恩来必须掌握外交全局，他对国际动态的把握必须是最及时最准确的，而作为他的助手，必须责无旁贷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提供充足的材料，供周恩来研究、判断和决策。在那个年代，周恩来办公室常常直接打电话找龚澎，有时要材料，有时发指示。龚澎经常与同事们在一起看材料，改文件，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常常通宵达旦。
龚澎是公众人物，出镜率高，又长期在领导人身边工作，但她严于律己，从不张扬。周恩来称赞她是“静如处子”。而在同事眼里，她就像老大姐。康矛召回忆时说：“她对人谦和，谈吐优雅，说话注意分寸，不随意渲染。”她对下级，没有架子，从不说教。她以女性领导特有的温柔和细致关心司里每一位同事。许多年轻人称她为“良师益友”，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都愿意向她倾诉。她非常注意培养年轻人，认为培养新中国外交人才，是她应尽的职责。龚澎很爱才但她更看重德，她很重视一个人的品质，特别是在政治上。她强调：“作为外交干部，最重要的是立场坚定，不迷失方向。”她不止一次地对同事们说：“要了解国家的政策，才能知道如何同记者谈，才能掌握回答的分寸。最忌装聪明，凡不知道的就不谈，但有些问题也不能不谈，要掌握分寸。”
重视交友，主动出击
龚澎认为，新中国需要朋友，需要友谊，但又不能强加于人。不管别人如何说，如何写，新中国还在那里，并不断发展。所以她对形形色色的抱有各种观点和看法的人，一直是很包容的。她在回答法国驻华代办提问时，有过一段精彩的論述：“事物总是有客观标准的，黑即黑，白即白，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至于喜欢白的还是黑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為了广交朋友，增强外国记者对新中国的了解，龚澎大胆带着他们走进“禁区”——组织外国记者团访问西藏。当时西藏很落后，政治、民族、宗教情况很复杂，一直未对外国记者开放。为了驳斥某些西方记者的歪曲报道和谣言，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周恩来批准了新闻司关于组织外国记者去西藏考察的请示报告。爱泼斯坦在《见证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他们1955年第一次进藏的情形：记者们从四川乘坐吉普车和卡车在长达2271公里的公路上颠簸了12天，爬上海拔5000米的山口，又进入几条大江的发源地，一路上景色如画，五星红旗在拉萨上空飘扬。中央政府新建了公路、现代化医院和学校，可是地方政府仍旧保持着农奴制。爱泼斯坦在书中还写道：有人说中国汉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这是不真实的。很多汉族人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回内地了。
1955年1月，解放军登上了被国民党占领的大陈岛。国民党守军仓皇撤退，并强行押走了岛上1.5万名居民。临走还放火烧民居、学校和商店等，岛上完全成了一片废墟。由于反动势力的造谣和蛊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误认为是解放军所为。为了揭露台湾当局勾结美国导演的“大陈浩劫”，龚澎建议组织调查组和外国记者同去大陈岛开展调查。记者目睹现实后，还原了真相。
龚澎一生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非常关注的外国朋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作家韩素音、最早电视采访周恩来的西方记者格林等。他们中有的是在“一二·九”运动、延安时期、重庆中共代表处以及国共和谈时就已经成朋友了。几十年来，他们关注中国，报道中国，成为西方了解中国领导人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渠道和窗口。为了做好他们的工作，龚澎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斯诺记述了毛泽东的“山南海北”。他在书中写道：“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邀我吃晚饭，我们交谈长达4个小时，在座只有我一个外国人，两位中国官员作陪，他们是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谈话（指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时的谈话）是不公开的。这次会见后，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把毛说过的话整理出来。第二天，我喜出望外地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做了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修订。”“在我看来，毛泽东很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
斯诺与毛泽东的这两次会见，龚澎一直陪在毛泽东的身边。斯诺第二次访问中国后，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他把两次采访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发表在美国《展望》杂志上，这是最早见诸西方报刊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内外政策的最详尽阐述。龚澎为斯诺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重要会见做了极为细致入微的安排，她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参与者。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形象代表
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首次展现女发言人的魅力 1954年，龚澎跟随周恩来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出席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央十分重视。共派出185人的代表团，另有29名记者随行。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准备工作量大、繁琐，需要全面细致地考虑。首先是对参加的人员进行考核，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参与现场指导，龚澎在演练中成绩突出。为了做好准备工作，龚澎发动外交部情报司、有关地区司和经贸部有关单位编辑了1700多万字的资料。
4月2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当天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首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300多位记者。他们认真倾听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的发言和介绍。
5月11日，龚澎作为周恩来的代表，会见了来自巴黎的妇女代表团。该代表团表达了法国各阶层妇女要求尽快结束印支战争、反对战争国际化的想法。龚澎则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支持正义的立场。
作为新闻组发言人之一的龚澎（另一人为黄华），面对台下上百名外国记者，她神情自若，侃侃而谈，清楚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代表团的随行医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道：“龚澎和另一位发言人黄华每次会议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对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能出色地进行驳斥，被西方不少记者称赞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当时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宋以敏在看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报道后，曾回忆说：“在记者的大量报道中，充满了对她的美誉，大谈她的气质和风度，坚定、庄重、优雅和友善一类词语反复出现。”
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7月23日，讨论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以陈毅为团长、章汉夫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马拉松会议。龚澎作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发言人，一直站在代表团前列。为了揭露美国粗暴干涉老挝内政，大规模运送武器，派遣武装人员，支持朗诺集团，挑起老挝内战的真相，在大会正式召开前的5月13日，中国代表团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谴责美方屡屡制造事端，对解决老挝问题毫无诚意。龚澎作为新闻发言人，在招待会上义正词严地揭穿了美国政府玩弄的阴谋诡计，并和同事们回答了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其中尤以美国记者提问最多。中国外交官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赢得国际舆论广泛赞誉。
亚非欧14国之行，尽展大国风采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功地访问了亚非欧14国，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到达阿尔及利亚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回答了各国记者的提问。会后，龚澎应邀会见了几名新闻记者。有个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并问能够给他多少好处。龚澎幽默地回答，你以为让周总理在你们的电视台露面是给我们的favor（恩赐），要我们酬谢，你错了，我们不需要你们的favor！众多國家的电视台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形象之后，贵国电视台姗姗来迟，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中国代表团行程十萬八千里，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访问获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代表团胜利归来。
作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龚澎还应邀在北京高校做了跟随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的时事报告，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访亚非欧14国摄影展。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龚澎的几幅作品和童小鹏拍的《龚澎和非洲妇女在一起》获展。
“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革命洪流中的女战士
龚澎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该校有一批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他们对龚澎成长的影响颇深，任该校新闻系客座讲师的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龚澎很快与斯诺夫妇成了好朋友，并在他们家读到了“禁书”——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斯诺夫妇痛恨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鼓励并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庇护。经常到斯诺家聚会的进步学生有：北大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俞启威（黄敬），清华的姚克广（姚依林），燕大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龚普生（龚澎的姐姐，后来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龚澎等。
他们曾以“燕大几个学生”的名义，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信，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绪。这封信由史沫特莱交宋庆龄并带了回信给他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于是，就在国民党政府筹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推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两天后要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龚澎积极参加学生动员工作。
杨公素回忆说，1935年“一二·九”前一夜，龚澎找到我和几位熟悉的同学说，今晚半夜起来会有重大活动，希望你们参加。9日清晨，燕大组织了六个大队，每队90人。龚澎是六个大队长之一，带领同学们边走边喊抗日救国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时，桥上戒备森严，布满武装警察。枪口对外阻止学生进城。这时，龚澎站在一个土墩上挥手高喊：“同学们，冲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散了军警，但一些人受了伤。此时，清华的学生也来到西直门下，城门紧闭，无法进去。于是，学联负责人决定，就在城楼旁召开群众大会。龚澎率领同学们高喊：“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学生们的高压下，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来到西直门，他从门缝对各校代表说：“诸位的各项要求已转达何应钦部长，他已全部接受……”与此同时，城里的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学校五六千学生冲破层层包围，终于会集在新华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停止一切内战”等六项要求。
为了驳斥国民党当局对“一二·九”运动的歪曲，让外国记者更多了解这次运动的真相，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的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由该会副主席龚普生和该会财务部部长龚澎主持。到会的有10名中外记者。当时，中国很少组织外国记者招待会，可以说，龚澎就是中国首位女发言人。 虽然这是年轻大学生举行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但他们操着熟练的英语，以对时局的深刻剖析，使招待会开得有声有色。《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原是一名思想比较保守的人，会后，他发动上海8名外国记者到燕大采访。12月16日，他又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代表到北平采访学生运动。龚澎的機智、敏锐和出色的英文表达给记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2月16日，北平再一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燕京、清华两校敢死队提前来到了天桥总会场，龚澎和同学们勇敢地走上街头。11时，北平学联在天桥召开了市民大会，到场的有2万多人。柯华（前驻英国大使）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回忆说：“回想‘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龚澎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与骄傲。”由于龚澎的出色表现，1936年初春，她被接纳为中共党员。
1937年3月，龚澎与赵容声、柯华等20多名同学听了埃德加·斯诺介绍陕北之行，并且第一次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龚澎借到此稿，把其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同学中传阅。可以说，龚澎是该书第一个翻译者和传播人。《红星照耀中国》对帮助青年学生了解认识中共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传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后，龚澎面临新的抉择：是留在上海，利用教员身份，在学生中开展地下活动，还是奔赴延安？龚澎毅然选择了北上。1938年初动身，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行程，终于到达了延安。对于他们这样的“洋学生”，要真正在陕北农村扎根绝非易事。龚澎先后在陕北公学二十二队和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成为该学院的第一批学员。有一次，她在河边散步，巧遇毛泽东。她便把自己决心投身革命，以彭湃同志为榜样，改龚维航为龚澎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称赞她改得好，就要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掀翻旧世界。后来，中央举行“七一”纪念会，邀请了几位外国朋友，毛泽东点名要龚澎做他的翻译。那是龚澎第一次为毛泽东当翻译。
1938年10月，龚澎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被分配到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社（华北版）工作，后被彭德怀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
1938年冬，龚澎结识了在德国留学八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的学者型年轻人刘文华。他们都在八路军总部做秘书工作。秘书处设在辽县的一个大庙里。八路军一方面要对付日军“扫荡”，一方面又要对付国民党制造的摩擦。来往电报、函件、战况、作战部署等都要及时编译成文，工作任务很重。龚澎笑称，一个学了八年机械工程的，现在做军事秘书，太不搭界了。刘文华郑重地说，学鲁迅先生，这叫投笔从戎。待赶走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我还是要当工程师的。经过一段相处后，1941年8月1日，他们正式结为夫妇，此时正是百团大战前夕。8月30日，龚澎奉命调往重庆南方局工作。龚澎和刘文华未提出任何要求，相约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团聚的日子。分别的那天，刘文华站在山岗上，为龚澎送行。谁知这次的生离，竟成了永别。
1942年12月7日《新华日报》（重庆版）刊登了龚澎的悼文《悼文华》。其中有一段深情的描述：“我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生活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里坚持抗战，和敌人做殊死战斗的同志们、老乡们……”刘文华后被安葬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園（1949年从山西迁来）。碑文上写着：“刘文华同志，北京市人，1913年生，幼小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后留学德国专攻机械工程。在德国八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即启程返国。1938年赴八路军总部任朱德总司令之秘书。1941年奉命赴晋中工作，因任务艰巨，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不幸于1942年6月30日返总部途中病逝，时年30岁。”
重庆中共的“对外声音”
龚澎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即周恩来工作的地方，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承担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官。作为外事组成员，她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开创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局面，负责国际统一战线以及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后来又任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组长为王炳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揭露皖南事变“同室操戈”的真相，并回答了记者们一个又一个问题，成了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爵士经常出席有龚澎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并把她请到自己身旁坐下，以示对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的不满。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
龚澎在重庆的公开身份为新华日报社记者，她每天必做的工作是去巴县中学的外国记者站。在那里，她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译成英文，龚澎做了大量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出来的。驻重庆的有上百名记者。在外国记者站，互相交流信息是他们的职业使然。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反倒帮了共产党的忙，因为外国记者们想方设法地要了解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龚澎遵照这一方针，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信息。
交往久了，有些记者主动替龚澎传递宣传材料，以支持她的工作和主张。美国教授费正清，1943年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官员的身份到达重庆，龚澎定期辅导他学习汉语口语。他曾在日记里评价龚澎：“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把民主人士投进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龚澎的魅力也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龚澎在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更愿意听取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声音。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言人张平群学识渊博，精通英文、德文。尽管是政治上的对手，但他很敬重龚澎，说她很能干，对工作一丝不苟，与记者打交道机智灵活，应变能力强。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外事活动十分频繁，外事组日夜忙碌。其间，有三个美军士兵渴望见见毛泽东。为了慎重起见，龚澎先与他们交谈了几个小时，周恩来又会见了他们。一周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龚澎作为毛泽东的翻译，全程见证了这次有趣的会见。毛泽东兴趣盎然地与三个年轻士兵讨论了世界形势、中国前途。毛泽东告诉他们，中国人与美国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国人民一定会建立伟大的友谊。毛泽东还同他们一起拍照，并共进晚餐。士兵贝尔回忆说：“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通过译员，我们谈了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和平的重要与中美之间的友谊……”
从“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到八路军的优秀战士，从重庆中共的“对外发言人”到女外交家龚澎，每一次华丽的转身，都标志着龚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她虽然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但她的人生是浓缩的精华的人生。后人永远不会忘记她，那端庄秀丽，永远笑对人生的中国外交女杰——龚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