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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向来是有职权者一道难越的坎。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亲情及亲戚；刘少奇却以自身的大智慧，在亲情面前严于律已、公私分明，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作了最好的诠释。1959年他当选国家主席后更深知责任重大，十分慎用手中的权力。他说，这些权力是人民给的，它只能为人民谋利益，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为此，他时时处处以“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为座右铭，并常以此提醒自己和告诫亲属。这充分表现了他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
理想信念教育为重
刘少奇十分重视子女们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很注重子女世界观的改造，要求子女坚持唯物史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常教育子女要“抛弃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下定决心同劳动人民一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自述和写给子女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把名利当作理想，这理想是庸俗的，青年要有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了6亿人民的幸福，宁肯自己吃亏，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干几十年，最后人民会信任你们。”
在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过程中，往往遇到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眼前利益與长远利益的问题。对此，刘少奇告诫子女，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
次子刘允若曾就读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进校之初还能刻苦学习且成绩名列前茅，但经过一段时间校园生活后对所学专业渐失兴趣、成绩大幅滑坡且与同学关系不太融洽，遂起了留级或转系念头，但申请遭到拒绝，便给父亲连写3信以寻求理解支持。刘少奇分别于1955年5月6日、6月20日，1956年1月21日、2月1日连写4封长信劝解开导。除交谈学习兴趣外着重批评了儿子因搞不好关系而闹转学的错误思想，并把情况告诉了驻苏大使馆请其批评教育。他在信中说：“关于调换学校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是可以向组织上提出请求调换的。但根据你的来信，你要求调换学校的理由是错误的……你一贯的错误就是，在劳动人民面前，在同志们面前，不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这个毛病不仅没改，而且有了发展。现在你应该向你的组织声明，承认错误，请求同学们批评，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使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常起来。”他联系平时刘允若谈话时流露出的思想，还说：“你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人家都对不起你，你却没有对不起别人；你没有替别人着想，却要别人为你着想；你不肯为别人有所牺牲，却要别人为你有所牺牲；你不去理别人，却要别人来理你。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这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只有集体主义才是无产阶级思想。你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对于允若想转学其他专业，他列举了孙中山、鲁迅和毛泽东为例说：“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毛主席原来是学教育的，并不妨害他成为我们的领袖。其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你是有创造才能的，你现在学完你的专业，难道会妨害你将来去干别的什么吗？”在父亲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下，次子消极思想一度转变。
刘少奇一旦看到刘允若的每点进步，就热情鼓励。1958年9月9日他专门致信勉励：“鼓足干劲，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工作和学习。你能如此做去，你就会获得成功，而你个人所需要的一切，也将会获得满足。”1960年3月6日他又在王光美写给刘允若的信中将问题加注为“主要是由于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建议通过回国参加整风学习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这样“心情就可能会舒畅一些”。他写给刘允若的信之主要内容，由驻苏使馆人员向全体留苏学生做了传达，使学子们都受到深刻教育。在父亲和大使馆同志的多方帮助教育下，刘允若最终认识到错误并以实际行动改正，摆脱了个人主义思想，欣然服从组织安排，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最后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并成长为国家建设的合格人才。
父亲的理想信念教育和言传身教，和风细雨给了子女深刻影响。刘允斌在苏联生活近20年且成家生子，但1957年顾全大局为建设祖国舍弃常人所不能舍弃的一切回国从事核燃料研究，1962年1月调入二○二厂创建第十研究室并任主任，极端负责地研究试验，放弃了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优越的工作条件及生活条件，肩负重任来到内蒙古荒凉草原。当时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时，说是借调到二○二厂两年，户口仍留京，但他却要求在包头安家落户。虽是国家主席的长子，但丝毫看不到一点傲气、官气和特殊优越感。反而衣着简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有什么心事都愿找他谈，征求他的意见和指导。他对同志们无微不至关怀，有什么困难总想方设法去帮解决。据刘爱琴回忆：父亲生前不止一次教育说，要向你们的大哥学习，不能靠父母，要有点真本事，“文革”前，每次大哥从二○二厂回北京，父亲都很高兴地抽空和大哥聊聊或召集全家在一起吃顿饭。
1963年春，刘少奇出访东南亚4国。其间，恰逢上中学的女儿刘平平14岁生日。5月9日，夫妇俩写信祝贺其生日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希望你在满14岁以后，认真地考虑一下：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你应当力争上游，不要安于中游，不要做落后分子和自私分子。”“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12月21日，他又挤出时间专门同刘允斌等子女谈话，教育他们要立大志，自觉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他说：“只有这样，人的一生才会感到有意义，心情才会舒畅，在困难面前才不会悲观失望，永远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64年，他邀请当年参加过安源罢工的工人代表袁品高来京欢度五一劳动节。在中南海接见袁后还让王光美带孩子们到其住地看望他，请他给讲安源工人的斗争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袁品高见孩子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且听说他们上学不是步行就是骑自行车时感慨说：“这都是少奇同志言传身教的结果啊！” 公私分明严禁特殊
对于托他办私事的亲友，他总是婉言相拒。他诚恳表示：“你們的事我不是不能办，硬着头皮办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办事要讲原则，我们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写给七姐刘少怡的信曾传为佳话。他从小受七姐照顾，姐弟俩感情较深。土改时她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听说弟弟在京城做大官后，就给写了封信，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的不满，不愿在家务农，希望能随他到城里去生活。他立即回信严肃批评了姐姐的错误思想，鼓励她自食其力，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是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她听从规劝一直在家乡务农。他1961年回乡调查时曾特意去看望她。
刘少奇对每个子女都倾注着深沉的父爱，但这份父爱并不表现为娇惯孩子，而是特意在生活上从不让他们搞特殊；更在政治思想上高标准，严格对待他们。他办公室文件较多，为保守党和国家机密，他从来不准孩子们进办公室，更不准他们接触任何机密文件。
1950年，长女刘爱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申请入党，次年预备期满，原以为按正常程序可以转为正式党员。但却节外生枝：学校收到一封涉及她一系列与入党有关问题的信：强调她并未达党员标准，党组织应严格审查并认真考虑她的转正问题。学校党支部大会上当她得知无法按期转正时一时难以接受，感到心灰意冷。而写信者正是她的父亲。这源自他对女儿的严格要求和深入了解。他认为女儿远未达到入党标准，仍须历练和成长。后经耐心细致的教育，女儿心悦诚服接受父亲的批评和建议。1958年，她所在的国家计委要下放一批干部到边疆去工作，刘少奇积极动员她带头报名到内蒙古去工作。好些人听说后将信将疑，后来看到她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到内蒙古去时大家都感动地说，少奇同志动员女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她到内蒙古后没辜负爸爸的希望，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进步很快，不久就光荣入党。她有次回京跟父亲抱怨住房被大水淹了，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也得不到解决。他并未首先心疼女儿受苦受难，反问：“群众住的房子难道没被水淹吗？群众能住，我们也能住。不能因你是国家主席的女儿就可以特别，先给你换房子！现在搞点特殊，好像得了便宜，但在思想上是一种危险……常想占便宜，思想就要变，会变到人民的对立面去，成为无益于社会的人。”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警卫员看到个别首长的孩子上下学都有小汽车接送后，也就背着刘少奇接送过孩子们几次。刘少奇知道后对王光美和警卫员们说：“不要让小汽车接送孩子，可以坐公共汽车嘛！”进一步揭示要害说：“家属不能坐专车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我怎么能随便不遵守呢？再说小孩子坐专车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好，会滋长他们的特殊化思想。”饭桌上，他又对孩子们进行了教育。以后，宁肯小车闲着，也不让孩子们乘坐。尽管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能力他后来还让在学校食宿。每逢周六下午，由一位老师傅骑三轮车把刘家孩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陈赓的两个孩子。老师傅每周一早晨再把这群孩子送回学校上课。当刘源上到三年级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这项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公交车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坐14路再转乘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同学们都不知道刘家子女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所有档案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夫妇俩不许孩子们讲出来，子女们也就不敢讲出半个字。有一次，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老师就给家长打电话让把课本送来。王光美二话没说，赶紧骑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很随和的她只要不忙就会到学校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刘家子女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刘亭亭晕倒了两次，同学的妈妈就给她妈妈打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已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王光美正要去接时刘少奇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子女们继续住校。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生日那天，当地同志派人送来一个大蛋糕，上面还醒目地写有个“寿”字。他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又把王光美叫来，问她为什么不制止？她说，事先她也不知道。他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刘源印象深刻的是：“母亲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时每到假期她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开家庭会以正家风
1959年国庆节期间的一天，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附近的小会议室里，他亲自开一次家庭会。参会者有王光美、几个子女及几位亲戚。会议室十分窄小，除一个长条桌子和墙上一张大地图外无其它摆设。桌子周围坐20余人就再没空余，从开会的人背后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他工作繁忙为何还要这样？原来，刘少奇自1959年4月当国家主席后，亲戚们便以为他在京当大官了，办事一定特容易，可以跟着沾光了。于是纷纷写信、托人或找上门来，要求他买东西、帮助安排工作或调个好单位等。这年国庆节前夕，其侄女和几个亲戚又为一些事专程赴京来：或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或不安心在农村要进城市或想要点东西等；见他不给办，还有埋怨情绪。适值国庆10周年，他作为国家主席国事活动满档期，忙碌异常。但当他了解他们的不正确想法后意识到这种思想纵容不得，认为怎么忙也有必要专门做些思想教育工作，纠正其错误观点，彻底打消这种特权念头。 他环视一下小会议室里在座的各位亲戚，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曾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可见我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会议的。”他稍许停顿，点燃烟吸了一口，接着说：“为了什么事开这个家庭会呢？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一点方便，给你们搞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所以找你们要开个会。”他又吸了口烟，继续晓之以理、动之于情说：“现在解放了，在农村当农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合理，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不讲原则，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
屋里静悄悄的，在座的没人吭气。他站起来边在屋里踱步边亲切地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说着，他走到那个侄女身边慈祥地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艰苦朴素，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用，决不能用它为自己谋利益。你说对吗？”侄女知错低下了头。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在你们看来，帮助安排个工作，那是我一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但这句话我不说，也不能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乱用党和国家与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并表示：一旦发生，一定会严肃处理。接着说：“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吃饱穿暖了，就应好好为国家工作，要为国家争气。”
他在会上说的话虽语气和缓，但观点明确、态度坚决。这番深入浅出、耐人寻味的教诲像温暖春风吹进亲属的心坎里，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当即纷纷发言表示拥护他的意见和决定。从此，亲属不再请求他办私事了。
1960年初的家庭聚会上，他对亲属和子女再次强调：“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严肃拒绝礼物宴席
刘少奇不仅严于律己带头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同时也对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高标准、严要求。他一贯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或办事，不许对有关部门或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便发表意见，不许以“少奇同志”的名义压人家。他还为此明确定立了“四不准”规矩：“每到一地，不准要人家接送；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谢绝；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准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国家一些企业出产了新产品，如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等，都要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他每次看完后都叫工作人员如数退还。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很粗糙。但在当时这却是个稀罕物，刘家孩子们常到此收听广播节目。为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联系了改装它的总参谋部希望能用它换两台小的。那边爽快答应后送来3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卫士和孩子们各一台。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发现后奇怪地问：“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相告。他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统统退回去！”收音机立刻从孩子们房间消失掉。他这样严于自律、严肃家风的精神难能可贵，特别是警告秘书“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让人震撼感慨！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为了与群众同甘共苦，首先带头不吃肉和蛋类食品。每次外出视察，他都对身边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说：“无论到哪里，先要同地方的同志讲清楚，不能搞特殊，要注意节约。”有些地方负责人为了照顾中央首长的身体，送来一些副食品，他要工作人员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就按价付款。他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坚持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前门牌。
他任国家主席后，常出国访问或在国内接见外国友人，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友好人士时常送些礼品。大到钢琴、电视机、高级照相机，小到各类名牌手表、高档食品以及各种珍贵的工艺品、装饰品，他都悉数上交给国家。
有一次，他作为国家主席应邀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访问。当时，这些国家送了不少纪念品和礼物。工作人员推辞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报告了他。他当即明确指出，别的国家送的东西，都要造册登记，个人不能接受，一律送到有关部门收存。还有一次，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一个毛竹笔筒、王光美一条三角披巾及小工艺品。他要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美术馆。
这些平凡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境界，为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起了潛移默化的典范作用。
衣食住行简朴低调
建国后，刘少奇虽任要职但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奋斗作风。在生活上一向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低标准严要求的，坚决反对自己及家人有意无意地搞特殊。
他穿衣俭朴不讲究。每当身边工作人员动员他换件新衣时他总是笑呵呵地说：“缝缝补补还能凑合几年啊！”自进城到“文革”前夕，他年年冬天都用着那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他多年常戴的那顶草帽后来都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斑点，边上的线脱断了不少。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却被他拒绝了。当工人和农民们看到自己的领袖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身朴素布衣服时，感动地说：“刘委员长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真是我们人民的好领袖！”1963年4月他作为国家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4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他夫妇俩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他后他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家要求看看他的衣服是否能行。当他们打开衣柜把夫妇俩的衣服一件件认真检查一遍后，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另外，这4国的气候也不一样，有热带，也有亚热带，现有的这些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而且都是穿过多年的旧衣服。”并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注意服饰”。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坚持己见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简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他吃饭简单不浪费。他夜间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肚子饿了时就让厨师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热一热对付一下。他每餐只有两盘菜，剩下的作夜宵，有时不够就让加点面条。后来为不影响厨师休息干脆让王光美到厨房给热剩饭。为此，她获“烩饭厨师”雅号。1962年他伙食办公室的同志见此情形，觉得他通宵达旦工作太辛苦很为其健康担忧。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便提出：“我们工作人员夜间工作到12点都有夜餐费，少奇夫妇经常工作到深夜，当然也应有夜餐费。”就背着夫妇俩按规定给申请了每人每天5毛钱的夜餐费，加进伙食费中。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其伙食开支由炊事员和有关管理人员管，夫妻俩平时一般不过问，故夜餐补助的事很长时间夫妇俩都不知道。不知不觉过去两年多……可有一天居然被刘少奇无意中发现并马上让王光美去查伙食账。工作人员如实汇报并解释说：“我们想，这是按规定办事，就没有向您汇报。”他出于理解工作人员的心情就没多作批评，但却立刻召集身边人开了会，十分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应该的。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负责，不能要国家补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请你们计算一下，一共补助了多少钱？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还，补了多少就退还多少，一分钱也不能少！马上给公家退回去！”工作人员再三坚持说：“这是按规定办事，以后不补就是了，过去的就不要退还了。”并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此后两年多，刘家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周日也只有一盘荤菜，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几下子就让盘子见了底，还老感觉没吃饱。近3年的夜餐费加在一起，是个不小的数字。他提出每月从工资中扣还100元。这样一直扣了一年多才全还清。
他住宅简陋不让装修。1952年以前，他住的是一幢共有3间的旧式房屋，分别是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他调了好点的住房，可他的办公室仍旧很简单：办公桌、文件柜、书架，一把旧藤椅、一对沙发就是最好的摆设。有一天，管理员看到他办公室和楼道走廊的地板较滑，走路易跌倒，便趁他出差铺了地毯。他回来后很不高兴，立即让撤掉。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不是讲排场。可他严肃说：“不管是不是讲排场，反正用这个太浪费，太贵。”后来管理人员只好换上橡胶垫条，刘少奇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个好，这个东西便宜，结实又耐用，走路也不打滑，铺这个就行了。”刘少奇借此告诫他们：“当前国家还很穷，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吃的都困難，你搞那么高级的房子，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我们共产党人随时都要注意，永远不要脱离群众。”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照顾，就专门督促身边工作人员如实丈量自家的面积，认真核对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对此，他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夫妇俩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费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一块住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他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他家里人口多、花费大，但从未向国家要一分钱。在他严格教育下，一家人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
他出行低调不讲排场。1956年后刘少奇下基层考察调研次数增多。每次外出前他总找身边工作人员谈话，除告诉准备去的地方、目的任务外，就是嘱咐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他说：“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在那里的活动，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那时按国家规定他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地，人家总是安排他住高级宾馆。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有时吃住都在火车上。由带去的厨师做点简单饭菜，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伙。1959年到济南，他要找一些同志谈话，便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故一出去，火车经常就成了他的办公室和住所。1961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1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他对此特别注意，每次都嘱咐随行工作人员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行程，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其专列需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总是让随行工作人员转告铁路部门，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此，还闹过一次笑话。那是在浦口车站，列车到站时他已睡着。天快亮时一列火车通过，响声将他震醒，他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他连忙把吴振英找去询问情况。吴说：“咱们的车停在车站附近岔道上，不影响别的车通过。”听了这样的话他才放下心来。出外视察不吃住在专列时他定会与群众同吃同住。1961年回故乡农村调研期间即是典型例子。得知湖南省委严密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了小轿车陪行后严肃地说：“这次回乡调查一定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一切轻车简从，只要一辆吉普车，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乘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上艰难前行1月余奔走田间，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此他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地方干部曾建议他住条件好些的房子，但他坚持要“和群众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
“行”的严要求也反映在对待子女身上。1965年夏天，王光美正在河北新城县高城蹲点。有一天刘少奇写了封信让刘平平给妈妈送去。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送她上车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委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上车。”听他这么一交待大家知道是有意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可小孩从未出过远门且单独出行，大家心里都有些不放心。对于这些顾虑他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都靠大人，要让她自己闯闯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助，她倒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当刘平平顺利把信交到妈妈手中时自豪感一下涌上心头，从此她做事更自信了。
（责编 孟红）
理想信念教育为重
刘少奇十分重视子女们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很注重子女世界观的改造，要求子女坚持唯物史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常教育子女要“抛弃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下定决心同劳动人民一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自述和写给子女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把名利当作理想，这理想是庸俗的，青年要有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了6亿人民的幸福，宁肯自己吃亏，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干几十年，最后人民会信任你们。”
在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过程中，往往遇到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眼前利益與长远利益的问题。对此，刘少奇告诫子女，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
次子刘允若曾就读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进校之初还能刻苦学习且成绩名列前茅，但经过一段时间校园生活后对所学专业渐失兴趣、成绩大幅滑坡且与同学关系不太融洽，遂起了留级或转系念头，但申请遭到拒绝，便给父亲连写3信以寻求理解支持。刘少奇分别于1955年5月6日、6月20日，1956年1月21日、2月1日连写4封长信劝解开导。除交谈学习兴趣外着重批评了儿子因搞不好关系而闹转学的错误思想，并把情况告诉了驻苏大使馆请其批评教育。他在信中说：“关于调换学校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是可以向组织上提出请求调换的。但根据你的来信，你要求调换学校的理由是错误的……你一贯的错误就是，在劳动人民面前，在同志们面前，不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这个毛病不仅没改，而且有了发展。现在你应该向你的组织声明，承认错误，请求同学们批评，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使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常起来。”他联系平时刘允若谈话时流露出的思想，还说：“你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人家都对不起你，你却没有对不起别人；你没有替别人着想，却要别人为你着想；你不肯为别人有所牺牲，却要别人为你有所牺牲；你不去理别人，却要别人来理你。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这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只有集体主义才是无产阶级思想。你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对于允若想转学其他专业，他列举了孙中山、鲁迅和毛泽东为例说：“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毛主席原来是学教育的，并不妨害他成为我们的领袖。其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你是有创造才能的，你现在学完你的专业，难道会妨害你将来去干别的什么吗？”在父亲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下，次子消极思想一度转变。
刘少奇一旦看到刘允若的每点进步，就热情鼓励。1958年9月9日他专门致信勉励：“鼓足干劲，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工作和学习。你能如此做去，你就会获得成功，而你个人所需要的一切，也将会获得满足。”1960年3月6日他又在王光美写给刘允若的信中将问题加注为“主要是由于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建议通过回国参加整风学习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这样“心情就可能会舒畅一些”。他写给刘允若的信之主要内容，由驻苏使馆人员向全体留苏学生做了传达，使学子们都受到深刻教育。在父亲和大使馆同志的多方帮助教育下，刘允若最终认识到错误并以实际行动改正，摆脱了个人主义思想，欣然服从组织安排，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最后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并成长为国家建设的合格人才。
父亲的理想信念教育和言传身教，和风细雨给了子女深刻影响。刘允斌在苏联生活近20年且成家生子，但1957年顾全大局为建设祖国舍弃常人所不能舍弃的一切回国从事核燃料研究，1962年1月调入二○二厂创建第十研究室并任主任，极端负责地研究试验，放弃了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优越的工作条件及生活条件，肩负重任来到内蒙古荒凉草原。当时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时，说是借调到二○二厂两年，户口仍留京，但他却要求在包头安家落户。虽是国家主席的长子，但丝毫看不到一点傲气、官气和特殊优越感。反而衣着简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有什么心事都愿找他谈，征求他的意见和指导。他对同志们无微不至关怀，有什么困难总想方设法去帮解决。据刘爱琴回忆：父亲生前不止一次教育说，要向你们的大哥学习，不能靠父母，要有点真本事，“文革”前，每次大哥从二○二厂回北京，父亲都很高兴地抽空和大哥聊聊或召集全家在一起吃顿饭。
1963年春，刘少奇出访东南亚4国。其间，恰逢上中学的女儿刘平平14岁生日。5月9日，夫妇俩写信祝贺其生日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希望你在满14岁以后，认真地考虑一下：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你应当力争上游，不要安于中游，不要做落后分子和自私分子。”“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12月21日，他又挤出时间专门同刘允斌等子女谈话，教育他们要立大志，自觉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他说：“只有这样，人的一生才会感到有意义，心情才会舒畅，在困难面前才不会悲观失望，永远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64年，他邀请当年参加过安源罢工的工人代表袁品高来京欢度五一劳动节。在中南海接见袁后还让王光美带孩子们到其住地看望他，请他给讲安源工人的斗争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袁品高见孩子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且听说他们上学不是步行就是骑自行车时感慨说：“这都是少奇同志言传身教的结果啊！” 公私分明严禁特殊
对于托他办私事的亲友，他总是婉言相拒。他诚恳表示：“你們的事我不是不能办，硬着头皮办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办事要讲原则，我们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写给七姐刘少怡的信曾传为佳话。他从小受七姐照顾，姐弟俩感情较深。土改时她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听说弟弟在京城做大官后，就给写了封信，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的不满，不愿在家务农，希望能随他到城里去生活。他立即回信严肃批评了姐姐的错误思想，鼓励她自食其力，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是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她听从规劝一直在家乡务农。他1961年回乡调查时曾特意去看望她。
刘少奇对每个子女都倾注着深沉的父爱，但这份父爱并不表现为娇惯孩子，而是特意在生活上从不让他们搞特殊；更在政治思想上高标准，严格对待他们。他办公室文件较多，为保守党和国家机密，他从来不准孩子们进办公室，更不准他们接触任何机密文件。
1950年，长女刘爱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申请入党，次年预备期满，原以为按正常程序可以转为正式党员。但却节外生枝：学校收到一封涉及她一系列与入党有关问题的信：强调她并未达党员标准，党组织应严格审查并认真考虑她的转正问题。学校党支部大会上当她得知无法按期转正时一时难以接受，感到心灰意冷。而写信者正是她的父亲。这源自他对女儿的严格要求和深入了解。他认为女儿远未达到入党标准，仍须历练和成长。后经耐心细致的教育，女儿心悦诚服接受父亲的批评和建议。1958年，她所在的国家计委要下放一批干部到边疆去工作，刘少奇积极动员她带头报名到内蒙古去工作。好些人听说后将信将疑，后来看到她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到内蒙古去时大家都感动地说，少奇同志动员女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她到内蒙古后没辜负爸爸的希望，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进步很快，不久就光荣入党。她有次回京跟父亲抱怨住房被大水淹了，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也得不到解决。他并未首先心疼女儿受苦受难，反问：“群众住的房子难道没被水淹吗？群众能住，我们也能住。不能因你是国家主席的女儿就可以特别，先给你换房子！现在搞点特殊，好像得了便宜，但在思想上是一种危险……常想占便宜，思想就要变，会变到人民的对立面去，成为无益于社会的人。”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警卫员看到个别首长的孩子上下学都有小汽车接送后，也就背着刘少奇接送过孩子们几次。刘少奇知道后对王光美和警卫员们说：“不要让小汽车接送孩子，可以坐公共汽车嘛！”进一步揭示要害说：“家属不能坐专车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我怎么能随便不遵守呢？再说小孩子坐专车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好，会滋长他们的特殊化思想。”饭桌上，他又对孩子们进行了教育。以后，宁肯小车闲着，也不让孩子们乘坐。尽管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能力他后来还让在学校食宿。每逢周六下午，由一位老师傅骑三轮车把刘家孩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陈赓的两个孩子。老师傅每周一早晨再把这群孩子送回学校上课。当刘源上到三年级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这项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公交车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坐14路再转乘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同学们都不知道刘家子女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所有档案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夫妇俩不许孩子们讲出来，子女们也就不敢讲出半个字。有一次，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老师就给家长打电话让把课本送来。王光美二话没说，赶紧骑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很随和的她只要不忙就会到学校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刘家子女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刘亭亭晕倒了两次，同学的妈妈就给她妈妈打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已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王光美正要去接时刘少奇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子女们继续住校。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生日那天，当地同志派人送来一个大蛋糕，上面还醒目地写有个“寿”字。他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又把王光美叫来，问她为什么不制止？她说，事先她也不知道。他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刘源印象深刻的是：“母亲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时每到假期她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开家庭会以正家风
1959年国庆节期间的一天，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附近的小会议室里，他亲自开一次家庭会。参会者有王光美、几个子女及几位亲戚。会议室十分窄小，除一个长条桌子和墙上一张大地图外无其它摆设。桌子周围坐20余人就再没空余，从开会的人背后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他工作繁忙为何还要这样？原来，刘少奇自1959年4月当国家主席后，亲戚们便以为他在京当大官了，办事一定特容易，可以跟着沾光了。于是纷纷写信、托人或找上门来，要求他买东西、帮助安排工作或调个好单位等。这年国庆节前夕，其侄女和几个亲戚又为一些事专程赴京来：或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或不安心在农村要进城市或想要点东西等；见他不给办，还有埋怨情绪。适值国庆10周年，他作为国家主席国事活动满档期，忙碌异常。但当他了解他们的不正确想法后意识到这种思想纵容不得，认为怎么忙也有必要专门做些思想教育工作，纠正其错误观点，彻底打消这种特权念头。 他环视一下小会议室里在座的各位亲戚，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曾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可见我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会议的。”他稍许停顿，点燃烟吸了一口，接着说：“为了什么事开这个家庭会呢？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一点方便，给你们搞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所以找你们要开个会。”他又吸了口烟，继续晓之以理、动之于情说：“现在解放了，在农村当农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合理，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不讲原则，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
屋里静悄悄的，在座的没人吭气。他站起来边在屋里踱步边亲切地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说着，他走到那个侄女身边慈祥地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艰苦朴素，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用，决不能用它为自己谋利益。你说对吗？”侄女知错低下了头。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在你们看来，帮助安排个工作，那是我一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但这句话我不说，也不能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乱用党和国家与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并表示：一旦发生，一定会严肃处理。接着说：“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吃饱穿暖了，就应好好为国家工作，要为国家争气。”
他在会上说的话虽语气和缓，但观点明确、态度坚决。这番深入浅出、耐人寻味的教诲像温暖春风吹进亲属的心坎里，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当即纷纷发言表示拥护他的意见和决定。从此，亲属不再请求他办私事了。
1960年初的家庭聚会上，他对亲属和子女再次强调：“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严肃拒绝礼物宴席
刘少奇不仅严于律己带头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同时也对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高标准、严要求。他一贯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或办事，不许对有关部门或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便发表意见，不许以“少奇同志”的名义压人家。他还为此明确定立了“四不准”规矩：“每到一地，不准要人家接送；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谢绝；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准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国家一些企业出产了新产品，如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等，都要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他每次看完后都叫工作人员如数退还。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很粗糙。但在当时这却是个稀罕物，刘家孩子们常到此收听广播节目。为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联系了改装它的总参谋部希望能用它换两台小的。那边爽快答应后送来3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卫士和孩子们各一台。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发现后奇怪地问：“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相告。他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统统退回去！”收音机立刻从孩子们房间消失掉。他这样严于自律、严肃家风的精神难能可贵，特别是警告秘书“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让人震撼感慨！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为了与群众同甘共苦，首先带头不吃肉和蛋类食品。每次外出视察，他都对身边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说：“无论到哪里，先要同地方的同志讲清楚，不能搞特殊，要注意节约。”有些地方负责人为了照顾中央首长的身体，送来一些副食品，他要工作人员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就按价付款。他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坚持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前门牌。
他任国家主席后，常出国访问或在国内接见外国友人，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友好人士时常送些礼品。大到钢琴、电视机、高级照相机，小到各类名牌手表、高档食品以及各种珍贵的工艺品、装饰品，他都悉数上交给国家。
有一次，他作为国家主席应邀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访问。当时，这些国家送了不少纪念品和礼物。工作人员推辞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报告了他。他当即明确指出，别的国家送的东西，都要造册登记，个人不能接受，一律送到有关部门收存。还有一次，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一个毛竹笔筒、王光美一条三角披巾及小工艺品。他要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美术馆。
这些平凡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境界，为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起了潛移默化的典范作用。
衣食住行简朴低调
建国后，刘少奇虽任要职但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奋斗作风。在生活上一向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低标准严要求的，坚决反对自己及家人有意无意地搞特殊。
他穿衣俭朴不讲究。每当身边工作人员动员他换件新衣时他总是笑呵呵地说：“缝缝补补还能凑合几年啊！”自进城到“文革”前夕，他年年冬天都用着那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他多年常戴的那顶草帽后来都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斑点，边上的线脱断了不少。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却被他拒绝了。当工人和农民们看到自己的领袖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身朴素布衣服时，感动地说：“刘委员长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真是我们人民的好领袖！”1963年4月他作为国家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4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他夫妇俩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他后他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家要求看看他的衣服是否能行。当他们打开衣柜把夫妇俩的衣服一件件认真检查一遍后，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和主席夫人出国访问要按照外交部的规定办。另外，这4国的气候也不一样，有热带，也有亚热带，现有的这些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而且都是穿过多年的旧衣服。”并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注意服饰”。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坚持己见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简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他吃饭简单不浪费。他夜间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肚子饿了时就让厨师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热一热对付一下。他每餐只有两盘菜，剩下的作夜宵，有时不够就让加点面条。后来为不影响厨师休息干脆让王光美到厨房给热剩饭。为此，她获“烩饭厨师”雅号。1962年他伙食办公室的同志见此情形，觉得他通宵达旦工作太辛苦很为其健康担忧。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便提出：“我们工作人员夜间工作到12点都有夜餐费，少奇夫妇经常工作到深夜，当然也应有夜餐费。”就背着夫妇俩按规定给申请了每人每天5毛钱的夜餐费，加进伙食费中。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其伙食开支由炊事员和有关管理人员管，夫妻俩平时一般不过问，故夜餐补助的事很长时间夫妇俩都不知道。不知不觉过去两年多……可有一天居然被刘少奇无意中发现并马上让王光美去查伙食账。工作人员如实汇报并解释说：“我们想，这是按规定办事，就没有向您汇报。”他出于理解工作人员的心情就没多作批评，但却立刻召集身边人开了会，十分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应该的。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负责，不能要国家补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请你们计算一下，一共补助了多少钱？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还，补了多少就退还多少，一分钱也不能少！马上给公家退回去！”工作人员再三坚持说：“这是按规定办事，以后不补就是了，过去的就不要退还了。”并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此后两年多，刘家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周日也只有一盘荤菜，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几下子就让盘子见了底，还老感觉没吃饱。近3年的夜餐费加在一起，是个不小的数字。他提出每月从工资中扣还100元。这样一直扣了一年多才全还清。
他住宅简陋不让装修。1952年以前，他住的是一幢共有3间的旧式房屋，分别是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他调了好点的住房，可他的办公室仍旧很简单：办公桌、文件柜、书架，一把旧藤椅、一对沙发就是最好的摆设。有一天，管理员看到他办公室和楼道走廊的地板较滑，走路易跌倒，便趁他出差铺了地毯。他回来后很不高兴，立即让撤掉。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不是讲排场。可他严肃说：“不管是不是讲排场，反正用这个太浪费，太贵。”后来管理人员只好换上橡胶垫条，刘少奇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个好，这个东西便宜，结实又耐用，走路也不打滑，铺这个就行了。”刘少奇借此告诫他们：“当前国家还很穷，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吃的都困難，你搞那么高级的房子，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我们共产党人随时都要注意，永远不要脱离群众。”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照顾，就专门督促身边工作人员如实丈量自家的面积，认真核对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对此，他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夫妇俩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费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一块住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他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他家里人口多、花费大，但从未向国家要一分钱。在他严格教育下，一家人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
他出行低调不讲排场。1956年后刘少奇下基层考察调研次数增多。每次外出前他总找身边工作人员谈话，除告诉准备去的地方、目的任务外，就是嘱咐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他说：“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在那里的活动，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那时按国家规定他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地，人家总是安排他住高级宾馆。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有时吃住都在火车上。由带去的厨师做点简单饭菜，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伙。1959年到济南，他要找一些同志谈话，便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故一出去，火车经常就成了他的办公室和住所。1961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1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他对此特别注意，每次都嘱咐随行工作人员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行程，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其专列需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总是让随行工作人员转告铁路部门，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此，还闹过一次笑话。那是在浦口车站，列车到站时他已睡着。天快亮时一列火车通过，响声将他震醒，他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他连忙把吴振英找去询问情况。吴说：“咱们的车停在车站附近岔道上，不影响别的车通过。”听了这样的话他才放下心来。出外视察不吃住在专列时他定会与群众同吃同住。1961年回故乡农村调研期间即是典型例子。得知湖南省委严密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了小轿车陪行后严肃地说：“这次回乡调查一定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一切轻车简从，只要一辆吉普车，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乘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上艰难前行1月余奔走田间，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此他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地方干部曾建议他住条件好些的房子，但他坚持要“和群众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
“行”的严要求也反映在对待子女身上。1965年夏天，王光美正在河北新城县高城蹲点。有一天刘少奇写了封信让刘平平给妈妈送去。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送她上车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委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上车。”听他这么一交待大家知道是有意让孩子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可小孩从未出过远门且单独出行，大家心里都有些不放心。对于这些顾虑他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都靠大人，要让她自己闯闯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助，她倒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当刘平平顺利把信交到妈妈手中时自豪感一下涌上心头，从此她做事更自信了。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