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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 关学 母教 家庭教育
儒家作为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代表，素有崇礼重教的传统。孔子认为，当一个人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之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育问题。冉有曾问孔子：“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很明确地回答说：“教之”。孔子所说的教育内容是丰富的，《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儒家推崇教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北宋陈舜俞说，“人生不可以无养，养而不可以无教。生而无养者，畜也;养而不教者，豢也。”朱熹亦说：“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都指出人的道德教育、品格培养要从幼年抓起。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宗法伦理的社会背景下，家庭、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所以教育除了由社會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职责外，对儿童的德性养成、人格教育更多地则是由家庭、家族来承担。而家庭中，虽然父母对子女都有进行教育的责任，但是由于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他们在教育子女中的职责、位置也有所不同。《易经》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皮锡瑞在《孝经郑注疏》卷下曾说：“因人尊严其父，教之为敬;因亲近其母，教之为爱。顺人情也。”即以其父的尊严，故教之以“敬”;以其母之慈柔，故教之以“爱”。这种因社会分工所导致的教育取向，在历史上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句话，既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父母在子女教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对于母教的地位和作用，古代贤哲多有论述。东汉经学家郑玄说：“昏义者，以其记娶妻之义，内教之所由成也。”男子娶妻，其意义之一在于以成“内教”，这就从夫妻关系上肯定了母教所以为主的缘由。古人非常看重母教的作用，王夫之说：“养蒙于早，以定其志，母教之功大矣哉。”儿童的教育要从小抓起，这样才能使其在童蒙初开时即立下志向，这对孩子的成长和人格完善极为重要。而儿童早期耳濡目染的大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对孩子的德性养成，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皮锡瑞在《孝经郑注疏》卷下曾云“以敬属父，以爱属母”，认为爱心的培养，主要在于母亲。正因为此，古人对母教极其重视，又极为慎重。宋代吕大临在《礼记解·曲礼上第一》说过“习与性成”，也就是说，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在后天随着人的习行而逐渐养成的，一旦有“不义之性”产生，则“习有以移之”。故“习”极为重要，所以“习不可不慎”。可见，他极看重孩提时代的习性养成教育。由此，吕氏特别看重母教，从孩子出世开始，即从“诸母”中选择品端行方、谨言慎行者作为“子师”，将母教作为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他说：“古之教子者，其始生也，择诸母之慈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教之之慎如此，况可示之诳乎？”
古人重视母教，也在于母教较之父教更能够担负起开启童蒙、养成德性、培养良好品德之重任。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所说传统农业社会男女社会分工模式导致教育子女的任务更多地落在母亲的身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母亲与孩子能长时间、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母亲的天性之柔、真情之爱会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默默地影响和教育孩子，这样儒家以道德教育为特征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往往能通过母教得到更好地贯彻。北宋陈舜俞说：“提孩，母教之;童子，父教之。语而教之说，食而教之茹，行而教之趋，视而教之端，听而教之审，能而教之技：工教之为斤斧焉，商教之为货殖焉，农教之为稼穑焉，士教之为诗书焉。此数者非伪也，性之所以必然也”陈舜俞把父母对儿童的德性教育、行为教育、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等，都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他特别认为儿童的德性教育，母教担负更为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点，儒家学者有深刻的哲理分析。王夫之说：“乾以刚修己，坤以柔治人……道之大纲，尽于乾坤矣。”认为坤道对于治人育人更为重要，其原因如《易经》坤卦《文言》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故“坤德静而直方，母教仁而慈爱。”意思是说，坤道其性柔静，但动则质直刚正，不为邪。这种基于坤德的母教，是建立在母亲所具备的“女德”基础上的。唐李鼎祚说：“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有仪而可象。”女性不仅正直坚毅，且兼具仁、静、柔、忍的特性，因此，较之男性，其教督子女具有温婉慈爱、勤勉不倦、刚健中正、百折不挠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卓越的女性，在教育子女时，往往既有明确的德才目标，又能循循善诱，以身作则，持之有恒，其对子女的影响往往也更为深刻。
古人关于母教对于儿童德性养成、人格培养的作用的认识，已被无数仁人志士或杰出人物成长的事例所证明。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是接受母教成功的范例。孟母教子首重德性和礼仪，尤慎择邻而居，“孟母三迁”就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故事。又如汉代著《潜夫论》的王符、晋代“世仰忠臣之门”的周颧，都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才的，所以宋代程俱称赞二人“惟母教之勤，何取外家之盛，必有懿德，发于幽光。”西汉匈奴人金日碑的母亲因“教诲两子，甚有法度”，得到汉武帝的嘉奖：“上闻而嘉之”。历史上因母教而成才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表彰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台湾教育家张默君在《母教》一文中所说：“母教者，幼稚教育之胎胚，家庭教育之重心，学校教育之辅弼，社会教育之础石，民族教育之精魂，实人类一切教育之骨干。贤母者，世界古今艰苦卓绝树人之园丁也。”足见人们对母教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有高度的认同和赞扬。
从地域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域的学人往往各有其特质，如浙东学人“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必欲措诸实用，不为空言”;东林学人以“清议”著称，其“忠义之盛，度越前代”;关学学人“多以气节著”，“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西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正因如此，关学学人群体具有笃行践履、崇真务实、崇尚气节的品格和节操。这些品格和节操的形成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所受母教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分析关学学人成长历程所受母亲影响的不同案例，可以对传统母教的意义和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 考察关学诸学人的成长历程，不难发现其所受母教的极大影响，也可以看出关学学人所以有不同于异地学人的特质，与其所受母教的地域性特征有关。总结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实践特征，可对儒家所重视的教育理念从母教的视角加以充分印证。
关学宗师张载十四岁丧父，据《汇溪张氏支谱》卷一《赠吉甫公暨陆太君诰命一道》记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朝廷颁发诰命，称载母“陆氏孝恭成性，清约裎躬，相夫效官，誉望滋重，尔之内德茂已。”一个孝恭成性、清约修身的女性，因“相夫效官”受到朝廷褒扬，而其最重要的“内德”是教子有方，苦力抚育张载，使其成为“得圣贤之心法，接孔孟之源流”的一代宗师。无独有偶，张载身后许多关学学人与其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际遇，其特殊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所受的童蒙教育多是由母亲担当的。重要的还在于，其所接受的母教不仅具有传统母教的一般特征，而且因受到躬行礼教、笃行践履、求真务实、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的影响，形成了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一些特质。研究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特征，总结其经验，探尋其规律，对当代的儿童养成教育、家庭教育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1.蒙以养正、成圣成贤的母教目标
张载对童蒙教育有诸多论述，其所著《正蒙》的“蒙”字，即取自易经《蒙》卦“养其蒙使正者”之义。他说：“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是‘亨行时’也;此时也，正所谓‘如时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则是教者之过;当时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则是教者之功。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提出了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即主张从童蒙时起就应当施以正确的道德教育，并把这种道德教育视为教育者的首要目标。正如清人朱轼所言：“（张载）与诸生言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为圣人而后已。”张载重视道德教化和以成圣成贤为目标的童蒙教育思想，在其身后关学承传者的成长历程中，通过母教而得以充分体现。以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成圣成贤为目标，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可从许多人的成长经历看出来。以下试举几例。
李颐（1627-1705），字中孚，陕西盏屋人，学者称之为“二曲先生”，明清之际关学鸿儒，与李因笃、李柏并誉为“关中三李”，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为清初“海内三大儒”。据《二曲集·李母彭氏传》记载，其父李可从曾随从督师汪乔年征讨李白成起义军，其母彭夫人勉励丈夫说：“吾向虑君无由为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当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恋。”后其父殉义襄城，其母得知死讯，欲身殉，被人劝阻，父母的气节震憾着年幼的李颐。二曲当时十五岁，母子茕茕，生计维艰，仅靠彭母日夜纺绩维持生计。因束惰无出，塾师竞不愿纳，李二曲的求学愿望无法实现。彭母鼓励他说：“无师遂不可学耶？古人皆汝师也。”在其母的谆谆教诲下，李二曲最终放弃了举业而专心致力于圣贤之学，凡古圣先贤之典，濂、洛、关、闽之书，无所不窥。看到儿子立志正学，彭母大喜：“吾向语汝师古人者非耶？”在母亲的不断鼓励与教诲下，李二曲超凡脱俗的高洁志向与清纯品德日渐形成，卒成理学巨儒。但他坚守自己终生不仕的初衷，数次上书力辞朝廷征辟。在地方官威逼时，他竞拔刀自残以证其心，终不出仕，连康熙皇帝欲当面求教也未得应允，最后只索得其著作而归，这充分彰显了他的铮铮铁骨和刚正不阿的气节。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格节操，李二曲明确归诸贤母的教诲：“先慈……朝夕惟督以认字诵书、修己砺行为务。颐所以不至失身他涂，堕落于小人禽兽之归，皆颐母之贤有以成之也。”对于二曲的成才经历，清人李长祥在《李母彭孺人墓表》中说：“若隐君（指二曲）之成，则母之教矣”。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部邑（今陕西鄂邑区）人，李二曲弟子。十岁失怙，母亲李孺人对他严加教之，曾以“人生要当以圣贤为期，科第固所藉以进身，德业尤所本以立身。苟德业不足，即幸掇巍科，跻腮仕，非所愿也”点拨人生，毫不含糊。李母强调“人生要当以圣贤为期”，如果德业不足，即使可以做官，也并非其母之心愿，这对他人生志向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坚定儿子向慕古人、希贤求圣的理想信念，李母说：“吾不愿汝禄养，但能砺行德业，与古人齐轨，无负父托，斯为孝耳。”为了成就王心敬的道德学业，李孺人倾其所有遣儿就学于百里之外的二曲先生。众亲眷恐此行会妨碍他举业，一再劝阻，李孺人持意弥坚，毫不动摇。不久又劝说王心敬放弃诸生身份，不再从事科举，使其能专心于圣贤之学。李二曲听闻此事，感动之余，撰写了《母教》一文，称赞李孺人教子有方：“贤哉！鄂邑王母李夫人之教子，世之须眉丈夫号称善教者，有所弗若也！”并说：“世之善教者，不过教以举业，期以科第，以图富贵利达已耳。乃夫人之教其子王生尔缉也，则异是。……夫人以宇宙完人望其子，尤为空谷足音，绝无而仅有，行且与孟母媲芳。”正因为有一位与孟母“媲芳”的母亲坚定引导和矢志教诲，方成就了王心敬一生辉煌的学术事业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曾讲学于大江南北，在理论上做出很大贡献，成为李二曲之后关中有名的大儒。唐鉴说：“关中之学，二曲倡之，丰川继起而振之，与东南学者相应相求。”王心敬辉煌的学术成就，当与其以德为重、不尚举业的母教指向分不开。
牛兆濂（1867-1937），字梦周，号蓝川，陕西蓝田人，清末民国时期关中鸿儒。他是陈忠实《白鹿原》小说中士阶层的代表，拥有超常智慧的“朱先生”的原型。幼年颖异，遍读四书五经。22岁时开始接受理学思想的浸润，23岁中举人。适值其父病逝，母亲悲痛失明，牛兆濂亲自奉养，诏命屡至不赴，终以覆试违限例削名，众皆为之婉惜，其母则劝导说：“科名外物，何足惜！”并劝说儿子赴三原拜理学大家贺瑞麟为师，学习圣贤之道。《记清麓问学本末》一文，详细记录牛兆濂拜师的经过。贺瑞麟问他“何以不赴公车？”牛兆濂回答说：“慈亲之命，但欲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也。”贺瑞麟喟然叹曰：“贤哉，母也！”这段记载，真实地道出了牛兆濂遵从贤母“学为好人”的训戒。他中举后未赴公车，例当除名，陕西巡抚端方以孝廉奏请朝廷得免，并特赐内阁中书衔，牛兆濂坚辞不就。后陕西巡抚升允又荐举赴京召对经济特科，并赠以路费，牛兆濂以欲专攻经史、不懂经济婉拒。民国时期，时任陕西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倾慕牛兆濂名望，先后帅兵弁、具厚币谒庐，牛兆濂饭以脱粟，却其贽币。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备厚礼请其出山为顾问，牛先生亦作书辞谢。1923年康有为至陕西，达官贵人及文人学士莫不欢迎，刘镇华督军遣使请牛兆濂陪同，他托疾辞避，不与交接。终其一生，牛兆濂不入仕途，视名利为浮云，甘贫乐道，不慕荣华。他一面潜心儒学，修养身心，一面讲学化俗，关切民生，以康济时艰。如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革命军与清军展开了激战。陕西巡抚升允率部逃亡甘肃，后集结军队急攻咸阳，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革命军敦请牛兆濂议和。牛兆濂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出面调停，双方罢兵，千万生民免于涂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牛兆濂作《阋墙诗》：“阋墙兄弟本非他，外侮急时愿止戈。万事到头须自悟，算来毕竟不如和。”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体现了关学学人的高洁志向与家国情怀，表现出关学学人的独立人格与道德情操，这些都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熏陶和贤母的教诲有密切的关系。 世有贤母，方出贤子。关学诸多学人正是在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熏陶下，经过一个个贤母的殷切教诲，最终成就了各自的道德功业。可见，以成圣成贤为目标的母教实践，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2.德业并重、以德为主的母教理念
关中自张载创立关学以来，讲学、读书风气一直盛行，表现在家庭教育特别是母教方面，除了重视儿童的品德培养外，亦同时注重学业素养、人文化育，重视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引领示范，这也可从诸多关学学人的成长历程看出来。
杨奂（1186-1255）为金、元时关中大儒，被时人誉为“关西夫子”。据《还山遗稿·附录》记载：杨奂母亲程夫人为了全面掌握、了解儿子的学业情况，特嘱其将同时就读的诸小儿一并带至府上，夫人一一询问其志向。一少年回答“欲读书觅官以养其亲者”，夫人喜不自禁，“抱置膝上，抚摩之曰：‘儿若是可与吾儿游矣！”’对其余的同学则以好语劝其离去，并嘱儿“割席与处”。数年后，当初立志读书的那位少年果其“嶷嶷然若成人”。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令程夫人甚喜且“抱诸于膝”的少年，首先是一个心怀“欲读书觅官以孝养父母”的奋进少年，再从其“儿若是可与吾儿游矣”等语推测，程夫人教子的理想目标，亦当是培养一个能孝养父母、有道德、有文化的孩子。《还山遗稿·附录》还记载了程夫人为了扩大杨奂的知识视野，丰富其学习内容，不惜变卖嫁妆，置书千卷。史载杨奂十一岁时母亲不幸病逝，他哀毁骨立，疏食淡饭，颂《孝经》为课。后潜心读书，悉心披阅母亲留给他的书籍，学识由此大进，终成一代名儒。元好问为杨奂撰写的神道碑中称：“秦中百年来号称多士，未有出其右者。”其渊博的学识，与其母在他少年时期重视文化知识的培育密不可分。
孙景烈（1706-1782），字孟扬，号酉峰，陕西武功人，一代理学名儒。九岁始就学，其家甚贫，然凡书籍笔墨之资，其母刘孺人艰辛设法，量而给之。景烈18岁中秀才，其父已过世，刘孺人切训曰：“汝父未读书，里中长者皆以善人称之。今汝读书矣，若不得为善人，则汝父之命汝从师，非徒然与？”劝诫儿子修身持己，以“为善人”作为道德追求的理想目标，勿自恃文多而忘躬行。乾隆元年（1736），孙景烈赴礼部试，取明通榜，按成例授商州学政，其母严训日：“今膺简命为学博，官虽小，自汝白屋家得之，乃特恩殊荣也，急图报焉。且仕途发轫于兹，读书人学守亦验于兹。可弗慎哉！此去劝课士，勿俸外受一钱，勿责诸生束惰，勿以非道悦上官，庶解吾忧。”刘孺人以清正廉洁为做官的标准，叮嘱即将赴任的儿子。而“遵吾母之训”亦成为孙景烈在商州为官的不二选择。乾隆四年（1739）孙景烈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其母远寄口训，谆谆以供馆职、报国恩开示。后孙景烈回陕，先后三度主讲关中书院，一度主讲兰山书院，其母仍不忘劝勉“国恩优渥，将何以报？”孙景烈以“惟有键户读书，教学相长，改过迁善，不干外事耳”回复母亲。母之贤固以成其子，而子之贤亦所以扬其母。刘孺人对孙景烈一生为学为官的教导，可谓大矣。正因为此，清代关中大儒贺瑞麟曾说：“古今贤母以教子著者多矣。以吾关中论，李中孚安贫事母力求圣学，而大吏表其间日‘贞贤之里’;孙酉峰恪守程朱辞官奉母，陈榕门相国曾以‘关中孟母’额其门。”以“关中孟母”的称号赞扬刘孺人，可谓至当也。
李元春（1769-1854），字仲仁，号时斋，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人，学者称桐阁先生。幼时家境贫寒，七八岁时拾薪饲驴，靠给他人桤碾，得糠卡比采蔬和蒸以为食。一日过里塾，闻读书声，归而求告母亲意欲读书。虽得母亲大力支持，亦只能半日读书，半日拾薪。十四岁应童试时，得见明代大儒薛碹撰著的《薛文清公文集》与《读书录》，减二日伙食而购之。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动摇母子继续学习的决心与勇气。其母为了供儿读书，“无夜绩声不及鸡鸣”，仍甘之若饴。正是在母亲的勉励、引导下，李元春熟读精玩儒家典藉，学识卓荦，先后在潼川、华原书院教诸生以身心性命之学，同时开始系统梳理关学史发展脉络，继冯从吾、王心敬以后，再续《关学编》，留下了《丰川文集》《丰川续集》等丰硕的著作，也为关学学术事业发展培育了大批英才，为关中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殷殷母教，化育万千。关中作为文武周公化育之境，横渠张子开宗之地，遗泽既厚，钟为偏彦，德行修明之士辈出，硕学鸿儒代传不息，当与母教的价值导向、母教的思想内容分不开。而德业并重的母教内容，亦成为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另一重要特征。
3.“以礼为教”、修谨自律的母教实践精神
受张载“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学礼则可以守得定”等隆礼重教思想的影响，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家庭教育实践，常常贯穿着“以礼为教”的内容和方法，并体现在他们的日常行為中。儒家所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理念，通过礼仪节序、洒扫应对等教化实践得以完成和落实，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始于蒙童时期的母教实践，几乎伴随关学学人一生的道德修养历程，对造就关学学人特有的精神气象与道德风貌发生过重要作用。
据《还山遗稿》附录《程夫人墓碑》记载：杨奂少时外出就学，曾带同学回家。程母“肃衣冠，坐堂上”，接待诸位小儿。这个元朝时期的历史场景因被镌刻在墓碑上，而再现了一个严母以礼待人、以礼育儿的过程。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即便是懵懂稚童，也不可大意失礼。正是程夫人严谨守礼的态度和行实，影响了杨奂一生。他尤为重视礼的“制度名数”，肯定“夫礼也者，制度名数之所寓也。”因此，尤为注重礼的践履，认为“不有所据，必有所见”，即或要有所依据，或要有所亲见。循此原则，他曾纠正朱熹关于礼的某些说法。一次，有一位朋友新筑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其何所据。后来看到朱子在《家礼图说》中说“在北架”。对此，杨奂认为此说“似不安也”，因为此“于经则无所见”，朱子本人在建炎南渡后，庙社之礼已荡然无存，他亦“无所见于世”。由此，杨奂认为“《家礼》所载神主样式亦非”。杨奂遵礼，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循礼之习诚得之于乃母的教养。 再如王心敬，自少时起，他的母亲就对其一言一动加以规范，教之以正，“务令内谨心术，外谨行履。”此所谓“内”者，无外乎内在的品德修养、人格境界;“外”者，当属人伦日用、行为规范的培养等。其母要求从幼儿时期始，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揖让之礼，从基础的伦常日用开始培养。在母亲的教育影响下，王心敬对母极尽孝敬，对师极尽礼数。他曾讲学于大江南北，以推广礼教为己任，完成了儒家内外兼修、内圣外王的道德涵育，其母教之影响，实可谓大矣。
《清麓文集》卷七《桐阁主人传》记载，李元春自幼家贫，但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不移其志，亦无损其德业。“母教之廉，不肯乞很人。”曾“舁桤取遗麸炊一饼，使与姊分啖之，乃然膏展书吟。”与姊共食一枚麸饼的艰苦物质生活，并不影响其道德品质的塑造与培养，母亲以“廉”教子，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贫贱不忘修德，忧戚不动其志，患难不移其业。因得益于其母的熏陶，李元春养成了清廉端方、果敢坚毅的高洁品质，成就了他的道德和功业。在《与岳一山乞作母寿序书》一文中，李元春说：“独念吾母向事先祖父母及先伯祖父母，日夜纺绩以供甘腰，而自奉则日蒸麸作饭以为常，至佐先君子读书与教仆读书，皆恃茹苦给其资费。于今老矣，邻里犹叹其无夜绩声不及鸡鸣，乃朝饔、夕飧亦终未能极滋味，享一日之乐。”从李元春饱含愧疚自责与哀婉的追忆里可以看出，其母日夜纺绩停辛伫苦、礼敬长辈孝养公婆、节衣缩食襄助丈夫的事迹，深深烙在李元春的心问，成为他奋斗不息的动力源泉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母以礼教，子以礼成。关学学人正是在其母“以礼为教”、修谨自律的关学精神的熏陶下，将礼教的精神融会到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实践中，融入到具体的行为规范中。可以看出，“以礼为教”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另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关学学人一生的进退取与、道德功业的选择都产生了影响。
常言说，母亲是孩子成长教育中的第一位导师。母教作为中国家庭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肩负着涤荡蒙昧、启迪人生、开启智慧、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天日臻健全、完备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已经将启蒙教育纳入科学轨道，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母教难以完成的使命，克服了传统母教存在的历史局限。但是，从历史上关学学人的成长经历看，母教对他们的影响，对当代家庭教育，尤其是认识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启迪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蒙以养正”的德性养成教育，对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孩子的成长仍有积极意义。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给孩子进行良好的道德教育和养成教育，对于塑造其良好品德和美好心灵，至为重要。只有奉行“蒙以养正”的教育原则，才能就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关学“德育为先”“学为好人”的教育目标深深植根于童蒙的教育实践中。这种教育对当今培养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确立明确的理想信念，养成坚毅品质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儿童教育的缺失，恰恰就在于养成教育的缺失，而养成教育其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母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过程实现的。一些孩子特别是离异家庭的孩子经常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任性独立、自由散漫，不懂得待人接物甚至在人生路上“失足”“出轨”等，大多都与以德性教育为特征的母教缺失有密切关系。鉴于此，母亲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也是应该重视的方面。如同宋人吕大临所认为的“慈良恭敬、慎而寡言者”，应当是担负母教之责的主体。重视家教、母教，提高作为母教主体的素养，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
其次，文化知识与品德素养相结合，确立理想信念与提升生命认知相结合，是我们家庭教育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虽然我们在教育方针中明确地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但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在一些地方几成应试教育，学习成绩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在客观上必然忽视德性教育和素养教育，导致有些学生理想信念淡化，人文素养低下，实践能力欠缺，独立思维能力阙弱等，这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从关学学人杨奂、李二曲、王心敬、孙景烈、李元春乃至牛兆濂等学人所受母教的成功实践来看，家庭教育既要看重文化知识，更要看重人格教育。而在人格教育方面，既要指点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更要帮助其建造良好的人生平台，否则，一旦走偏方向，会使教育目标成为空中楼阁。关中母教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让孩子懂得人生成功的真正意义，同时提高其对生命的认知。懂得成功的意义，就能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勇往直前;对生命有了正确的认知，才能有抵御人生困境的意志和能力，就不会屈服于挫折和逆境。这对于在顺境中生存和成长的当代少年至为重要。
再次，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循序渐进是少年养成教育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品德的完善与学识的积累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蒙昧初开的稚童到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不仅需要经过前辈明确的方向指点，也需要有在正确方向上的艰苦努力和持之以恒的渐进积累。关学学人的母教经验，就是从洒扫应对、进退揖让人手，一点一滴地融入孩童的心灵，再触类旁通，进入人生的大道理、大学问。从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的细小改变，到思想品德的形成、精神境界的提升，都需要家庭的悠悠熏陶和父母的時时点拨、谨微示范。在快节奏的今天，母亲需要设法抽出一定的时间对孩子进行人格修养、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开导，也需要通过自己以身垂范，耳濡目染。借鉴古人的经验，言传身教、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以端正孩童的人生方向、树立理想信念为先导，进而引导他们提升人生境界，融入知识的海洋。这方面，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经验。
最后，父母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当今家庭教育能否有正确方向和有无成效的关键。从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实践及其结果看，父母有明确、相对正确的教育观念，孩子才能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并终生受益。二曲之母“古人皆汝师”的教诲，王心敬之母以“德业立身”“圣贤为期”的愿望，牛兆濂之母“学为好人”、孙景烈之母学“为善人”的人生导向，都实质性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并最终都促使他们取得了德业的成功。当今，人们司空见惯的儿童教育中的种种不良倾向，固然与诸多的社会因素有关，也与父母不正确的教育观念的引导和推波助澜有一定的关系。有些父母仅以孩子的分数为判断其学习优劣的标准，以能否考上名牌学校为唯一的目的，这些都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学学人所受之母教，对反思今天的家庭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今天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儿童养成教育缺失的情况下，重视对历史上母教经验的学习研究，是全社会的重任。
一、母教在传统社会和儒家伦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作为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代表，素有崇礼重教的传统。孔子认为，当一个人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之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育问题。冉有曾问孔子：“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很明确地回答说：“教之”。孔子所说的教育内容是丰富的，《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儒家推崇教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北宋陈舜俞说，“人生不可以无养，养而不可以无教。生而无养者，畜也;养而不教者，豢也。”朱熹亦说：“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都指出人的道德教育、品格培养要从幼年抓起。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宗法伦理的社会背景下，家庭、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所以教育除了由社會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职责外，对儿童的德性养成、人格教育更多地则是由家庭、家族来承担。而家庭中，虽然父母对子女都有进行教育的责任，但是由于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他们在教育子女中的职责、位置也有所不同。《易经》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皮锡瑞在《孝经郑注疏》卷下曾说：“因人尊严其父，教之为敬;因亲近其母，教之为爱。顺人情也。”即以其父的尊严，故教之以“敬”;以其母之慈柔，故教之以“爱”。这种因社会分工所导致的教育取向，在历史上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句话，既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父母在子女教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对于母教的地位和作用，古代贤哲多有论述。东汉经学家郑玄说：“昏义者，以其记娶妻之义，内教之所由成也。”男子娶妻，其意义之一在于以成“内教”，这就从夫妻关系上肯定了母教所以为主的缘由。古人非常看重母教的作用，王夫之说：“养蒙于早，以定其志，母教之功大矣哉。”儿童的教育要从小抓起，这样才能使其在童蒙初开时即立下志向，这对孩子的成长和人格完善极为重要。而儿童早期耳濡目染的大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对孩子的德性养成，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皮锡瑞在《孝经郑注疏》卷下曾云“以敬属父，以爱属母”，认为爱心的培养，主要在于母亲。正因为此，古人对母教极其重视，又极为慎重。宋代吕大临在《礼记解·曲礼上第一》说过“习与性成”，也就是说，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在后天随着人的习行而逐渐养成的，一旦有“不义之性”产生，则“习有以移之”。故“习”极为重要，所以“习不可不慎”。可见，他极看重孩提时代的习性养成教育。由此，吕氏特别看重母教，从孩子出世开始，即从“诸母”中选择品端行方、谨言慎行者作为“子师”，将母教作为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他说：“古之教子者，其始生也，择诸母之慈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教之之慎如此，况可示之诳乎？”
古人重视母教，也在于母教较之父教更能够担负起开启童蒙、养成德性、培养良好品德之重任。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所说传统农业社会男女社会分工模式导致教育子女的任务更多地落在母亲的身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母亲与孩子能长时间、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母亲的天性之柔、真情之爱会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默默地影响和教育孩子，这样儒家以道德教育为特征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往往能通过母教得到更好地贯彻。北宋陈舜俞说：“提孩，母教之;童子，父教之。语而教之说，食而教之茹，行而教之趋，视而教之端，听而教之审，能而教之技：工教之为斤斧焉，商教之为货殖焉，农教之为稼穑焉，士教之为诗书焉。此数者非伪也，性之所以必然也”陈舜俞把父母对儿童的德性教育、行为教育、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等，都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他特别认为儿童的德性教育，母教担负更为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点，儒家学者有深刻的哲理分析。王夫之说：“乾以刚修己，坤以柔治人……道之大纲，尽于乾坤矣。”认为坤道对于治人育人更为重要，其原因如《易经》坤卦《文言》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故“坤德静而直方，母教仁而慈爱。”意思是说，坤道其性柔静，但动则质直刚正，不为邪。这种基于坤德的母教，是建立在母亲所具备的“女德”基础上的。唐李鼎祚说：“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有仪而可象。”女性不仅正直坚毅，且兼具仁、静、柔、忍的特性，因此，较之男性，其教督子女具有温婉慈爱、勤勉不倦、刚健中正、百折不挠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卓越的女性，在教育子女时，往往既有明确的德才目标，又能循循善诱，以身作则，持之有恒，其对子女的影响往往也更为深刻。
古人关于母教对于儿童德性养成、人格培养的作用的认识，已被无数仁人志士或杰出人物成长的事例所证明。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是接受母教成功的范例。孟母教子首重德性和礼仪，尤慎择邻而居，“孟母三迁”就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故事。又如汉代著《潜夫论》的王符、晋代“世仰忠臣之门”的周颧，都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才的，所以宋代程俱称赞二人“惟母教之勤，何取外家之盛，必有懿德，发于幽光。”西汉匈奴人金日碑的母亲因“教诲两子，甚有法度”，得到汉武帝的嘉奖：“上闻而嘉之”。历史上因母教而成才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表彰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台湾教育家张默君在《母教》一文中所说：“母教者，幼稚教育之胎胚，家庭教育之重心，学校教育之辅弼，社会教育之础石，民族教育之精魂，实人类一切教育之骨干。贤母者，世界古今艰苦卓绝树人之园丁也。”足见人们对母教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有高度的认同和赞扬。
二、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特点
从地域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域的学人往往各有其特质，如浙东学人“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必欲措诸实用，不为空言”;东林学人以“清议”著称，其“忠义之盛，度越前代”;关学学人“多以气节著”，“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西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正因如此，关学学人群体具有笃行践履、崇真务实、崇尚气节的品格和节操。这些品格和节操的形成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所受母教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分析关学学人成长历程所受母亲影响的不同案例，可以对传统母教的意义和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 考察关学诸学人的成长历程，不难发现其所受母教的极大影响，也可以看出关学学人所以有不同于异地学人的特质，与其所受母教的地域性特征有关。总结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实践特征，可对儒家所重视的教育理念从母教的视角加以充分印证。
关学宗师张载十四岁丧父，据《汇溪张氏支谱》卷一《赠吉甫公暨陆太君诰命一道》记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朝廷颁发诰命，称载母“陆氏孝恭成性，清约裎躬，相夫效官，誉望滋重，尔之内德茂已。”一个孝恭成性、清约修身的女性，因“相夫效官”受到朝廷褒扬，而其最重要的“内德”是教子有方，苦力抚育张载，使其成为“得圣贤之心法，接孔孟之源流”的一代宗师。无独有偶，张载身后许多关学学人与其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际遇，其特殊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所受的童蒙教育多是由母亲担当的。重要的还在于，其所接受的母教不仅具有传统母教的一般特征，而且因受到躬行礼教、笃行践履、求真务实、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的影响，形成了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一些特质。研究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特征，总结其经验，探尋其规律，对当代的儿童养成教育、家庭教育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1.蒙以养正、成圣成贤的母教目标
张载对童蒙教育有诸多论述，其所著《正蒙》的“蒙”字，即取自易经《蒙》卦“养其蒙使正者”之义。他说：“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是‘亨行时’也;此时也，正所谓‘如时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则是教者之过;当时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则是教者之功。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提出了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即主张从童蒙时起就应当施以正确的道德教育，并把这种道德教育视为教育者的首要目标。正如清人朱轼所言：“（张载）与诸生言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为圣人而后已。”张载重视道德教化和以成圣成贤为目标的童蒙教育思想，在其身后关学承传者的成长历程中，通过母教而得以充分体现。以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成圣成贤为目标，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可从许多人的成长经历看出来。以下试举几例。
李颐（1627-1705），字中孚，陕西盏屋人，学者称之为“二曲先生”，明清之际关学鸿儒，与李因笃、李柏并誉为“关中三李”，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为清初“海内三大儒”。据《二曲集·李母彭氏传》记载，其父李可从曾随从督师汪乔年征讨李白成起义军，其母彭夫人勉励丈夫说：“吾向虑君无由为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当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恋。”后其父殉义襄城，其母得知死讯，欲身殉，被人劝阻，父母的气节震憾着年幼的李颐。二曲当时十五岁，母子茕茕，生计维艰，仅靠彭母日夜纺绩维持生计。因束惰无出，塾师竞不愿纳，李二曲的求学愿望无法实现。彭母鼓励他说：“无师遂不可学耶？古人皆汝师也。”在其母的谆谆教诲下，李二曲最终放弃了举业而专心致力于圣贤之学，凡古圣先贤之典，濂、洛、关、闽之书，无所不窥。看到儿子立志正学，彭母大喜：“吾向语汝师古人者非耶？”在母亲的不断鼓励与教诲下，李二曲超凡脱俗的高洁志向与清纯品德日渐形成，卒成理学巨儒。但他坚守自己终生不仕的初衷，数次上书力辞朝廷征辟。在地方官威逼时，他竞拔刀自残以证其心，终不出仕，连康熙皇帝欲当面求教也未得应允，最后只索得其著作而归，这充分彰显了他的铮铮铁骨和刚正不阿的气节。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格节操，李二曲明确归诸贤母的教诲：“先慈……朝夕惟督以认字诵书、修己砺行为务。颐所以不至失身他涂，堕落于小人禽兽之归，皆颐母之贤有以成之也。”对于二曲的成才经历，清人李长祥在《李母彭孺人墓表》中说：“若隐君（指二曲）之成，则母之教矣”。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部邑（今陕西鄂邑区）人，李二曲弟子。十岁失怙，母亲李孺人对他严加教之，曾以“人生要当以圣贤为期，科第固所藉以进身，德业尤所本以立身。苟德业不足，即幸掇巍科，跻腮仕，非所愿也”点拨人生，毫不含糊。李母强调“人生要当以圣贤为期”，如果德业不足，即使可以做官，也并非其母之心愿，这对他人生志向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坚定儿子向慕古人、希贤求圣的理想信念，李母说：“吾不愿汝禄养，但能砺行德业，与古人齐轨，无负父托，斯为孝耳。”为了成就王心敬的道德学业，李孺人倾其所有遣儿就学于百里之外的二曲先生。众亲眷恐此行会妨碍他举业，一再劝阻，李孺人持意弥坚，毫不动摇。不久又劝说王心敬放弃诸生身份，不再从事科举，使其能专心于圣贤之学。李二曲听闻此事，感动之余，撰写了《母教》一文，称赞李孺人教子有方：“贤哉！鄂邑王母李夫人之教子，世之须眉丈夫号称善教者，有所弗若也！”并说：“世之善教者，不过教以举业，期以科第，以图富贵利达已耳。乃夫人之教其子王生尔缉也，则异是。……夫人以宇宙完人望其子，尤为空谷足音，绝无而仅有，行且与孟母媲芳。”正因为有一位与孟母“媲芳”的母亲坚定引导和矢志教诲，方成就了王心敬一生辉煌的学术事业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曾讲学于大江南北，在理论上做出很大贡献，成为李二曲之后关中有名的大儒。唐鉴说：“关中之学，二曲倡之，丰川继起而振之，与东南学者相应相求。”王心敬辉煌的学术成就，当与其以德为重、不尚举业的母教指向分不开。
牛兆濂（1867-1937），字梦周，号蓝川，陕西蓝田人，清末民国时期关中鸿儒。他是陈忠实《白鹿原》小说中士阶层的代表，拥有超常智慧的“朱先生”的原型。幼年颖异，遍读四书五经。22岁时开始接受理学思想的浸润，23岁中举人。适值其父病逝，母亲悲痛失明，牛兆濂亲自奉养，诏命屡至不赴，终以覆试违限例削名，众皆为之婉惜，其母则劝导说：“科名外物，何足惜！”并劝说儿子赴三原拜理学大家贺瑞麟为师，学习圣贤之道。《记清麓问学本末》一文，详细记录牛兆濂拜师的经过。贺瑞麟问他“何以不赴公车？”牛兆濂回答说：“慈亲之命，但欲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也。”贺瑞麟喟然叹曰：“贤哉，母也！”这段记载，真实地道出了牛兆濂遵从贤母“学为好人”的训戒。他中举后未赴公车，例当除名，陕西巡抚端方以孝廉奏请朝廷得免，并特赐内阁中书衔，牛兆濂坚辞不就。后陕西巡抚升允又荐举赴京召对经济特科，并赠以路费，牛兆濂以欲专攻经史、不懂经济婉拒。民国时期，时任陕西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倾慕牛兆濂名望，先后帅兵弁、具厚币谒庐，牛兆濂饭以脱粟，却其贽币。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备厚礼请其出山为顾问，牛先生亦作书辞谢。1923年康有为至陕西，达官贵人及文人学士莫不欢迎，刘镇华督军遣使请牛兆濂陪同，他托疾辞避，不与交接。终其一生，牛兆濂不入仕途，视名利为浮云，甘贫乐道，不慕荣华。他一面潜心儒学，修养身心，一面讲学化俗，关切民生，以康济时艰。如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革命军与清军展开了激战。陕西巡抚升允率部逃亡甘肃，后集结军队急攻咸阳，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革命军敦请牛兆濂议和。牛兆濂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出面调停，双方罢兵，千万生民免于涂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牛兆濂作《阋墙诗》：“阋墙兄弟本非他，外侮急时愿止戈。万事到头须自悟，算来毕竟不如和。”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体现了关学学人的高洁志向与家国情怀，表现出关学学人的独立人格与道德情操，这些都与其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熏陶和贤母的教诲有密切的关系。 世有贤母，方出贤子。关学诸多学人正是在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熏陶下，经过一个个贤母的殷切教诲，最终成就了各自的道德功业。可见，以成圣成贤为目标的母教实践，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2.德业并重、以德为主的母教理念
关中自张载创立关学以来，讲学、读书风气一直盛行，表现在家庭教育特别是母教方面，除了重视儿童的品德培养外，亦同时注重学业素养、人文化育，重视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引领示范，这也可从诸多关学学人的成长历程看出来。
杨奂（1186-1255）为金、元时关中大儒，被时人誉为“关西夫子”。据《还山遗稿·附录》记载：杨奂母亲程夫人为了全面掌握、了解儿子的学业情况，特嘱其将同时就读的诸小儿一并带至府上，夫人一一询问其志向。一少年回答“欲读书觅官以养其亲者”，夫人喜不自禁，“抱置膝上，抚摩之曰：‘儿若是可与吾儿游矣！”’对其余的同学则以好语劝其离去，并嘱儿“割席与处”。数年后，当初立志读书的那位少年果其“嶷嶷然若成人”。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令程夫人甚喜且“抱诸于膝”的少年，首先是一个心怀“欲读书觅官以孝养父母”的奋进少年，再从其“儿若是可与吾儿游矣”等语推测，程夫人教子的理想目标，亦当是培养一个能孝养父母、有道德、有文化的孩子。《还山遗稿·附录》还记载了程夫人为了扩大杨奂的知识视野，丰富其学习内容，不惜变卖嫁妆，置书千卷。史载杨奂十一岁时母亲不幸病逝，他哀毁骨立，疏食淡饭，颂《孝经》为课。后潜心读书，悉心披阅母亲留给他的书籍，学识由此大进，终成一代名儒。元好问为杨奂撰写的神道碑中称：“秦中百年来号称多士，未有出其右者。”其渊博的学识，与其母在他少年时期重视文化知识的培育密不可分。
孙景烈（1706-1782），字孟扬，号酉峰，陕西武功人，一代理学名儒。九岁始就学，其家甚贫，然凡书籍笔墨之资，其母刘孺人艰辛设法，量而给之。景烈18岁中秀才，其父已过世，刘孺人切训曰：“汝父未读书，里中长者皆以善人称之。今汝读书矣，若不得为善人，则汝父之命汝从师，非徒然与？”劝诫儿子修身持己，以“为善人”作为道德追求的理想目标，勿自恃文多而忘躬行。乾隆元年（1736），孙景烈赴礼部试，取明通榜，按成例授商州学政，其母严训日：“今膺简命为学博，官虽小，自汝白屋家得之，乃特恩殊荣也，急图报焉。且仕途发轫于兹，读书人学守亦验于兹。可弗慎哉！此去劝课士，勿俸外受一钱，勿责诸生束惰，勿以非道悦上官，庶解吾忧。”刘孺人以清正廉洁为做官的标准，叮嘱即将赴任的儿子。而“遵吾母之训”亦成为孙景烈在商州为官的不二选择。乾隆四年（1739）孙景烈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其母远寄口训，谆谆以供馆职、报国恩开示。后孙景烈回陕，先后三度主讲关中书院，一度主讲兰山书院，其母仍不忘劝勉“国恩优渥，将何以报？”孙景烈以“惟有键户读书，教学相长，改过迁善，不干外事耳”回复母亲。母之贤固以成其子，而子之贤亦所以扬其母。刘孺人对孙景烈一生为学为官的教导，可谓大矣。正因为此，清代关中大儒贺瑞麟曾说：“古今贤母以教子著者多矣。以吾关中论，李中孚安贫事母力求圣学，而大吏表其间日‘贞贤之里’;孙酉峰恪守程朱辞官奉母，陈榕门相国曾以‘关中孟母’额其门。”以“关中孟母”的称号赞扬刘孺人，可谓至当也。
李元春（1769-1854），字仲仁，号时斋，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人，学者称桐阁先生。幼时家境贫寒，七八岁时拾薪饲驴，靠给他人桤碾，得糠卡比采蔬和蒸以为食。一日过里塾，闻读书声，归而求告母亲意欲读书。虽得母亲大力支持，亦只能半日读书，半日拾薪。十四岁应童试时，得见明代大儒薛碹撰著的《薛文清公文集》与《读书录》，减二日伙食而购之。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动摇母子继续学习的决心与勇气。其母为了供儿读书，“无夜绩声不及鸡鸣”，仍甘之若饴。正是在母亲的勉励、引导下，李元春熟读精玩儒家典藉，学识卓荦，先后在潼川、华原书院教诸生以身心性命之学，同时开始系统梳理关学史发展脉络，继冯从吾、王心敬以后，再续《关学编》，留下了《丰川文集》《丰川续集》等丰硕的著作，也为关学学术事业发展培育了大批英才，为关中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殷殷母教，化育万千。关中作为文武周公化育之境，横渠张子开宗之地，遗泽既厚，钟为偏彦，德行修明之士辈出，硕学鸿儒代传不息，当与母教的价值导向、母教的思想内容分不开。而德业并重的母教内容，亦成为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另一重要特征。
3.“以礼为教”、修谨自律的母教实践精神
受张载“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学礼则可以守得定”等隆礼重教思想的影响，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家庭教育实践，常常贯穿着“以礼为教”的内容和方法，并体现在他们的日常行為中。儒家所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理念，通过礼仪节序、洒扫应对等教化实践得以完成和落实，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始于蒙童时期的母教实践，几乎伴随关学学人一生的道德修养历程，对造就关学学人特有的精神气象与道德风貌发生过重要作用。
据《还山遗稿》附录《程夫人墓碑》记载：杨奂少时外出就学，曾带同学回家。程母“肃衣冠，坐堂上”，接待诸位小儿。这个元朝时期的历史场景因被镌刻在墓碑上，而再现了一个严母以礼待人、以礼育儿的过程。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即便是懵懂稚童，也不可大意失礼。正是程夫人严谨守礼的态度和行实，影响了杨奂一生。他尤为重视礼的“制度名数”，肯定“夫礼也者，制度名数之所寓也。”因此，尤为注重礼的践履，认为“不有所据，必有所见”，即或要有所依据，或要有所亲见。循此原则，他曾纠正朱熹关于礼的某些说法。一次，有一位朋友新筑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其何所据。后来看到朱子在《家礼图说》中说“在北架”。对此，杨奂认为此说“似不安也”，因为此“于经则无所见”，朱子本人在建炎南渡后，庙社之礼已荡然无存，他亦“无所见于世”。由此，杨奂认为“《家礼》所载神主样式亦非”。杨奂遵礼，由此可见一斑，而其循礼之习诚得之于乃母的教养。 再如王心敬，自少时起，他的母亲就对其一言一动加以规范，教之以正，“务令内谨心术，外谨行履。”此所谓“内”者，无外乎内在的品德修养、人格境界;“外”者，当属人伦日用、行为规范的培养等。其母要求从幼儿时期始，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揖让之礼，从基础的伦常日用开始培养。在母亲的教育影响下，王心敬对母极尽孝敬，对师极尽礼数。他曾讲学于大江南北，以推广礼教为己任，完成了儒家内外兼修、内圣外王的道德涵育，其母教之影响，实可谓大矣。
《清麓文集》卷七《桐阁主人传》记载，李元春自幼家贫，但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不移其志，亦无损其德业。“母教之廉，不肯乞很人。”曾“舁桤取遗麸炊一饼，使与姊分啖之，乃然膏展书吟。”与姊共食一枚麸饼的艰苦物质生活，并不影响其道德品质的塑造与培养，母亲以“廉”教子，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贫贱不忘修德，忧戚不动其志，患难不移其业。因得益于其母的熏陶，李元春养成了清廉端方、果敢坚毅的高洁品质，成就了他的道德和功业。在《与岳一山乞作母寿序书》一文中，李元春说：“独念吾母向事先祖父母及先伯祖父母，日夜纺绩以供甘腰，而自奉则日蒸麸作饭以为常，至佐先君子读书与教仆读书，皆恃茹苦给其资费。于今老矣，邻里犹叹其无夜绩声不及鸡鸣，乃朝饔、夕飧亦终未能极滋味，享一日之乐。”从李元春饱含愧疚自责与哀婉的追忆里可以看出，其母日夜纺绩停辛伫苦、礼敬长辈孝养公婆、节衣缩食襄助丈夫的事迹，深深烙在李元春的心问，成为他奋斗不息的动力源泉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母以礼教，子以礼成。关学学人正是在其母“以礼为教”、修谨自律的关学精神的熏陶下，将礼教的精神融会到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实践中，融入到具体的行为规范中。可以看出，“以礼为教”是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另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关学学人一生的进退取与、道德功业的选择都产生了影响。
三、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当代启示
常言说，母亲是孩子成长教育中的第一位导师。母教作为中国家庭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肩负着涤荡蒙昧、启迪人生、开启智慧、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天日臻健全、完备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已经将启蒙教育纳入科学轨道，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母教难以完成的使命，克服了传统母教存在的历史局限。但是，从历史上关学学人的成长经历看，母教对他们的影响，对当代家庭教育，尤其是认识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启迪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蒙以养正”的德性养成教育，对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孩子的成长仍有积极意义。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给孩子进行良好的道德教育和养成教育，对于塑造其良好品德和美好心灵，至为重要。只有奉行“蒙以养正”的教育原则，才能就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关学“德育为先”“学为好人”的教育目标深深植根于童蒙的教育实践中。这种教育对当今培养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确立明确的理想信念，养成坚毅品质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儿童教育的缺失，恰恰就在于养成教育的缺失，而养成教育其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母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过程实现的。一些孩子特别是离异家庭的孩子经常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任性独立、自由散漫，不懂得待人接物甚至在人生路上“失足”“出轨”等，大多都与以德性教育为特征的母教缺失有密切关系。鉴于此，母亲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也是应该重视的方面。如同宋人吕大临所认为的“慈良恭敬、慎而寡言者”，应当是担负母教之责的主体。重视家教、母教，提高作为母教主体的素养，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
其次，文化知识与品德素养相结合，确立理想信念与提升生命认知相结合，是我们家庭教育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虽然我们在教育方针中明确地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但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在一些地方几成应试教育，学习成绩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在客观上必然忽视德性教育和素养教育，导致有些学生理想信念淡化，人文素养低下，实践能力欠缺，独立思维能力阙弱等，这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从关学学人杨奂、李二曲、王心敬、孙景烈、李元春乃至牛兆濂等学人所受母教的成功实践来看，家庭教育既要看重文化知识，更要看重人格教育。而在人格教育方面，既要指点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更要帮助其建造良好的人生平台，否则，一旦走偏方向，会使教育目标成为空中楼阁。关中母教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让孩子懂得人生成功的真正意义，同时提高其对生命的认知。懂得成功的意义，就能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勇往直前;对生命有了正确的认知，才能有抵御人生困境的意志和能力，就不会屈服于挫折和逆境。这对于在顺境中生存和成长的当代少年至为重要。
再次，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循序渐进是少年养成教育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品德的完善与学识的积累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蒙昧初开的稚童到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不仅需要经过前辈明确的方向指点，也需要有在正确方向上的艰苦努力和持之以恒的渐进积累。关学学人的母教经验，就是从洒扫应对、进退揖让人手，一点一滴地融入孩童的心灵，再触类旁通，进入人生的大道理、大学问。从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的细小改变，到思想品德的形成、精神境界的提升，都需要家庭的悠悠熏陶和父母的時时点拨、谨微示范。在快节奏的今天，母亲需要设法抽出一定的时间对孩子进行人格修养、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开导，也需要通过自己以身垂范，耳濡目染。借鉴古人的经验，言传身教、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以端正孩童的人生方向、树立理想信念为先导，进而引导他们提升人生境界，融入知识的海洋。这方面，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经验。
最后，父母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当今家庭教育能否有正确方向和有无成效的关键。从关学学人所受母教的实践及其结果看，父母有明确、相对正确的教育观念，孩子才能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并终生受益。二曲之母“古人皆汝师”的教诲，王心敬之母以“德业立身”“圣贤为期”的愿望，牛兆濂之母“学为好人”、孙景烈之母学“为善人”的人生导向，都实质性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并最终都促使他们取得了德业的成功。当今，人们司空见惯的儿童教育中的种种不良倾向，固然与诸多的社会因素有关，也与父母不正确的教育观念的引导和推波助澜有一定的关系。有些父母仅以孩子的分数为判断其学习优劣的标准，以能否考上名牌学校为唯一的目的，这些都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学学人所受之母教，对反思今天的家庭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今天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儿童养成教育缺失的情况下，重视对历史上母教经验的学习研究，是全社会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