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宋代以前中国古代典籍 “华夷秩序”书写反映的是“天下”图景，中国与“四夷”紧密相连，是理想秩序的构图。宋朝进入欧阳修所说的“天下不实”的时代，严华夷之辨成为时代的强音，国家政治实体的意义得到凸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宋人著述中“华夷秩序”的书写悄然发生变化，先有王钦若《册府元龟》“外臣部”代替“四夷”书写体例，后有周去非将“蛮”与“外国”并列，“外国”凸显出来，“外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直是作为与中国相对的政治实体而存在，这表明周去非明确区分境内外少数民族。但是今人认为将少数民族置于“外国门”是存在问题的，通过辨析史料不难发现，仅仅依靠边界划分不能解决问题，尽管存在边界，但是很多时候宋人边界体现为据点，而这些点在当时并没有形成线，“治”即国家有效管辖才是根本区分。
关键词 华夷秩序 蛮 外国 天下
〔中图分类号〕K24；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1-0099-08
中国古代著述中“华夷关系”的书写，以正史最为典型，多数将其纳入“四夷传”，到了元代修《宋史》，这种状况发生变化。《旧五代史》有《外国传》，但因其是清人辑佚之作，非是原貌，学术界对其是否存在“外国传”认识上有分歧。王义康：《中国古代的外国与外臣考》，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钱云：《“四夷”到 “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即使是《旧五代史》存在“外国传”，也不影响本文的立意，属宋人著述“华夷秩序”书写变化的时间范围内。安介生指出“在《宋史》中，《外国列传》之外又有《蛮夷列传》，将境内民族与邻国关系分别开来。与盲目套用五方格局的作法相比，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更明智，更符合实际。”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93～528页。钱云亦撰文揭示《宋史》将前代正史中 “四夷传”“夷狄传”等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名称改以“外国传”，并从内容与结构上有意识地区分出不同性质的周边。钱云：《“四夷”到 “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宋史》书写体例区分境内、境外民族，非元人凭空而来，是与宋人的影响分不开。因此，考察宋人著述中“华夷秩序”的书写，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揭示著述书写变迁的细节，还可以了解变迁背后的原因。今天我们考察宋人著述 “华夷秩序”的书写既不能忽视时代因素，也不能忽视历史的影响。从下面我们对今人质疑的剖析中，不难看出历史与时代交错影响宋人著述“华夷秩序”的书写。
一、今人质疑《外臣部》与《外国门》
北宋王钦若主持编纂的《册府元龟》有《外臣部》，其中的《种族》记述外臣如下：
朝鲜、高句骊、水貊、百济、新罗、濊、马韩、辰韩、倭、挹娄、日本、南越、闽越、东越、林邑、丹丹、扶南、真腊、多摩长、赤土、朱江、武陵蛮、西南夷（夜郎、滇、哀牢夷、冉駹夷）、东谢蛮、松外蛮、巴郡南郡蛮、僬侥、僚、蒙氏蛮、哥罗、附国、嘉良夷、西爨、白马、东女国、大月氏、乌孙、龟兹、西夜、中天竺、波斯、蒲类、湟中月氏、康国、钹汗、安国、漕国、乌那曷、穆国、史国、米国、西羌、黄牛羌、党项羌、宕昌羌、嘉滑、白题、氐、赀虏、略阳清水氐、武兴、邓至羌、契苾、河南王、吐蕃、噘哒、悦般、焉耆、匈奴、乌桓、蠕蠕、突厥、西突厥、沙陀、都波、霤、稽胡、高车、破六韩、铁勒、薛延陀、回纥、契丹、奚、室韦、靺鞨、黑水靺鞨、渤海靺鞨。王欽若：《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中华书局，1960年，第11241～11255页。
《册府元龟》将“四夷”列入外臣部，马长寿认为这种国内国外不分的情况很不妥当。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无独有偶，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外国门》，整理者杨武泉指出其内容编次，不尽妥当。如036条言生黎、熟黎“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047条言蜑“各有役于官”，049条言邻静江府五县之瑶“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诸族隶属于此，岂能视为外国？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1页。他们的质疑是有道理，还是对宋人的误读？葛兆光说：“对历史中国必须回到历史语境来理解，不能用现代概念切割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族群和国家。”葛兆光2017年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是他针对《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出版以来各方面的质疑和回应，再次讨论有关“中国”与“周边”的概念，以及历史上中国“内”与“外”的变迁。我们以此原则，考察宋人著述的语境，突出时代，但不能忽视宋朝以前的中国历史，语境是由历史与时代交织而成。
二、“华夷同构”“天下”帝国范式的确立与“四夷传”书写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汉承秦制，通过努力，将秦开创的帝国范式深入人心。在帝国构造过程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礼记·王制》载“华夷秩序”如下：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 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国、 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59页。
童书业撰文批评华夷五方格局说的失实与矛盾。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三中指出：“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童书业在崔述考辨基础上，对这四种名号进行了更为缜密的考察，进一步指出：“盖戎为兵戎之意，故狄可称戎，戎亦可称狄；凡四方文化落后而尚武之族皆可称戎，狄与夷同，夷蛮固四方皆有，戎狄亦遍布于四方，夷、蛮、戎、狄之意义实近似，非有大异。”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43～52页。从童先生的研究不难看出，五方之民只是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理论上的一个描述，并非完全是历史事实，只是儒家“华夷秩序”思想的反映，但其影响深远，成为儒家天下观的基石，为“华夷同构”“天下”帝国的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集中在《禹贡》的五服理论与《周礼》的九服理论。《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孙星衍：《今古文尚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203页。）《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2685页。）在这个天下理论里，中国与夷狄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居中，蛮、夷、戎、狄在四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由居于“中国”的天子来统治，王者无外，天下合为一家，这是一种无限广阔的国家理念。[日]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性的试论》，《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邢义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經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第七章《天下秩序与天下法》，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王珂对这种天下观有个解读，首先是将“四夷”看做“天下”一个必不可缺的部分。其次是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可能。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简言之，华夷一家，天下一统。
汉帝国版图扩张，夷狄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论衡·宣汉篇》：
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物。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王充：《论衡》（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第191页。
《史记》作为信史忠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史记》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有《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及《大宛列传》。我们会发现这些列传所载地区先后都几乎纳入汉帝国的版图。司马迁对汉扩张浓墨重彩的记载，如果仅仅停留在信史层面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当时不主张对少数民族地区武力扩张的大有人在。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发兵打东越，东越向汉告急，汉武帝决定出兵闽越。发兵前，汉武帝询问太尉田蚡，田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 建元六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汉书》卷 64上《严助传》，第2776 ～2777页。）《史记·平津侯列传》又载：“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如果司马迁与他们观点一致，即使不敢批评汉武帝政策，但轻描淡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可见司马迁赞成华夷一家，《史记》有明显痕迹可寻。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将黄帝作为华夏共祖，少数民族的历史被看做一统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3～6页；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3317～3318页。李凭研究《五帝本纪》后指出，黄帝二十五子，十四个得姓，十一个不得姓，但不是难以辨清楚就无从考证，这就留下填空的余地，为后世各族进入域内留下入围的空间。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因此即使诟病司马迁的顾颉刚也不否认“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顾颉刚读书笔记》卷2《山东笔乘》，“帝系表和〈帝系〉所无”条。（《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360页。）司马迁赞成华夷一家，还体现在服膺五服理论，他用该理论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於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94页。
司马迁认为夏王就是今天学者说的“天下共主”。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这让我们对司马迁和《史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即从历时和共时揭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图景。白寿彝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边疆民族史有杰出的撰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西南夷列传》、《南越尉陀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传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的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7页。）这样就可以清晰知道，尽管中国古代有从王国向帝国的转变，但是少数民族从来没有缺席，“华夷同构”一脉相承。西周末期祭公谏征犬戎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皵，有攻伐之兵， 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对待强大起来的少数民族并不排斥，可见“华夷同构”国家构造观深入人心，也是儒家天下观的历史基础。讨论至此，正史“四夷传”体例诞生的理论依据与时代背景清晰可见。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汉代经史不分家，史学受经学的影响。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47页。天下一统的天下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就是在西汉。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通过探究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所编纂的经书等典籍及时人对这些典籍的诠释，认为这个时期“天下观”的特点是“扩张的天下”。同时，渡边氏认为作为比较成熟且确指政治共同体空间的“天下”一词，出现在战国中期，到了前汉末期趋于定型。天下的领域也从方三千里，进而到方五千里，最终达到方万里。[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45～66页。司马迁在《史记》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天下一统的天下观，表现其高度的理论自觉。后代史家对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态度与司马迁是有所不同。班固《匈奴传赞》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陈寿《乌丸鲜卑传序》中说：“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
其次，从实践层面看，统治者依据“天下”建构帝国。在汉武帝改行十二州之前，汉朝行用《禹贡》规划的九州。但辛德勇指出：“尽管《禹贡》当中对九州界域的划分，原本就并不符合这种五服的设计，九州与五服，自是两套互不相容的体系，但这并不妨碍后世对它的崇信和追慕。”历史事实确如辛德勇所言，武帝“大并天下”以后，汉朝疆域空前扩展，汉武帝没有放弃这两种理论，而且将两种理论有机结合。
在西汉人的观念当中，三河地区就是其国家疆域的中心地带。……汉武帝将河东、河内、河南这三河地区划入京师所在的中州，就可以在形式上使帝都及京畿地区与所谓“天下之中”联系到一起，使之大体接近全国疆域的几何中心，这样就可以与五服制度的设计基本相吻合。刘彻实行十二州制更确切说就是将《禹贡》规划的九州制与五服制较为合理的融合在同一套体系内。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133～135页。
胡鸿在研究秦汉帝国扩张时指出，秦汉帝国符合艾森斯塔德所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官僚帝国”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在艾氏所列之外，第一，尊奉世袭的具有传统-神圣合法性的最高政治领袖，他拥有对统治事务的最高决断权；第二，最高统治者依靠发达的官僚机构实现对广土众民的理性行政，这些官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而非世袭贵族；第三，通过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从而有别于封建制（[以]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4页。）历史官僚帝国还应具备一般帝国的基本特质，即渡边信一郎所说的统治着具有多元文化及族群属性的人群，并且宣称超出实际势力范围的普世统治权，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向外扩张的倾向。参见[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帝国的中心和周边：从财政史的观点出发》，《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8年第30期。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具有上述特征，而这种类型政治体的基本模式，无疑奠定于秦汉时期。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将秦汉国家称为帝国是贴切的。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汉确立了“华夷同构”的“天下”帝国范式。这种范式深入人心，促成了“天下”理论的情结化，以正史书写为例，“四夷传”长期相沿不变，与“华夷同构”“天下”帝国的范式密不可分。
到了公元10世纪，宋朝虽继承帝国衣钵，但不再强大，政治、军事无优势而言。“夷狄”不仅不是它统一的对象，还与之分庭抗礼，挑战其存在的合理性。张广达指出，“宋朝从此主动放弃了大渡河外的云南，也告别了西域，西部边界退到秦州（甘肃东南天水），西域开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见……赵匡胤追求的是巩固自我划定界限的王朝”。张广达：《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18页。即进入欧阳修所说的“天下不实”的时代。而欧阳修“天下不实”的慨叹，恰恰表明，宋人“天下”情结依旧。
三、“天下不实”背景下“华夷秩序”书写
欧阳修对其生活的北宋生存环境概况说：
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欧阳修：《本论》，《欧阳修全集》卷60《居士外集》卷10，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861页。
欧阳修的“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恰恰表明宋人接受了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后面我们讨论周去非是否自乱体例时，会发现宋朝在广南西路等地采取的是扩张政策，省地在扩大，少数民族依然不断进入“中国”，没有真正做到本文引用石介“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的主张，宋人没有真正忘记“天下”。但令人尴尬的是宋朝却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宋朝继承了帝国衣钵，宋代正统论的兴起，表明宋人认为宋朝才是帝国的衣钵传人，尽管是因为外部挑战，但是这恰恰表明宋人帝国传人的自觉意识，是一种宣示。陈芳明认为宋代正统论的兴起是当时民族自卑感的表现，陈学霖也指出，欧阳修《正统论》的写作背景之一便是对 “北宋外交挫折的反应”。（陈芳明：《宋代正统论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8期，1971年；陈学霖：《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145页。）却不再强大。正因于此，宋人心态发生变化，据陈学霖、葛兆光等人研究，宋朝严格控制书籍文字出境。陈学霖：《宋史论集》，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206页；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王化观念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唐律疏议》卷6《名例》“ 化外人相犯”：“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法制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133页。）《宋刑统》全盘继承唐律，化外人为王化之外“各有君长”的蕃夷国人。可见，宋的王化观念与前代是一以贯之。澶渊之盟后，宋接待辽的礼仪已无王化色彩，按照使节的民族出身實行礼仪，尊重其习惯。“对于崇德殿。留宁、委演戎人也，以戎礼见。赐以毡冠、窄袍、金鞢。经、肃燕人也以华礼见”。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番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32页。程颐有言：“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初恐人入于禽兽也，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狄礼，则便夷狄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 43页。以此观之，北宋面临挑战之巨大前所未有，是种族文化的沦丧，北宋不再是“王化无外”，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7年，第1589页。开始严华夷之辨。傅乐成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一文中说：“夷夏之防亦因而转严，然一种具有悠久传统之观念，往往不易于短时间完全改变，故有唐后期国人之夷夏观念，犹不若宋人之严。”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209页。这种思想变化的影响在“华夷秩序”著述书写上有所反映，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欧阳修《新五代史》将契丹附在书后四夷里面。汉族文士刘辉上书辽道宗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脱脱：《辽史》卷104《刘辉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604页。 宋人著述中不难发现华夷之辨的痕迹。石介撰《中国论》曰：
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俗皆自安也，相易为乱……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国论》，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117页。
“内诸夏外夷狄”溢于言表，中国与夷狄的关系俨然成为中外关系。苏轼更是直截了当著有《王者不治夷狄论》。到了北宋末期，陈师道明确提出“中国”三要素：“天地之所合”，“先王之所治”，“礼乐刑政之所出”。“正统之说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地者，中国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礼乐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7《正统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8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8年，第425～427页。）这些主张清楚表明，宋人在“华夷秩序”处理上，更多是从现实政权的管辖出发，“治”成为考量的基础。
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有自己的管辖范围，秦汉以来即是如此。余英时指出：“汉朝政府也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生活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从国家政权角度出发，古人在言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政治实体时，“外国”出现了。钱云：《“四夷”到 “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 即使《史记》30处“外国”中有5处讨论天象时指诸侯国，但是指中国胜，诸侯败，依然是中外相对而言的政治实体。[英]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上册），侯旭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上述清晰表明，中国古人使用“外国”多从现实管辖治理出发，“治”是考量的出发点。王钦若使用“外臣”与此一致。《册府元龟》“外臣部·总序”讲得很清楚，“四裔（夷）者居中国之外”，四夷“皆王者之外，二臣也”，而称外臣。我们今人认为王钦若将历史上民族不辨亲疏、不分内外的做法，是误解，王钦若以“治”为依据，将不同时期“治”之外的民族，都划入“外臣部”，“外臣”观念非其首创，看似延续历史上已有做法，以“治”为依据，但从著述书写体例角度看，显然与天下观影响下的“四夷”书写体例有所不同。
强调“治”在地理著述中也有所反应，北宋王存编修的《元丰九域志》本源于《唐十道图》。作为北宋地理总志，既要反映元丰之制，又要表明唐宋继承的合法性。《元丰九域志》所记河北路的化外州，除幽州、易州、涿州、檀州、平州、蓟州、营州、辽州在唐为正州外，慎州、燕州、归顺州、师州、顺州、瑞州在唐为羁縻州。他将不在宋版图内的唐正州、羁縻州列为化外州。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478页。由此可以看出，“治”成为其书写的依据。不过凸显“治”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统”，唐宋正统一脉相承，“汉唐旧疆”跃然纸上。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页。即使不忘“汉唐旧疆”，“治”仍然成为宋人著述“华夷秩序”书写的依据，显然与钱先生说的“中国人”经常做法是不同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朝“天下不实”，宋人“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思。”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去非“蛮”与“外国”书寫并行登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李凯研究，“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录了大量的‘蛮’的情况，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蛮’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岭外代答》中，‘蛮’不再含糊地泛指南方境内外各民族，而是指境内民族。与此同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单设‘外国门’专门记录域外，‘外国’和‘蛮’这两个概念被区分开来。”李凯：《南宋士人关于“蛮”的文化心态之转变——以周去非〈岭外代答〉为中心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问题随之而来，是李凯的研究符合实际，还是整理者杨武泉的批评合理？我们需要详细辨析。
四、“外国门”下的少数民族归属辨析
前文指出管辖意义的“治”，是宋人著述“华夷秩序”书写考量的基础，与宋人因“天下不实”凸显国家政治实体有关，这在周去非的著作《岭外代答》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周去非对南宋广南西路边界记载如下：
广西西南一方，皆破化外。令甲：邕、宜、钦、廉、融、琼州，吉阳、万安、昌化军，静江府，系沿边；柳、宾、贵、横、郁林、化、雷系次边。总广西二十五州，而边州十七。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边界与我们今天的边界，事实上有所不同，黄纯艳撰文指出，宋代西南地区边界形态是点状控制模糊边界。（参见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十至十三世纪西北史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2018年8月。）这表明宋人边界体现为据点，而这些点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边界线。
恰是因为周去非的边界意识，他的角度与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书写有明显的不同。《桂海虞衡志》载：
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⑦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146、157页。 范成大将少数民族区分为羁縻与化外真蛮，而周去非却将羁縻与化外真蛮置于“外国门”下，范成大从族群视角显而易见，周去非的书写更着眼于政治归属，显然周去非立场与南宋官方的表述更一致。绍兴六年（1136年）年吏部堪当：“万安军承指挥隶琼州，今来合以‘万安军使兼知琼州万安县’称呼，其仓库受纳、支遣，系主薄本职，兼兵官系极边，与黎人相接，难以废罢。”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兵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422页。黎人系极边之外，《宋会要辑稿》记载更为详细：
淳熙八年年六月二十三日，琼管司言：承袭宜人、三十六洞都统领王氏状：“祖本化外，昨于皇佑、熙宁间归顺王化，弹压三十六洞黎人，捍御隘口，正系琼管喉舌之地。缘氏三代受朝廷告命，及至母黄氏承袭，弹压边界宁静。至绍兴二十年内，因琼山百姓许益结集作过，却依黎法依箭逼胁诸生洞入火，母亲黄氏不敢失坠，亲往诸洞说谕，化外黎人各皆安静，莫肯同徒。至乾道七年五月十九日，准救告琼管守臣言‘汝以健妇自将，群盗宁息，社以褒律，嗣其母封，弗懈益虔，培值后福。可特封宜人。’黄氏抵受，统领归化生熟黎撩，弗令侵犯省地。令氏祖父母及母黄氏自受官爵封号以来，逐月体给不曾请领，惟藉朝廷救旨抚遏诸洞，于乾道四年内，母黄氏具状投琼管司缘为年迈，别无儿男，只有一女，乞与依条承袭。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番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67页。
这里不仅记述了黎人归化的过程，还告知归化的黎人为什么不能算是境内，“黄氏抵受，统领归化生熟黎撩，弗令侵犯省地。”下面的记载更清晰地表明羁縻归化与省地不同，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广西北部的羁縻南丹州（治今广西南丹县）首领莫延沈“恣行惨酷，为诸蛮所逐，归死省地，众推延廪袭职。隆兴二年（1164年），延廪复为诸蛮所图，携家归朝（即归入省地），经略司奏以延葚袭职”。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1～14202页。何为省地？安国楼等人指出，作为区域地理概念，宋朝的 “省地”划分主要适用于川峡、荆湖及广西路边区。朝廷稳定管辖的州县属地为省地。安国楼、史彬彬：《宋朝 “省地”范围的拓展及其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在与安南、大理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虽视为省地，但只是利用他们防御的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省地。（安国楼：《论宋朝边区“省地”的划分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非常明确省地是境内，而那些黎人“弗令侵犯省地”，表明他们不在省地上，自然处于境外，周去非将其划归“外国门”下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周去非《岭外代答》亦有如下记载：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0页。
相同记载亦见于《文献通考》所录《桂海虞衡志》佚文：
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各以所迩，分隶四郡。⑦
周去非自相矛盾抑或自乱体例？其实周在下文说得非常清楚，“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熟黎耕作省地，缴纳赋税，完全符合“省民”身份，可是他们没有真心归顺，勾结生黎侵蚀省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我们不妨对史载海南 “黎峒田土”入归省地过程加以剖析，元丰三年（1080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上言：“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记。今既投降入省地，止纳丁身及量纳苗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0，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7520页。安国楼等人指出：
这说明划归省地的黎人熟户中，除比照省民交纳丁身苗米外，还有些仍属 “量纳”性质。所谓 “量纳”，即象征性交纳物色，不应有强制性限定，本是针对省地外部族的一项基本政策，重在维系与这些部族之间的附属关系。安国楼、史彬彬：《宋朝 “省地”范围的拓展及其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由此不难看出，他们和省民区别明显，享受省外部族待遇，还是附属关系。周去非提到的熟黎，摇摆不定，处在归附到隶属的过程中。当然宋政府对此是认可的，南宋末朱辅 《溪蛮丛笑》中称：省地外部族 “既纳款听命，纵其出入省 （他） [地]，州县差人管辖”，对其采取如省地外 “熟户之猺”的政策。朱辅：《溪蛮丛笑·卖首》，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纳款听命”，即以 “量纳”钱物形式而形成附属关系，依然是羁縻属性。但是这样做的效果，我们不能忽视，因往来密切，往往不分彼此，最终会成为隶属关系。陈傅良的 《桂阳军告谕百姓榜文》中说： “至如徭人，实同省地。久来往还，何分彼此。”陈傅良撰，曹叔远编：《止斋集》卷44《桂阳军告谕百姓榜文》，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生熟并不是界限分明，都是处在归化的道路上，董春林曾撰文指出：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的多元化，使得生、熟蛮的身份并不以其实际生存地域来确定。董春林：《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对周去非的其他质疑，下面这则史料可以回答。“二广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猺人，舟居谓之蜑人，岛上谓之黎人”。《后山居士文集》卷4，北京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角度不同，但三族并提，应与黎人是一样的，可见瑶、蜑、黎均不隶省地，周去非将他们置于《外国门》下，符合宋人“治”的理念。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蠻》所载“曰羁縻州峒，曰瑶，曰僚，曰黎，曰疍，通谓之蛮”与周去非意思并无二致，即范成大也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具有同类意义，可见周去非书写的可取之处。因此，周去非的书写得到宋人认同，李凯指出：
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将“外国”与“蛮”相区别的描述有着重要的影响。赵汝适的《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继承和发展了《岭外代答·外国门》的体例，分为《志国》和《志物》两部分，在《志国》中他参考了《岭外代答·外国门》的体例，而且内容也大量袭自《岭外代答》。《诸蕃志·志国》中进一步排除了境内少数民族，重点叙述域外国家，并且所涉及的范围在扩大。李凯：《南宋士人关于“蛮”的文化心态之转变——以周去非〈岭外代答〉为中心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余论
宋人著述中“华夷秩序”书写变化是时代思潮变迁下的产物，这从天空分野学说中亦见端倪。稍晚于周去非、赵汝适的周密，在这一时期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早抨击以周天二十八宿及十二次皆对应于中国疆域，而将四夷万国排斥于分野体系之外，传统分野学说“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为疎诞。中间仅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殊不知十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国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周密：《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81页。据邱靖嘉研究，“周密所谓‘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之说’不太准确，昴、毕二宿在二十八宿分野体系中属赵国及冀州之分野，并不涉及异域诸国，只有在另一种天街二星分野理论中才有昴宿兼主西北夷狄之国的说法，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实，以上这段论述乃是专就二十八宿分野而言的，周密认为传统分野说以全天星宿止系于区区中土十二州而外国广袤之地却无对应之星，与理不合，故据此判定分野之 ‘疎诞’”。邱靖嘉：《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周密的理解错误，恰恰凸显了宋人强调以“治”为考量基础管辖范围，基于此，政治实体“外国”有了自己相应位置，尽管这种区分是在浩渺的天空，但是这种理论本身的立足点却是现实在天空的投射，周密恰在此时提出批评将四夷万国排斥于分野体系之外的传统分野学说与“外国”意识凸显是密不可分的。
在“天下不实”、列国并立时代语境下，“外国”凸显，宋人著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华夷秩序”书写 “蛮”与“外国”并行，今人认为这更符合历史实际，但是它颠覆古人著述多采用的天下观视野下“四夷”与“中国”的关系。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 华夷秩序 蛮 外国 天下
〔中图分类号〕K24；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1-0099-08
中国古代著述中“华夷关系”的书写，以正史最为典型，多数将其纳入“四夷传”，到了元代修《宋史》，这种状况发生变化。《旧五代史》有《外国传》，但因其是清人辑佚之作，非是原貌，学术界对其是否存在“外国传”认识上有分歧。王义康：《中国古代的外国与外臣考》，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钱云：《“四夷”到 “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即使是《旧五代史》存在“外国传”，也不影响本文的立意，属宋人著述“华夷秩序”书写变化的时间范围内。安介生指出“在《宋史》中，《外国列传》之外又有《蛮夷列传》，将境内民族与邻国关系分别开来。与盲目套用五方格局的作法相比，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更明智，更符合实际。”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93～528页。钱云亦撰文揭示《宋史》将前代正史中 “四夷传”“夷狄传”等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名称改以“外国传”，并从内容与结构上有意识地区分出不同性质的周边。钱云：《“四夷”到 “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宋史》书写体例区分境内、境外民族，非元人凭空而来，是与宋人的影响分不开。因此，考察宋人著述中“华夷秩序”的书写，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揭示著述书写变迁的细节，还可以了解变迁背后的原因。今天我们考察宋人著述 “华夷秩序”的书写既不能忽视时代因素，也不能忽视历史的影响。从下面我们对今人质疑的剖析中，不难看出历史与时代交错影响宋人著述“华夷秩序”的书写。
一、今人质疑《外臣部》与《外国门》
北宋王钦若主持编纂的《册府元龟》有《外臣部》，其中的《种族》记述外臣如下：
朝鲜、高句骊、水貊、百济、新罗、濊、马韩、辰韩、倭、挹娄、日本、南越、闽越、东越、林邑、丹丹、扶南、真腊、多摩长、赤土、朱江、武陵蛮、西南夷（夜郎、滇、哀牢夷、冉駹夷）、东谢蛮、松外蛮、巴郡南郡蛮、僬侥、僚、蒙氏蛮、哥罗、附国、嘉良夷、西爨、白马、东女国、大月氏、乌孙、龟兹、西夜、中天竺、波斯、蒲类、湟中月氏、康国、钹汗、安国、漕国、乌那曷、穆国、史国、米国、西羌、黄牛羌、党项羌、宕昌羌、嘉滑、白题、氐、赀虏、略阳清水氐、武兴、邓至羌、契苾、河南王、吐蕃、噘哒、悦般、焉耆、匈奴、乌桓、蠕蠕、突厥、西突厥、沙陀、都波、霤、稽胡、高车、破六韩、铁勒、薛延陀、回纥、契丹、奚、室韦、靺鞨、黑水靺鞨、渤海靺鞨。王欽若：《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中华书局，1960年，第11241～11255页。
《册府元龟》将“四夷”列入外臣部，马长寿认为这种国内国外不分的情况很不妥当。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无独有偶，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外国门》，整理者杨武泉指出其内容编次，不尽妥当。如036条言生黎、熟黎“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047条言蜑“各有役于官”，049条言邻静江府五县之瑶“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诸族隶属于此，岂能视为外国？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1页。他们的质疑是有道理，还是对宋人的误读？葛兆光说：“对历史中国必须回到历史语境来理解，不能用现代概念切割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族群和国家。”葛兆光2017年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是他针对《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出版以来各方面的质疑和回应，再次讨论有关“中国”与“周边”的概念，以及历史上中国“内”与“外”的变迁。我们以此原则，考察宋人著述的语境，突出时代，但不能忽视宋朝以前的中国历史，语境是由历史与时代交织而成。
二、“华夷同构”“天下”帝国范式的确立与“四夷传”书写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汉承秦制，通过努力，将秦开创的帝国范式深入人心。在帝国构造过程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礼记·王制》载“华夷秩序”如下：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 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国、 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59页。
童书业撰文批评华夷五方格局说的失实与矛盾。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三中指出：“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童书业在崔述考辨基础上，对这四种名号进行了更为缜密的考察，进一步指出：“盖戎为兵戎之意，故狄可称戎，戎亦可称狄；凡四方文化落后而尚武之族皆可称戎，狄与夷同，夷蛮固四方皆有，戎狄亦遍布于四方，夷、蛮、戎、狄之意义实近似，非有大异。”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43～52页。从童先生的研究不难看出，五方之民只是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理论上的一个描述，并非完全是历史事实，只是儒家“华夷秩序”思想的反映，但其影响深远，成为儒家天下观的基石，为“华夷同构”“天下”帝国的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集中在《禹贡》的五服理论与《周礼》的九服理论。《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孙星衍：《今古文尚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203页。）《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2685页。）在这个天下理论里，中国与夷狄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居中，蛮、夷、戎、狄在四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由居于“中国”的天子来统治，王者无外，天下合为一家，这是一种无限广阔的国家理念。[日]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性的试论》，《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邢义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經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第七章《天下秩序与天下法》，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王珂对这种天下观有个解读，首先是将“四夷”看做“天下”一个必不可缺的部分。其次是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可能。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简言之，华夷一家，天下一统。
汉帝国版图扩张，夷狄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论衡·宣汉篇》：
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物。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王充：《论衡》（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第191页。
《史记》作为信史忠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史记》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有《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及《大宛列传》。我们会发现这些列传所载地区先后都几乎纳入汉帝国的版图。司马迁对汉扩张浓墨重彩的记载，如果仅仅停留在信史层面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当时不主张对少数民族地区武力扩张的大有人在。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发兵打东越，东越向汉告急，汉武帝决定出兵闽越。发兵前，汉武帝询问太尉田蚡，田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 建元六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汉书》卷 64上《严助传》，第2776 ～2777页。）《史记·平津侯列传》又载：“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如果司马迁与他们观点一致，即使不敢批评汉武帝政策，但轻描淡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可见司马迁赞成华夷一家，《史记》有明显痕迹可寻。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将黄帝作为华夏共祖，少数民族的历史被看做一统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3～6页；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3317～3318页。李凭研究《五帝本纪》后指出，黄帝二十五子，十四个得姓，十一个不得姓，但不是难以辨清楚就无从考证，这就留下填空的余地，为后世各族进入域内留下入围的空间。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因此即使诟病司马迁的顾颉刚也不否认“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顾颉刚读书笔记》卷2《山东笔乘》，“帝系表和〈帝系〉所无”条。（《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360页。）司马迁赞成华夷一家，还体现在服膺五服理论，他用该理论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於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94页。
司马迁认为夏王就是今天学者说的“天下共主”。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这让我们对司马迁和《史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即从历时和共时揭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图景。白寿彝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边疆民族史有杰出的撰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西南夷列传》、《南越尉陀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传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的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7页。）这样就可以清晰知道，尽管中国古代有从王国向帝国的转变，但是少数民族从来没有缺席，“华夷同构”一脉相承。西周末期祭公谏征犬戎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皵，有攻伐之兵， 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对待强大起来的少数民族并不排斥，可见“华夷同构”国家构造观深入人心，也是儒家天下观的历史基础。讨论至此，正史“四夷传”体例诞生的理论依据与时代背景清晰可见。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汉代经史不分家，史学受经学的影响。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47页。天下一统的天下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就是在西汉。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通过探究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所编纂的经书等典籍及时人对这些典籍的诠释，认为这个时期“天下观”的特点是“扩张的天下”。同时，渡边氏认为作为比较成熟且确指政治共同体空间的“天下”一词，出现在战国中期，到了前汉末期趋于定型。天下的领域也从方三千里，进而到方五千里，最终达到方万里。[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45～66页。司马迁在《史记》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天下一统的天下观，表现其高度的理论自觉。后代史家对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态度与司马迁是有所不同。班固《匈奴传赞》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陈寿《乌丸鲜卑传序》中说：“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
其次，从实践层面看，统治者依据“天下”建构帝国。在汉武帝改行十二州之前，汉朝行用《禹贡》规划的九州。但辛德勇指出：“尽管《禹贡》当中对九州界域的划分，原本就并不符合这种五服的设计，九州与五服，自是两套互不相容的体系，但这并不妨碍后世对它的崇信和追慕。”历史事实确如辛德勇所言，武帝“大并天下”以后，汉朝疆域空前扩展，汉武帝没有放弃这两种理论，而且将两种理论有机结合。
在西汉人的观念当中，三河地区就是其国家疆域的中心地带。……汉武帝将河东、河内、河南这三河地区划入京师所在的中州，就可以在形式上使帝都及京畿地区与所谓“天下之中”联系到一起，使之大体接近全国疆域的几何中心，这样就可以与五服制度的设计基本相吻合。刘彻实行十二州制更确切说就是将《禹贡》规划的九州制与五服制较为合理的融合在同一套体系内。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133～135页。
胡鸿在研究秦汉帝国扩张时指出，秦汉帝国符合艾森斯塔德所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官僚帝国”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在艾氏所列之外，第一，尊奉世袭的具有传统-神圣合法性的最高政治领袖，他拥有对统治事务的最高决断权；第二，最高统治者依靠发达的官僚机构实现对广土众民的理性行政，这些官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而非世袭贵族；第三，通过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从而有别于封建制（[以]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4页。）历史官僚帝国还应具备一般帝国的基本特质，即渡边信一郎所说的统治着具有多元文化及族群属性的人群，并且宣称超出实际势力范围的普世统治权，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向外扩张的倾向。参见[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帝国的中心和周边：从财政史的观点出发》，《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8年第30期。 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具有上述特征，而这种类型政治体的基本模式，无疑奠定于秦汉时期。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将秦汉国家称为帝国是贴切的。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汉确立了“华夷同构”的“天下”帝国范式。这种范式深入人心，促成了“天下”理论的情结化，以正史书写为例，“四夷传”长期相沿不变，与“华夷同构”“天下”帝国的范式密不可分。
到了公元10世纪，宋朝虽继承帝国衣钵，但不再强大，政治、军事无优势而言。“夷狄”不仅不是它统一的对象，还与之分庭抗礼，挑战其存在的合理性。张广达指出，“宋朝从此主动放弃了大渡河外的云南，也告别了西域，西部边界退到秦州（甘肃东南天水），西域开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见……赵匡胤追求的是巩固自我划定界限的王朝”。张广达：《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18页。即进入欧阳修所说的“天下不实”的时代。而欧阳修“天下不实”的慨叹，恰恰表明，宋人“天下”情结依旧。
三、“天下不实”背景下“华夷秩序”书写
欧阳修对其生活的北宋生存环境概况说：
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欧阳修：《本论》，《欧阳修全集》卷60《居士外集》卷10，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861页。
欧阳修的“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恰恰表明宋人接受了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后面我们讨论周去非是否自乱体例时，会发现宋朝在广南西路等地采取的是扩张政策，省地在扩大，少数民族依然不断进入“中国”，没有真正做到本文引用石介“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的主张，宋人没有真正忘记“天下”。但令人尴尬的是宋朝却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宋朝继承了帝国衣钵，宋代正统论的兴起，表明宋人认为宋朝才是帝国的衣钵传人，尽管是因为外部挑战，但是这恰恰表明宋人帝国传人的自觉意识，是一种宣示。陈芳明认为宋代正统论的兴起是当时民族自卑感的表现，陈学霖也指出，欧阳修《正统论》的写作背景之一便是对 “北宋外交挫折的反应”。（陈芳明：《宋代正统论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8期，1971年；陈学霖：《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145页。）却不再强大。正因于此，宋人心态发生变化，据陈学霖、葛兆光等人研究，宋朝严格控制书籍文字出境。陈学霖：《宋史论集》，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206页；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王化观念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唐律疏议》卷6《名例》“ 化外人相犯”：“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法制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133页。）《宋刑统》全盘继承唐律，化外人为王化之外“各有君长”的蕃夷国人。可见，宋的王化观念与前代是一以贯之。澶渊之盟后，宋接待辽的礼仪已无王化色彩，按照使节的民族出身實行礼仪，尊重其习惯。“对于崇德殿。留宁、委演戎人也，以戎礼见。赐以毡冠、窄袍、金鞢。经、肃燕人也以华礼见”。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番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32页。程颐有言：“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初恐人入于禽兽也，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狄礼，则便夷狄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 43页。以此观之，北宋面临挑战之巨大前所未有，是种族文化的沦丧，北宋不再是“王化无外”，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7年，第1589页。开始严华夷之辨。傅乐成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一文中说：“夷夏之防亦因而转严，然一种具有悠久传统之观念，往往不易于短时间完全改变，故有唐后期国人之夷夏观念，犹不若宋人之严。”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209页。这种思想变化的影响在“华夷秩序”著述书写上有所反映，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欧阳修《新五代史》将契丹附在书后四夷里面。汉族文士刘辉上书辽道宗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脱脱：《辽史》卷104《刘辉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604页。 宋人著述中不难发现华夷之辨的痕迹。石介撰《中国论》曰：
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俗皆自安也，相易为乱……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国论》，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117页。
“内诸夏外夷狄”溢于言表，中国与夷狄的关系俨然成为中外关系。苏轼更是直截了当著有《王者不治夷狄论》。到了北宋末期，陈师道明确提出“中国”三要素：“天地之所合”，“先王之所治”，“礼乐刑政之所出”。“正统之说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地者，中国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礼乐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7《正统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8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8年，第425～427页。）这些主张清楚表明，宋人在“华夷秩序”处理上，更多是从现实政权的管辖出发，“治”成为考量的基础。
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有自己的管辖范围，秦汉以来即是如此。余英时指出：“汉朝政府也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生活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从国家政权角度出发，古人在言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政治实体时，“外国”出现了。钱云：《“四夷”到 “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 即使《史记》30处“外国”中有5处讨论天象时指诸侯国，但是指中国胜，诸侯败，依然是中外相对而言的政治实体。[英]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上册），侯旭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上述清晰表明，中国古人使用“外国”多从现实管辖治理出发，“治”是考量的出发点。王钦若使用“外臣”与此一致。《册府元龟》“外臣部·总序”讲得很清楚，“四裔（夷）者居中国之外”，四夷“皆王者之外，二臣也”，而称外臣。我们今人认为王钦若将历史上民族不辨亲疏、不分内外的做法，是误解，王钦若以“治”为依据，将不同时期“治”之外的民族，都划入“外臣部”，“外臣”观念非其首创，看似延续历史上已有做法，以“治”为依据，但从著述书写体例角度看，显然与天下观影响下的“四夷”书写体例有所不同。
强调“治”在地理著述中也有所反应，北宋王存编修的《元丰九域志》本源于《唐十道图》。作为北宋地理总志，既要反映元丰之制，又要表明唐宋继承的合法性。《元丰九域志》所记河北路的化外州，除幽州、易州、涿州、檀州、平州、蓟州、营州、辽州在唐为正州外，慎州、燕州、归顺州、师州、顺州、瑞州在唐为羁縻州。他将不在宋版图内的唐正州、羁縻州列为化外州。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478页。由此可以看出，“治”成为其书写的依据。不过凸显“治”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统”，唐宋正统一脉相承，“汉唐旧疆”跃然纸上。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页。即使不忘“汉唐旧疆”，“治”仍然成为宋人著述“华夷秩序”书写的依据，显然与钱先生说的“中国人”经常做法是不同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朝“天下不实”，宋人“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思。”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去非“蛮”与“外国”书寫并行登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李凯研究，“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录了大量的‘蛮’的情况，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蛮’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岭外代答》中，‘蛮’不再含糊地泛指南方境内外各民族，而是指境内民族。与此同时，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单设‘外国门’专门记录域外，‘外国’和‘蛮’这两个概念被区分开来。”李凯：《南宋士人关于“蛮”的文化心态之转变——以周去非〈岭外代答〉为中心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问题随之而来，是李凯的研究符合实际，还是整理者杨武泉的批评合理？我们需要详细辨析。
四、“外国门”下的少数民族归属辨析
前文指出管辖意义的“治”，是宋人著述“华夷秩序”书写考量的基础，与宋人因“天下不实”凸显国家政治实体有关，这在周去非的著作《岭外代答》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周去非对南宋广南西路边界记载如下：
广西西南一方，皆破化外。令甲：邕、宜、钦、廉、融、琼州，吉阳、万安、昌化军，静江府，系沿边；柳、宾、贵、横、郁林、化、雷系次边。总广西二十五州，而边州十七。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边界与我们今天的边界，事实上有所不同，黄纯艳撰文指出，宋代西南地区边界形态是点状控制模糊边界。（参见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十至十三世纪西北史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2018年8月。）这表明宋人边界体现为据点，而这些点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边界线。
恰是因为周去非的边界意识，他的角度与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书写有明显的不同。《桂海虞衡志》载：
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⑦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146、157页。 范成大将少数民族区分为羁縻与化外真蛮，而周去非却将羁縻与化外真蛮置于“外国门”下，范成大从族群视角显而易见，周去非的书写更着眼于政治归属，显然周去非立场与南宋官方的表述更一致。绍兴六年（1136年）年吏部堪当：“万安军承指挥隶琼州，今来合以‘万安军使兼知琼州万安县’称呼，其仓库受纳、支遣，系主薄本职，兼兵官系极边，与黎人相接，难以废罢。”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兵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422页。黎人系极边之外，《宋会要辑稿》记载更为详细：
淳熙八年年六月二十三日，琼管司言：承袭宜人、三十六洞都统领王氏状：“祖本化外，昨于皇佑、熙宁间归顺王化，弹压三十六洞黎人，捍御隘口，正系琼管喉舌之地。缘氏三代受朝廷告命，及至母黄氏承袭，弹压边界宁静。至绍兴二十年内，因琼山百姓许益结集作过，却依黎法依箭逼胁诸生洞入火，母亲黄氏不敢失坠，亲往诸洞说谕，化外黎人各皆安静，莫肯同徒。至乾道七年五月十九日，准救告琼管守臣言‘汝以健妇自将，群盗宁息，社以褒律，嗣其母封，弗懈益虔，培值后福。可特封宜人。’黄氏抵受，统领归化生熟黎撩，弗令侵犯省地。令氏祖父母及母黄氏自受官爵封号以来，逐月体给不曾请领，惟藉朝廷救旨抚遏诸洞，于乾道四年内，母黄氏具状投琼管司缘为年迈，别无儿男，只有一女，乞与依条承袭。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番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67页。
这里不仅记述了黎人归化的过程，还告知归化的黎人为什么不能算是境内，“黄氏抵受，统领归化生熟黎撩，弗令侵犯省地。”下面的记载更清晰地表明羁縻归化与省地不同，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广西北部的羁縻南丹州（治今广西南丹县）首领莫延沈“恣行惨酷，为诸蛮所逐，归死省地，众推延廪袭职。隆兴二年（1164年），延廪复为诸蛮所图，携家归朝（即归入省地），经略司奏以延葚袭职”。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1～14202页。何为省地？安国楼等人指出，作为区域地理概念，宋朝的 “省地”划分主要适用于川峡、荆湖及广西路边区。朝廷稳定管辖的州县属地为省地。安国楼、史彬彬：《宋朝 “省地”范围的拓展及其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在与安南、大理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虽视为省地，但只是利用他们防御的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省地。（安国楼：《论宋朝边区“省地”的划分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非常明确省地是境内，而那些黎人“弗令侵犯省地”，表明他们不在省地上，自然处于境外，周去非将其划归“外国门”下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周去非《岭外代答》亦有如下记载：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0页。
相同记载亦见于《文献通考》所录《桂海虞衡志》佚文：
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各以所迩，分隶四郡。⑦
周去非自相矛盾抑或自乱体例？其实周在下文说得非常清楚，“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熟黎耕作省地，缴纳赋税，完全符合“省民”身份，可是他们没有真心归顺，勾结生黎侵蚀省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我们不妨对史载海南 “黎峒田土”入归省地过程加以剖析，元丰三年（1080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上言：“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记。今既投降入省地，止纳丁身及量纳苗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0，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7520页。安国楼等人指出：
这说明划归省地的黎人熟户中，除比照省民交纳丁身苗米外，还有些仍属 “量纳”性质。所谓 “量纳”，即象征性交纳物色，不应有强制性限定，本是针对省地外部族的一项基本政策，重在维系与这些部族之间的附属关系。安国楼、史彬彬：《宋朝 “省地”范围的拓展及其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由此不难看出，他们和省民区别明显，享受省外部族待遇，还是附属关系。周去非提到的熟黎，摇摆不定，处在归附到隶属的过程中。当然宋政府对此是认可的，南宋末朱辅 《溪蛮丛笑》中称：省地外部族 “既纳款听命，纵其出入省 （他） [地]，州县差人管辖”，对其采取如省地外 “熟户之猺”的政策。朱辅：《溪蛮丛笑·卖首》，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纳款听命”，即以 “量纳”钱物形式而形成附属关系，依然是羁縻属性。但是这样做的效果，我们不能忽视，因往来密切，往往不分彼此，最终会成为隶属关系。陈傅良的 《桂阳军告谕百姓榜文》中说： “至如徭人，实同省地。久来往还，何分彼此。”陈傅良撰，曹叔远编：《止斋集》卷44《桂阳军告谕百姓榜文》，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生熟并不是界限分明，都是处在归化的道路上，董春林曾撰文指出：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的多元化，使得生、熟蛮的身份并不以其实际生存地域来确定。董春林：《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对周去非的其他质疑，下面这则史料可以回答。“二广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猺人，舟居谓之蜑人，岛上谓之黎人”。《后山居士文集》卷4，北京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角度不同，但三族并提，应与黎人是一样的，可见瑶、蜑、黎均不隶省地，周去非将他们置于《外国门》下，符合宋人“治”的理念。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蠻》所载“曰羁縻州峒，曰瑶，曰僚，曰黎，曰疍，通谓之蛮”与周去非意思并无二致，即范成大也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具有同类意义，可见周去非书写的可取之处。因此，周去非的书写得到宋人认同，李凯指出：
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将“外国”与“蛮”相区别的描述有着重要的影响。赵汝适的《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继承和发展了《岭外代答·外国门》的体例，分为《志国》和《志物》两部分，在《志国》中他参考了《岭外代答·外国门》的体例，而且内容也大量袭自《岭外代答》。《诸蕃志·志国》中进一步排除了境内少数民族，重点叙述域外国家，并且所涉及的范围在扩大。李凯：《南宋士人关于“蛮”的文化心态之转变——以周去非〈岭外代答〉为中心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余论
宋人著述中“华夷秩序”书写变化是时代思潮变迁下的产物，这从天空分野学说中亦见端倪。稍晚于周去非、赵汝适的周密，在这一时期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早抨击以周天二十八宿及十二次皆对应于中国疆域，而将四夷万国排斥于分野体系之外，传统分野学说“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为疎诞。中间仅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殊不知十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国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周密：《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81页。据邱靖嘉研究，“周密所谓‘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之说’不太准确，昴、毕二宿在二十八宿分野体系中属赵国及冀州之分野，并不涉及异域诸国，只有在另一种天街二星分野理论中才有昴宿兼主西北夷狄之国的说法，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实，以上这段论述乃是专就二十八宿分野而言的，周密认为传统分野说以全天星宿止系于区区中土十二州而外国广袤之地却无对应之星，与理不合，故据此判定分野之 ‘疎诞’”。邱靖嘉：《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周密的理解错误，恰恰凸显了宋人强调以“治”为考量基础管辖范围，基于此，政治实体“外国”有了自己相应位置，尽管这种区分是在浩渺的天空，但是这种理论本身的立足点却是现实在天空的投射，周密恰在此时提出批评将四夷万国排斥于分野体系之外的传统分野学说与“外国”意识凸显是密不可分的。
在“天下不实”、列国并立时代语境下，“外国”凸显，宋人著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华夷秩序”书写 “蛮”与“外国”并行，今人认为这更符合历史实际，但是它颠覆古人著述多采用的天下观视野下“四夷”与“中国”的关系。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