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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些年来官场小说创作的勃兴,根源于社会现实矛盾的加剧与作家们现实主义的政治关切传统。在越过传统的意识形态叙事藩篱以后,当代官场小说在格局、视野、境界与美学气象等方面都有所拓展或提升。然而因为作家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叙事智慧等方面的不同局限,目前的官场小说创作还有诸多偏失,主要即体现在道德价值取向方面的观念滞后与创新性不足,人性叙写的低俗化乃至把人性视作权力腐败的根源而使社会问题人性化的错误倾向,对“政治”观念理解的狭隘导致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力量有余,而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切入不够与审美性不强等问题。关键词 官场小说 道德 人性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103-07
眼下,官场小说虽在图书市场上一路走俏,很多还被改编成影视剧,或者频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但人们对官场小说的质疑却从未间断,有时甚至还是毁多誉少,比如“只有官场,没有小说”、“故事老套”、“艺术手法单一”、“观念滞后”等,都是惯见于理论批评家笔端的尖锐语汇。市场的“热”与理论批评的“冷”,映衬出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昭示着转型期中国文学在处理“常”与“变”、文学理想与读者接受现实等方面的尴尬。不管怎么看待这种“冷”、“热”失衡现象,应当承认,理论批评界对官场小说的诟病并非空穴来风。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实践上看,近些年官场小说的创作的确是问题丛生,而这些问题又在不同层面制约着官场小说的审美创造与品质提升。作为一种题材类型,官场密切联系着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道德与法律、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这既是官场小说的题材优势,又是需要作家运用思想与叙事智慧化解的难题,如果能够在审美的意义上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官场小说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美学气象与人文内质,的确是其他题材难以相比的。鉴于官场小说的复杂性,这里并不打算作面面俱到分析,而主要抽取道德以及道德与人性、道德与政治三个方面,对近年官场小说创作的内在困境与审美偏失作出必要的反省。
一
道德并非是官场小说需要特别处理的问题,但肯定是官场小说无法绕越的思想命题。这不仅是因为官场政治本身就含有丰瞻的道德内涵,还在于道德在传统中国文化结构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古老的中国不像西方社会,除道德以外,还有较为完整的法律与宗教思想调节着人与人的关系,给人们提供一套关乎人生意义与社会评判的价值想象;中国社会的法律和宗教相比较西方社会都淡薄许多,故而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塑造人们价值观念的重任,很多时候都是由道德来完成的。特别是在官场政治生活中,道德与政治的纠葛羼杂可谓是难解难分。在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化的冲击、洗礼之后,如今的中国作家,再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官场的是非曲直,讲述人物和不同社会力量的正义与非正义,显然已经非常“不合时宜”,因此,在当下的官场小说写作中,建国以后文学所形成的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讲述转化成道德讲述,似乎就具有某种文学史的必然性。
观诸近些年来的官场小说创作,作家们的道德关切与道德探索有目共睹,他们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正义、民主、社会公正以及法律的层面,演绎着官场的历史、现实、社会问题与深刻矛盾;另一方面,又以道德作为基本的审视目光,表达着对官场文化以及官场负面现象的批判性关切。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等的众多反腐小说,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关于这类作品,其实无须多做分析,只要从作品的命名,就可看出作家们对官场政治生活中现行的种种贪污、腐败、私欲、不正常的权力斗争等现象的道德愤怒,比如“天网”、“苍天在上”、“国家诉讼”等等。作家们除了以极端的写实笔法,客观地叙述官场的种种丑行与弊端,往往还以象征性的整体情境构造,在道德价值视域下对官场腐朽现象与腐败分子的行为作出否定性的道德判决。在小说结构上,当代官场小说的一个经典模式就是“善恶有报”,贪腐者普遍没有好下场,《大雪无痕》(陆天明)中的周密,《绝对权力》(周梅森)中的市长赵芬芳,《黑洞》中的聂明宇等,都是如此。而在小说的意绪营造上,不少小说都以象征性的甚至不乏诗意的笔调,昭示出对官场腐败现象的否定性情绪,如《大雪无痕》中洁白无垠的雪野;阎真《沧浪之水》中的“父亲”在《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中的自画像,以及父亲自题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签名,都有着重要的道德提示功能。
当然,就官场小说而言,如果只有道德上的批判与反省,而不能写出官场特殊的道德形态,那么,这样的作品充其量只能说是某些既定的先验道德观念的符号化演绎,就谈不上对生活的深度审美阐释。从对官场特殊道德“发现”的角度看,近些年的官场小说的确不乏佳构。李佩甫的《羊的门》,在呼家堡以及它的统治者呼天成的身上,就浓缩着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精髓。呼天成通过几十年的铁腕治理,把呼家堡上上下下治理得服服帖帖,他给呼家堡人带来福祉,但却不是出自他的个人之善,而是出自统治者的民众驯服策略。按照康德的观点,“行为的道德价值要以它的动机来评价,而且只能从它的动机来评价”。(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9页。)那么,对呼天成这样的“官场”人物及其道德,我们恐怕很难去作出定性。就其动机而论,统治的目的很难说得上是善是恶,而他的目的决定下的行为,往往却逼迫着我们去作出善恶的思考,比如他救秀丫,他保护文革期间受迫害的老干部,他对秀丫身体的迷恋却从不染指,等等,都混杂着善与恶的纠缠。我们可能会对《羊的门》中作家表现出的对传统中国社会权术文化的叙述迷恋而颇有微词,但不能否认,作家在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对作为“官场”人物的呼天成的道德理想形态与道德实践的把握,以及这种道德理想、道德实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度关联,李佩甫无疑是作出富有历史感的深度挖掘的。像这样着力洞悉官场特殊道德形态的作品,当代官场小说中不在少数,其他如李春平的《把人做成一朵花》,同样值得认真分析。小说虽然叙述的是官场生活,但作家并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去写官场的权力争斗、尔虞我诈以及腐败与反腐败的两种力量角逐,而是在官场的特定场域下,写出一种充满着官场魅惑的特殊道德人格理想。小说开头引用主人公古长书的话说,“把人做成一朵花,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要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要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要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万一他要恨你,也要让他怕你。”作家正是通过古长书的官场际遇与命运的展开,描述出一种祛除了道德上的是非善恶,而在“官场”这个特殊场域下规训出的特殊的人格理想与官场的道德意识。
就官场小说而论,作家们的道德思考与探索并不仅限于上述内容。在避开意识形态的政治解读以后,道德视角无疑给官场小说增添了审美的纵深感,强化了小说的审美冲撞性。但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作家的官场小说创作在对道德的处理上仍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从审美意义上讲,文学作品有没有作家道德情感的介入,作家有没有写出特殊道德形态,还只是较低层次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要通过文学作品,在道德创新上展示出自己的艰深探索。特别是在这个道德价值迷乱的时代,作家更应通过对生活的研究与悉心解剖,引领读者穿过生活的迷雾,抵达人类生活与道德的真理。从这点来看,这些年的官场小说创作,显然还做得不够。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许多作家在对官场人物与现象作道德判断时,在克服过去意识形态评价偏见以后,表面上看好像具备了某种多元的审美价值视点,但实际上,潜在的意识形态思维还相当顽固。他们往往还停留在政治正确、政策图解官场的道德正当与非正当的简单维度上,似乎只要政治上“正确”,那么就等同于道德上高尚。正是如此,他们写出的官场正面人物,往往被附上道德上的神圣油彩,像《抉择》中的李高成,《绝对权力》中的刘重天、齐全盛等,都高度地体现出政治道德与人格良知的统一,文学作品中因此而出现了不少新式的“高大全”人物形象。为凸显正面人物的道德崇高感,不少小说甚至还通过刻意贬低其他人物,来确立正面人物道德崇高的正当性。像杨川庆的《官道》、胡学文的《女县长》,在写到女代县长吴莉莉、副县长陆梅破裂的夫妻情感关系时,就不约而同地把她们的丈夫董述之、薛大兵塑造成粗俗不堪、要么吃喝嫖赌要么只知玩弄女性的道德低下之徒,由此而洗清离婚或夫妻感情不和有可能给女主人公带来的道德上的瑕疵。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安排,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脸谱化的色彩,只不过,作家们是由过去的政治脸谱化转变成现在的道德脸谱化而已。因为缺乏相应的道德上的创新能力,创作过程中,很多作家同时还存在以人们既有的道德是非观和善恶观,来参与对官场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现象。典型的像《官道》,尽管作家也能把政治生活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写出吴莉莉对县委书记康育政的感恩,写到她与亲人、同学、朋友乃至社会底层民众的各种复杂情感,但在处理吴莉莉与姚明春的关系时,作家却难以走出人们习见的道德符号化阐释。请看下面这段描写:
“梦中的杜枝儿不太清晰,好像穿了浅黄色半袖,但两个丰满结实的乳房高高耸起,让人看了心跳。”——《忙来忙去》
“唐姐只穿了件极短小内褂儿,胸脯饱胀高耸,挤鼓鼓地将褂儿顶起老高,似要挣脱欲出的样子……”——《乡殇》(谭文峰)
“她没戴乳罩,那对坚挺的乳房如两只美鹿,羞涩而傲然地望着他……。任晓明口齿不清地说,我要娶你,就冲它我也要娶你。”——《女县长》
类似这样的细节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不是说官场小说就不可以写人的基本欲望和感官冲动,而是说,欲望也好、冲动也罢,它们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的作家既然要写人性,就不应该只写单一维度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这样的人性任何人闭上眼睛都可以写,因为它们不过是生活的常识。作家们更应在人与社会、历史、时代与文化的纠缠中,写出富有生动时代况味与心灵张力的复杂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丰富而多样的人性。
这种单一维度的描写,不仅仅体现在作家的人性描写方面,同时还体现在他们对官场文化的揭示方面。很多作家一写到官场文化,就写官场的贪污腐败、权力追逐、人事纠葛等众所共知的现象,而且把这些现象归咎为人性的贪婪、自私、金钱和权力欲望等弱点。这样的描写,姑且不论是如何的把官场文化的丰富驳杂作简化处理,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把官场的不正常现象归结到人性的必然性当中,似乎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只要有人性的弱点,那么,就难免会出现官场上的贪腐现象。这种从人性的共同弱点出发,对官场负面现象作出的审美阐释,以人性解释现实问题的方式,势必会把人们对现实层面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错误地引导到所谓的“人性”问题上来,从而遮蔽了人们对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积弊与现实层面的制度、法律等问题的思考。
三
近年的官场小说,有人称之为“社会政治小说”。这样的命名是否妥当,是需要稍加讨论的。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官场小说还很难称得上“社会政治小说”。因为,作为“社会政治小说”,就必然有对当代政治文明的深刻思考,有对社会政治文化的精深理解与揭示。在这个环节上,目前的官场小说显然还有不足。尽管很多官场小说都涉及到对政治现实问题的思考,但作家们所描述的政治生活,多只是局限在形而下的政治实践层面,对政治文化与政治智慧形而上的思考明显不够。以前面所提到的官场道德问题来讲,中国传统社会就有完整而自足的官场道德的道义理论、义务境界与政治道德用心,涉及到仕与学、德与才、君与民、圣与王、道与势、进与隐等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无不密切联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道德理想。从创作实践上讲,作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如果能够从历史的文化累积中发掘出官场文化的深厚思想资源,并以此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而不是一味地去写简单的权力倾轧与权钱交易、情色引诱,或者“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浅显的正义论命题,那么,作品的审美厚度则必然有所提升。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既有其内在积弊,亦有其不可替代的道德思想优势,不少作家只知道写所谓的官本位,写权术阴谋,很显然是缺乏历史感的表征。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在创作中就一定要把当代的官场道德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道德形态做比附,而是说缺乏一种历史把握,缺乏更高的政治文化精深层面的审视,我们对官场生活的描写,势必会存在表象化与浮泛化的局限。
如果说缺乏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纵深把握,是当下官场小说创作的一个不足,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精神与道德的革新,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并推进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则应该成为当下作家的另外一种关切。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当今的官场小说作家同样难以交出合格的答卷。在众多的官场小说中,作家们不仅呈现出如前所说的价值与道德观念的滞后,甚至还显现出与现代人文精神、价值理性相背离的立场。在不少小说中,作家们一方面对政治权力的畸变与异化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另一方面,又在潜意识中对权力的万能与至高无上顶礼膜拜。比如部分反腐小说中,小说开始的时候反腐工作总是步履维艰,反腐者往往碰得头破血流,直到更高级别、拥有更大权力的人物的出现,反腐工作才峰回路转。就像有的批评家所批评的那样:“它只敢写非一把手的涉贪犯罪与腐化堕落,如正、副市长和省市两级驻京办主任等,尽管他们中有的人照例有一个身退心不退、留居北京能量尚在的‘某老’做后台,但只要作为‘班长’的主管领导带着精神从中央回来,或从党校回来,哪怕是从病院回来,就无一例外如败兵山倒,束手就擒,并‘一阵哽咽,泪如泉涌’”。(注:汪涌豪:《官场小说:不可有官场而无小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7月3日。)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解决权力带来的问题的审美思考方式,很显然是“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它和现代社会倡导的法制理性格格不入,因此也是反现代的。与此相类似的是,不少作家对现代政治伦理的诠释与思考,同样陷入到某种反现代的思想迷局当中,最典型的就是“为民作主”,如阿宁的《无根令》、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王跃文的《国画》、祁智的《陈宗辉的故事》等,表面上看,这些作品都有对社会底层平民的命运关切,且这种关切也是非常符合“为人民服务”这一国家政党伦理,但是,现代民主政制的思想精髓,就是人与人之间政治、法律与经济等方面的平等,那种“负责”、“为民作主”等思想,从骨子里来看,其实还是传统“父母官”意识的投影。
官场小说如何写官场文化?如何写出一种政治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思想传统与现实形态?如何在现代价值维度上表达出当代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创新?这是当下官场小说创作的思想难题。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然从审美的角度言之,官场小说要想在政治文化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在政治的审美认识上有所创新。如我们所知,因为“十七年”时期政治与文学间曾经有过的特殊关系,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在关涉政治问题时大多有心理上的顾忌,过于贴近现实政治,则有附庸论或意识形态工具论之嫌;不切入现实政治问题,似乎又不够“现实主义”或不够“现实关怀”。这种文学与政治间的蹩脚历史关系,导致作家们在当下处理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窘迫。这种心理顾忌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却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政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乃至阶级斗争的公共话语,同时还是“人的情绪、心理、感情、信仰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注:《路易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103-07
眼下,官场小说虽在图书市场上一路走俏,很多还被改编成影视剧,或者频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但人们对官场小说的质疑却从未间断,有时甚至还是毁多誉少,比如“只有官场,没有小说”、“故事老套”、“艺术手法单一”、“观念滞后”等,都是惯见于理论批评家笔端的尖锐语汇。市场的“热”与理论批评的“冷”,映衬出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昭示着转型期中国文学在处理“常”与“变”、文学理想与读者接受现实等方面的尴尬。不管怎么看待这种“冷”、“热”失衡现象,应当承认,理论批评界对官场小说的诟病并非空穴来风。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实践上看,近些年官场小说的创作的确是问题丛生,而这些问题又在不同层面制约着官场小说的审美创造与品质提升。作为一种题材类型,官场密切联系着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道德与法律、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这既是官场小说的题材优势,又是需要作家运用思想与叙事智慧化解的难题,如果能够在审美的意义上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官场小说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美学气象与人文内质,的确是其他题材难以相比的。鉴于官场小说的复杂性,这里并不打算作面面俱到分析,而主要抽取道德以及道德与人性、道德与政治三个方面,对近年官场小说创作的内在困境与审美偏失作出必要的反省。
一
道德并非是官场小说需要特别处理的问题,但肯定是官场小说无法绕越的思想命题。这不仅是因为官场政治本身就含有丰瞻的道德内涵,还在于道德在传统中国文化结构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古老的中国不像西方社会,除道德以外,还有较为完整的法律与宗教思想调节着人与人的关系,给人们提供一套关乎人生意义与社会评判的价值想象;中国社会的法律和宗教相比较西方社会都淡薄许多,故而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塑造人们价值观念的重任,很多时候都是由道德来完成的。特别是在官场政治生活中,道德与政治的纠葛羼杂可谓是难解难分。在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化的冲击、洗礼之后,如今的中国作家,再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官场的是非曲直,讲述人物和不同社会力量的正义与非正义,显然已经非常“不合时宜”,因此,在当下的官场小说写作中,建国以后文学所形成的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讲述转化成道德讲述,似乎就具有某种文学史的必然性。
观诸近些年来的官场小说创作,作家们的道德关切与道德探索有目共睹,他们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正义、民主、社会公正以及法律的层面,演绎着官场的历史、现实、社会问题与深刻矛盾;另一方面,又以道德作为基本的审视目光,表达着对官场文化以及官场负面现象的批判性关切。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等的众多反腐小说,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关于这类作品,其实无须多做分析,只要从作品的命名,就可看出作家们对官场政治生活中现行的种种贪污、腐败、私欲、不正常的权力斗争等现象的道德愤怒,比如“天网”、“苍天在上”、“国家诉讼”等等。作家们除了以极端的写实笔法,客观地叙述官场的种种丑行与弊端,往往还以象征性的整体情境构造,在道德价值视域下对官场腐朽现象与腐败分子的行为作出否定性的道德判决。在小说结构上,当代官场小说的一个经典模式就是“善恶有报”,贪腐者普遍没有好下场,《大雪无痕》(陆天明)中的周密,《绝对权力》(周梅森)中的市长赵芬芳,《黑洞》中的聂明宇等,都是如此。而在小说的意绪营造上,不少小说都以象征性的甚至不乏诗意的笔调,昭示出对官场腐败现象的否定性情绪,如《大雪无痕》中洁白无垠的雪野;阎真《沧浪之水》中的“父亲”在《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中的自画像,以及父亲自题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签名,都有着重要的道德提示功能。
当然,就官场小说而言,如果只有道德上的批判与反省,而不能写出官场特殊的道德形态,那么,这样的作品充其量只能说是某些既定的先验道德观念的符号化演绎,就谈不上对生活的深度审美阐释。从对官场特殊道德“发现”的角度看,近些年的官场小说的确不乏佳构。李佩甫的《羊的门》,在呼家堡以及它的统治者呼天成的身上,就浓缩着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精髓。呼天成通过几十年的铁腕治理,把呼家堡上上下下治理得服服帖帖,他给呼家堡人带来福祉,但却不是出自他的个人之善,而是出自统治者的民众驯服策略。按照康德的观点,“行为的道德价值要以它的动机来评价,而且只能从它的动机来评价”。(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9页。)那么,对呼天成这样的“官场”人物及其道德,我们恐怕很难去作出定性。就其动机而论,统治的目的很难说得上是善是恶,而他的目的决定下的行为,往往却逼迫着我们去作出善恶的思考,比如他救秀丫,他保护文革期间受迫害的老干部,他对秀丫身体的迷恋却从不染指,等等,都混杂着善与恶的纠缠。我们可能会对《羊的门》中作家表现出的对传统中国社会权术文化的叙述迷恋而颇有微词,但不能否认,作家在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对作为“官场”人物的呼天成的道德理想形态与道德实践的把握,以及这种道德理想、道德实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度关联,李佩甫无疑是作出富有历史感的深度挖掘的。像这样着力洞悉官场特殊道德形态的作品,当代官场小说中不在少数,其他如李春平的《把人做成一朵花》,同样值得认真分析。小说虽然叙述的是官场生活,但作家并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去写官场的权力争斗、尔虞我诈以及腐败与反腐败的两种力量角逐,而是在官场的特定场域下,写出一种充满着官场魅惑的特殊道德人格理想。小说开头引用主人公古长书的话说,“把人做成一朵花,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要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要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要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万一他要恨你,也要让他怕你。”作家正是通过古长书的官场际遇与命运的展开,描述出一种祛除了道德上的是非善恶,而在“官场”这个特殊场域下规训出的特殊的人格理想与官场的道德意识。
就官场小说而论,作家们的道德思考与探索并不仅限于上述内容。在避开意识形态的政治解读以后,道德视角无疑给官场小说增添了审美的纵深感,强化了小说的审美冲撞性。但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作家的官场小说创作在对道德的处理上仍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从审美意义上讲,文学作品有没有作家道德情感的介入,作家有没有写出特殊道德形态,还只是较低层次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要通过文学作品,在道德创新上展示出自己的艰深探索。特别是在这个道德价值迷乱的时代,作家更应通过对生活的研究与悉心解剖,引领读者穿过生活的迷雾,抵达人类生活与道德的真理。从这点来看,这些年的官场小说创作,显然还做得不够。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许多作家在对官场人物与现象作道德判断时,在克服过去意识形态评价偏见以后,表面上看好像具备了某种多元的审美价值视点,但实际上,潜在的意识形态思维还相当顽固。他们往往还停留在政治正确、政策图解官场的道德正当与非正当的简单维度上,似乎只要政治上“正确”,那么就等同于道德上高尚。正是如此,他们写出的官场正面人物,往往被附上道德上的神圣油彩,像《抉择》中的李高成,《绝对权力》中的刘重天、齐全盛等,都高度地体现出政治道德与人格良知的统一,文学作品中因此而出现了不少新式的“高大全”人物形象。为凸显正面人物的道德崇高感,不少小说甚至还通过刻意贬低其他人物,来确立正面人物道德崇高的正当性。像杨川庆的《官道》、胡学文的《女县长》,在写到女代县长吴莉莉、副县长陆梅破裂的夫妻情感关系时,就不约而同地把她们的丈夫董述之、薛大兵塑造成粗俗不堪、要么吃喝嫖赌要么只知玩弄女性的道德低下之徒,由此而洗清离婚或夫妻感情不和有可能给女主人公带来的道德上的瑕疵。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安排,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脸谱化的色彩,只不过,作家们是由过去的政治脸谱化转变成现在的道德脸谱化而已。因为缺乏相应的道德上的创新能力,创作过程中,很多作家同时还存在以人们既有的道德是非观和善恶观,来参与对官场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现象。典型的像《官道》,尽管作家也能把政治生活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写出吴莉莉对县委书记康育政的感恩,写到她与亲人、同学、朋友乃至社会底层民众的各种复杂情感,但在处理吴莉莉与姚明春的关系时,作家却难以走出人们习见的道德符号化阐释。请看下面这段描写:
“梦中的杜枝儿不太清晰,好像穿了浅黄色半袖,但两个丰满结实的乳房高高耸起,让人看了心跳。”——《忙来忙去》
“唐姐只穿了件极短小内褂儿,胸脯饱胀高耸,挤鼓鼓地将褂儿顶起老高,似要挣脱欲出的样子……”——《乡殇》(谭文峰)
“她没戴乳罩,那对坚挺的乳房如两只美鹿,羞涩而傲然地望着他……。任晓明口齿不清地说,我要娶你,就冲它我也要娶你。”——《女县长》
类似这样的细节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不是说官场小说就不可以写人的基本欲望和感官冲动,而是说,欲望也好、冲动也罢,它们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的作家既然要写人性,就不应该只写单一维度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这样的人性任何人闭上眼睛都可以写,因为它们不过是生活的常识。作家们更应在人与社会、历史、时代与文化的纠缠中,写出富有生动时代况味与心灵张力的复杂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丰富而多样的人性。
这种单一维度的描写,不仅仅体现在作家的人性描写方面,同时还体现在他们对官场文化的揭示方面。很多作家一写到官场文化,就写官场的贪污腐败、权力追逐、人事纠葛等众所共知的现象,而且把这些现象归咎为人性的贪婪、自私、金钱和权力欲望等弱点。这样的描写,姑且不论是如何的把官场文化的丰富驳杂作简化处理,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把官场的不正常现象归结到人性的必然性当中,似乎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只要有人性的弱点,那么,就难免会出现官场上的贪腐现象。这种从人性的共同弱点出发,对官场负面现象作出的审美阐释,以人性解释现实问题的方式,势必会把人们对现实层面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错误地引导到所谓的“人性”问题上来,从而遮蔽了人们对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积弊与现实层面的制度、法律等问题的思考。
三
近年的官场小说,有人称之为“社会政治小说”。这样的命名是否妥当,是需要稍加讨论的。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官场小说还很难称得上“社会政治小说”。因为,作为“社会政治小说”,就必然有对当代政治文明的深刻思考,有对社会政治文化的精深理解与揭示。在这个环节上,目前的官场小说显然还有不足。尽管很多官场小说都涉及到对政治现实问题的思考,但作家们所描述的政治生活,多只是局限在形而下的政治实践层面,对政治文化与政治智慧形而上的思考明显不够。以前面所提到的官场道德问题来讲,中国传统社会就有完整而自足的官场道德的道义理论、义务境界与政治道德用心,涉及到仕与学、德与才、君与民、圣与王、道与势、进与隐等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无不密切联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道德理想。从创作实践上讲,作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如果能够从历史的文化累积中发掘出官场文化的深厚思想资源,并以此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而不是一味地去写简单的权力倾轧与权钱交易、情色引诱,或者“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浅显的正义论命题,那么,作品的审美厚度则必然有所提升。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既有其内在积弊,亦有其不可替代的道德思想优势,不少作家只知道写所谓的官本位,写权术阴谋,很显然是缺乏历史感的表征。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在创作中就一定要把当代的官场道德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道德形态做比附,而是说缺乏一种历史把握,缺乏更高的政治文化精深层面的审视,我们对官场生活的描写,势必会存在表象化与浮泛化的局限。
如果说缺乏对政治文化的历史纵深把握,是当下官场小说创作的一个不足,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精神与道德的革新,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并推进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则应该成为当下作家的另外一种关切。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当今的官场小说作家同样难以交出合格的答卷。在众多的官场小说中,作家们不仅呈现出如前所说的价值与道德观念的滞后,甚至还显现出与现代人文精神、价值理性相背离的立场。在不少小说中,作家们一方面对政治权力的畸变与异化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另一方面,又在潜意识中对权力的万能与至高无上顶礼膜拜。比如部分反腐小说中,小说开始的时候反腐工作总是步履维艰,反腐者往往碰得头破血流,直到更高级别、拥有更大权力的人物的出现,反腐工作才峰回路转。就像有的批评家所批评的那样:“它只敢写非一把手的涉贪犯罪与腐化堕落,如正、副市长和省市两级驻京办主任等,尽管他们中有的人照例有一个身退心不退、留居北京能量尚在的‘某老’做后台,但只要作为‘班长’的主管领导带着精神从中央回来,或从党校回来,哪怕是从病院回来,就无一例外如败兵山倒,束手就擒,并‘一阵哽咽,泪如泉涌’”。(注:汪涌豪:《官场小说:不可有官场而无小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7月3日。)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解决权力带来的问题的审美思考方式,很显然是“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它和现代社会倡导的法制理性格格不入,因此也是反现代的。与此相类似的是,不少作家对现代政治伦理的诠释与思考,同样陷入到某种反现代的思想迷局当中,最典型的就是“为民作主”,如阿宁的《无根令》、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王跃文的《国画》、祁智的《陈宗辉的故事》等,表面上看,这些作品都有对社会底层平民的命运关切,且这种关切也是非常符合“为人民服务”这一国家政党伦理,但是,现代民主政制的思想精髓,就是人与人之间政治、法律与经济等方面的平等,那种“负责”、“为民作主”等思想,从骨子里来看,其实还是传统“父母官”意识的投影。
官场小说如何写官场文化?如何写出一种政治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思想传统与现实形态?如何在现代价值维度上表达出当代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创新?这是当下官场小说创作的思想难题。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然从审美的角度言之,官场小说要想在政治文化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在政治的审美认识上有所创新。如我们所知,因为“十七年”时期政治与文学间曾经有过的特殊关系,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在关涉政治问题时大多有心理上的顾忌,过于贴近现实政治,则有附庸论或意识形态工具论之嫌;不切入现实政治问题,似乎又不够“现实主义”或不够“现实关怀”。这种文学与政治间的蹩脚历史关系,导致作家们在当下处理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窘迫。这种心理顾忌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却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政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乃至阶级斗争的公共话语,同时还是“人的情绪、心理、感情、信仰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注:《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