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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反映土改的经典著作，不仅描绘了元茂屯的土地革命，塑造了形态各异的进步农民形象，而且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元茂屯土改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积极参与土改，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女性，体现出女性的在各方面的解放，是女性解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跃进。
关键词：解放 女性 土改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所作的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是“土改小说”不可或缺的作品之一。作者通过对土改运动时期，元茂屯的生活场景的描绘，雕琢出一幅富有时代特征的历史画卷，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了土地改革带来的时空巨变。
一.政治参与意识的憬悟
随着父系氏族制的形成，男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支配家庭财产以及家庭成员，女性的主要作用渐渐演变为“相夫教子”。受這种传统的影响，在古代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没有机会赢得政治权利，她们以“她们的社会劳动与活动以及由此得来的经济收入为她们在家庭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与权力。”[1]
《暴风骤雨》中的妇女组领头人白大嫂子是积极参与农村政治的典型之一。在苦重的生活压迫中，她深刻体会过穷人生活在旧中国的苦难。她男人白玉山曾因要讨回公道，被地主韩老六关进大狱，儿子被韩老六害死。在土地改革的浪潮中，白玉山参加了农会，由懒散和无所事事变得勤快上进，这使“白大嫂子对官差都分外卖力，公家定做的什么落到她手，她做得分外精致。”[2]后来白玉山离开元茂屯工作，她积极参与到农村政治中，像当家人对待自己家的事一样为农会尽心尽力：带头去批评张富英和李桂荣的贪污行为，为被公公欺侮的刘桂英打抱不平。工作队来了以后，她又与刘桂英不分昼夜的挖财宝，查坏根，“忙的邪乎，顾不上干家里的活了”[3]，成了妇女组的头行人，她在村里的声望一天天高起来，带有策略性的工作方式，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改革做了很多贡献。赵大嫂子评价她“可是咱们军属的光荣，女中的豪杰”[4]，郭主任也说她真顶上一个男子汉。
除了像白大嫂子因感恩正义得到伸张和受丈夫的改变影响而参加政治生活的中年妇女外，也有像刘桂英一样受改革本身的影响而活跃于政治生活的青年女性。刘桂英代表了乡村中的另一股力量，不惧势力压迫，勇于反抗和斗争，寻求正义与新生。
二.婚姻中权力的的增强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抑女性”的弊端，千年来牢牢的将女性钉在“三从四德”的十字架上，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各种权力始终处于卑下、服从的劣势地位。因此婚姻中的压迫是女性最重的枷锁，而女性有关婚姻的权力的加强成为容易感知的解放表现。
《暴风骤雨》中，花永喜与张寡妇的结合，以及李兰英与侯长腿的结合，两位再嫁妇女的婚姻，也体现出女性的婚姻有了一定自由。对赵大嫂子不改嫁，独自抚养锁住的赞誉，不仅反映了男权意识的存在，也侧面反映了改嫁的普遍存在，体现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的提高。
刘桂兰的离婚与再婚，得到了萧队长的支持和保媒，体现出土改时期对于女性自由婚配的支持，女性婚姻自主权利得到加强。婚姻自主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体现出农村女性思想文化的解放，也反映出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
三.对新思想的自觉追随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深厚的文化积淀既是珍宝又是包袱。女性由于长期隐于家庭琐事以及缺席于知识教育，思想解放之路显得更加艰难漫长。女性思想进步的自觉性是解放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
《暴风骤雨》中刘桂兰面对杜善人女人“冲撞神明”的威胁，以“八路军不信这一套，啥神神鬼鬼，都是没有的。”回应；为自己的幸福，不拘于姑娘不打听姑爷的旧习俗问清楚郭全海的想法；在新婚之时，刘桂兰表现出对原有新婚风俗的无奈，不在意长辈们的条条框框；郭全海报名参军时，她明白他的决定是对的，尽管不舍也不阻拦郭全海，不当“落后分子”。随着改革的深入，刘桂兰越来越能够追随党的先进思想，自觉拥护党的政策与思想。
在改革政策的指引下，白大嫂子和刘桂兰体现出对新思想的亲近与追随，不仅仅从表面上解放自己，她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走向新生。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农村妇女所特有的传统美德和在风云变幻中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而且还窥见到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面貌可以因改革的实行迅速改变，但是思想作为人类长期发展所独有的财富，在短时间内无法有太大的改观。尤其在农村，女性的解放无法像城市的女性解放一般循序渐进，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让农村女性对于自己受压迫的现实认识不足，在改革的大环境下，她们较容易无意识地做出自我解放的行为，但是当浪潮退去，这样的解放往往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1]曹智荣.中国农村女性地位的嬗变[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08）.
[2]周立波著.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3
[3]周立波著.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4]周立波著.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5
（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关键词：解放 女性 土改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所作的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是“土改小说”不可或缺的作品之一。作者通过对土改运动时期，元茂屯的生活场景的描绘，雕琢出一幅富有时代特征的历史画卷，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了土地改革带来的时空巨变。
一.政治参与意识的憬悟
随着父系氏族制的形成，男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支配家庭财产以及家庭成员，女性的主要作用渐渐演变为“相夫教子”。受這种传统的影响，在古代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没有机会赢得政治权利，她们以“她们的社会劳动与活动以及由此得来的经济收入为她们在家庭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与权力。”[1]
《暴风骤雨》中的妇女组领头人白大嫂子是积极参与农村政治的典型之一。在苦重的生活压迫中，她深刻体会过穷人生活在旧中国的苦难。她男人白玉山曾因要讨回公道，被地主韩老六关进大狱，儿子被韩老六害死。在土地改革的浪潮中，白玉山参加了农会，由懒散和无所事事变得勤快上进，这使“白大嫂子对官差都分外卖力，公家定做的什么落到她手，她做得分外精致。”[2]后来白玉山离开元茂屯工作，她积极参与到农村政治中，像当家人对待自己家的事一样为农会尽心尽力：带头去批评张富英和李桂荣的贪污行为，为被公公欺侮的刘桂英打抱不平。工作队来了以后，她又与刘桂英不分昼夜的挖财宝，查坏根，“忙的邪乎，顾不上干家里的活了”[3]，成了妇女组的头行人，她在村里的声望一天天高起来，带有策略性的工作方式，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改革做了很多贡献。赵大嫂子评价她“可是咱们军属的光荣，女中的豪杰”[4]，郭主任也说她真顶上一个男子汉。
除了像白大嫂子因感恩正义得到伸张和受丈夫的改变影响而参加政治生活的中年妇女外，也有像刘桂英一样受改革本身的影响而活跃于政治生活的青年女性。刘桂英代表了乡村中的另一股力量，不惧势力压迫，勇于反抗和斗争，寻求正义与新生。
二.婚姻中权力的的增强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抑女性”的弊端，千年来牢牢的将女性钉在“三从四德”的十字架上，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各种权力始终处于卑下、服从的劣势地位。因此婚姻中的压迫是女性最重的枷锁，而女性有关婚姻的权力的加强成为容易感知的解放表现。
《暴风骤雨》中，花永喜与张寡妇的结合，以及李兰英与侯长腿的结合，两位再嫁妇女的婚姻，也体现出女性的婚姻有了一定自由。对赵大嫂子不改嫁，独自抚养锁住的赞誉，不仅反映了男权意识的存在，也侧面反映了改嫁的普遍存在，体现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的提高。
刘桂兰的离婚与再婚，得到了萧队长的支持和保媒，体现出土改时期对于女性自由婚配的支持，女性婚姻自主权利得到加强。婚姻自主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体现出农村女性思想文化的解放，也反映出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
三.对新思想的自觉追随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深厚的文化积淀既是珍宝又是包袱。女性由于长期隐于家庭琐事以及缺席于知识教育，思想解放之路显得更加艰难漫长。女性思想进步的自觉性是解放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
《暴风骤雨》中刘桂兰面对杜善人女人“冲撞神明”的威胁，以“八路军不信这一套，啥神神鬼鬼，都是没有的。”回应；为自己的幸福，不拘于姑娘不打听姑爷的旧习俗问清楚郭全海的想法；在新婚之时，刘桂兰表现出对原有新婚风俗的无奈，不在意长辈们的条条框框；郭全海报名参军时，她明白他的决定是对的，尽管不舍也不阻拦郭全海，不当“落后分子”。随着改革的深入，刘桂兰越来越能够追随党的先进思想，自觉拥护党的政策与思想。
在改革政策的指引下，白大嫂子和刘桂兰体现出对新思想的亲近与追随，不仅仅从表面上解放自己，她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走向新生。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农村妇女所特有的传统美德和在风云变幻中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而且还窥见到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面貌可以因改革的实行迅速改变，但是思想作为人类长期发展所独有的财富，在短时间内无法有太大的改观。尤其在农村，女性的解放无法像城市的女性解放一般循序渐进，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让农村女性对于自己受压迫的现实认识不足，在改革的大环境下，她们较容易无意识地做出自我解放的行为，但是当浪潮退去，这样的解放往往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1]曹智荣.中国农村女性地位的嬗变[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08）.
[2]周立波著.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3
[3]周立波著.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4]周立波著.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5
（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