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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新词谈起，在语言的经济“元规则”下展开研究。从语言、社会、心理、认知诸方面，探究了新词的产生、发展。通过大量新词例证，努力探究新词组构的规律。认为新词的产生及足够是各力量的合力，包括语言力、文化力、认知力等，并在经济原则下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关键词：新词 经济原则 元规则 类推 认知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论
时下，在媒体的推动下，新词很是火了一把。热捧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不仅有各大网站评选出的年度热词，连严肃媒体《人民日报》头条也出现一条与时俱进的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极大兴趣。新词出现有多种原因，包括社会心理、科技文化、经济金融等方面。而方言作为地理变体，也分得一杯羹。常见的有“拔凉”、“忽悠”等。有的套句，如“被就业”、“被增长”，街知巷闻。新词“洗具”、“杯具”继续“给力”。据汪榕培（1996：1）统计，“英语的词汇远远超过200万个，并以每年至少850个新词的速度增加”。这些足以证明，新词是可耕耘的广袤学术领域。
二 新词与语言经济分析
1 新词解密
何谓新词？在英语中，新词为“neologism”。从词源学（etymology）角度讲，它来自于法语单词“néologisme”，体现着古希腊语的构成方式：“neo-（新的）+logos（表达式）”，意为“新的单词”。在《语言与语言学词典》（Hadumod Bussmann,2000：324）中，新词是如此界定的：“新构造的语言表达式（单词或短语），得到部分语言团体，或者全部语言团体的认可，用来指称新物体，新状态。在科技、工业、政治、文化或科学领域都有可能出现。包括：（a）利用形态手段和构词法创造新词；（b）旧词语的语义转移；（c）借自于其他语言的词汇；（d）表达式中含有隐喻成分。虽意为“新的单词”，却未必是从来未有，也可能“新瓶装旧酒”。如：“切”作为时尚热词，不表动作，仅为拟声词，表示轻蔑和不屑。发音时尾音要拉长。“computer virus”中的病毒（virus）不会致人于死地，只令电脑瘫痪。当然，新旧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如：“computer”，数年前令国人耳目一新。随着电脑普及，它也不再是新词了。就组构方式而言，通过复合、派生、词性转换等构造的各类新词不胜枚举。如：user-friendly、data bank、decriminalize、房奴、真人秀等，多属此类。再如，一个语言团体中的“旧词”，漂洋过海，就成了“香饽饽”，倍受追捧。如英美借词中，耳熟能详的有“dim sum”（点心），“chow mein”（炒面），“taikonaut”(中国宇航员=太空+宇航员)。“taikonaut”为汉语拼音“taikong”+英文单词“astronaut”的一部分拼缀而成。此种构词彰显了连续发射神舟卫星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还有翻译借词（translation loans）的情况，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纸老虎”翻译成“paper tiger”，早为英美各大辞典收录。此外，“objet trouve”来自法语，翻译成英语为“object found”，指被发现或被认为有艺术价值但本不是用于艺术的自然材料或素材。这些新词，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有利用隐喻构词的，不一而足。
2 新词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词、语素等概念的界定看，“不可再分”、“元语言”、“最小的音形结合体”种种论述无一不体现出经济的概念。索绪尔认为：一个词之所以是这个词，是因为系统之中其他的词不是它。语言系统中，每个词都有其系统价值。单词出现时，不过代表一种含义。交际的需要，令多义词不断出现，满足了说话人言语最大化的经济需要。若某语义场有26个词（a,b,c…z）。新词势必对原有单词语义负荷量分流，成为（a,a1,a2,b,b1,b2,c1…z）。竞争机制的引入，威胁了原有词的价值地位，使得新成员的表达更为精确、有趣。如表达强烈感情，可使用“很”、非常”、“特别”等副词，后来，减字为“特”。此词过度使用后，一些新词又应运而生。如“暴”、“巨”、“超”、“哈”、“狂”等，语言多样化增加了。在Zipf所做的实验中，木匠总是选择众多斧子中离自己最近的那把斧子。而纵观语言研究史，语言发展的总趋势也是避繁就简。无论从构词方式、语义负载、语用取效上来看，新词多半比原有词汇更富竞争力，符合“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的要求。同时，不少形式复杂的词语在语言系统中逐步遭到淘汰。新词会挤占旧词的系统地位，这是必然的。当然，经济力量会遭遇阻力，同样正常。
三 多种合力下新词的经济配置
1 “类推”构词力
类推（analogy）的贡献不容小觑。事实上，关于语言变化是规则的还是反常的这一争论，古而有之。远在古希腊时期，作为“类推派”和“异常派”代言人的斯多葛派和亚历山大学派，就为此争吵不休。
传统语法学家将“类推”看做是语言的规则变化，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家却认为它制约了语言规范的发展。观点如此迥异，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学术兴趣也是要考虑的因素。莱恩斯提出：“came”做为“come”的过去式，到底是反常的，或者说是不规则的（anomalous），要看你从哪个视角看了。从发音角度而言并没存在什么不便，如：lame,maim,game,same等等。“类推”和“变异”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几乎任何学派都承认，类推是经济、便捷的造词手段。
英语中的“-gate”为后缀的词，源自“Watergate”（水门丑闻）。“-gate”指称各种丑闻，构词宏富，咸称实用。John Thompson戏称此为“丑闻综合症”（scandal syndrome）。“white-collar”意为拿着体面薪水，在高档写字楼工作的雇员。依据类推原则，就有了“open-collar”（开领：具备上网条件的人）、“gold-collar”（金领：薪水极高的雇员）、“red collar”（红领：机关女性文职人员）一组词汇。汉语也不甘示弱，推陈出新，类推出大量的新词，开发了为数不多的词缀（“子”、“头”、“老”等）外的新型词缀：1、“-族”，如“月光族”，“蚁族”，“暴走族”，“工薪族”等；2、“-哥”包括“犀利哥”，“淡定哥”等；3、“-帝”有“演讲帝”，“章鱼帝”，“轮滑帝”等。此外，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型”词，令人过足了“奥巴马”瘾。如：“Obamamania”（对奥巴马狂热的支持）、 “Obamican”（共和党转而支持民主党的人）和“Obamaphoria”（奥巴马带给人们的愉悦感）等。凡此种种，尽显类推造词的便捷。
2 “省力”角度构词
语言使用中，总有一种追求“省力”和“高效”的倾向。人们多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经济原则”，使用最少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想法和思想。Gillian Brown & George Yule区分了语言的两种基本功能：一为信息性（transactional），用来表达命题和传递信息；二为互动性（interactional），为了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新词的产生，目的性十分明确，不仅仅是为了基本满足，还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两个功能。除此之外，新词的出现还有自我表达的需要，为了使表达更为精确，反映出社会对个体的影响。无论从对内还是从对外角度来讲，都需要我们用最节约认知资源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语言最初可能只是用来指称特定事物。换句话说，在初民创造语言的阶段，所有的语符都是专指词，即用一个词去指示某个具体的事物。”（张建理，2010:186）此后,会产生词义扩大，同义词的广泛使用，用范畴词来代替具有同一特性和功能事物等现象。
透视网络缩写词，人们可能常有这样的体会：五花八门的缩写词，实在难以理解。如：“PK”（player kill）, “DL”（download），“BBL”（be back later）等。从一个角度（编码者）出发省力的事情，很可能在另一个角度（解码者）来看是费力的。换句话说，省力与费力是相对的，说话者一方的省力，其代价可能是受话者一方的费力。从说话人角度出发，倾向用尽可能少的词汇表达一切意义。这种一厢情愿假如奏效，听话人会带来极大的理解困难。受话人会希望每个意思仅靠一个单词表达。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无非是两种力量的妥协，导致了语用学一般含义的产生。如上述新词，是新新人类引以为荣的“圈内”语言，而圈外人（不少中老年人）则不甚了了。
熊学亮（2010：109-111）指出：“把外部世界知识化或内在化，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过程，对感知对象辨认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过程，把感知对象的关系、性质、要领经过认知加工后用‘结构’的方式储存到记忆里是图示化（schematization）过程，因此人感知世界并非是‘纯消极’的举止，而是人与世界的‘互动’（interaction）。”这体现了体验主义哲学的精髓，一改客观主义哲学的词汇观，更有利于新词研究。
3 民族心理文化力
英语是拼音文字，而汉语为表意文字。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dt）创立的语言世界观中的重要思想就是：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他说：“每一种特定的语言实际上都是三种不同的力量汇通作用的结果：其一是客体实在性质的作用，这种性质在心灵中造成印象；其二是一个民族的主观作用；其三是语言自身特性的作用。”新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世界观，承载着文化功能和民族心理。
杨元刚（2008：100）认为：“拼音文字同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也就是说，在拼音文字中，读音是第一位的。而汉字走另外一条路线，不仅“字形和词义之间通过语音形式发生间接联系，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直线联系。”
由于饱受职场竞争、高企房价、抚养小孩和赡养父母的巨大压力，反映80后心声的新词“压力山大”（亚历山大）应运产生。“该词采用谐音方式，利用发音特点和字形（西方人名）给人双重刺激”。此外，新词“蒜（算）你狠”、“豆（逗）你玩”、“糖（唐）高宗”等，以辛辣的口吻，展示了老百姓的无奈。它们都源于俗语词和历史词语。谐音双关，“突显”了物价飞涨的现象。其深层意思是：“狠”的是“蒜”价；豆子摇身一变，身价倍增，把你“逗得”哭笑不得；糖价“高”得离谱，高高在上，令人生畏。词形激活语音表征，继而激活词义；同时，语音强化意义，增进理解。《华盛顿邮报》评选年度新词，曾有一词“willy-nilly”，表示优柔寡断。该词巧妙地利用了/i/音开口小、发音弱的特点，激活了“无能、犹豫不决”这个词义。另一个词“coffee”，则表示别人对着其咳嗽的人，“coffee”和“cough”的相同音素，很容易联想词义。新词背后的文化差异，一目了然。
四 结语
词汇作为人类表达和交流的工具，遵循了经济原则这一“元规则”。新词的不断出现，给语言增添了无尽的活力和趣味。其独特的创造性、强大的生命力受到语言使用者青睐的背后，折射的则是语言经济的根本规律和社会文化的心理因素。
注：本文受“上海市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为“衔接与连贯理论在翻译和教学中的应用”课题之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Brown.G & Yule.G 2000.Discourse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4.
[2] Bussmann.H,2000.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itics[M].Routledge:Routledge Publishers Ltd,324.
[3] Croft,William & Cruse,Alan 2006.Cognitive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Lyons.J.1968.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7.
[5] 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 汪榕培：《英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 熊学亮：《语言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 杨元刚：《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 张建理、邵斌：《从回溯语看当代语言的演进》，《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朱雷，男，1978—，安慰阜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词汇学、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理论语言学，工作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关键词：新词 经济原则 元规则 类推 认知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论
时下，在媒体的推动下，新词很是火了一把。热捧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不仅有各大网站评选出的年度热词，连严肃媒体《人民日报》头条也出现一条与时俱进的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极大兴趣。新词出现有多种原因，包括社会心理、科技文化、经济金融等方面。而方言作为地理变体，也分得一杯羹。常见的有“拔凉”、“忽悠”等。有的套句，如“被就业”、“被增长”，街知巷闻。新词“洗具”、“杯具”继续“给力”。据汪榕培（1996：1）统计，“英语的词汇远远超过200万个，并以每年至少850个新词的速度增加”。这些足以证明，新词是可耕耘的广袤学术领域。
二 新词与语言经济分析
1 新词解密
何谓新词？在英语中，新词为“neologism”。从词源学（etymology）角度讲，它来自于法语单词“néologisme”，体现着古希腊语的构成方式：“neo-（新的）+logos（表达式）”，意为“新的单词”。在《语言与语言学词典》（Hadumod Bussmann,2000：324）中，新词是如此界定的：“新构造的语言表达式（单词或短语），得到部分语言团体，或者全部语言团体的认可，用来指称新物体，新状态。在科技、工业、政治、文化或科学领域都有可能出现。包括：（a）利用形态手段和构词法创造新词；（b）旧词语的语义转移；（c）借自于其他语言的词汇；（d）表达式中含有隐喻成分。虽意为“新的单词”，却未必是从来未有，也可能“新瓶装旧酒”。如：“切”作为时尚热词，不表动作，仅为拟声词，表示轻蔑和不屑。发音时尾音要拉长。“computer virus”中的病毒（virus）不会致人于死地，只令电脑瘫痪。当然，新旧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如：“computer”，数年前令国人耳目一新。随着电脑普及，它也不再是新词了。就组构方式而言，通过复合、派生、词性转换等构造的各类新词不胜枚举。如：user-friendly、data bank、decriminalize、房奴、真人秀等，多属此类。再如，一个语言团体中的“旧词”，漂洋过海，就成了“香饽饽”，倍受追捧。如英美借词中，耳熟能详的有“dim sum”（点心），“chow mein”（炒面），“taikonaut”(中国宇航员=太空+宇航员)。“taikonaut”为汉语拼音“taikong”+英文单词“astronaut”的一部分拼缀而成。此种构词彰显了连续发射神舟卫星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还有翻译借词（translation loans）的情况，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纸老虎”翻译成“paper tiger”，早为英美各大辞典收录。此外，“objet trouve”来自法语，翻译成英语为“object found”，指被发现或被认为有艺术价值但本不是用于艺术的自然材料或素材。这些新词，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有利用隐喻构词的，不一而足。
2 新词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词、语素等概念的界定看，“不可再分”、“元语言”、“最小的音形结合体”种种论述无一不体现出经济的概念。索绪尔认为：一个词之所以是这个词，是因为系统之中其他的词不是它。语言系统中，每个词都有其系统价值。单词出现时，不过代表一种含义。交际的需要，令多义词不断出现，满足了说话人言语最大化的经济需要。若某语义场有26个词（a,b,c…z）。新词势必对原有单词语义负荷量分流，成为（a,a1,a2,b,b1,b2,c1…z）。竞争机制的引入，威胁了原有词的价值地位，使得新成员的表达更为精确、有趣。如表达强烈感情，可使用“很”、非常”、“特别”等副词，后来，减字为“特”。此词过度使用后，一些新词又应运而生。如“暴”、“巨”、“超”、“哈”、“狂”等，语言多样化增加了。在Zipf所做的实验中，木匠总是选择众多斧子中离自己最近的那把斧子。而纵观语言研究史，语言发展的总趋势也是避繁就简。无论从构词方式、语义负载、语用取效上来看，新词多半比原有词汇更富竞争力，符合“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的要求。同时，不少形式复杂的词语在语言系统中逐步遭到淘汰。新词会挤占旧词的系统地位，这是必然的。当然，经济力量会遭遇阻力，同样正常。
三 多种合力下新词的经济配置
1 “类推”构词力
类推（analogy）的贡献不容小觑。事实上，关于语言变化是规则的还是反常的这一争论，古而有之。远在古希腊时期，作为“类推派”和“异常派”代言人的斯多葛派和亚历山大学派，就为此争吵不休。
传统语法学家将“类推”看做是语言的规则变化，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家却认为它制约了语言规范的发展。观点如此迥异，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学术兴趣也是要考虑的因素。莱恩斯提出：“came”做为“come”的过去式，到底是反常的，或者说是不规则的（anomalous），要看你从哪个视角看了。从发音角度而言并没存在什么不便，如：lame,maim,game,same等等。“类推”和“变异”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几乎任何学派都承认，类推是经济、便捷的造词手段。
英语中的“-gate”为后缀的词，源自“Watergate”（水门丑闻）。“-gate”指称各种丑闻，构词宏富，咸称实用。John Thompson戏称此为“丑闻综合症”（scandal syndrome）。“white-collar”意为拿着体面薪水，在高档写字楼工作的雇员。依据类推原则，就有了“open-collar”（开领：具备上网条件的人）、“gold-collar”（金领：薪水极高的雇员）、“red collar”（红领：机关女性文职人员）一组词汇。汉语也不甘示弱，推陈出新，类推出大量的新词，开发了为数不多的词缀（“子”、“头”、“老”等）外的新型词缀：1、“-族”，如“月光族”，“蚁族”，“暴走族”，“工薪族”等；2、“-哥”包括“犀利哥”，“淡定哥”等；3、“-帝”有“演讲帝”，“章鱼帝”，“轮滑帝”等。此外，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型”词，令人过足了“奥巴马”瘾。如：“Obamamania”（对奥巴马狂热的支持）、 “Obamican”（共和党转而支持民主党的人）和“Obamaphoria”（奥巴马带给人们的愉悦感）等。凡此种种，尽显类推造词的便捷。
2 “省力”角度构词
语言使用中，总有一种追求“省力”和“高效”的倾向。人们多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经济原则”，使用最少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想法和思想。Gillian Brown & George Yule区分了语言的两种基本功能：一为信息性（transactional），用来表达命题和传递信息；二为互动性（interactional），为了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新词的产生，目的性十分明确，不仅仅是为了基本满足，还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两个功能。除此之外，新词的出现还有自我表达的需要，为了使表达更为精确，反映出社会对个体的影响。无论从对内还是从对外角度来讲，都需要我们用最节约认知资源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语言最初可能只是用来指称特定事物。换句话说，在初民创造语言的阶段，所有的语符都是专指词，即用一个词去指示某个具体的事物。”（张建理，2010:186）此后,会产生词义扩大，同义词的广泛使用，用范畴词来代替具有同一特性和功能事物等现象。
透视网络缩写词，人们可能常有这样的体会：五花八门的缩写词，实在难以理解。如：“PK”（player kill）, “DL”（download），“BBL”（be back later）等。从一个角度（编码者）出发省力的事情，很可能在另一个角度（解码者）来看是费力的。换句话说，省力与费力是相对的，说话者一方的省力，其代价可能是受话者一方的费力。从说话人角度出发，倾向用尽可能少的词汇表达一切意义。这种一厢情愿假如奏效，听话人会带来极大的理解困难。受话人会希望每个意思仅靠一个单词表达。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无非是两种力量的妥协，导致了语用学一般含义的产生。如上述新词，是新新人类引以为荣的“圈内”语言，而圈外人（不少中老年人）则不甚了了。
熊学亮（2010：109-111）指出：“把外部世界知识化或内在化，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过程，对感知对象辨认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过程，把感知对象的关系、性质、要领经过认知加工后用‘结构’的方式储存到记忆里是图示化（schematization）过程，因此人感知世界并非是‘纯消极’的举止，而是人与世界的‘互动’（interaction）。”这体现了体验主义哲学的精髓，一改客观主义哲学的词汇观，更有利于新词研究。
3 民族心理文化力
英语是拼音文字，而汉语为表意文字。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dt）创立的语言世界观中的重要思想就是：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他说：“每一种特定的语言实际上都是三种不同的力量汇通作用的结果：其一是客体实在性质的作用，这种性质在心灵中造成印象；其二是一个民族的主观作用；其三是语言自身特性的作用。”新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世界观，承载着文化功能和民族心理。
杨元刚（2008：100）认为：“拼音文字同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也就是说，在拼音文字中，读音是第一位的。而汉字走另外一条路线，不仅“字形和词义之间通过语音形式发生间接联系，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直线联系。”
由于饱受职场竞争、高企房价、抚养小孩和赡养父母的巨大压力，反映80后心声的新词“压力山大”（亚历山大）应运产生。“该词采用谐音方式，利用发音特点和字形（西方人名）给人双重刺激”。此外，新词“蒜（算）你狠”、“豆（逗）你玩”、“糖（唐）高宗”等，以辛辣的口吻，展示了老百姓的无奈。它们都源于俗语词和历史词语。谐音双关，“突显”了物价飞涨的现象。其深层意思是：“狠”的是“蒜”价；豆子摇身一变，身价倍增，把你“逗得”哭笑不得；糖价“高”得离谱，高高在上，令人生畏。词形激活语音表征，继而激活词义；同时，语音强化意义，增进理解。《华盛顿邮报》评选年度新词，曾有一词“willy-nilly”，表示优柔寡断。该词巧妙地利用了/i/音开口小、发音弱的特点，激活了“无能、犹豫不决”这个词义。另一个词“coffee”，则表示别人对着其咳嗽的人，“coffee”和“cough”的相同音素，很容易联想词义。新词背后的文化差异，一目了然。
四 结语
词汇作为人类表达和交流的工具，遵循了经济原则这一“元规则”。新词的不断出现，给语言增添了无尽的活力和趣味。其独特的创造性、强大的生命力受到语言使用者青睐的背后，折射的则是语言经济的根本规律和社会文化的心理因素。
注：本文受“上海市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为“衔接与连贯理论在翻译和教学中的应用”课题之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Brown.G & Yule.G 2000.Discourse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4.
[2] Bussmann.H,2000.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itics[M].Routledge:Routledge Publishers Ltd,324.
[3] Croft,William & Cruse,Alan 2006.Cognitive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Lyons.J.1968.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7.
[5] 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 汪榕培：《英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 熊学亮：《语言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 杨元刚：《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 张建理、邵斌：《从回溯语看当代语言的演进》，《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朱雷，男，1978—，安慰阜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词汇学、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理论语言学，工作单位：上海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