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我们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在2020年,全球GDP平均同比名义增速为-2.8%的情况下,数字经济规模仍然同比增长3%,可见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国际税收领域带来了巨大挑战。现行的国际税收秩序中采取联结度规则,根据所得与特定国家经济关联的密切程度来判断跨国所得的来源地,并且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适用不同的来源地判断标准。联结度规则的应用之一是常设机构原则,该原则自诞生以来,在解决跨国企业经营所得的国际分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常设机构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税收问题,OECD与G20共同组织139个国家,建立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并在2020年推出了支柱一方案,该方案旨在赋予市场国对跨国集团剩余利润（在方案中被称为金额A）的征税权。其中市场国的认定采取的是新联结度规则,这一规则不要求存在征税实体,而是采取定性的收入门槛来判断一国可否参与对金额A的分配。支柱一方案在2021年10月8日的包容性框架会议上取得了广泛共识,会后发布的《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中预计金额A将在2023年付诸实施。鉴于国际上对新联结度规则尚有质疑之声,且这一规则的实施将给我国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对新联结度规则展开研究。首先,本文简要梳理了联结度规则的历史演变过程,介绍了它的历史由来、现状和新发展。现状中主要介绍了常设机构原则,因为其他所得的联结度规则适用情况没有发生变化;新发展指的是数字经济时代对常设机构原则的补充——新联结度规则,这一规则将与常设机构原则并行运用,来解决跨国企业经营所得的征税权分配问题。在介绍完新联结度规则的历史演变过程后,本文重点分析了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合理性分析从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展开,就理论层面而言,最为核心的是价值创造理论,并考虑了税收公平性原则、税收中立性原则和受益原则。分析得出,常设机构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运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税收公平性、税收中立性和受益原则;而新联结度规则既捍卫了这三种原则,又是价值创造理论的体现。就现实层面而言,首先,数字经济具备高度依赖用户参与和数据、网络效应和多层面商业模式的特性,这三个特性证明了数字化要素为企业创造了价值,而常设机构原则没有承认这一点。其次,由于数字经济的流动性和虚拟性特点,场所型、代理型和劳务型常设机构面临难以判定的问题。最后,部分国家对企业在本国远程开展业务获取收入却不被征税的情况深感不公,率先采取了数字服务税一类的单边措施,对国际税收秩序造成了更大的破坏。综上,相比于常设机构原则在现实中面临的这三个挑战,新联结度规则既承认了用户参与和数据的价值;又赋予了市场国新的征税权,使其可以对未在本国设立常设机构,却通过远程开展业务以获取收入的企业进行征税;且避免了单边措施的破坏性;所以新联结度规则的出台有其现实层面上的合理性。紧接着是对新联结度规则可行性的分析。以《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中对新联结度规则具体内容的变动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落入金额A范围内的企业数量大大减少,且不再局限于数字行业,除采掘业和金融业之外的所有行业都可能在范围内;另一方面,联结度门槛有所降低。这一变动不仅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也使得更多国家可以参与到对剩余利润的分配中,由此提高了各国对新联结度规则的接受度;也利于提高企业对新联结度规则的接受度。然后,本文用南达科他州诉Wayfair案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地论证了定量的联结判断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最后,本文分析了新联结度规则实施将对全球税收格局、各国税收收入和税务机关成本、国际税收环境和全球资本配置的影响。在一般性影响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分析了对我国产生的具体影响,包括对我国税收利益的影响、企业面临的补税可能、税务机关成本和税制体系四个方面。并结合我国实际从对内和对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前者主要包括倡导我国税务机关坚持多边主义,主动寻求国际合作;后者包括完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税收征管体系;加大税法宣传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