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Ⅰ《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第7课《中国古代的法治与礼教》，讲述了法律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教材认为，自夏商至隋唐，古代法律的名称历经了由刑、礼到法、律、令的变化过程。这些名称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对社会治理又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做一些探讨，以备广大师生教与学之用。
　　古代中国法律名称的变化大致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时期——礼刑并用，礼主刑辅
　　夏商西周时期，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并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贵族利益，稳定等级秩序，奴隶主阶级采用多种形式，强化社会治理。《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西周時期，为维护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周公旦制定完备的礼乐制度。礼与刑成为早期法律的主要形式，礼刑并用，礼主刑辅。
　　最早的法典称之为刑。商代虽有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记载，但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刑字。西周金文中，刑字开始出现。刑为会意兼形声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井刂，罚罪也，从刀、井。”刑，源自军事，早期社会中“兵刑不分”，“从刀”本为征战、杀伐之意。在战争中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后引申社会治理中严格的规则，即法律之意，此所谓“兵狱同制”也。“井”本义为制造青铜器的模具、模范，《荀子·强国》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故“从井”说明刑具有匡扶秩序、规范天下之意，体现了早期法典称之为刑的本质含义。
　　夏商西周及春秋早期，刑的含义为刑律，即指古代中国的法典。如西周时期，大司寇吕侯受周穆王之命所作的《吕刑》，成为早期社会集大成的法典。而现代意义上“刑罚”的含义，则是在战国时期才出现的。
　　礼的产生也较早，有“礼刑同源”说，但成熟的礼制出现于西周。礼的古体字为“禮”，会意兼形声字。《说文解字》载：“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其本义为原始的祭祀神灵仪式，后引申为礼仪、礼制、礼治。周公制礼，在国家制度上，确立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典章制度;在社会生活上，确立了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各种礼仪。在“尊尊、亲亲”的原则下，作为社会治理的秩序规范，礼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具有强制性，成为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礼与刑一起有效地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西周时期，礼乐制度使得早期法律渗透着宗法等级精神。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虽商周“礼刑并用”，但更强调明德慎罚，以德配天;强调乱世用重典，盛世用宽刑，即“礼主刑辅”。礼刑并用，礼主刑辅，强化了法律在维护奴隶制等级秩序中的权威。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由刑到法，由法到律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出现，分封制、井田制瓦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和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新兴地主阶级逐渐掌握政权，社会历经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原有等级秩序礼崩乐坏，以刑、礼为主导的法律架构也在时代的裹挟下悄然变化。
　　面对动荡，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思想充分发展，立法运动不断展开。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最早的成文法出现。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法经》成为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为适应时代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学家们推出“法”、“律”等新的名称，并赋予特定的时代内涵。
　　法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尚未出现，西周金文古体字写为“灋”，战国逐渐简化为“法”。古体字“灋”字包括“氵（水）”、“廌（zhì）”、“去”三部分。许慎《说文解字》认为：“水”表示执法应该如水一般公平。“廌”即獬豸（xiè zhi），是传说中能明辨善恶是非的神兽，是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的象征。传说皋陶治狱时，其罪有疑者，即由獬豸决断。“去”为去除恶人，惩办罪犯的意思。夏商西周的法典称为刑，不称作法。春秋中期，法逐渐取代刑，成为法律的总称。如春秋时期晋国晋文公的《被庐之法》、赵盾《常法》，楚国楚文王《仆区法》、楚庄王《茆门法》。战国时期齐国的《守法》、《库法》，魏国李悝的《法经》等。以“公平如水”的法取代“有宗法等级差别”的刑，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等级秩序，要求分享政权的反映，更是社会阶级结构趋于扁平化的时代要求。从此，法律由不对民众公开，“罪行擅断”，转变为“法布于众”、“一平如水”。
　　战国时期，封建国家由分裂逐渐走向统一，新兴地主阶级日益掌握国家政权，社会发展对法律的要求产生了新变化。在强调法律公平性的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关注法律在更为广阔统治区域中的普遍适用性，关注法律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地位中的强制性。公元前356年秦国变法，商鞅在李悝《法经》基础上，“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律由此成为法律的名称。《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律原指音乐上用于调整音准的竹笛，后引申为稳定、统一之意。段玉裁认为：“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以律代法，体现了时代需要法律具有长期稳定性、普遍适用性、高度统一性和执行强制性。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法律巩固统治，完成统一的愿望。商鞅“改法为律”后，法的含义多指广义上的国家制度，如商鞅变法，而律则多指具体法律条文。此后，法典多以律命名，如战国时期《秦律》、赵国《国律》，后世的汉《九章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等。
　　第三阶段：秦汉至隋唐时期——令发展为法律的重要形式
　　秦汉至隋唐，封建国家不断走向成熟，社会发展需要更为多样的法律形式。在法、律的基础上，令的出现使法律形式更加完备。令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上部是三角形，下部是跪着的人，本义为命令或发布命令。金文与小篆的字形也基本如此。《说文解字》解释为：“令，发号也”。商周时期，商王、周王发布的诏、诰等具有法律效应。秦汉时期，朝廷就某些具体事务所颁布的法律文告称为令，主要用于规范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运行程序和行政制度。“令以设范立制”，在社会治理上具有引导作用，令的法律效应开始显现。魏晋时期，令完成了法典化的过程。《晋令》全面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章程等，并实现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区分，将令正式纳了入法律体系，在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至唐宋，令与律互为补充，是同等重要的法律形式。令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条文详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如《贞观令》就多达三十卷，共一千五百九十条。令成为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开皇令》、唐《贞观令》及近年发现的宋《天圣令》都是重要的法典。
　　古代中国的法律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除了刑、礼、法、律、令外，还有典、式、格、诏、诰、科、比、例等多种形式或名称。自夏商至隋唐，法律名称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本质上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要求。这种变化推动了古代中国的法律从习惯法走向成文法、从封闭隐秘走向日益公开、从维护宗法等级走向倡导公正公平、从浓郁神权色彩走向更具人伦道德精神、从德治与法治争鸣走向律令的儒家化，在此基础上，《唐律疏议》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法系的确立。从刑、礼到法、律、令，不仅仅是名称和形式的因时而变，更是所代表的阶级和时代的嬗变。这种变化更为有效地调整阶级关系，强化社会治理，从而保障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