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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促使明代著名学者陈耀文产生编纂《花草稡编》最初想法的，很有可能是杨慎的《词品》和《词林万选》。《花草稡编》这部大型通代词选，采用了独创的兼具词谱功能的存史辑佚体的体例，又兼有分调选词体、以词人分列体和漫录体等前人词选选型之长，“存史辑佚”和富于学术性的编纂特色，是它超出明代诸词选之上的最显著特征。《花草稡编》的体例充分吸收了前代词选所长而又能有所创新，其改进之处，则表现出编者鲜明的历史观及“备一代典章”的编纂动机。编纂者引录词作之后，多附有笺注，其学术性价值也值得肯定。作为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词集，该书在词文献的保存史和明代词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体例上虽有不足之处，但在词集编纂史上的地位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关键词：陈耀文;通代词选;《花草稡编》动机;体例;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4-0043-08
《花草稡编》（ 1 ）是明代著名学者陈耀文所选编的一部大型通代词选，该书采用独创的兼具词谱功能的存史辑佚体的体例，又兼有分调选词体、以词人分列体和漫录体等前人词选选型之长，是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词集，在词文献的保存史和明代词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花草稡编》历来传本稀少，亦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拙文主要就该书的编纂动机与过程、编纂体例这两个学界尚未充分深入的问题进行探索，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花草稡编》的编纂动机与过程
陈耀文在自序中谈及编纂《花草稡编》的初衷与过程云：
夫填词者，古乐府流也。自昔选次者众矣，唐则有《花间集》，宋则《草堂诗馀》。诗盛于唐而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绝妙无伦，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故知宣情易感，含思难谐者矣。余自牵拙多暇，尝欲诠稡二集，以备一代典章。顾以纪辑《天中》，因循未有果者。嗣以漂泊东南，纳交素友淮阴吴生承恩、姑苏吴生岫，皆耽乐艺文，藏书甚富。余每得之假阅，辄随笔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移疾归来，游息竹素，综缀正业之余，因复益以诸人之本集，各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上溯开、天，下迄宋末，曲调不载于旧刻者，元词间亦与焉。其义例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小大，为卷一十有二，计词三千二百八十馀首。丽则兼收，不无有乖于大雅;文房取玩，略窥前辈之典刑。邑侯太初谓，《天中》百卷未便刻成，此帙无多，宜先付梓。余重违其意，渔猎剪耘，殆逾二纪。敝帚亦不忍遂弃者。所愧顾曲远谢于周郎，酸咸或爽于众口，贻之词垣，庶期寄于取材云。是刻也，繇《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 1 ] （ 2 ）（陈耀文《〈花草稡编〉叙》）
陈耀文以学问博洽、治学精勤、学风严谨著称，留下的著述如《经典稽疑》《学圃萱苏》《学林就正》《正杨》《天中记》等都是学术性著作，并无诗词文赋之类的文学作品，除了《花草稡编》，也没有其他著述能够显示他对诗词文赋之类的文学作品产生过兴趣与爱好。据笔者推测，促使陈耀文产生编纂《花草稡编》最初想法的，很有可能是杨慎的《词品》和《词林万选》。《词林万选》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词品》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刻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对于杨慎这一前辈学者的成果，陈耀文既有批驳也有继承。陈耀文的《正杨》，凡一百五十余条，皆为纠杨慎之讹而作，卷四有注明专纠《词品》之误者凡十条。而《词林万选》作为陈耀文编纂《花草稡编》的缘起之一，则为《花草稡编》的选词提供了一些参考。《全宋词》注明引自《词林万选》，而《花草稡编》因之者，有以下二阕：
1.杜安世《朝中措》（养花天气近清明），此见《词林万选》卷二、《花草稡编》卷四。[ 2 ] 238
2.李冠《六州歌头》（秦亡草昧），此见《词林万选》卷二、《花草稡编》卷十二。
（《全宋词》注：朝野遗记以此首为京东张李二生所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作刘潜词。词林万选卷二、花草粹编卷十二并作李冠词，未知孰是。）[ 2 ] 146
此外，《花草稡编》卷十二有苏轼《哨遍·春情》（睡起画堂）一阕，词后注曰：“刘禹锡诗：‘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掩乱碧罗天。’”此与《词林万选》卷一所载，从作者署名、词题到词后所注刘禹锡诗完全相同。
关于《词林万选》，学者肖鹏颇有微词：“该书辑录于杨慎谪居云南永昌之时，系根据手边仅有的一点词籍漫抄而成，加上自己的博闻记忆。其间体例散漫，题名混乱不堪，选篇良莠杂陈，刊刻者楚雄府知府任良幹序称，此选系据‘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采择而成，又称所选‘取其尤绮练者，’‘皆《草堂诗馀》所未收者。’此三条没有一句是真话，都是欺世之谈，都与该书的实际情况不符。书名‘万选’，取万中选一的意思，更是夸大其辞，书商习气。”[ 3 ] 407由此可见《词林万选》選词刻意回避《草堂诗馀》的情况。《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草堂诗馀》云：“今观所录，虽未免杂而不纯，不及《花间》诸集之精善，然利钝互陈，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错出其间，一概诋排，亦未为公论。”[ 4 ] 4047提要的评价比较公允。
《花间集》在明代初期一直受人冷落，对此，汤显祖《花间集叙》有言曰：“《花间集》久失其传。正德初杨用修游昭觉寺，寺故（后唐）孟氏宣华宫故址，始得其本，行于南方。《诗馀》流遍人间，枣梨充栋，而讥评赏誉之者亦复称是，不若留心《花间集》者之寥寥也。”[ 5 ] 4陈耀文可能是在研读杨慎著作时，不满于《词林万选》的名不副实及尽取“《草堂诗馀》之所未收者”，于是萌发了编纂《花草稡编》的念头，可能即有纠《词林万选》之失的意图在。由陈耀文《〈花草稡编〉叙》来看，《花间集》的含蓄深隽可补《草堂诗馀》的浅露平易，诠稡《花》《草》二集，即是希望以此打开明代词人长久以来困囿于《草堂诗馀》这个狭小天地的眼界，能够上窥“前辈之典刑”，亦即李蓘《〈花草稡编〉叙》所说的“古法”[ 1 ]。另外，从陈氏自叙也可看出，陈耀文在编纂之初对词及词文献的认识都是比较肤浅的，以为取《花间》《草堂》之菁华，合而为一，即可完成“备一代典章”的任务。但是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尤其因“感慨时事，数上危言，忤时相意”[ 6 ] 548，而被贬谪江南一带，结识了吴承恩、吴岫之后，得以查阅他们的大量藏书，诠稡《花》《草》的初衷也转移为“丽则兼收，不无有乖于大雅”，“曲调不载于旧刻者，元词间亦与焉”，“贻之词垣，庶期寄于取材”，亦即通过“益以诸人之本集，各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来广备各类词风、词调和前代词作，总结前代词学成果了。 顺便说一句，《花草稡编》虽是“繇《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然细绎全序，并无《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花草稡编》所云 “以‘花’字代唐，‘草’字代宋”，“综括两代之词”[ 4 ] 4049的意思。笔者按，“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故知宣情易感，含思难谐者矣”之“世”字，四库本《〈花草稡编〉叙》作“宋”。与下文“余自牵拙多暇，尝欲诠稡二集，以备一代典章”联系起来读，可能是造成四库馆臣有此误解的原因。要之，《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花草稡编》批评之：“自序称是集因唐《花间集》、宋《草堂诗馀》而起，故以《花草稡编》为名。然惟以二书合编，各采一字名书，已无义理，乃综括两代之词，而以‘花’字代唐，‘草’字代宋，衡以名实，尤属未安”[ 4 ] 4049，并不准确。
明代词坛经过永乐、成化的衰蔽期，至弘治、嘉靖年间，出现了中兴的态势，在词的创作与词学的构建两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杨慎、夏言、陈霆、陈铎、张綖等堪称明代第一流的词人，各以其创作实绩，扭转了前一时期词坛创作的荒芜局面。他们的作品虽然难以比肩两宋的辉煌、清代的繁荣，但在“辨音”与“复雅”两方面，表现出了致力于追摹恢复唐宋以来词学传统本色的热情与努力[ 7 ] 141-143。不过，在当时词乐已经失传的情况下，“倚声填词”已经成为不可能，明人在词创作的过程中无据可依，让他们产生了莫大的困扰：“予不知音律，故词亦不善。每见古人所作，有同名而异调者，有异名而同调者，有同名而异辞者，有异名而同辞者，又有名同而字句可以增损者，莫知何谓也。”[ 8 ] 561因此也就造成了李蓘在《〈花草稡编〉叙》中所批评的、普遍性的作词之弊：“盖士大夫既不素娴弦索，又不概谙腔谱，谩焉随人后，而造次涂抹，浅易生硬，读之不可解，笔之冗于简册，不知迥视。古法犹有毫末存焉？”[ 1 ]
面对这种情形，词学家们亦有所反思，陈霆在《渚山堂词话》卷三云：“予尝妄谓：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酝藉，不多见也。”[ 9 ] 32陈霆指出此前明词的主要缺点，一是“音律失谐”，二是“语句尘俗”，可谓切中肯綮。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有针对性的振兴词学，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编制以标示平仄、韵脚、句读为主的文字格律词谱。在词乐失传的情况下，力图保持词体在文字方面独特的音乐节奏感，保证词人在填词时有法可依。订谱之外兼具词选功能的周瑛的《词学筌蹄》和张綖的《诗馀图谱》，以及重在理论阐发的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诗馀》等就是明人创制文字格律词谱的初步探索，虽然疏漏之处甚多，其筚路蓝缕之功应当得到肯定。二是编撰词集。这一时期，《草堂诗馀》的经典地位依旧不可动摇，但选家们已不再盲目被动地追捧《草堂诗馀》，而是利用编撰词集来表现出振兴词学的种种思索。他们或是不满于《草堂诗馀》的“猥杂不粹”，而取其“平和高丽”之作，别为一集，如张綖的《草堂诗馀别录》。或是对《草堂诗馀》以事类相从的体例进行改革，如顾从敬的《类编草堂诗余》采用张綖《诗馀图谱》开创的以调分类的体例来选词，词选之外，更兼具订谱的功能。或是试图在《草堂诗馀》的范围之外，发掘新的可资学习借鉴的经典范本，如杨慎的《词林万选》。《花草稡编》就是在这种词学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的，可以说糅合了以上三类词选的长处，而其“存史辑佚”的特色，成为使其超出明代诸选之上的最显著特征。
二、《花草稡编》的编纂体例
这部被陈耀文在《〈花草稡编〉叙》中称为“以备一代典章”、“貽之词垣，庶期寄于取材”的存史巨编，“共收词调701个、词3702首”[ 10 ] 197 （ 3 ），跨越唐、宋、金、元、明五个朝代，是“明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词选”[ 3 ] 430。从外在编纂形式看，《花草稡编》充分吸收了前代分调选词体、以词人分列体、漫录体等词选体例之长并有所改进，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主体框架，因分调编排、每一调下又按年代先后分列词人作品，从中可以考察词调的演变情况，且收词众多，故而兼具词谱功能。同时因“广收博采，不限选源”，“辑佚钩沉，广备词调”的“选词目的”，从词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看，又可“定型为存史辑佚体”[ 3 ] 431。另外，《花草稡编》原刻本卷首附刻有南宋沈义甫词话《乐府指迷》（陶风楼本因之），为后世诸传本之祖本，有保存词学史料之功。综上言之，笔者认为不妨称之为一部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外在主体框架，又兼具词谱功能的大型通代存史辑佚体词选。
（一）《花草稡编》之前唐宋人词选选型简述
肖鹏先生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中，将《花草稡编》之前专门收录唐宋两代词的词选的选型归纳为：以宫调分列体、以词人分列体、分类选歌体、分调选歌体、漫录体以及分调选词体等六种[ 3 ] 423。该作第二章《唐宋人词选形态史》对此有详细的介绍，现概述如下：
以宫调分列体，始见于北宋《金奁集》。此选将所收词作分为越调、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双调、林钟商调、高平调、仙吕宫、歇指调、黄钟宫等，并按序排列。这种词选的体例，是出于应歌的需要，当词作的文本与词乐逐渐分离、逐渐案头化之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以词人分列体，始见于五代赵崇祚《花间集》，在南宋黄昇《花庵词选》中臻于完善。这种体例，以人立目，便于突出作者的地位;将作者按其生活的年代排列，则表现了编者明确的历史观。分类选歌体，始见于南宋的《草堂诗馀》。由南宋何士信《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可见，此选将所收词作按题材分为春景类、夏景类、秋景类、冬景类、节序类、天文类、地理类、人物类、人事类、饮馔器用类、花禽类等十一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分调选歌体以南宋赵闻礼《阳春白雪》为代表，其编排形式，完全依调谱篇幅的长短，来决定先后次序。它以卷为单位，慢词在前，引令在后。这种依照词乐性质编排的体例，在词乐失传之后，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漫录体，词选史上第一部词选——约中晚唐时期编选的《云谣集》就是采用这种体例，而尤以南宋黄大舆所编《梅苑》为代表，其编排词作没有任何规律，往往是依据原书随手誊录的结果[ 3 ] 60-87。 其实，分调选词体不仅比上述五种选型影响更为深远，而且对《花草稡编》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这种选型可以视为对以宫调分列体、分调选歌体的继承和突破。以宫调分列体、分调选歌体这两种词选的体例，虽然前者依据宫调，后者完全依调谱篇幅的长短将词区分为慢词、引令，慢词在前，引令在后，但都是出于应歌的需要，当词作的文本与词乐逐渐分离、逐渐案头化之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针对词乐失传导致依照词乐性质编排的体例也失去了存在意义的困境，明代张綖编撰并刊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的《诗馀图谱》，将词的分类标准由音乐谱转为文字格律谱，“开创了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及按长短为先后（按词调文字多少由短到长）的编排体例”[ 11 ] 48-49，它以调立目，每调之下以人系词，随意排列，并举出例词进行说明。《诗馀图谱》收入小令65调[11] 38-39，中调49调，长调36调，共计150调，是一部以整理文字格律谱来为填词确立规范，同时兼有词选性质的一部典籍。遗憾的是该作选词的意图只是作为例词来说明文字格律谱，并非有意作词选，所选词数量偏少，每一调后所收例词最多6首，最少则只有1首，总数也只有223首，每调之下随意排列作者的做法也难以体现每一种词调的历史变迁，编排缺乏历史意识，因此只能称之为分调选词体的先声。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刊刻《类编草堂诗馀》，“第一个把三分法从词谱引向词选”[11]409，正式创立了分调选词体，成了词选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类编草堂诗馀》继承了张綖《诗馀图谱》小令、中调、长调的三分法，以调立目，收入小令46调159首、中调45调86首、长调102调198首，共计193调443首;每调之下以人系词，并将张綖的随意排列作者改为按作者年代先后排列，使之更为有序，从中大体可见每一种词调的演变历史，编排颇具历史意识，可以说又吸收了词人分列体的长处。可以说，“嘉靖年间顾从敬在改编《草堂诗馀》的热潮中，走出了自己的新路，而成为明代词选史上的一个意外”[ 3 ] 430，然而这是一个可喜的意外，它不仅使得以分调选词体为主干兼容词人分列体的词选体例从此大行于世，而且直接启发了《花草稡编》的编选方法。《类编草堂诗馀》不仅是《花草稡编》最重要的选源之一，而且《花草稡编》在编纂时亦完全继承了其兼容分调选词体、词人分列体的体例，并有所改进。
（二）《花草稡编》编纂体例的特色
1.从外在编纂形式看：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主体框架，充分吸收前代诸种词选体例之长并有所改进
《花草稡编》的体例，充分吸收了前代诸种词选体例之长并有所改进。《花草稡编》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主体框架，共收词调701个、词3702首，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依照每调字数的多寡按序编排，少者在前，多者在后。卷一至卷六为小令，有2148首;卷七至卷八为中调，有594首;卷九至卷十二为长调，有960首;同时附笺本事或词话于词作之后[ 10 ] 197-198。每调之下，又采用词人分列体，以人系词，大体按照词人生活年代的先后排列。采录词作，从词题到作者署名，往往原样照录，词人姓名无可考及出处稍僻者，即注明所见何书。即使陈耀文自加词题，也往往有据可查，不同于《草堂诗余》诸选随意所加“春恨”、“秋思”等题。著录词作时，又吸收了漫录体的特点，不统一体例，作者署名、词题、词调名、词作文本完全依照原书誊录，而词人姓名无可考及出处稍僻者则注明出处，由此许多珍贵的词学文献得以保存。
《花草稡编》引录词作之后，多附有笺注，主要是关于词作本事、作者的身份等资料性内容，多有考证价值，还有引用前人诗词文章及史书等，以疏解词作文本。凡此种种，皆富于学术性，是《花草稡编》特色所在。笺注里评论词人作风、品藻词作佳处的文字绝少，不过都是顺手引录前人成说，词学理论价值和美学价值不大。词选附有笺注，大约始于南宋何士信《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凡各词话作品之语典、事典，前人及时贤之词话品评等，一一列附，以便唱词者解读，观玩者征引”[ 3 ] 268-269。至明代更是蔚为风气，如嘉靖十七年（1538）陈钟秀刊《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馀》、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刊《类编草堂诗馀》、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南城翁少麓刊《类选笺释草堂诗馀》、《国朝诗馀》等。《花草稡编》附有笺注的体例，亦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除此之外，《花草稡编》中还保留了一些校勘的成果，主要是关于词作撰人及异文的，也颇富学术价值。
总之，《花草稡编》的体例是在充分吸收了前代词选所长的基础上创立的，而其改进之处，则表现出了编者鲜明的历史观及其在《花草稡编叙》中所声称的“备一代典章”的编纂意图。
2.从词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看：独创兼具词谱功能的通代存史辑佚体的编纂体例
在词学史上，《花草稡编》独创兼具词谱功能的通代存史辑佚体的编纂体例，是“明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词选”[ 3 ] 430。这部被陈耀文在《〈花草稡编〉叙》中称为“以备一代典章”的“存史巨编”，共收词调701个、词3702首，跨越唐五代、宋、金、元和编者所在的明朝多个朝代，堪称一部大型通代词选（ 4 ）。“除无名氏（ 5 ）外，所选词家，包括：晚唐、五代62人，北宋125人，南宋376人，金代22人，元代32人，时代不详者6人，……尚有明代3人（ 6 ），共计选录词家626人”[ 10 ] 198。“实际上《花间集》和《草堂诗馀》全部加起来不过八九百首”，不足实际收词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妨认为该书是一部以收录唐宋词为主的“花草广编”[ 11 ] 433，“花”是《花间集》为代表的唐五代词的代称，“草”是《草堂诗馀》为代表的宋词的代称。
肖鹏先生称《花草稡编》“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我们把它称为明人词选群之外的掉臂独行者。……万历年间陈耀文从粹（稡）选‘花草’入手，结果却选出了一个与绝大多数明代词选风格迥然不同的存史巨编，成为了明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词选。……其卷帙之浩繁，备调之完整，为明代所罕觏。明代的词谱，明代的词选，没有一部能在分量上与之抗衡。”[ 3 ] 430“这部志在存史的大型词选”在“编选”上，“经历了一个由于选源放大而导致选型转变的过程，最初是选粹（稡）‘花草’，选源限于《花间》《草堂》，选心为别录佳制，与张綖选《草堂诗余别录》的做法相同。最后则是广收博采，不限选源，选词目的转变为辑佚钩沉，广备词调。全书以选唐宋词为主导，形成了一个常见之词以佳词入选、不常见之词以搜逸入选、元词以备调入选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格局。总的选型，则定型为存史辑佚体”[ 3 ] 431。不过由于“在选型转变之后，（陈耀文）没有把书名做相应的改动”[ 3 ] 433，容易使人误解为是一部“以《花间》、《草堂》为主，益以其他选本笔记”[ 11 ] 432，或以“花”代唐，以“草”代宋的唐宋词选集。其实，“读者所看到的已经完全不是‘花草’的粹（稡）编，而是唐宋元词调全编”。[ 3 ] 433正因为此，肖鹏先生称之为是“一部庞大的具有词谱意义的总集”，和“早已失传的南宋修内司刊刻的曲谱总集《混成集》”堪称为“异代姊妹篇”，它“兼选词与订谱二事，作为较早出现的谱体词选，堪称开明末清初谱体词选风气的拓荒者”[ 3 ] 433。如清代初年陳廷敬等编的《康熙词谱》就引证该书116次，对于一些出处稍僻的词的出处，《康熙词谱》则径引该书的笺注[ 11 ] 434。张仲谋先生也称该书“在同一词调下选录例词甚多，这些词按时代先后排列，既为推求同调异体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同时也展示了同调词的艺术进化轨迹。……（该书）分调编排而又选词较多，应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了词谱功能” [ 11 ] 434-435。 （三）《花草稡编》笺注的学术价值
《花草稡编》引录词作之后，多附有笺注，主要是关于词作本事、作者的身份等资料性内容，多有考证价值;还有引用前人诗词文章及史书、类书、 笔记等，以疏解词作文本。凡此种种，皆富于学术性，是《花草稡编》特色所在。笺注里评论词人作风、品藻词作佳处的文字绝少，不过都是顺手引录前人成说，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不过词学理论价值和美学价值不大。《花草稡编》的笺注成果，极富学术价值，而学界多语焉不详。鉴于此，笔者将该书的笺注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并结合实例具体说明之。
1.为词作本事作笺注
《花草稡编》中此类笺注最多，其学术价值首先在于保存文献。有些被笺注征引的文献，在今本宋人杨湜《古今词話》、宋人鲖阳居士《复雅歌词》等词话和词选如明佚名编的通代词选《天机馀锦》中现已亡佚，保存于《花草稡编》中的吉光片羽也就弥足珍贵了。如卷三无名氏《菩萨蛮·讽词》（昔年曾伴花前醉），词后引《古今词话》：“蜀中有一寡妇，姿色绝美。父母怜其年少，欲议再嫁。归家有喜宴，伶唱此词。妇闻之泣涕于神前，欲割一耳以明志。其母速往止之，抱持而痛，遂不易其节。”这类珍贵的原貌片段，成为后人词学文献辑佚的重要来源，如近人赵万里先生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和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词话丛编》就对此有所采用。
其次，有些词作的撰人、本事，历来有不同的记载，《花草稡编》往往保留原作者，而于词后注出不同说法，这样的笺注就有了学术考证的意义：
例（1） 卷四 尹温仪《西江月·席上呈蔡相押排行十九韵》（韩愈文章盖世），词后录其本事云：“成都妓尹温仪，本良家女，后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帅成都，酷爱之。尹告蔡，乞除乐籍，蔡戏曰：‘若樽前成一小阕，便可免除。’尹曰：‘乞腔调。’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严韵。蔡曰：‘汝排行十九，用九字。’即便应声云云。盖取蔡第九人，弟元度第十一人也。”其后又引《复斋漫录》云：“姑苏官妓苏琼，行第九。蔡元长道过苏州，太守召引。元长闻琼能词，因命即席为之。乞韵，以九字，词云。”
笔者按，《复斋漫录》之文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亦以此词为苏琼作，《岁时广记》卷三十五引《蕙亩拾英集》别作尹词客。《花草稡编》所录本事，未知所出。《全宋词》据《能改斋漫录》将本词断为苏琼作 [ 2 ] 576。
例（2） 卷九 宋祁《玉漏迟》（杏香消散尽），词后引文：“韩魏公子都尉嘉彦，才质清秀，颇有豪气。因言语间与公主参商，安置邓州。洎春来感怀作此词，都下盛传。因教池开，公主出游。教池李师师献此词以侑觞，声韵悽惋。公主问辞之所由，师师具道其意。公主因缘感疾，帝乃遣史速召嘉彦还都。”
笔者按，此词题宋祁，乃因《类编草堂诗余》卷二之误。《花草稡编》所录本事，未知所出。《全宋词》依据《花草稡编》所引，将本词断为韩嘉彦作[ 2 ] 149。
例（3） 卷十二 康伯可《宝鼎现·上元》（夕阳西下），词后引《中吴纪闻》：“范周，字无外，纯古之子，工于诗词。不求闻达，安贫乐道，未尝屈折于人。盛季文作守时，颇慢士。尝于元宵作《宝鼎现》词投之，极蒙嘉奖，因遗酒五百壶，其词播于天下。每遇灯夕，诸郡皆歌之，疑即此词。”
笔者按，此词题康伯可，乃因《类编草堂诗余》卷四之误，所引之文见《中吴纪闻》卷五。《全宋词》亦据《中吴纪闻》，将本词断为范周作[ 2 ] 1696。
再次，对于词作本事前代记载不可信者，陈耀文有时也会征引文献加以辨正：
例（1） 卷五 隋炀帝《望江南》（湖上柳），词后注：“《青琐高议·海山记》云：隋炀帝泛东湖，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阕。按，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李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据此，则隋时初无此调也。且曲词略不类隋人语，岂其刘斧虚构为者耶？因留此一阕，以祛后人之惑云。”
笔者按，本词始见于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共八阕，谓是隋炀帝杨广所作。杨慎《词品》卷一始疑其“不类六朝人语，传可疑也。”众所周知，词是一种伴随着燕乐而出现的音乐文学，不会早于唐代。陈耀文此注引《乐府杂录》，从词调发生的角度怀疑其不可能为隋朝人作，比单从词作的语言风格上提出质疑，更为科学而有力（ 7 ）。
例（2） 卷十二 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蔌蔌。”
词后注曰：“《耆旧续闻》云：陆辰州云，此词后攧用榴花事，晁以道家有东坡真迹。晁云，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惟榴花独存。观‘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可见矣。近观顾景蕃续注，因悟‘白团扇’、‘瑶台曲’皆侍妾故事。东坡用此，乃知辰州得榴花事，于晁氏为不妄。《古今词话》以为东坡为杭妓秀兰作词，名《贺新凉》。苕溪辨其非，犹未及此，因载之。”
笔者按，《古今词话》的记载及胡仔所辨，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陈耀文所引，见《西塘耆旧续闻》卷二。胡仔之言，仅驳《古今词话》之妄，而耀文引《耆旧续闻》，则进一步发明此词真正本事。
2.注作者情况
对某些不知名的作者，《花草稡编》会偶尔注明其身份。
例（1） 卷四 陈孚《太常引·在燕端阳日当母诞作》（彩丝堂上簇兰翘），词末引《山房随笔》云：“孚，天台人，时为编修”。
例（2） 卷七 刘彤《临江仙·寄外》（千里长安名利客），词后注：“刘章文虎妻名彤，字文美（《苕溪渔隐》）”。 3.为词作文本作笺注
为了利于读者理解词句，陈耀文常常引用前人典籍对所选之词做出注释。
例（1） 卷四 辛幼安《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词后注曰：“《汉书·龚胜传》：胜与左将军公孙禄议事，不和。博士夏侯常劝之，胜以手推常曰：‘去’。”
笔者按，此引史书以注明“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一句所用之典故。
例（2） 卷十一 周美成《拜星月》：“夜色催更，清尘收露，小曲幽坊月暗，竹槛灯窗，识秋娘庭院。笑相遇，似觉琼枝玉树，暖日明霞光烂。水盼兰情，总平生稀见。 畫堂中、旧识春风面。谁知道、自到瑶台畔。眷恋雨润云湿，苦惊风吹散。念荒寒、寄宿无人馆。重门闭、败壁虫叹。怎奈何、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
词后注曰：“《韩琮集》云：‘吴鱼岭雁无消息，水盼兰情别来久。’”
笔者按，此引前人诗文以注明词中所用“水盼兰情”之出处。
4.点评词人作风、品藻词作佳处
这一类的笺注在《花草稡编》中极少，也都是引录前人成说，显得零碎而漫不经心。似乎陈耀文在翻书时看见了，也就顺手摘录下来，很难看出他是按照一定的词学观念或对词独特的审美要求来选择这类文字的。
例（1） 卷三 僧仲殊《诉衷情》五首之后注：“仲殊词佳者甚多，而小令为最。《诉衷情》一调又其最也，高处不减唐人风致。”
笔者按，此注出自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九，原文为：“仲殊之词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为最。小令之中《诉衷情》一调，又其最，盖篇篇奇丽，字字清婉，高处不减唐人风致也”[ 12 ] 672。
例（2） 卷五 赵子发《浪淘沙》（约素小腰身），词末注：“《词话》：‘约’字清妙，远胜‘束’字。”
笔者按，《词话》指南宋杨湜的《古今词话》（近人赵万里辑《校辑宋金元人词》、今人唐圭璋《词话丛编》均收录该书）。
由以上所引，可见陈耀文较为严谨的编纂态度和学风，这正是其《花草稡编》学术价值的根源所在。
（四）《花草稡编》体例的不足之处
《花草稡编》虽然体例较善，还是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第一，征引文献哪些应该注明出处，在实际编纂过程中，缺少严格统一的标准。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群贤梅苑序》：“余尝据《永乐大典》（梅字韵）、《花草粹（按：通稡，下同）编》以校李本（按：李祖年圣译楼刊本《梅苑》），补正约数百事，并搜得佚词十八首，至为快意。且知《大典》、《粹（稡）编》所引有不书所出仅注撰人者。《粹（稡）编》引《乐府雅词》、《翰墨大全》亦然。”[ 13 ] 355-356按照《花草稡编》的惯例，辑自诗话、词话、笔记小说等出处稍僻的词作应加以注明，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如卷二所收徐渊子《阮郎归》（茶竂山上一头陀）及词后所录本事即未注出处（笔者按：此原出自庞元英《谈薮》）。由于陈耀文编纂《花草稡编》时所参考的文献，有些已散佚不见，这就给我们考查《花草稡编》的文献来源、确定其可信程度，造成了一些困难。比如《花草稡编》征引的《古今词话》，乃宋代杨湜编，为最早的词话著作之一，明以后久佚。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古今词话》据《苕溪渔隐丛话》、《笺注草堂诗馀》、《绿窗新话》、《岁时广记》、《花草稡编》等辑得六十七则[ 13 ] 385-386。其中据《花草稡编》自注，可以确定三十二则，另有五则《花草稡编》虽未注出处，但根据《绿窗新话》《岁时广记》等可知其出自《古今词话》。但这些似乎并非《花草稡编》引用《古今词话》的全部，其卷九题宋祁《玉漏迟》（杏香消散尽）一阕，词后所引本事，赵万里先生《校辑宋金元人词·跋》疑其亦出自《古今词话》，因无证据，只好存疑[ 14 ] 39。
第二，转引二手文献未加说明。如卷四苏轼《西江月·中秋对月》（世事一场大梦）注明来自《聚兰集》，实则出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再如《花草稡编》征引《冷斋夜话》凡六则，经查亦全出《苕溪渔隐丛话》。因此，《花草稡编》中径题某词出自某书者，未可遽信实引自该书。
第三，袭用他书之注未加注明。如卷二欧阳修《清商怨》（关河愁思望处满）词后注：“江淹诗：‘心逐南云去，身随北雁来。’陆机《思亲赋》：‘指南云以寄钦。’陆云《九愍》：‘眷南云以兴悲。’”此注实出杨慎《词品》卷一“南云”条。卷十二苏轼《哨遍·春情》（睡起画堂）词后注曰：“刘禹锡诗：‘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掩乱碧罗天。’”此注实出《词林万选》卷一。
第四，编排词作有错乱。陈耀文在《〈花草稡编〉叙》自叙该书之义例：“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小大”[ 1 ]，即依照词调长短排列，每调之下以人系词，按照词人生活年代之先后排列。这也只能说大体如此，尤其是收录词作较多的词调，如《浣溪沙》、《清平乐》等，排列错乱、词人重出的情况比比皆是。
第五，他书误题作者，而《花草稡编》未能辨明，反而因袭其错误。兹以《词林万选》为例说明之。《全宋词》存目词中列《词林万选》误题作者，而《花草稡编》因之者，有以下五阕：
尽管还有这样一些不完美之处，但瑕不掩瑜，总的说来，《花草稡编》的体例可谓集前代各类词选之所长而又能有所创新，且对后世有过积极影响，其在词集编纂史和词学史上的地位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注释：
（1）《花草稡编》现存最早的版本（按：原刻本）是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陈耀文十二卷自刻本，书名为《花草稡编》。民国二十二年（1933）南京国学图书馆陶风楼影印明万历癸未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0册书名均题为《花草稡编》，其余抄刊本、书目著录多作《花草粹编》（按：“粹”通“稡”）。据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六章第三节“明清词选 一、通代词选5.《花草稡编》”条目下的注：“万历原刻本书名作《花草稡编》，后来抄刊本多作《花草粹编》。兹从原刻本”。其说甚是。出于对编纂者的尊重，本文中书名均题为《花草稡编》。 （2）笔者研究以今南京图书馆收藏的陶风楼影印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本为底本，叙名、卷数随文标出。该本收录了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陈耀文《〈花草稡编〉叙》和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李蓘《〈花草稡编〉叙》。据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六章第三节“明清词选 一、通代词选5.《花草稡编》”条目下的注：“《花草稡编》初刻于万历十一年，而李蓘序作于万历十五年，当是万历十五年重印时补入李序。”
（3）统计数据依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贰、（《花草稡编》）编选之版本及体例”。陶子珍在该部分作出说明：据万历癸未本《花草稡编》统计，该书目录载词调863个、词3657阙，但与卷内所录实际数目不合，“乃因词调或缺漏，或属同调异名，或同名异体，且陈耀文并将同一词调之单调、双调，令词、慢词，分列两调”所致。肖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体通论》第八章“七、明代词选群之外的掉臂独行者”一节的第四段里也说：“陈耀文《自序》称录词三千二百八十余首，与书中实际数字不符。……（据明万历癸未本目录统计），共计收录词调八百六十余，词三千六百五十五首”。笔者按：二人的统计数据略有不同，陶子珍的数据更为精确，故本文采用之。
（4）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六章《词集研究的史料之四：总集》的第三节《明清词选》将之归入“一、通代词选”。
（5）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第四章注23：“作者题名仅注明书籍出处者，以无名氏视之，若可确知撰人，则另予归类。”
（6）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贰、（《花草稡编》）编选之版本及体例”：“卷四〈朝中措〉（秋夜莲壶宫漏长），卷十一赵彦端〈喜迁鹊〉（登山临水）两阙，题名错误，应分别为明人汪心壶与瞿佑所作，又卷七〈一剪梅〉（客路轻寒笑敝貂），作者晏壁亦为明人，是以尚有明代3人”。笔者按：〈朝中措〉的作者误题为南宋石孝友，陶著遗漏石孝友三字;〈喜遷鹊〉误题的作者赵彦端也是南宋人。
（7）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八阕词是北宋刘斧所依托，但是两种《说郛》本、《古今说海》本、《历代小史》本的《隋炀帝海山记》俱题作唐无名氏撰，是亦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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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昇编，邓子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M]//唐圭璋，等，校点.唐宋人选唐宋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下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14]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上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黄康斌]
关键词：陈耀文;通代词选;《花草稡编》动机;体例;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4-0043-08
《花草稡编》（ 1 ）是明代著名学者陈耀文所选编的一部大型通代词选，该书采用独创的兼具词谱功能的存史辑佚体的体例，又兼有分调选词体、以词人分列体和漫录体等前人词选选型之长，是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词集，在词文献的保存史和明代词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花草稡编》历来传本稀少，亦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拙文主要就该书的编纂动机与过程、编纂体例这两个学界尚未充分深入的问题进行探索，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花草稡编》的编纂动机与过程
陈耀文在自序中谈及编纂《花草稡编》的初衷与过程云：
夫填词者，古乐府流也。自昔选次者众矣，唐则有《花间集》，宋则《草堂诗馀》。诗盛于唐而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绝妙无伦，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故知宣情易感，含思难谐者矣。余自牵拙多暇，尝欲诠稡二集，以备一代典章。顾以纪辑《天中》，因循未有果者。嗣以漂泊东南，纳交素友淮阴吴生承恩、姑苏吴生岫，皆耽乐艺文，藏书甚富。余每得之假阅，辄随笔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移疾归来，游息竹素，综缀正业之余，因复益以诸人之本集，各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上溯开、天，下迄宋末，曲调不载于旧刻者，元词间亦与焉。其义例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小大，为卷一十有二，计词三千二百八十馀首。丽则兼收，不无有乖于大雅;文房取玩，略窥前辈之典刑。邑侯太初谓，《天中》百卷未便刻成，此帙无多，宜先付梓。余重违其意，渔猎剪耘，殆逾二纪。敝帚亦不忍遂弃者。所愧顾曲远谢于周郎，酸咸或爽于众口，贻之词垣，庶期寄于取材云。是刻也，繇《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 1 ] （ 2 ）（陈耀文《〈花草稡编〉叙》）
陈耀文以学问博洽、治学精勤、学风严谨著称，留下的著述如《经典稽疑》《学圃萱苏》《学林就正》《正杨》《天中记》等都是学术性著作，并无诗词文赋之类的文学作品，除了《花草稡编》，也没有其他著述能够显示他对诗词文赋之类的文学作品产生过兴趣与爱好。据笔者推测，促使陈耀文产生编纂《花草稡编》最初想法的，很有可能是杨慎的《词品》和《词林万选》。《词林万选》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词品》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刻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对于杨慎这一前辈学者的成果，陈耀文既有批驳也有继承。陈耀文的《正杨》，凡一百五十余条，皆为纠杨慎之讹而作，卷四有注明专纠《词品》之误者凡十条。而《词林万选》作为陈耀文编纂《花草稡编》的缘起之一，则为《花草稡编》的选词提供了一些参考。《全宋词》注明引自《词林万选》，而《花草稡编》因之者，有以下二阕：
1.杜安世《朝中措》（养花天气近清明），此见《词林万选》卷二、《花草稡编》卷四。[ 2 ] 238
2.李冠《六州歌头》（秦亡草昧），此见《词林万选》卷二、《花草稡编》卷十二。
（《全宋词》注：朝野遗记以此首为京东张李二生所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作刘潜词。词林万选卷二、花草粹编卷十二并作李冠词，未知孰是。）[ 2 ] 146
此外，《花草稡编》卷十二有苏轼《哨遍·春情》（睡起画堂）一阕，词后注曰：“刘禹锡诗：‘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掩乱碧罗天。’”此与《词林万选》卷一所载，从作者署名、词题到词后所注刘禹锡诗完全相同。
关于《词林万选》，学者肖鹏颇有微词：“该书辑录于杨慎谪居云南永昌之时，系根据手边仅有的一点词籍漫抄而成，加上自己的博闻记忆。其间体例散漫，题名混乱不堪，选篇良莠杂陈，刊刻者楚雄府知府任良幹序称，此选系据‘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采择而成，又称所选‘取其尤绮练者，’‘皆《草堂诗馀》所未收者。’此三条没有一句是真话，都是欺世之谈，都与该书的实际情况不符。书名‘万选’，取万中选一的意思，更是夸大其辞，书商习气。”[ 3 ] 407由此可见《词林万选》選词刻意回避《草堂诗馀》的情况。《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草堂诗馀》云：“今观所录，虽未免杂而不纯，不及《花间》诸集之精善，然利钝互陈，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错出其间，一概诋排，亦未为公论。”[ 4 ] 4047提要的评价比较公允。
《花间集》在明代初期一直受人冷落，对此，汤显祖《花间集叙》有言曰：“《花间集》久失其传。正德初杨用修游昭觉寺，寺故（后唐）孟氏宣华宫故址，始得其本，行于南方。《诗馀》流遍人间，枣梨充栋，而讥评赏誉之者亦复称是，不若留心《花间集》者之寥寥也。”[ 5 ] 4陈耀文可能是在研读杨慎著作时，不满于《词林万选》的名不副实及尽取“《草堂诗馀》之所未收者”，于是萌发了编纂《花草稡编》的念头，可能即有纠《词林万选》之失的意图在。由陈耀文《〈花草稡编〉叙》来看，《花间集》的含蓄深隽可补《草堂诗馀》的浅露平易，诠稡《花》《草》二集，即是希望以此打开明代词人长久以来困囿于《草堂诗馀》这个狭小天地的眼界，能够上窥“前辈之典刑”，亦即李蓘《〈花草稡编〉叙》所说的“古法”[ 1 ]。另外，从陈氏自叙也可看出，陈耀文在编纂之初对词及词文献的认识都是比较肤浅的，以为取《花间》《草堂》之菁华，合而为一，即可完成“备一代典章”的任务。但是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尤其因“感慨时事，数上危言，忤时相意”[ 6 ] 548，而被贬谪江南一带，结识了吴承恩、吴岫之后，得以查阅他们的大量藏书，诠稡《花》《草》的初衷也转移为“丽则兼收，不无有乖于大雅”，“曲调不载于旧刻者，元词间亦与焉”，“贻之词垣，庶期寄于取材”，亦即通过“益以诸人之本集，各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来广备各类词风、词调和前代词作，总结前代词学成果了。 顺便说一句，《花草稡编》虽是“繇《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然细绎全序，并无《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花草稡编》所云 “以‘花’字代唐，‘草’字代宋”，“综括两代之词”[ 4 ] 4049的意思。笔者按，“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故知宣情易感，含思难谐者矣”之“世”字，四库本《〈花草稡编〉叙》作“宋”。与下文“余自牵拙多暇，尝欲诠稡二集，以备一代典章”联系起来读，可能是造成四库馆臣有此误解的原因。要之，《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花草稡编》批评之：“自序称是集因唐《花间集》、宋《草堂诗馀》而起，故以《花草稡编》为名。然惟以二书合编，各采一字名书，已无义理，乃综括两代之词，而以‘花’字代唐，‘草’字代宋，衡以名实，尤属未安”[ 4 ] 4049，并不准确。
明代词坛经过永乐、成化的衰蔽期，至弘治、嘉靖年间，出现了中兴的态势，在词的创作与词学的构建两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杨慎、夏言、陈霆、陈铎、张綖等堪称明代第一流的词人，各以其创作实绩，扭转了前一时期词坛创作的荒芜局面。他们的作品虽然难以比肩两宋的辉煌、清代的繁荣，但在“辨音”与“复雅”两方面，表现出了致力于追摹恢复唐宋以来词学传统本色的热情与努力[ 7 ] 141-143。不过，在当时词乐已经失传的情况下，“倚声填词”已经成为不可能，明人在词创作的过程中无据可依，让他们产生了莫大的困扰：“予不知音律，故词亦不善。每见古人所作，有同名而异调者，有异名而同调者，有同名而异辞者，有异名而同辞者，又有名同而字句可以增损者，莫知何谓也。”[ 8 ] 561因此也就造成了李蓘在《〈花草稡编〉叙》中所批评的、普遍性的作词之弊：“盖士大夫既不素娴弦索，又不概谙腔谱，谩焉随人后，而造次涂抹，浅易生硬，读之不可解，笔之冗于简册，不知迥视。古法犹有毫末存焉？”[ 1 ]
面对这种情形，词学家们亦有所反思，陈霆在《渚山堂词话》卷三云：“予尝妄谓：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酝藉，不多见也。”[ 9 ] 32陈霆指出此前明词的主要缺点，一是“音律失谐”，二是“语句尘俗”，可谓切中肯綮。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有针对性的振兴词学，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编制以标示平仄、韵脚、句读为主的文字格律词谱。在词乐失传的情况下，力图保持词体在文字方面独特的音乐节奏感，保证词人在填词时有法可依。订谱之外兼具词选功能的周瑛的《词学筌蹄》和张綖的《诗馀图谱》，以及重在理论阐发的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诗馀》等就是明人创制文字格律词谱的初步探索，虽然疏漏之处甚多，其筚路蓝缕之功应当得到肯定。二是编撰词集。这一时期，《草堂诗馀》的经典地位依旧不可动摇，但选家们已不再盲目被动地追捧《草堂诗馀》，而是利用编撰词集来表现出振兴词学的种种思索。他们或是不满于《草堂诗馀》的“猥杂不粹”，而取其“平和高丽”之作，别为一集，如张綖的《草堂诗馀别录》。或是对《草堂诗馀》以事类相从的体例进行改革，如顾从敬的《类编草堂诗余》采用张綖《诗馀图谱》开创的以调分类的体例来选词，词选之外，更兼具订谱的功能。或是试图在《草堂诗馀》的范围之外，发掘新的可资学习借鉴的经典范本，如杨慎的《词林万选》。《花草稡编》就是在这种词学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的，可以说糅合了以上三类词选的长处，而其“存史辑佚”的特色，成为使其超出明代诸选之上的最显著特征。
二、《花草稡编》的编纂体例
这部被陈耀文在《〈花草稡编〉叙》中称为“以备一代典章”、“貽之词垣，庶期寄于取材”的存史巨编，“共收词调701个、词3702首”[ 10 ] 197 （ 3 ），跨越唐、宋、金、元、明五个朝代，是“明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词选”[ 3 ] 430。从外在编纂形式看，《花草稡编》充分吸收了前代分调选词体、以词人分列体、漫录体等词选体例之长并有所改进，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主体框架，因分调编排、每一调下又按年代先后分列词人作品，从中可以考察词调的演变情况，且收词众多，故而兼具词谱功能。同时因“广收博采，不限选源”，“辑佚钩沉，广备词调”的“选词目的”，从词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看，又可“定型为存史辑佚体”[ 3 ] 431。另外，《花草稡编》原刻本卷首附刻有南宋沈义甫词话《乐府指迷》（陶风楼本因之），为后世诸传本之祖本，有保存词学史料之功。综上言之，笔者认为不妨称之为一部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外在主体框架，又兼具词谱功能的大型通代存史辑佚体词选。
（一）《花草稡编》之前唐宋人词选选型简述
肖鹏先生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中，将《花草稡编》之前专门收录唐宋两代词的词选的选型归纳为：以宫调分列体、以词人分列体、分类选歌体、分调选歌体、漫录体以及分调选词体等六种[ 3 ] 423。该作第二章《唐宋人词选形态史》对此有详细的介绍，现概述如下：
以宫调分列体，始见于北宋《金奁集》。此选将所收词作分为越调、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双调、林钟商调、高平调、仙吕宫、歇指调、黄钟宫等，并按序排列。这种词选的体例，是出于应歌的需要，当词作的文本与词乐逐渐分离、逐渐案头化之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以词人分列体，始见于五代赵崇祚《花间集》，在南宋黄昇《花庵词选》中臻于完善。这种体例，以人立目，便于突出作者的地位;将作者按其生活的年代排列，则表现了编者明确的历史观。分类选歌体，始见于南宋的《草堂诗馀》。由南宋何士信《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可见，此选将所收词作按题材分为春景类、夏景类、秋景类、冬景类、节序类、天文类、地理类、人物类、人事类、饮馔器用类、花禽类等十一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分调选歌体以南宋赵闻礼《阳春白雪》为代表，其编排形式，完全依调谱篇幅的长短，来决定先后次序。它以卷为单位，慢词在前，引令在后。这种依照词乐性质编排的体例，在词乐失传之后，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漫录体，词选史上第一部词选——约中晚唐时期编选的《云谣集》就是采用这种体例，而尤以南宋黄大舆所编《梅苑》为代表，其编排词作没有任何规律，往往是依据原书随手誊录的结果[ 3 ] 60-87。 其实，分调选词体不仅比上述五种选型影响更为深远，而且对《花草稡编》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这种选型可以视为对以宫调分列体、分调选歌体的继承和突破。以宫调分列体、分调选歌体这两种词选的体例，虽然前者依据宫调，后者完全依调谱篇幅的长短将词区分为慢词、引令，慢词在前，引令在后，但都是出于应歌的需要，当词作的文本与词乐逐渐分离、逐渐案头化之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针对词乐失传导致依照词乐性质编排的体例也失去了存在意义的困境，明代张綖编撰并刊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的《诗馀图谱》，将词的分类标准由音乐谱转为文字格律谱，“开创了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及按长短为先后（按词调文字多少由短到长）的编排体例”[ 11 ] 48-49，它以调立目，每调之下以人系词，随意排列，并举出例词进行说明。《诗馀图谱》收入小令65调[11] 38-39，中调49调，长调36调，共计150调，是一部以整理文字格律谱来为填词确立规范，同时兼有词选性质的一部典籍。遗憾的是该作选词的意图只是作为例词来说明文字格律谱，并非有意作词选，所选词数量偏少，每一调后所收例词最多6首，最少则只有1首，总数也只有223首，每调之下随意排列作者的做法也难以体现每一种词调的历史变迁，编排缺乏历史意识，因此只能称之为分调选词体的先声。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刊刻《类编草堂诗馀》，“第一个把三分法从词谱引向词选”[11]409，正式创立了分调选词体，成了词选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类编草堂诗馀》继承了张綖《诗馀图谱》小令、中调、长调的三分法，以调立目，收入小令46调159首、中调45调86首、长调102调198首，共计193调443首;每调之下以人系词，并将张綖的随意排列作者改为按作者年代先后排列，使之更为有序，从中大体可见每一种词调的演变历史，编排颇具历史意识，可以说又吸收了词人分列体的长处。可以说，“嘉靖年间顾从敬在改编《草堂诗馀》的热潮中，走出了自己的新路，而成为明代词选史上的一个意外”[ 3 ] 430，然而这是一个可喜的意外，它不仅使得以分调选词体为主干兼容词人分列体的词选体例从此大行于世，而且直接启发了《花草稡编》的编选方法。《类编草堂诗馀》不仅是《花草稡编》最重要的选源之一，而且《花草稡编》在编纂时亦完全继承了其兼容分调选词体、词人分列体的体例，并有所改进。
（二）《花草稡编》编纂体例的特色
1.从外在编纂形式看：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主体框架，充分吸收前代诸种词选体例之长并有所改进
《花草稡编》的体例，充分吸收了前代诸种词选体例之长并有所改进。《花草稡编》以分调选词编纂的体例为主体框架，共收词调701个、词3702首，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依照每调字数的多寡按序编排，少者在前，多者在后。卷一至卷六为小令，有2148首;卷七至卷八为中调，有594首;卷九至卷十二为长调，有960首;同时附笺本事或词话于词作之后[ 10 ] 197-198。每调之下，又采用词人分列体，以人系词，大体按照词人生活年代的先后排列。采录词作，从词题到作者署名，往往原样照录，词人姓名无可考及出处稍僻者，即注明所见何书。即使陈耀文自加词题，也往往有据可查，不同于《草堂诗余》诸选随意所加“春恨”、“秋思”等题。著录词作时，又吸收了漫录体的特点，不统一体例，作者署名、词题、词调名、词作文本完全依照原书誊录，而词人姓名无可考及出处稍僻者则注明出处，由此许多珍贵的词学文献得以保存。
《花草稡编》引录词作之后，多附有笺注，主要是关于词作本事、作者的身份等资料性内容，多有考证价值，还有引用前人诗词文章及史书等，以疏解词作文本。凡此种种，皆富于学术性，是《花草稡编》特色所在。笺注里评论词人作风、品藻词作佳处的文字绝少，不过都是顺手引录前人成说，词学理论价值和美学价值不大。词选附有笺注，大约始于南宋何士信《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凡各词话作品之语典、事典，前人及时贤之词话品评等，一一列附，以便唱词者解读，观玩者征引”[ 3 ] 268-269。至明代更是蔚为风气，如嘉靖十七年（1538）陈钟秀刊《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馀》、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刊《类编草堂诗馀》、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南城翁少麓刊《类选笺释草堂诗馀》、《国朝诗馀》等。《花草稡编》附有笺注的体例，亦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除此之外，《花草稡编》中还保留了一些校勘的成果，主要是关于词作撰人及异文的，也颇富学术价值。
总之，《花草稡编》的体例是在充分吸收了前代词选所长的基础上创立的，而其改进之处，则表现出了编者鲜明的历史观及其在《花草稡编叙》中所声称的“备一代典章”的编纂意图。
2.从词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看：独创兼具词谱功能的通代存史辑佚体的编纂体例
在词学史上，《花草稡编》独创兼具词谱功能的通代存史辑佚体的编纂体例，是“明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词选”[ 3 ] 430。这部被陈耀文在《〈花草稡编〉叙》中称为“以备一代典章”的“存史巨编”，共收词调701个、词3702首，跨越唐五代、宋、金、元和编者所在的明朝多个朝代，堪称一部大型通代词选（ 4 ）。“除无名氏（ 5 ）外，所选词家，包括：晚唐、五代62人，北宋125人，南宋376人，金代22人，元代32人，时代不详者6人，……尚有明代3人（ 6 ），共计选录词家626人”[ 10 ] 198。“实际上《花间集》和《草堂诗馀》全部加起来不过八九百首”，不足实际收词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妨认为该书是一部以收录唐宋词为主的“花草广编”[ 11 ] 433，“花”是《花间集》为代表的唐五代词的代称，“草”是《草堂诗馀》为代表的宋词的代称。
肖鹏先生称《花草稡编》“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我们把它称为明人词选群之外的掉臂独行者。……万历年间陈耀文从粹（稡）选‘花草’入手，结果却选出了一个与绝大多数明代词选风格迥然不同的存史巨编，成为了明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词选。……其卷帙之浩繁，备调之完整，为明代所罕觏。明代的词谱，明代的词选，没有一部能在分量上与之抗衡。”[ 3 ] 430“这部志在存史的大型词选”在“编选”上，“经历了一个由于选源放大而导致选型转变的过程，最初是选粹（稡）‘花草’，选源限于《花间》《草堂》，选心为别录佳制，与张綖选《草堂诗余别录》的做法相同。最后则是广收博采，不限选源，选词目的转变为辑佚钩沉，广备词调。全书以选唐宋词为主导，形成了一个常见之词以佳词入选、不常见之词以搜逸入选、元词以备调入选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格局。总的选型，则定型为存史辑佚体”[ 3 ] 431。不过由于“在选型转变之后，（陈耀文）没有把书名做相应的改动”[ 3 ] 433，容易使人误解为是一部“以《花间》、《草堂》为主，益以其他选本笔记”[ 11 ] 432，或以“花”代唐，以“草”代宋的唐宋词选集。其实，“读者所看到的已经完全不是‘花草’的粹（稡）编，而是唐宋元词调全编”。[ 3 ] 433正因为此，肖鹏先生称之为是“一部庞大的具有词谱意义的总集”，和“早已失传的南宋修内司刊刻的曲谱总集《混成集》”堪称为“异代姊妹篇”，它“兼选词与订谱二事，作为较早出现的谱体词选，堪称开明末清初谱体词选风气的拓荒者”[ 3 ] 433。如清代初年陳廷敬等编的《康熙词谱》就引证该书116次，对于一些出处稍僻的词的出处，《康熙词谱》则径引该书的笺注[ 11 ] 434。张仲谋先生也称该书“在同一词调下选录例词甚多，这些词按时代先后排列，既为推求同调异体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同时也展示了同调词的艺术进化轨迹。……（该书）分调编排而又选词较多，应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了词谱功能” [ 11 ] 434-435。 （三）《花草稡编》笺注的学术价值
《花草稡编》引录词作之后，多附有笺注，主要是关于词作本事、作者的身份等资料性内容，多有考证价值;还有引用前人诗词文章及史书、类书、 笔记等，以疏解词作文本。凡此种种，皆富于学术性，是《花草稡编》特色所在。笺注里评论词人作风、品藻词作佳处的文字绝少，不过都是顺手引录前人成说，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不过词学理论价值和美学价值不大。《花草稡编》的笺注成果，极富学术价值，而学界多语焉不详。鉴于此，笔者将该书的笺注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并结合实例具体说明之。
1.为词作本事作笺注
《花草稡编》中此类笺注最多，其学术价值首先在于保存文献。有些被笺注征引的文献，在今本宋人杨湜《古今词話》、宋人鲖阳居士《复雅歌词》等词话和词选如明佚名编的通代词选《天机馀锦》中现已亡佚，保存于《花草稡编》中的吉光片羽也就弥足珍贵了。如卷三无名氏《菩萨蛮·讽词》（昔年曾伴花前醉），词后引《古今词话》：“蜀中有一寡妇，姿色绝美。父母怜其年少，欲议再嫁。归家有喜宴，伶唱此词。妇闻之泣涕于神前，欲割一耳以明志。其母速往止之，抱持而痛，遂不易其节。”这类珍贵的原貌片段，成为后人词学文献辑佚的重要来源，如近人赵万里先生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和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词话丛编》就对此有所采用。
其次，有些词作的撰人、本事，历来有不同的记载，《花草稡编》往往保留原作者，而于词后注出不同说法，这样的笺注就有了学术考证的意义：
例（1） 卷四 尹温仪《西江月·席上呈蔡相押排行十九韵》（韩愈文章盖世），词后录其本事云：“成都妓尹温仪，本良家女，后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帅成都，酷爱之。尹告蔡，乞除乐籍，蔡戏曰：‘若樽前成一小阕，便可免除。’尹曰：‘乞腔调。’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严韵。蔡曰：‘汝排行十九，用九字。’即便应声云云。盖取蔡第九人，弟元度第十一人也。”其后又引《复斋漫录》云：“姑苏官妓苏琼，行第九。蔡元长道过苏州，太守召引。元长闻琼能词，因命即席为之。乞韵，以九字，词云。”
笔者按，《复斋漫录》之文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亦以此词为苏琼作，《岁时广记》卷三十五引《蕙亩拾英集》别作尹词客。《花草稡编》所录本事，未知所出。《全宋词》据《能改斋漫录》将本词断为苏琼作 [ 2 ] 576。
例（2） 卷九 宋祁《玉漏迟》（杏香消散尽），词后引文：“韩魏公子都尉嘉彦，才质清秀，颇有豪气。因言语间与公主参商，安置邓州。洎春来感怀作此词，都下盛传。因教池开，公主出游。教池李师师献此词以侑觞，声韵悽惋。公主问辞之所由，师师具道其意。公主因缘感疾，帝乃遣史速召嘉彦还都。”
笔者按，此词题宋祁，乃因《类编草堂诗余》卷二之误。《花草稡编》所录本事，未知所出。《全宋词》依据《花草稡编》所引，将本词断为韩嘉彦作[ 2 ] 149。
例（3） 卷十二 康伯可《宝鼎现·上元》（夕阳西下），词后引《中吴纪闻》：“范周，字无外，纯古之子，工于诗词。不求闻达，安贫乐道，未尝屈折于人。盛季文作守时，颇慢士。尝于元宵作《宝鼎现》词投之，极蒙嘉奖，因遗酒五百壶，其词播于天下。每遇灯夕，诸郡皆歌之，疑即此词。”
笔者按，此词题康伯可，乃因《类编草堂诗余》卷四之误，所引之文见《中吴纪闻》卷五。《全宋词》亦据《中吴纪闻》，将本词断为范周作[ 2 ] 1696。
再次，对于词作本事前代记载不可信者，陈耀文有时也会征引文献加以辨正：
例（1） 卷五 隋炀帝《望江南》（湖上柳），词后注：“《青琐高议·海山记》云：隋炀帝泛东湖，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阕。按，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李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据此，则隋时初无此调也。且曲词略不类隋人语，岂其刘斧虚构为者耶？因留此一阕，以祛后人之惑云。”
笔者按，本词始见于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共八阕，谓是隋炀帝杨广所作。杨慎《词品》卷一始疑其“不类六朝人语，传可疑也。”众所周知，词是一种伴随着燕乐而出现的音乐文学，不会早于唐代。陈耀文此注引《乐府杂录》，从词调发生的角度怀疑其不可能为隋朝人作，比单从词作的语言风格上提出质疑，更为科学而有力（ 7 ）。
例（2） 卷十二 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蔌蔌。”
词后注曰：“《耆旧续闻》云：陆辰州云，此词后攧用榴花事，晁以道家有东坡真迹。晁云，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惟榴花独存。观‘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可见矣。近观顾景蕃续注，因悟‘白团扇’、‘瑶台曲’皆侍妾故事。东坡用此，乃知辰州得榴花事，于晁氏为不妄。《古今词话》以为东坡为杭妓秀兰作词，名《贺新凉》。苕溪辨其非，犹未及此，因载之。”
笔者按，《古今词话》的记载及胡仔所辨，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陈耀文所引，见《西塘耆旧续闻》卷二。胡仔之言，仅驳《古今词话》之妄，而耀文引《耆旧续闻》，则进一步发明此词真正本事。
2.注作者情况
对某些不知名的作者，《花草稡编》会偶尔注明其身份。
例（1） 卷四 陈孚《太常引·在燕端阳日当母诞作》（彩丝堂上簇兰翘），词末引《山房随笔》云：“孚，天台人，时为编修”。
例（2） 卷七 刘彤《临江仙·寄外》（千里长安名利客），词后注：“刘章文虎妻名彤，字文美（《苕溪渔隐》）”。 3.为词作文本作笺注
为了利于读者理解词句，陈耀文常常引用前人典籍对所选之词做出注释。
例（1） 卷四 辛幼安《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词后注曰：“《汉书·龚胜传》：胜与左将军公孙禄议事，不和。博士夏侯常劝之，胜以手推常曰：‘去’。”
笔者按，此引史书以注明“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一句所用之典故。
例（2） 卷十一 周美成《拜星月》：“夜色催更，清尘收露，小曲幽坊月暗，竹槛灯窗，识秋娘庭院。笑相遇，似觉琼枝玉树，暖日明霞光烂。水盼兰情，总平生稀见。 畫堂中、旧识春风面。谁知道、自到瑶台畔。眷恋雨润云湿，苦惊风吹散。念荒寒、寄宿无人馆。重门闭、败壁虫叹。怎奈何、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
词后注曰：“《韩琮集》云：‘吴鱼岭雁无消息，水盼兰情别来久。’”
笔者按，此引前人诗文以注明词中所用“水盼兰情”之出处。
4.点评词人作风、品藻词作佳处
这一类的笺注在《花草稡编》中极少，也都是引录前人成说，显得零碎而漫不经心。似乎陈耀文在翻书时看见了，也就顺手摘录下来，很难看出他是按照一定的词学观念或对词独特的审美要求来选择这类文字的。
例（1） 卷三 僧仲殊《诉衷情》五首之后注：“仲殊词佳者甚多，而小令为最。《诉衷情》一调又其最也，高处不减唐人风致。”
笔者按，此注出自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九，原文为：“仲殊之词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为最。小令之中《诉衷情》一调，又其最，盖篇篇奇丽，字字清婉，高处不减唐人风致也”[ 12 ] 672。
例（2） 卷五 赵子发《浪淘沙》（约素小腰身），词末注：“《词话》：‘约’字清妙，远胜‘束’字。”
笔者按，《词话》指南宋杨湜的《古今词话》（近人赵万里辑《校辑宋金元人词》、今人唐圭璋《词话丛编》均收录该书）。
由以上所引，可见陈耀文较为严谨的编纂态度和学风，这正是其《花草稡编》学术价值的根源所在。
（四）《花草稡编》体例的不足之处
《花草稡编》虽然体例较善，还是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第一，征引文献哪些应该注明出处，在实际编纂过程中，缺少严格统一的标准。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群贤梅苑序》：“余尝据《永乐大典》（梅字韵）、《花草粹（按：通稡，下同）编》以校李本（按：李祖年圣译楼刊本《梅苑》），补正约数百事，并搜得佚词十八首，至为快意。且知《大典》、《粹（稡）编》所引有不书所出仅注撰人者。《粹（稡）编》引《乐府雅词》、《翰墨大全》亦然。”[ 13 ] 355-356按照《花草稡编》的惯例，辑自诗话、词话、笔记小说等出处稍僻的词作应加以注明，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如卷二所收徐渊子《阮郎归》（茶竂山上一头陀）及词后所录本事即未注出处（笔者按：此原出自庞元英《谈薮》）。由于陈耀文编纂《花草稡编》时所参考的文献，有些已散佚不见，这就给我们考查《花草稡编》的文献来源、确定其可信程度，造成了一些困难。比如《花草稡编》征引的《古今词话》，乃宋代杨湜编，为最早的词话著作之一，明以后久佚。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古今词话》据《苕溪渔隐丛话》、《笺注草堂诗馀》、《绿窗新话》、《岁时广记》、《花草稡编》等辑得六十七则[ 13 ] 385-386。其中据《花草稡编》自注，可以确定三十二则，另有五则《花草稡编》虽未注出处，但根据《绿窗新话》《岁时广记》等可知其出自《古今词话》。但这些似乎并非《花草稡编》引用《古今词话》的全部，其卷九题宋祁《玉漏迟》（杏香消散尽）一阕，词后所引本事，赵万里先生《校辑宋金元人词·跋》疑其亦出自《古今词话》，因无证据，只好存疑[ 14 ] 39。
第二，转引二手文献未加说明。如卷四苏轼《西江月·中秋对月》（世事一场大梦）注明来自《聚兰集》，实则出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再如《花草稡编》征引《冷斋夜话》凡六则，经查亦全出《苕溪渔隐丛话》。因此，《花草稡编》中径题某词出自某书者，未可遽信实引自该书。
第三，袭用他书之注未加注明。如卷二欧阳修《清商怨》（关河愁思望处满）词后注：“江淹诗：‘心逐南云去，身随北雁来。’陆机《思亲赋》：‘指南云以寄钦。’陆云《九愍》：‘眷南云以兴悲。’”此注实出杨慎《词品》卷一“南云”条。卷十二苏轼《哨遍·春情》（睡起画堂）词后注曰：“刘禹锡诗：‘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掩乱碧罗天。’”此注实出《词林万选》卷一。
第四，编排词作有错乱。陈耀文在《〈花草稡编〉叙》自叙该书之义例：“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小大”[ 1 ]，即依照词调长短排列，每调之下以人系词，按照词人生活年代之先后排列。这也只能说大体如此，尤其是收录词作较多的词调，如《浣溪沙》、《清平乐》等，排列错乱、词人重出的情况比比皆是。
第五，他书误题作者，而《花草稡编》未能辨明，反而因袭其错误。兹以《词林万选》为例说明之。《全宋词》存目词中列《词林万选》误题作者，而《花草稡编》因之者，有以下五阕：
尽管还有这样一些不完美之处，但瑕不掩瑜，总的说来，《花草稡编》的体例可谓集前代各类词选之所长而又能有所创新，且对后世有过积极影响，其在词集编纂史和词学史上的地位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注释：
（1）《花草稡编》现存最早的版本（按：原刻本）是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陈耀文十二卷自刻本，书名为《花草稡编》。民国二十二年（1933）南京国学图书馆陶风楼影印明万历癸未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0册书名均题为《花草稡编》，其余抄刊本、书目著录多作《花草粹编》（按：“粹”通“稡”）。据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六章第三节“明清词选 一、通代词选5.《花草稡编》”条目下的注：“万历原刻本书名作《花草稡编》，后来抄刊本多作《花草粹编》。兹从原刻本”。其说甚是。出于对编纂者的尊重，本文中书名均题为《花草稡编》。 （2）笔者研究以今南京图书馆收藏的陶风楼影印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本为底本，叙名、卷数随文标出。该本收录了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陈耀文《〈花草稡编〉叙》和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李蓘《〈花草稡编〉叙》。据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六章第三节“明清词选 一、通代词选5.《花草稡编》”条目下的注：“《花草稡编》初刻于万历十一年，而李蓘序作于万历十五年，当是万历十五年重印时补入李序。”
（3）统计数据依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贰、（《花草稡编》）编选之版本及体例”。陶子珍在该部分作出说明：据万历癸未本《花草稡编》统计，该书目录载词调863个、词3657阙，但与卷内所录实际数目不合，“乃因词调或缺漏，或属同调异名，或同名异体，且陈耀文并将同一词调之单调、双调，令词、慢词，分列两调”所致。肖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体通论》第八章“七、明代词选群之外的掉臂独行者”一节的第四段里也说：“陈耀文《自序》称录词三千二百八十余首，与书中实际数字不符。……（据明万历癸未本目录统计），共计收录词调八百六十余，词三千六百五十五首”。笔者按：二人的统计数据略有不同，陶子珍的数据更为精确，故本文采用之。
（4）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六章《词集研究的史料之四：总集》的第三节《明清词选》将之归入“一、通代词选”。
（5）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第四章注23：“作者题名仅注明书籍出处者，以无名氏视之，若可确知撰人，则另予归类。”
（6）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贰、（《花草稡编》）编选之版本及体例”：“卷四〈朝中措〉（秋夜莲壶宫漏长），卷十一赵彦端〈喜迁鹊〉（登山临水）两阙，题名错误，应分别为明人汪心壶与瞿佑所作，又卷七〈一剪梅〉（客路轻寒笑敝貂），作者晏壁亦为明人，是以尚有明代3人”。笔者按：〈朝中措〉的作者误题为南宋石孝友，陶著遗漏石孝友三字;〈喜遷鹊〉误题的作者赵彦端也是南宋人。
（7）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八阕词是北宋刘斧所依托，但是两种《说郛》本、《古今说海》本、《历代小史》本的《隋炀帝海山记》俱题作唐无名氏撰，是亦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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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昇编，邓子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M]//唐圭璋，等，校点.唐宋人选唐宋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下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14]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上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