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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南以文化中心、“佳丽地”、浓郁的佛禅氛围等政治以外的功能与印象得以具备“私人空间”属性。苏轼在对江南自然风景及以科举为代表的人文环境的描写中干涉政治以完成“私人空间”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当其在面对江南“佳丽地”属性时，则又通过营造“距离感”的手段重构“佳丽地”，削弱其色情意味。在描绘江南佛寺时，苏轼采取了与他处佛寺不同的书写话语重点表达了隐居江南的愿望，实现对作为“私人空间”江南的变形与建构。
关键词：苏轼;江南;私人空间;地域书写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4-0023-07
一、引言：由苏轼与江南的“私人空间”属性引出的问题
苏轼一生多次到访江南，其中时间跨度最长也最受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两次仕杭时期，学界的研究重心也多集中在此。如，张志烈先生的《苏轼元祐杭州词的情感意向》[ 1 ]关注苏轼守杭词中所体现的精神内核;范春芽《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2 ]将视角放置于苏轼在杭州时期的交友行迹上;陈汉民、洪尚之的《苏轼杭州西湖题刻刍议》[ 3 ]则从具体的风景名胜书写入手，探讨东坡对杭州城市的书写与建构。苏轼与杭州之研究，涵盖了从考据到文本分析，从宏观的整体风格阐释到微观的具体城市书写等各个维度。然而，从具体经历来看，杭州并不是苏轼在江南行迹的全部范围，为官期间，他常往来于苏州、金陵、润州、湖州等地，题咏东南湖山。此外，在调任或贬谪途中他同样多次途经江南并留下大量作品，其晚年购田渴望终老之地也在常州而并非杭州。无论是在苏轼的思想形成还是创作实践当中，整座江南始终都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而以其行迹经历为经线，以江南地域文化为纬线，将二者拉通进行研究是可行且有必要的。可惜的是，在学界众多对苏轼文学与地域关系的研究中，往往局限于杭州或常州等某一座城，而忽视了苏轼与整个江南之间的关联性，就笔者所见，仅赵忠敏《论苏轼眼中的江南岭南》[ 4 ]有所提及。
江南的地理空间内涵具备多重所指。从广义来看，江南即“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 5 ] 230江南有时还包涵部分长江北岸地区如扬州、江陵。如岑参《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6 ]中，就将荆湘地区视作江南。苏轼作品中同样有对广义江南概念的使用，如，其元丰五年创作的《满庭芳》就称黄州：“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7 ] 412随着魏晋时期东南政权的建立，以及唐时设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宋沿唐制设两浙路、江南东路与江南西路，江南的概念得以慢慢被限定于长江下游地区。及至明、清，狭义的地理江南最终形成。而本文“江南”地理的具体所指即“金陵——杭州”一线为轴线进行辐射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皖南地区的狭义江南区域。
作为符号，“江南”不仅仅是地理范畴，更是文化概念。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与人文精神塑造出有别于中原的区域文化场域。站在文学本位的立场上考察，江南文化从思想精神、内容风格、写作策略等多项范畴上规约着作家与作品。一体两面，文学作品同样完成了传统文化视野中对“观念江南”的形塑。北宋熙宁时，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然而此时国家首都尚在汴京，无论外调还是贬谪，来到江南至少意味着官员在地理上远离政治核心地带。在儒家以皇权为中心及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体系中，京城以其政治意义毫无疑问成为士大夫实现“为公”理想的最重要场所，其政治价值往往会在文学作品中更加得到彰显。“唐诗书写长安，‘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通常是潜台词，显示出‘塑造权威’的意识。”[ 8 ]换而言之，文人心目中对京城属性的认识更加偏向于一种具备政治功用的“公共领域”。相对而言，传统经验中对江南的看法则更多呈现文化中心、“佳丽地”、“鲈鱼莼菜”之归处等政治以外的印象，并形成了固定的話语表达系统。从此方面来说，江南得以具备“私人空间”的属性，如同放大了的园林一般（ 1 ）。 “文化经验会改变人们的空间感，强化地方的‘在场感’，还能保存历史记忆，将空间时间化。”[ 9 ]在对江南的这种文化经验不断强化地过程中，“私人空间”也成了文人对江南的想象与认同。同时，对地方书写的互文惯性会使得在他们在对江南进行书写时，更加关注、展示政治以外的自我生活。因而，从宏观层面看，“私人空间”属性是江南文化特质中隐性却不可忽视的方面。
尽管执政期间一直勤于政事，不可否认地是，苏轼几次在江南为官均是与中心权力产生矛盾冲突的后果，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经处于边缘地带。与其在汴京的作品相比，江南时期的诗词创作也更加关注政治生活之外的方面。在对江南的书写中，苏轼试图通过一系列话语将之构造成一个区别于都城汴京的“私人空间”。正如宇文所安所说：“我所谓的‘私人天地’，是指一系列物、经验以及活动，它们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天地的主体，无论那个社会天地是国家还是家庭。”[ 10 ]通过与友人的酬唱问答、对山水形胜的题咏描绘和自我进退出处的人生思辨等话语表达，苏轼得以构建出充满私人风味的“东坡江南”。
二、对新法的干涉：山水与人文的变形
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属关系。地域文化影响作家创作，作家同时又因为特定的表达意图在作品中形塑出具体的观念地域。江南的“私人空间”属性会产生将文人的关注点拉向自然风光、人文环境等远离政治方面离心力，因而在描写江南的作品中也会偏向将之形塑成这类场所。然而“诗言志”，在现实意识强烈的作家创作中，即便在表达“私人空间”时也会产生一种对“公共领域”的向心力，体现为关心社会政治、百姓生活，最终在作品中形成“私”与“公”的交叉，并造成“私人空间”的变形，产生出同时混有两种特质的观念地域。如白居易在对城市私家园林的题咏时察觉到，“那些著名园林的兴衰变迁不仅反映了园主的地位变化，而且是天下治乱很贴切的象征。”[ 11 ]这种倾向在苏轼诗词里的江南形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熙宁四年六月，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遭受弹劾，外任杭州通判。作为政治上暂时的失败者，他却仍积极参与地方政事，一直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前，都未曾停止对新法的批评，因而最终导致被认为是“‘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无君臣之义’，‘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该‘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12 ]，最终被捕入狱。尽管是“因言获罪”，实则苏轼早在熙宁三年便有对士大夫当“慎言”、“避言”的认识，当其友刘颁因批判新法被贬为泰州通判时，苏轼的送别诗《送刘颁倅海陵》告诫他：“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13 ] 505。在他任职杭州通判时期也同样存在这一意识，如熙宁六年创作的《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云：“收藏爱惜待嘉客，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 14 ] 1051。作为精英官僚士大夫，苏轼有充分的政治智慧判断并抉择出合适的行为，在新党全面掌控台谏的情况下，保持沉默是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恰如浅见洋二先生在《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中所言：“在此情形下，苏轼及其周边的文人对谨慎发表言论有着广泛的共识。他们的诗歌或书信往来中多次出现此类忠告话语。”[ 15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位具备强烈的独立人格与民本思想的伟大文学家，当眼见不平之事时便理所当然会通过作品陟罚臧否。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出苏轼有意识地对新法进行反对与干涉。
江南优美的湖光山色向来吸引文人墨客，苏轼自己也陶醉其中：“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有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 7 ] 47在对江南风景、文化的描写中，苏轼常呈现出试图侵入“公共领域”的意图，这既是其建构江南的策略之一，也是他实现对新法反对的方式。在吟咏美景的同时，苏轼常将其与讽刺新法相联系，如《画鱼歌》在描绘出一幅江南渔人捉鱼养鱼的自然风俗图画后，偏以“岂知白挺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16 ] 790作结反转，讽刺官府对江南民众诛求之烦。白挺既是画鱼之木杖，又是公差之刑棍，作为线索勾连起江南风景与朝廷新法。此外还有《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17 ] 966，苏轼自注云：“是时新有旨禁弄潮”[ 17 ] 966。《苏轼全集校注》注：“盖言弄潮之人，贪宫中利物，致其间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断。轼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 17 ] 966钱塘潮盛景让苏轼联想起遭受大兴水利政策之害的吴人。美景以外，在对“恶景”的建构中苏轼对朝政的干涉显得更为直接。如《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一》：“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18 ] 1164用蝗虫过境后的萧条来反讽新法如蝗。作于湖州道中的《鸦种麦行》：“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16 ] 792反映江南农田的荒芜现状，以寓言的方式隐刺朝廷政令乖错，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再如《吴中田妇叹》：“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16 ] 804，将矛头直指青苗、免疫二法。
除了自然风景，江南社会因为新法而产生了荒诞怪异的变形也被苏轼敏锐观察到。在组诗《山村五绝》中，前四首揭露了新法所造成的一系列荒唐情景。以“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19 ] 867总领，紧接着三首便描绘所谓“太平”景象：“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18 ] 868，农民不买耕牛却多配刀剑;“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19 ] 869，七十老翁却三个月无盐吃;“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19 ] 870分给百姓的青苗钱最后又重被官吏以卑劣手段取回。面对新法扰民自己却无可奈何的局面，苏轼自然会感到愧疚，第五首即是其自序：“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19 ] 870，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似乎只有追求眼不见为净。正是在其笔下的“恶景”与传统富庶江南之间对比所产生的张力中，实现了对新法害民的无情嘲讽。
如果说以景物影射政治尚且属于文人中较为常见的传统做法的话，那么在对文化江南的构建中将公私领域结合则属苏轼独创。在诸多新法中，苏轼最先也是最坚决提出反对的当属王安石取消“诗赋取士”以“经义取士”的政策。在其熙宁二年五月奏上的《议学校贡举状》中，为“诗赋取士”辩护并明确了其旧党立场：“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20 ] 2845自隋唐设科举并以诗赋取士以来，江南士子的中举人数不断攀升，及至北宋中，已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容斋随笔》引宋嘉佑中吴孝宗所撰《余干县学记》言：“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21 ]科举实力毫无疑问是“文化江南”的最显著体现之一。苏轼在对江南科举盛况的描写中，掺杂入对新法的态度。《监试呈诸试官》中，他首先表达了对江南浓郁文化氛围的赞美：“此邦东南会，多士敢题品。刍荛尽兰荪，香不数葵荏。贫家见珠贝，眩晃自难审”[ 16 ] 723，接着言及其师欧阳修于嘉祐年间知贡举时，对当时刻意追求艰涩险怪的太学体文风的改良：“维时老宗伯，气压群儿凛。蛟龙不世出，鱼鲔初惊淰。至音久乃信，知味犹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几左衽。谓当千载后，石室祠高朕。”[ 16 ] 723然而王安石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仅抛弃了欧阳修建立的文统，更抛弃了诗赋取士的传统：“尔来又一变，此学初谁谂。权衡破旧法，刍豢笑凡饪。高言追卫乐，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骞寝”[ 16 ] 723，自己却无法拨乱反正，只能远离权力中心，在自我解嘲中反对流行的文学话语：“却顾老钝躯，顽朴谢镌锓。诸君况才杰，容我懒且噤。聊欲废书眠，秋涛喧午枕。”[ 16 ] 723同样的表达还出现在同时所做作的《试院煎茶》中：“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16 ] 735然而尽管一再表达自己“懒且噤”，读者却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种暗示，即苏轼渴望像其师一样，重新实现对文坛话语的掌控，扭转新法对文学造成的破坏。欧阳修的功绩恰是对自我当下实现的追求，而对江南文风的强调则是苏轼在提醒周围人：不要与时沉浮，放弃自身的传统。江南成了苏轼与新法对抗的场所，他希望这种传统能平衡与王安石重学轻文的取士策略，而作为监视官的苏轼同样有条件凭借自身文化上与对地方政治上的影响力促进江南诗赋风潮。在对文化江南的建构中，苏轼同样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影响。 三、色情意味的削弱：对“佳丽地”的重新表达
在对江南的诸多印象中，“佳丽地”一直是不可忽视的一面。最初将江南形容为“佳丽地”的是谢眺《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22 ] 1414，以形容江南风景优美。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佳丽地”还并不特指江南，如简文帝：“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 22 ] 1911就把洛阳也称为“佳丽地”。唐时“佳丽地”开始专属于江南，并主要用以形容江南女性之秀美、妩媚的特质。景遐东认为：“江南得到‘佳丽’之专门使用权，主要与其历史上多魅力女性有关”[ 5 ] 280，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不可忽视的是，江南自古以来歌舞、妓乐行业的发达，同样是促使文人产生“江南佳丽地”印象的强大动力。从这一角度来说，“佳丽地”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色情意味。
在“佳丽地”这一“私人空间”属性的影响下，自唐人起便大量在对江南的描绘与体验中表达出与儒家传统公共道德相悖的审美趣味。如着眼于江南女性的身体外观：“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星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 23 ];回忆江南妓乐繁盛风貌：“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24 ]。宋人同样如此，欧阳修《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塑造了一位多情的越女，其中“窄袖輕罗，暗露双金钏”[ 25 ]在赞美越女姿容的同时也隐含了男性的凝视目光。张先《泛清苕·正月十四日与公择吴兴泛舟》：“吴娃劝饮韩娥唱，竞艳容、左右皆春”[ 26 ]，描绘了饮食男女在酒酣宴席间的狂欢场面。白居易可以称得上是最不遗余力描写江南“佳丽地”特征的作家之一。《西湖游览志余》谓之“放浪湖山，耽眤声妓，新词艳曲，布浃郡中。”[ 27 ]在苏州时他自称“风流吴中客”[ 28 ] 1655，而以歌妓为“佳丽江南人”[ 28 ] 1655，在杭州他眼见：“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28 ] 1644，简直“无妨思帝里”[ 28 ] 1644。江南在白居易眼中，俨然是纵情声色、放浪形骸的场所。苏轼一生仰慕并多处效仿白居易，有关二人之间的比较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在对江南的态度上，苏轼却并未接续白居易的观点，放大色情欲望的“佳丽地”属性。值得一提的是，与部分极端作家的处理方式不同，苏轼也并未完全避开这一传统话语，在对作为“佳丽地”的江南的书写上，苏轼采取一系列话语手段削弱了其色情意味，实现“佳丽地”内涵的重构。
要而言之，苏轼所采用的方式是在书写“佳丽地”的过程中强调自我与所处的色情环境、对象之间的距离，以达成审美的距离，从而减弱色情低俗之感。首先体现在对江南佳丽的书写当中，苏轼不吝于描绘吴娃越女，对其身体神态、舞姿容貌均有所赞美，而在这一过程中苏轼往往同时塑造出自我老、病、贫的形象，与年轻美艳的江南美女形成强烈对比。《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云：“二八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 19 ] 889衰老的自己头戴着鲜花置身于二八佳人们周围显得滑稽可笑，自然也就难以融入年轻人的狂欢当中。《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中更是直接表达：“老来厌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 19 ] 845。苏轼不仅“老”，而且还“贫”“病”，《古缠头曲》中，与“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韩妇”[ 29 ] 1067-1068的歌女相比，自己却“我惭贫病百不足，强对黄花饮白酒”[ 29 ] 1067-1068。老与少的对比不仅局限于自我，在描写他人时，苏轼同样会抓住这一特质。如《之湖州戏赠莘老》：“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 16 ] 783，用杜牧典喻好友孙莘老年事已高，不宜在江南“寻春”。而最有趣的当属《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中对贾收“朝见新荑出旧槎”[ 16 ] 800的调侃，用带有强烈戏剧性的比喻表达出老头娶少妻的荒诞。
构建距离感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对宴席歌舞等场合的描写中，苏轼常通过第一、第三人称称谓突出自我主体意识，强调一种清醒感，以达成与环境之间的分离，同时使此类活动摆脱单纯的声色娱乐，具备更多价值功能指向。杨理论教授已经注意到，苏轼在诗歌中大量使用第一、第三人称，以彰显自身强烈的自我意识[ 30 ] 133。称号所蕴含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人生价值取向能够为所处的环境带来更多的内涵以降低色情意味，同时称号所蕴含的他者眼光可以让作者在这种审视下保持清醒，强调一种独立性从而与当下色情狂欢场景的分离。如《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惯眠处士云菴里，倦醉佳人锦瑟旁”[ 17 ] 1004，以“惯眠处士”自称，尽管身处热闹的宴会，自己却仍是一幅昏昏欲睡的形象。而对这一方式的使用颇具代表性的当属《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开篇以“鱼钥未收清夜永，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经弦柱，香雾凄迷着髻鬟”[ 17 ] 958营造出热闹的宴会氛围。其中“香雾凄迷着髻鬟”用典自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31 ] 378，欧丽娟指出杜句“被赋予浓厚的感官美与感觉性，呈现女体在嗅觉、触觉、视觉上的细腻质感，引向一种原始情欲的范畴。”[ 32 ]苏轼也同样在句中描绘了带有色情意味的女体形象。到此为止，诗歌似乎完全符合传统江南“佳丽地”创作的内涵范畴。然而在诗尾作者突发转折：“共喜使君能鼓乐，万人争看火城还”[ 17 ] 958，“使君”所呈现苏轼的自我形象“非常符合宋代主流价值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对士大夫的角色期待”[ 30 ] 135，换而言之，以“使君”自称代表了苏轼积极参政的热情，在对自身“使君”身份的强调中苏轼获得了清醒，认识到自身身份并不适宜沉浸在这样的场合，并进而描写出与城中百姓们一同庆祝节日的场景。在诗歌内部空间的处理上，从有美堂里官僚们的单独聚会扩展到在整座城市中与民同乐，前篇营造的色情氛围瞬间被更淳朴的官民鱼水之乐所取代，自然也就完成了对狭小的有美堂空间内旖旎氛围的脱离。通过创造“距离感”，作为“佳丽地”的江南被苏轼改造，既接续传统又摆脱低俗。 四、隐居属性的凸显：对江南佛寺的特殊建构
苏轼与禅宗渊源颇深，其嗣法于东林常总禅师，属临济宗黄龙派，又与云门宗的僧人如大觉怀琏、径山维琳、参寥子道潜等交好。苏轼本人也具备较高的佛学素养，因而得以被纳入禅门“灯录”。历来对苏轼与佛禅关系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然而有关其诗歌中的佛寺描写却较少涉及，笔者所见仅李明华《苏轼诗歌与佛禅关系研究》[ 33 ]，对苏轼不同时期涉及佛寺的诗歌进行了具体统计，对笔者研究起到极大帮助。可惜的是，李文对苏轼诗歌中的佛寺书写所采取的话语系统及其中体现的思想特质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南朝四百八十寺”，南北朝起江南佛教之风逐渐昌盛，及至北宋，禅宗在江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经济的发达促使寺院同样得到大量兴建，仅江陵一地便有“寺院五百五十”[ 34 ]，这为苏轼在诗歌中大量描写佛寺提供了物质基础。据李明华统计，苏轼在江南的涉佛寺诗要远超他在其他如黄州、惠州等地区。而在他书写江南佛寺的策略与所体现的思想上，同样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佛寺描写迥异的特质。
在苏轼的一生中，对“故乡”与“他乡”关系的思考贯穿始终。一方面，他对巴蜀的思念终身不渝，另一方面，又总是强调一种人生“如寄”的理念，明确表达出将他乡作为人生归处以终老其间的想法，并在各个阶段都对所处之地表达过类似感情[ 35 ]。然而大多时候，苏轼的到场是由于贬谪等客观因素，并非出于主动选择，对此类“归处”的认定也多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境遇下的开解，乃至更偏向于哲学上的意义。如被贬黄州、儋州时自认无望复官，是醒悟人生空漠后进而追求随遇而安，只要是“此心安处”，便均是故乡。宋时江南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处于全国前列，具备较高的宜居性。与其他城市相比，苏轼对江南的选择也存在着更强的主动性，他在常州买田并上表乞求居住，并在贬谪惠州时将家人安置于常州。在对具体实在生活场所的选择上，苏轼更偏向于风景优美的江南。对地域态度上的差异自然会影响作家的地域书写，而透过作家对地域内部的书写则能“管窥”其间暗含的思想观念。体现在苏轼对江南佛寺描写的上，则是呈现出与他处佛寺不同的宜居、闲适之景，挖掘出更强的隐居功能，划清了“幽隐”与“幽囚”的界限，表达渴望终老江南的愿望。
与其说苏轼是在书写佛寺，毋宁说他更关注的是佛寺园林。园林是传统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主要类型之一。江南本就是园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佛寺园林的建设也远远超过黄州、惠州乃至儋州等地。寺院作为园林，是最典型的“私人空间”。江南佛寺园林的美观程度要远胜他处，寺院的花、竹使苏轼着迷：“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然。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着酥煎”[ 36 ] 654、“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19 ] 888，相较之黄、惠、儋等地的寺院往往破败不堪：“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楼。”[ 37 ] 5133风景也呈现枯、残之貌：“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 38 ] 2152”、“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 38 ] 4664。不仅如此，佛寺园林的风光甚至无人欣赏，如《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38 ] 2162中便描绘了一株独生于蕃瘴之地的海棠，很难不让读者将之与苏轼本人相联系，名花与作者同样经历了“天涯流落”而“苦幽独”，惠州不仅不适宜海棠生存，同样不是自己的理想居住地。
园林往往与归隐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江南佛寺优美的环境不止一次引发苏轼渴望留居于此的情感：“风流二老长还往，顾我归期尚渺茫”[ 14 ] 1110、“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 39 ] 2676。与之相比，它处的寺院更多带给苏轼的是人生如梦之感。如在虔州天竺寺中看見白居易遗迹，发出“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40 ] 4387的慨叹，在南华寺中，认识到“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40 ] 4401亦或是在书写时融入对贬谪之难的开释：“幽人自种千头橘，远客来寻百结花。”[ 40 ] 5245“幽人”这一称谓是苏轼用于“咏叹自己是处于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 30 ] 136，与江南佛寺所激发的“幽隐”之意不同，在对显圣寺的书写中他明显强化了作为“幽人”的自我认同。以此观之，尽管同是在接纳佛禅，苏轼却在不同地域佛寺的描写中表达出“栖”与“囚”的明确界限。
与江南佛寺带给苏轼的栖隐感相对应的是在寺院书写中对“门”的特别关注。据笔者统计，苏轼在书写江南佛寺时涉“门”共12例，而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总共涉及寺院“门”意象仅3例。“门”这一意象在诗人园林书写中通常“作为外部‘人境’和内部‘隐居’之间界限。”[ 11 ] 44门内园林的优美环境会直接激发起苏轼渴望留居江南的想法。《虎丘寺》中，读者的视角随着“入门无平田”[ 29 ] 1127进入园内，接着便描绘出“东轩有佳致，云水丽千顷”[ 29 ] 1127等一系列的美景，最后使苏轼产生“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29 ] 1127的认识。门内与门外的对比中“门”的界限功能得以突出，从而强化寺院园林的栖隐属性。佛寺山门隔开了喧嚣的外界：“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 19 ] 844、“闭门群动息，香篆起烟缕”[ 36 ] 693，一门相隔却如同两个世界，通过闭门的动作，尘世的纷扰被排拒在外，作者也得以获得身心宁静。门对幽隐属性的增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某些时候苏轼自己都不得而入。当为机心所缠绕时，便无法进入代表归隐世界的寺院，在《海会寺清心堂》中，频频为山水所役使得自己甚至只能被关在门外聆听高人的吟唱。
五、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典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公私领域的关系问题是海外汉学家所提出的概念，却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作为文化地域，江南以优美的山水、独特的人文和悠久的历史得以成为具备“私人领域”性质的典型空间。在书写江南的过程中，苏轼以强烈的个人主观意识对之施加改造，试图在对江南自然和人文风景的书写中干涉国家政治，以增加距离感的手段削弱传统江南中带有色情意味的“佳丽地”属性，同时在描绘江南佛寺的过程中表达自己隐居的愿望，最终建构出独属自我的私人领域。对苏轼而言，江南带给他全新的文学创作内容与方式，对江南来说苏轼诗歌中的地域书写也成就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江南。 注释：
（1） 有关园林的私人空间属性参见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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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苏轼.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二〇[M].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校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39]苏轼.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二四[M].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校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40]苏轼.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三八[M].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校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陈丽华]
关键词：苏轼;江南;私人空间;地域书写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4-0023-07
一、引言：由苏轼与江南的“私人空间”属性引出的问题
苏轼一生多次到访江南，其中时间跨度最长也最受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两次仕杭时期，学界的研究重心也多集中在此。如，张志烈先生的《苏轼元祐杭州词的情感意向》[ 1 ]关注苏轼守杭词中所体现的精神内核;范春芽《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2 ]将视角放置于苏轼在杭州时期的交友行迹上;陈汉民、洪尚之的《苏轼杭州西湖题刻刍议》[ 3 ]则从具体的风景名胜书写入手，探讨东坡对杭州城市的书写与建构。苏轼与杭州之研究，涵盖了从考据到文本分析，从宏观的整体风格阐释到微观的具体城市书写等各个维度。然而，从具体经历来看，杭州并不是苏轼在江南行迹的全部范围，为官期间，他常往来于苏州、金陵、润州、湖州等地，题咏东南湖山。此外，在调任或贬谪途中他同样多次途经江南并留下大量作品，其晚年购田渴望终老之地也在常州而并非杭州。无论是在苏轼的思想形成还是创作实践当中，整座江南始终都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而以其行迹经历为经线，以江南地域文化为纬线，将二者拉通进行研究是可行且有必要的。可惜的是，在学界众多对苏轼文学与地域关系的研究中，往往局限于杭州或常州等某一座城，而忽视了苏轼与整个江南之间的关联性，就笔者所见，仅赵忠敏《论苏轼眼中的江南岭南》[ 4 ]有所提及。
江南的地理空间内涵具备多重所指。从广义来看，江南即“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 5 ] 230江南有时还包涵部分长江北岸地区如扬州、江陵。如岑参《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6 ]中，就将荆湘地区视作江南。苏轼作品中同样有对广义江南概念的使用，如，其元丰五年创作的《满庭芳》就称黄州：“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7 ] 412随着魏晋时期东南政权的建立，以及唐时设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宋沿唐制设两浙路、江南东路与江南西路，江南的概念得以慢慢被限定于长江下游地区。及至明、清，狭义的地理江南最终形成。而本文“江南”地理的具体所指即“金陵——杭州”一线为轴线进行辐射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皖南地区的狭义江南区域。
作为符号，“江南”不仅仅是地理范畴，更是文化概念。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与人文精神塑造出有别于中原的区域文化场域。站在文学本位的立场上考察，江南文化从思想精神、内容风格、写作策略等多项范畴上规约着作家与作品。一体两面，文学作品同样完成了传统文化视野中对“观念江南”的形塑。北宋熙宁时，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然而此时国家首都尚在汴京，无论外调还是贬谪，来到江南至少意味着官员在地理上远离政治核心地带。在儒家以皇权为中心及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体系中，京城以其政治意义毫无疑问成为士大夫实现“为公”理想的最重要场所，其政治价值往往会在文学作品中更加得到彰显。“唐诗书写长安，‘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通常是潜台词，显示出‘塑造权威’的意识。”[ 8 ]换而言之，文人心目中对京城属性的认识更加偏向于一种具备政治功用的“公共领域”。相对而言，传统经验中对江南的看法则更多呈现文化中心、“佳丽地”、“鲈鱼莼菜”之归处等政治以外的印象，并形成了固定的話语表达系统。从此方面来说，江南得以具备“私人空间”的属性，如同放大了的园林一般（ 1 ）。 “文化经验会改变人们的空间感，强化地方的‘在场感’，还能保存历史记忆，将空间时间化。”[ 9 ]在对江南的这种文化经验不断强化地过程中，“私人空间”也成了文人对江南的想象与认同。同时，对地方书写的互文惯性会使得在他们在对江南进行书写时，更加关注、展示政治以外的自我生活。因而，从宏观层面看，“私人空间”属性是江南文化特质中隐性却不可忽视的方面。
尽管执政期间一直勤于政事，不可否认地是，苏轼几次在江南为官均是与中心权力产生矛盾冲突的后果，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经处于边缘地带。与其在汴京的作品相比，江南时期的诗词创作也更加关注政治生活之外的方面。在对江南的书写中，苏轼试图通过一系列话语将之构造成一个区别于都城汴京的“私人空间”。正如宇文所安所说：“我所谓的‘私人天地’，是指一系列物、经验以及活动，它们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天地的主体，无论那个社会天地是国家还是家庭。”[ 10 ]通过与友人的酬唱问答、对山水形胜的题咏描绘和自我进退出处的人生思辨等话语表达，苏轼得以构建出充满私人风味的“东坡江南”。
二、对新法的干涉：山水与人文的变形
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属关系。地域文化影响作家创作，作家同时又因为特定的表达意图在作品中形塑出具体的观念地域。江南的“私人空间”属性会产生将文人的关注点拉向自然风光、人文环境等远离政治方面离心力，因而在描写江南的作品中也会偏向将之形塑成这类场所。然而“诗言志”，在现实意识强烈的作家创作中，即便在表达“私人空间”时也会产生一种对“公共领域”的向心力，体现为关心社会政治、百姓生活，最终在作品中形成“私”与“公”的交叉，并造成“私人空间”的变形，产生出同时混有两种特质的观念地域。如白居易在对城市私家园林的题咏时察觉到，“那些著名园林的兴衰变迁不仅反映了园主的地位变化，而且是天下治乱很贴切的象征。”[ 11 ]这种倾向在苏轼诗词里的江南形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熙宁四年六月，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遭受弹劾，外任杭州通判。作为政治上暂时的失败者，他却仍积极参与地方政事，一直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前，都未曾停止对新法的批评，因而最终导致被认为是“‘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无君臣之义’，‘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该‘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12 ]，最终被捕入狱。尽管是“因言获罪”，实则苏轼早在熙宁三年便有对士大夫当“慎言”、“避言”的认识，当其友刘颁因批判新法被贬为泰州通判时，苏轼的送别诗《送刘颁倅海陵》告诫他：“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13 ] 505。在他任职杭州通判时期也同样存在这一意识，如熙宁六年创作的《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云：“收藏爱惜待嘉客，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 14 ] 1051。作为精英官僚士大夫，苏轼有充分的政治智慧判断并抉择出合适的行为，在新党全面掌控台谏的情况下，保持沉默是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恰如浅见洋二先生在《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中所言：“在此情形下，苏轼及其周边的文人对谨慎发表言论有着广泛的共识。他们的诗歌或书信往来中多次出现此类忠告话语。”[ 15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位具备强烈的独立人格与民本思想的伟大文学家，当眼见不平之事时便理所当然会通过作品陟罚臧否。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出苏轼有意识地对新法进行反对与干涉。
江南优美的湖光山色向来吸引文人墨客，苏轼自己也陶醉其中：“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有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 7 ] 47在对江南风景、文化的描写中，苏轼常呈现出试图侵入“公共领域”的意图，这既是其建构江南的策略之一，也是他实现对新法反对的方式。在吟咏美景的同时，苏轼常将其与讽刺新法相联系，如《画鱼歌》在描绘出一幅江南渔人捉鱼养鱼的自然风俗图画后，偏以“岂知白挺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16 ] 790作结反转，讽刺官府对江南民众诛求之烦。白挺既是画鱼之木杖，又是公差之刑棍，作为线索勾连起江南风景与朝廷新法。此外还有《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17 ] 966，苏轼自注云：“是时新有旨禁弄潮”[ 17 ] 966。《苏轼全集校注》注：“盖言弄潮之人，贪宫中利物，致其间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断。轼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 17 ] 966钱塘潮盛景让苏轼联想起遭受大兴水利政策之害的吴人。美景以外，在对“恶景”的建构中苏轼对朝政的干涉显得更为直接。如《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一》：“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18 ] 1164用蝗虫过境后的萧条来反讽新法如蝗。作于湖州道中的《鸦种麦行》：“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16 ] 792反映江南农田的荒芜现状，以寓言的方式隐刺朝廷政令乖错，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再如《吴中田妇叹》：“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16 ] 804，将矛头直指青苗、免疫二法。
除了自然风景，江南社会因为新法而产生了荒诞怪异的变形也被苏轼敏锐观察到。在组诗《山村五绝》中，前四首揭露了新法所造成的一系列荒唐情景。以“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19 ] 867总领，紧接着三首便描绘所谓“太平”景象：“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18 ] 868，农民不买耕牛却多配刀剑;“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19 ] 869，七十老翁却三个月无盐吃;“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19 ] 870分给百姓的青苗钱最后又重被官吏以卑劣手段取回。面对新法扰民自己却无可奈何的局面，苏轼自然会感到愧疚，第五首即是其自序：“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19 ] 870，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似乎只有追求眼不见为净。正是在其笔下的“恶景”与传统富庶江南之间对比所产生的张力中，实现了对新法害民的无情嘲讽。
如果说以景物影射政治尚且属于文人中较为常见的传统做法的话，那么在对文化江南的构建中将公私领域结合则属苏轼独创。在诸多新法中，苏轼最先也是最坚决提出反对的当属王安石取消“诗赋取士”以“经义取士”的政策。在其熙宁二年五月奏上的《议学校贡举状》中，为“诗赋取士”辩护并明确了其旧党立场：“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20 ] 2845自隋唐设科举并以诗赋取士以来，江南士子的中举人数不断攀升，及至北宋中，已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容斋随笔》引宋嘉佑中吴孝宗所撰《余干县学记》言：“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21 ]科举实力毫无疑问是“文化江南”的最显著体现之一。苏轼在对江南科举盛况的描写中，掺杂入对新法的态度。《监试呈诸试官》中，他首先表达了对江南浓郁文化氛围的赞美：“此邦东南会，多士敢题品。刍荛尽兰荪，香不数葵荏。贫家见珠贝，眩晃自难审”[ 16 ] 723，接着言及其师欧阳修于嘉祐年间知贡举时，对当时刻意追求艰涩险怪的太学体文风的改良：“维时老宗伯，气压群儿凛。蛟龙不世出，鱼鲔初惊淰。至音久乃信，知味犹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几左衽。谓当千载后，石室祠高朕。”[ 16 ] 723然而王安石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仅抛弃了欧阳修建立的文统，更抛弃了诗赋取士的传统：“尔来又一变，此学初谁谂。权衡破旧法，刍豢笑凡饪。高言追卫乐，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骞寝”[ 16 ] 723，自己却无法拨乱反正，只能远离权力中心，在自我解嘲中反对流行的文学话语：“却顾老钝躯，顽朴谢镌锓。诸君况才杰，容我懒且噤。聊欲废书眠，秋涛喧午枕。”[ 16 ] 723同样的表达还出现在同时所做作的《试院煎茶》中：“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16 ] 735然而尽管一再表达自己“懒且噤”，读者却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种暗示，即苏轼渴望像其师一样，重新实现对文坛话语的掌控，扭转新法对文学造成的破坏。欧阳修的功绩恰是对自我当下实现的追求，而对江南文风的强调则是苏轼在提醒周围人：不要与时沉浮，放弃自身的传统。江南成了苏轼与新法对抗的场所，他希望这种传统能平衡与王安石重学轻文的取士策略，而作为监视官的苏轼同样有条件凭借自身文化上与对地方政治上的影响力促进江南诗赋风潮。在对文化江南的建构中，苏轼同样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影响。 三、色情意味的削弱：对“佳丽地”的重新表达
在对江南的诸多印象中，“佳丽地”一直是不可忽视的一面。最初将江南形容为“佳丽地”的是谢眺《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22 ] 1414，以形容江南风景优美。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佳丽地”还并不特指江南，如简文帝：“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 22 ] 1911就把洛阳也称为“佳丽地”。唐时“佳丽地”开始专属于江南，并主要用以形容江南女性之秀美、妩媚的特质。景遐东认为：“江南得到‘佳丽’之专门使用权，主要与其历史上多魅力女性有关”[ 5 ] 280，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不可忽视的是，江南自古以来歌舞、妓乐行业的发达，同样是促使文人产生“江南佳丽地”印象的强大动力。从这一角度来说，“佳丽地”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色情意味。
在“佳丽地”这一“私人空间”属性的影响下，自唐人起便大量在对江南的描绘与体验中表达出与儒家传统公共道德相悖的审美趣味。如着眼于江南女性的身体外观：“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星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 23 ];回忆江南妓乐繁盛风貌：“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24 ]。宋人同样如此，欧阳修《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塑造了一位多情的越女，其中“窄袖輕罗，暗露双金钏”[ 25 ]在赞美越女姿容的同时也隐含了男性的凝视目光。张先《泛清苕·正月十四日与公择吴兴泛舟》：“吴娃劝饮韩娥唱，竞艳容、左右皆春”[ 26 ]，描绘了饮食男女在酒酣宴席间的狂欢场面。白居易可以称得上是最不遗余力描写江南“佳丽地”特征的作家之一。《西湖游览志余》谓之“放浪湖山，耽眤声妓，新词艳曲，布浃郡中。”[ 27 ]在苏州时他自称“风流吴中客”[ 28 ] 1655，而以歌妓为“佳丽江南人”[ 28 ] 1655，在杭州他眼见：“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28 ] 1644，简直“无妨思帝里”[ 28 ] 1644。江南在白居易眼中，俨然是纵情声色、放浪形骸的场所。苏轼一生仰慕并多处效仿白居易，有关二人之间的比较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在对江南的态度上，苏轼却并未接续白居易的观点，放大色情欲望的“佳丽地”属性。值得一提的是，与部分极端作家的处理方式不同，苏轼也并未完全避开这一传统话语，在对作为“佳丽地”的江南的书写上，苏轼采取一系列话语手段削弱了其色情意味，实现“佳丽地”内涵的重构。
要而言之，苏轼所采用的方式是在书写“佳丽地”的过程中强调自我与所处的色情环境、对象之间的距离，以达成审美的距离，从而减弱色情低俗之感。首先体现在对江南佳丽的书写当中，苏轼不吝于描绘吴娃越女，对其身体神态、舞姿容貌均有所赞美，而在这一过程中苏轼往往同时塑造出自我老、病、贫的形象，与年轻美艳的江南美女形成强烈对比。《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云：“二八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 19 ] 889衰老的自己头戴着鲜花置身于二八佳人们周围显得滑稽可笑，自然也就难以融入年轻人的狂欢当中。《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中更是直接表达：“老来厌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 19 ] 845。苏轼不仅“老”，而且还“贫”“病”，《古缠头曲》中，与“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韩妇”[ 29 ] 1067-1068的歌女相比，自己却“我惭贫病百不足，强对黄花饮白酒”[ 29 ] 1067-1068。老与少的对比不仅局限于自我，在描写他人时，苏轼同样会抓住这一特质。如《之湖州戏赠莘老》：“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 16 ] 783，用杜牧典喻好友孙莘老年事已高，不宜在江南“寻春”。而最有趣的当属《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中对贾收“朝见新荑出旧槎”[ 16 ] 800的调侃，用带有强烈戏剧性的比喻表达出老头娶少妻的荒诞。
构建距离感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对宴席歌舞等场合的描写中，苏轼常通过第一、第三人称称谓突出自我主体意识，强调一种清醒感，以达成与环境之间的分离，同时使此类活动摆脱单纯的声色娱乐，具备更多价值功能指向。杨理论教授已经注意到，苏轼在诗歌中大量使用第一、第三人称，以彰显自身强烈的自我意识[ 30 ] 133。称号所蕴含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人生价值取向能够为所处的环境带来更多的内涵以降低色情意味，同时称号所蕴含的他者眼光可以让作者在这种审视下保持清醒，强调一种独立性从而与当下色情狂欢场景的分离。如《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惯眠处士云菴里，倦醉佳人锦瑟旁”[ 17 ] 1004，以“惯眠处士”自称，尽管身处热闹的宴会，自己却仍是一幅昏昏欲睡的形象。而对这一方式的使用颇具代表性的当属《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开篇以“鱼钥未收清夜永，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经弦柱，香雾凄迷着髻鬟”[ 17 ] 958营造出热闹的宴会氛围。其中“香雾凄迷着髻鬟”用典自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31 ] 378，欧丽娟指出杜句“被赋予浓厚的感官美与感觉性，呈现女体在嗅觉、触觉、视觉上的细腻质感，引向一种原始情欲的范畴。”[ 32 ]苏轼也同样在句中描绘了带有色情意味的女体形象。到此为止，诗歌似乎完全符合传统江南“佳丽地”创作的内涵范畴。然而在诗尾作者突发转折：“共喜使君能鼓乐，万人争看火城还”[ 17 ] 958，“使君”所呈现苏轼的自我形象“非常符合宋代主流价值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对士大夫的角色期待”[ 30 ] 135，换而言之，以“使君”自称代表了苏轼积极参政的热情，在对自身“使君”身份的强调中苏轼获得了清醒，认识到自身身份并不适宜沉浸在这样的场合，并进而描写出与城中百姓们一同庆祝节日的场景。在诗歌内部空间的处理上，从有美堂里官僚们的单独聚会扩展到在整座城市中与民同乐，前篇营造的色情氛围瞬间被更淳朴的官民鱼水之乐所取代，自然也就完成了对狭小的有美堂空间内旖旎氛围的脱离。通过创造“距离感”，作为“佳丽地”的江南被苏轼改造，既接续传统又摆脱低俗。 四、隐居属性的凸显：对江南佛寺的特殊建构
苏轼与禅宗渊源颇深，其嗣法于东林常总禅师，属临济宗黄龙派，又与云门宗的僧人如大觉怀琏、径山维琳、参寥子道潜等交好。苏轼本人也具备较高的佛学素养，因而得以被纳入禅门“灯录”。历来对苏轼与佛禅关系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然而有关其诗歌中的佛寺描写却较少涉及，笔者所见仅李明华《苏轼诗歌与佛禅关系研究》[ 33 ]，对苏轼不同时期涉及佛寺的诗歌进行了具体统计，对笔者研究起到极大帮助。可惜的是，李文对苏轼诗歌中的佛寺书写所采取的话语系统及其中体现的思想特质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南朝四百八十寺”，南北朝起江南佛教之风逐渐昌盛，及至北宋，禅宗在江南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经济的发达促使寺院同样得到大量兴建，仅江陵一地便有“寺院五百五十”[ 34 ]，这为苏轼在诗歌中大量描写佛寺提供了物质基础。据李明华统计，苏轼在江南的涉佛寺诗要远超他在其他如黄州、惠州等地区。而在他书写江南佛寺的策略与所体现的思想上，同样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佛寺描写迥异的特质。
在苏轼的一生中，对“故乡”与“他乡”关系的思考贯穿始终。一方面，他对巴蜀的思念终身不渝，另一方面，又总是强调一种人生“如寄”的理念，明确表达出将他乡作为人生归处以终老其间的想法，并在各个阶段都对所处之地表达过类似感情[ 35 ]。然而大多时候，苏轼的到场是由于贬谪等客观因素，并非出于主动选择，对此类“归处”的认定也多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境遇下的开解，乃至更偏向于哲学上的意义。如被贬黄州、儋州时自认无望复官，是醒悟人生空漠后进而追求随遇而安，只要是“此心安处”，便均是故乡。宋时江南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处于全国前列，具备较高的宜居性。与其他城市相比，苏轼对江南的选择也存在着更强的主动性，他在常州买田并上表乞求居住，并在贬谪惠州时将家人安置于常州。在对具体实在生活场所的选择上，苏轼更偏向于风景优美的江南。对地域态度上的差异自然会影响作家的地域书写，而透过作家对地域内部的书写则能“管窥”其间暗含的思想观念。体现在苏轼对江南佛寺描写的上，则是呈现出与他处佛寺不同的宜居、闲适之景，挖掘出更强的隐居功能，划清了“幽隐”与“幽囚”的界限，表达渴望终老江南的愿望。
与其说苏轼是在书写佛寺，毋宁说他更关注的是佛寺园林。园林是传统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主要类型之一。江南本就是园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佛寺园林的建设也远远超过黄州、惠州乃至儋州等地。寺院作为园林，是最典型的“私人空间”。江南佛寺园林的美观程度要远胜他处，寺院的花、竹使苏轼着迷：“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然。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着酥煎”[ 36 ] 654、“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19 ] 888，相较之黄、惠、儋等地的寺院往往破败不堪：“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楼。”[ 37 ] 5133风景也呈现枯、残之貌：“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 38 ] 2152”、“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 38 ] 4664。不仅如此，佛寺园林的风光甚至无人欣赏，如《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38 ] 2162中便描绘了一株独生于蕃瘴之地的海棠，很难不让读者将之与苏轼本人相联系，名花与作者同样经历了“天涯流落”而“苦幽独”，惠州不仅不适宜海棠生存，同样不是自己的理想居住地。
园林往往与归隐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江南佛寺优美的环境不止一次引发苏轼渴望留居于此的情感：“风流二老长还往，顾我归期尚渺茫”[ 14 ] 1110、“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 39 ] 2676。与之相比，它处的寺院更多带给苏轼的是人生如梦之感。如在虔州天竺寺中看見白居易遗迹，发出“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40 ] 4387的慨叹，在南华寺中，认识到“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40 ] 4401亦或是在书写时融入对贬谪之难的开释：“幽人自种千头橘，远客来寻百结花。”[ 40 ] 5245“幽人”这一称谓是苏轼用于“咏叹自己是处于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 30 ] 136，与江南佛寺所激发的“幽隐”之意不同，在对显圣寺的书写中他明显强化了作为“幽人”的自我认同。以此观之，尽管同是在接纳佛禅，苏轼却在不同地域佛寺的描写中表达出“栖”与“囚”的明确界限。
与江南佛寺带给苏轼的栖隐感相对应的是在寺院书写中对“门”的特别关注。据笔者统计，苏轼在书写江南佛寺时涉“门”共12例，而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总共涉及寺院“门”意象仅3例。“门”这一意象在诗人园林书写中通常“作为外部‘人境’和内部‘隐居’之间界限。”[ 11 ] 44门内园林的优美环境会直接激发起苏轼渴望留居江南的想法。《虎丘寺》中，读者的视角随着“入门无平田”[ 29 ] 1127进入园内，接着便描绘出“东轩有佳致，云水丽千顷”[ 29 ] 1127等一系列的美景，最后使苏轼产生“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29 ] 1127的认识。门内与门外的对比中“门”的界限功能得以突出，从而强化寺院园林的栖隐属性。佛寺山门隔开了喧嚣的外界：“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 19 ] 844、“闭门群动息，香篆起烟缕”[ 36 ] 693，一门相隔却如同两个世界，通过闭门的动作，尘世的纷扰被排拒在外，作者也得以获得身心宁静。门对幽隐属性的增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某些时候苏轼自己都不得而入。当为机心所缠绕时，便无法进入代表归隐世界的寺院，在《海会寺清心堂》中，频频为山水所役使得自己甚至只能被关在门外聆听高人的吟唱。
五、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典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公私领域的关系问题是海外汉学家所提出的概念，却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作为文化地域，江南以优美的山水、独特的人文和悠久的历史得以成为具备“私人领域”性质的典型空间。在书写江南的过程中，苏轼以强烈的个人主观意识对之施加改造，试图在对江南自然和人文风景的书写中干涉国家政治，以增加距离感的手段削弱传统江南中带有色情意味的“佳丽地”属性，同时在描绘江南佛寺的过程中表达自己隐居的愿望，最终建构出独属自我的私人领域。对苏轼而言，江南带给他全新的文学创作内容与方式，对江南来说苏轼诗歌中的地域书写也成就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江南。 注释：
（1） 有关园林的私人空间属性参见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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