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村的故事，最初和浙江省松阳县的其他村镇类似，离不开三个词：点位、民宿、建筑师。
　　“点位”主要指松阳县乡村振兴计划的试点，它可以是一个村、其中的建筑或者文创产业。传统民间文化杂志《汉声》曾总结松阳的工作为“点位激活的穴位疗法”。
　　前任松阳县县委书记的王峻向《汉声》表示，散落在村庄里的试点也是振兴的关键节点，原因之一是资金有限。在振兴成果全面铺开前，这些点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
　　在上田村2018年被选为试点之前，四都乡的平田村、西坑村、陈家铺村都已经入选，拥有了被游客关注的点位。
　　最初的点是民宿。全县第一家精品民宿“过云山居”在西坑村，因为房子露台外的云雾缭绕的山景很快成为“网红”民宿。2015年8月开业之后，即使入冬依然能保持95%以上的入住率。这使它很快成为松阳的“样板房”。
　　类似的民宿在松阳遍地开花，成为了新的点位：平田村的云上平田，还有酉田村的酉田花开—民宿的名字能直接让游客记住这个村落。

　　事实上除了松阳，当时整个浙江省都开始进入一场用民宿拉动乡村经济的竞赛。以德清的莫干山为例，据中新网的数据，2010年莫干山民宿只有4家，到2015年有200多家，年营收1.7亿元。直到现在，民宿产业都被浙江文旅厅称为“诗画浙江”的“金字招牌”。截至2019年年底，浙江有登记在册的民宿近2万家，总营收超过100亿元。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把2014年、2015年称为“民宿的风口”，这几家当初让松阳被外界知晓的民宿是“恰好在风口上”。但作为当地聘请的乡村建设专家，他和当时的县领导一样，都担心民宿难以“带活整个村”。
　　于是在松阳又出现了民宿之外的不同点位。很大一部分是由知名建筑师对村里的老房子做修复和重新设计，然后将其设置成博物馆、书店、茶室等接待游客的场所。
　　在松阳，和村民、干部甚至出租车司机聊天，很可能会听到他们提起“老师们”—特指在松阳有作品的建筑师们。包括清华大学的许懋彦、徐甜甜、何崴，香港大学的王维仁，还有南京大学的张雷等。他们的作品给松阳带来了新的客流和关注，乡村振兴的点位又丰富了一些。
　　2018年，位于陈家铺村的先锋书店平民书局开业。它所在的建筑曾是50多年前修建的村民禮堂，由南京大学教授张雷和团队重新设计和改建。现在，就算在工作日的下午，你在这家先锋书店也能遇上几个背着相机来拍照的人，说不定还能聊几句老房子改建的门道。

　　建筑师们也喜欢用“点”和“线”讲述他们的松阳故事。徐甜甜在松阳有20多个项目，她把自己在松阳的实践称为“建筑针灸”—设计和建筑被她认为是一个又一个的穴位，针对的是不同的乡村问题。
　　另外，她还希望通过建筑整合村里的经济、文化资源。
　　在樟溪乡兴村，她主持设计了一个红糖工坊，希望改变之前村里生产红糖家庭作坊模式，同时让游客能观看红糖的生产流程。她曾在《建筑学报》期刊上介绍，红糖工坊造就了“红糖旅游系统”，其中包括“吃-品红糖，住-红糖特色民宿，游-甘蔗田风景，购-传统红糖产品、娱-体验红糖加工”。
　　她在松阳的设计很快受到建筑圈的关注，并且受到了国外媒体的报道。她的DnA建筑事务所有6个项目入选了建筑媒体Archdaily 2021年年度建筑，全部都是在松阳的作品。
　　在和美国策展人VladimirBelogolovsky对谈时，她曾这样解释这个概念：“通过对每个村庄情况和问题的分析，就像医生通过症状对病人进行诊断一样，更具有针对性地去寻找最适合的建筑介入方式，选择点位，建立功能”。她不断提到“村落的文脉传承”，希望自己建筑的公共功能能对此有用。 　　这是松阳县的1. 0版本，也是为大众所知道的建筑设计塑造乡村美学的版本。如今，这个版本的故事正在面临一些争议，因为它看起来发展了当地的民宿业，事实上却与真正的乡村复兴相去甚远。

　　上田村则试图发展出接下来的故事，同样和点位、民宿和建筑师有关，但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2018年，张旭军作为三都乡的党委副书记见证了上田村被县里选为乡村振兴的新试点，一家名为“原乡上田”的民宿在那年被筹建。
　　2018年4月，时任县委书记王峻来到了上田村半岭自然村，不久后提出了“共有共享的半岭有机更新和社会主义民宿建设”理念。和过云山居相比，他希望这里有一家能让村民参与和获益更多的民 宿。
　　事实上，城市工商资本在农村开发民宿的模式近年不断被质疑和讨论。有学者曾研究过莫干山民宿产业的困境，其中一项重要的问题是，“井喷”的民宿影响了村民原本的营生。另外，早期低租金的房屋租赁在民宿市场成熟后容易让村民心理失衡，导致他们提出涨租、终止合约。原住民和投资者的矛盾激化。

　　曾参与原乡上田项目的潘力平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民宿（过云山居）刚开始做的时候，老百姓说，你们去弄这个破房子干什么。做民宿200块一夜都没人来。”过云山居最初的6间房所在的老房子，当时投资者只付了一年5000元的租金。除了这个成本，他们还需要付一些水费、雇村民打扫卫生的工资。
　　但是现在看来，过云山居所在的位置绝佳，民宿临近悬崖峭壁，前面是一望无垠的整个松古盆地，很适合在这里看云起云落。
　　过云山居的房费在每晚800到1100元不等。算上它每年90%以上的超高入住率，当时付给村里的成本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尽管过云山居带来的游客还可以帮助本地农民卖掉他们的土特产，但这些收入也相对微小。
　　罗德胤认为民宿在松阳乡村建设的初期有重要的作用。“它就是树立了一种‘老房子能挣钱’的观念，所以我能不拆就不拆。”不少老房子因此保住了。但是，“要让民宿解决村民持续的收益，还有村民主导性的问题，给它的压力就太大了。”
　　张旭军也承认，过云山居有一定的“先驱作用”，“有他们的付出和汗水”。但是他认为，这家民宿和周围村里的原住民联结太少了。“你走进去之后，确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的，也是非常舒适的。但是你走出来之后，又是另一种天地。里面是第一世界，外面还是第三世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上田村开始了一个新的民宿项目“原乡上田”，位置选在了上田行政村的半岭自然村。相比上田村的其他3个自然村，这里交通便利。另外，半岭自然村是国家级传统村落，在这次开发之前还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村落的形态。

　　这种条件和村里房屋空置有关系。上田村离县城20分钟车程，有不少人早期就从村里搬到县城居住。村里的老房子因此空置时间长，成了“空心村”。以民宿所在的半岭自然村为例，截至2017年年底，全村户籍人口32户78人，實际常住人口12人，且多为老人。
　　民宿和点位确认了，建筑师再次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作用。徐甜甜也参与了上田的调研，她的工作室主要负责了村庄和民宿的规划设计。
　　那时候，她在松阳的“建筑针灸”已经初见成效，在松阳不同的村落设计和改建公共空间。这些空间往往能成为所在村的标识，吸引因为“建筑美学”来打卡的游客。
　　潘力平在讲起松阳乡村振兴最初获得的支持时就提到，徐甜甜的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之后，引起了国内的相关部门和领导的关注，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但在知名建筑师的设计之外，原乡上田民宿还想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主要吸引外地游客的民宿，如何达到“和本地村民更深联结”的要求？
　　他们决定在制度上创新—不依靠私营资本投资，而是整合村民、村集体和政府的资金，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1256万元的公司。另外，他们甚至没有找外部运营，而是主要让村民经营。也就是说，服务、管理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都是村民。
　　先是筹钱。公司的6个股东里，最大的股东是上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也就是村集体。其中的钱包括政府给上田村的经济补贴，还有被作价入股的集体所有公益林、停车场、山塘等资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是松阳县田园强村投资有限公司，国有企业，代表政府注入的资金。这意味着他们对公司决策有一票否决权。徐甜甜DnN工作室对这个企业的介绍中，标注着“待项目发展壮大后，可逐步退出”。
　　被选中的房子的20年使用权作价入股，组成上田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除此以外，还有农户流转到合作社的土地经营权和林权，以及其他村民也可以现金入股。
　　2018年10月24日，“原乡上田”民宿项目开始动工。项目面积5970平方米，半岭的20多栋老房子都被纳入修缮设计的范围，几乎是整村的房子，体量构成了一个“民宿综合体”。
　　原乡上田的建筑，尽量保留了浙江典型村落的质感，房子墙面的土黄色、墙凹凸不平的状态也被保留。据徐甜甜的DnA工作室的介绍，他们遵从了传统村落“最小干预”的原则，保留了原有格局和建筑尺度。 　　村里也有几户没从老房子搬出，至今住在村里。入住其中的游客，不僅能在自己的房间门口的木牌上看到自己住的是“雅琴家”“永基家”还是“大力家”，有时候还能偶遇隔壁的原住民邻居。
　　张旭军对原乡上田设计的理解是，“不是要做成一个什么形状，做成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注重它原来的东西”。这样“微改造”的理念也与目前较少被人工干预的原乡上田民宿的外观相符合。
　　但同时，张旭军也认识到，“房子只不过是一个躯壳，如果生活在里面的人离开了，没有了生活场景，便失去了灵魂”。
　　在“原乡上田”的项目里，留住“灵魂”的方式除了村集体入股，还有让自己的村民直接在民宿里工作和运营—15个员工里有13个是村民，公司的总经理是村党支部书记。但普通村民能直接上手做的，大部分还是基础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原乡上田从县城找来了会计和管家，还引入了返乡青年—通常，乡村建设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在这里没有工作机会。
　　李萌是松阳县城人，在2019年回到松阳之前，在苏州、杭州工作了十几年。她学的专业是纺织设计，后来和同学一起做室内软装，并且因此接触到了原乡上田项目。2019年，她参与了客房的室内设计，完工之后，乡政府的张旭军问她是否愿意留下在民宿做管家，她同意了。
　　“因为一般年轻人，他可能觉得山里的生活比较艰苦一点。可能像我们这种80年代初的人，更喜欢纯天然的生活。大城市的生活，我们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觉得简简单单的山居、小镇生活更适合我们。”她说自己对回家乡工作没太多纠结，“原本松阳这个地方就不错，好山好水。不会让人觉得一心想走出去。”
　　宋晓燕是上田村人，后来去宁波念大学，在杭州工作过十多年。10年里，她有7年在做电商批发女装，一般只做冬季。
　　在她回到村里做总经理助理的2020年7月，原乡上田民宿生意已经逐渐变好。“我感觉还挺有面子的。讲出去，这是我们村的建设。”于是她决定“回去做点贡献”，反正也不太会影响她的电商生意。
　　有了好的设计、员工和外来引进人才，一切都看似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截至2021年1月，这家民宿综合体接待了2万名左右的游客，营业收入180万元左右。其中，70多万元都用于员工—大多是村民—工资的发放。除此以外，村里的蔬菜、肉蛋等食品带给民宿的销售额也有30多万元，这些都是公司帮助村集体、村民增收的部分。
　　张旭军特意强调，那些把房子使用权让渡给民宿项目的村民，每年可以来自己的房子里住10天，一天只要100元。“像过云山居，每个房子都装着密码锁，只在一个小区域里面，村民们想进去是进不去的。”
　　但是现代企业制度和乡村原先的治理方式还是有不相适应的部分。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原乡上田民宿的运营问题逐渐显现。
　　财务流水账做不清楚是最明显的问题。曾为原乡上田做过食材供应商的李师傅向《第一财经》杂志举例，例如民宿的采购人员找到他订菜，他们需要李师傅开出发票，才能走公司的账付款。但村民往往不能在当天开票。“我卖个菜，还要去县里的行政中心办事大厅去开票。”
　　最后，处理的办法可能是农户手写收据，之后补发票。但等到年底，账目多起来可能又算不清楚了。这种情况下，直接被触及利益的是第二大股东国企松阳县田园强村投资有限公司，他们向村里表示没法落账，需要重新做账。这势必又会遭到村里的抱怨。
　　本地村民和外来员工之间的矛盾也不好调和。张旭军一边回忆一边猜测，矛盾可能在2020年疫情期间就结下了。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又是春季采茶高峰期，不少员工需要到自家的茶田里干活。外来的管理人员要求房间还是要定期打扫、更换床品。两边都顾不过来的村民难以理解，对他们来说，前几天明明都已经打扫得非常干净，后来也没人动过，为什么又要打扫？
　　2021年2月，原乡上田和北京阳光帕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10年的委托运营合同。这家公司更为人熟知的品牌是“白日梦旅行”，主打境外定制旅行。在合同里，白日梦旅行承诺平均每年交给村里100万元，但是没有同意潘力平“在员工中有确定比例的村民”的要求。
　　潘力平讲了这个决策的原因。“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尽管我们自己不会经营，但是要慢慢通过摸索自己成长。”他说的是在民宿工作的本村人。“后来就感觉到有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永远长不大。应该怎么办？”
　　他承认这种尝试带来了影响和进步，“原来的一些农村妇女，她们也逐步向服务员的方向转变”，但是“在执行管理制度这些方面，原乡上田还是跟我们现代企业的运行管理差太远”。
　　官员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他担心的原因之一。他担心如果自己换岗，新来的人不一定有时间和精力像他一样去抓这家民宿的管理。
　　每年10 0万元，潘力平认为这是目前看来村里人自己经营能拿到的最高利润。如果只靠目前这些住宿创收，没有其他运营项目，很难增加收入。因此，他期待接手的运营公司能给原乡上田开拓出住宿、吃饭之外的产业，给民宿增值。
　　另外，他表示在原乡上田正式运营的一年里，接待的客源有不少是靠行政部门支持，“估计有80%”。这是初期他们招揽客源的办法之一，因为他知道现在民宿越来越多，竞争也日渐激烈。
　　故事到此为止。和白日梦的签约，看起来像是宣告了上田村自主运营民宿的失败，仍然走回了民宿与外来资本合作的老路。
　　但潘力平不这样认为，在他的设想中，这仍然是一种尝试。“尽管形式上有点类似，但今后上田村还是有一个实体的企业，集体经济和他们有连接。之后我们还可以有各方面的拓展。”
　　他举例，例如在上田村搞游学活动，或者搞畜牧业，也许村民可以帮忙养牛，或者表演和教授当地的手艺。“最后就是多产业，每一个产业里都有一份集体经济。产业发展越多，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多。”
　　原乡上田民宿在过去一年里的本村运营自此告一段落。这段在松阳的民宿和知名建筑游览业态成熟基础上的实践，曾经是松阳乡村建设实践的新故事。现在看来，无论是松阳的乡村建设，还是上田村的民宿运营，故事都需要重新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