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先后崛起于欧洲。它们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科学化使得历史学走向了背离人性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潮流下，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维护了历史学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克罗齐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只能看到科学对历史学造成的消极影响。历史学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如何探讨两者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史学思想
　　
　　19世纪以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主张史学科学化。科学主义的入侵，使得历史学开始出现了一种背离人性的倾向。在这一潮流下，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首先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历史并不是科学，并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可以说，克罗齐的反驳是十分有力的，然而，由于史学观念、史学研究方法等的差异，学界在对于克罗齐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分歧。笔者根据《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从下面三个方面对他的史学思想进行述评。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齐最核心的命题，即只有被我们正在思索的历史才是历史。几千年前的历史，只要我们正在思索它，那也会成为当代史，因为它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即使是一小时以前的历史，如果没有被我们思索或察觉到，它就不会成为历史。“像当代史一样，它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1］那就是说，区分是否为当代史的关键在于这些历史是否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为我们所思索。
　　在这样的前提下，克罗齐提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我们之所以对研究过去感兴趣，是因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了问题，进而我们要沿着这些问题对过去进行探索，进一步从过去的史实中寻找问题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一切的历史，都是在研究当代史。进入我们头脑中为我们所思索的那部分历史，它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都是与现在紧密地相关的。克罗齐说道：“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此刻对我来说，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2］
　　在这里，克罗齐的说法无疑有“眼开则花明，眼闭则花寂”的感觉。但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是谁而写，又由谁来阅读？假如历史没有进入人们的头脑中，它就不能为人们所感知。
　　克罗齐指出，人类的精神是重现历史的关键，历史内在于精神。“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于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3］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前人的历史，都是“人心中的历史”，即历史记录者的记忆。在古代，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还未出现，历史学家是采用文字记录或口头传诵进行记录的。
　　笔者认为，人类历史传递有其独有的系统。打个比方，历史就像人类的记忆库，记录者就像书写器，阅读者就像读取器,书籍和声音则是历史的介体。这种系统有其独有的运作模式。解读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人又不可能把所有的记忆都记得，所以必须把记忆进行克罗齐所说的“经济性贮备”［4］，仅仅留下记忆的痕迹。一旦现实对我们进行刺激，让我们产生了寻找过去的冲动，这种痕迹就可能让我们再次恢复对过去的记忆。这种冲动正是克罗齐所说的现实中的人具有主体性，即克罗齐所强调的精神的一元性。这种精神性是我们得以解读历史的前提，表现在人读取史实所体验到的真实感。除此之外，那些尚未进入我们头脑中的，即使是已经写成的历史著作，也不能算是历史，“一個问题失去了它的要素时,解决问题的有效意志和有效需要连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5］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历史的相对主义。既然只有经过人思索过的历史才能称之为历史，那么编年史属于这一种历史吗？对此，克罗齐力图把编年史与历史区分开来，他说道:“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6］他指出，编年史之所以看起来比历史存在早，是因为前人把自己的历史遗留下来，后人阅读时便以为编年史就是历史本身。编年史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保存历史的遗骸”。先有前人的精神，然后才有后人的解读。后人的精神是通过对编年史实现历史的重现的，“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它们重现过去的历史，使其更加丰富，并在我们的精神前成为‘现在’的日子是会到来的”。“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7］
　　为了彻底解决对史料定义的模糊之处，克罗齐论述道：“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就是说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处在这种地位，它们就不是和历史对立的，也不是和综合对立的，如同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相对立一样，它们就是历史本身的部分，它们就在综合之中，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8］史料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正如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共同构成汲水的实践活动一样，生活和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我们通过生活激发对过去的思考，从而还原历史。编年史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也是因为生活对于思想的激活。
　　克罗齐站在精神一元论的角度，回答了“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即历史是由人来记录、由人来解读的，历史的实质是人的精神。这就驳斥了科学化史学的研究前提——历史是客观事物，维护了历史学的价值，这是他的贡献之一。
　　二、历史的界限
　　克罗齐的精神一元论有助于消除历史“怀疑论”。但是，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不可知论”，即“它并不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9］我们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很少的，即使我们所知道的也是不确定的。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否就只是前人遗留下来或者我们探索所得的历史？我们能否知道所有的历史？如果历史学不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它的作用又会在哪里呢？克罗齐对此问题是这样论述的：“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当我们乍一接触无限时，无限就变大了，它对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它只使我们望而生畏。只有可怜的有限才对我们有帮助，才是有定的、具体的，才能被思想所掌握，才能成为我们的存在基础和我们的行动起点。”［10］
　　很明显，克罗齐看出了求知于无限的人类历史的可怕之处。他不提倡这种做法，而是认为我们应该着手研究于眼前的、具体的、能够为精神所掌握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步一步的探索中对未知进行认知。
　　笔者认为，人类对于历史的把握是有限的，我们所书写的历史，永远落后于我们活着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也需要后人来帮助整理出来。进一步说，对于宇宙的形成、太阳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我们更无从获知。即使是对于已知的部分的人类历史，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各个领域的具体方面进行把握。例如对于远古时期下层民众生活史、家族发展史、部落战争史，我们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碎散的甚至是错误的片段。我们只能从前人记载中感知历史，前人不记载，我们就无从知道了。要想知道所有历史，无异于把人的头脑暴露于空气中，然后让他接受庞大的记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命也会因此瞬间枯竭。这就是历史学的局限性：一部包罗万象的普遍史是不存在的。